天才·人才·庸才·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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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人才·庸才·小人

文【朱中原】

这似乎是个老话题。人人都可以谈。随时随地都可以谈。但是，在艺术界，重提天才、人才与庸才的话题，我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明白了这几个“才”之间的界限，或者说让我们对当下艺术界的一些“才”划分界限，哪怕就是对号入座，也是有益的。
天才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稀有之物，人才不可缺，天才更不可缺。人才可惜，天才更可惜。某种程度上说，天才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推动力，尤其是文化天才、艺术天才，他的影响绝不止一时一刻，一朝一代，而是震铄古今。其思想和精神可说是垂范千古。
本文不在于探讨谁是天才，谁不是天才，亦不在于对古今之天才予以罗列，实乃天才的判别方式有很多种，言人人殊，众说皆理，且各时代各社会，具天才之质者亦不乏其人，难有定论。故本文意在指认天才之思维与情致，对人类社会的震铄与影响。但本文要指出的是，不论天才的划分有怎样的不同，但终归一点，凡具天才者，必有七大特质：一是具有震铄古今的思想与精神，且其思想具有普世性价值；二是孤独感，没有天才不孤独，也没有不孤独的天才；三是历经坎坷与磨难，其先天的智慧与后天的磨难同在；四是具有一定的偏执狂特质；五是童年时代孤僻；六是异于常人的思维与秉赋，具有强烈的叛逆性和超越性思想，难以见容于同时代人；七是其先天之智慧多于后天之勤奋，或说与后天之勤奋没有必然联系。
天才的思想既是超越的，同时也代表了人类整体的思维。他的利益取向一定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所以，天才的思想既难以获得当时大多数人的认同，但它在本质上又是为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群体说话。前者说明了天才思想的超越性，后者说明了天才思想的普世性。换句话说，如果天才的思想仅仅只是代表他个人，或者说仅仅只是从他个人出发，那么这注定是渺小的另类，而不会冠绝人类文化史。
天才之智慧决不可以道里计，不可以年龄计，不可以领域计，不可以时代计，更不可以民族或家国计。
中国历来不乏天才，但可惜的是，天才的成长历经坎坷与磨难，因为，天才往往是与庸才、小人甚至是恶人相伴随、共同成长的。任何一个大师、天才的背后，都有一大群庸才和小人围着。所以，人才常有，但天才不常有，而且天才更容易夭折。
唐代的柳宗元，少年即有天才之资，而且少年得志，能读万卷书，知天下事，但盛年以后，却寥落凄清，原因是受官场排挤，遭小人算计，被一贬再贬。遂凄清半生。说柳宗元是神童也好，天才也好，都不为过。而与其同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的命运似乎形成了截然的分殊。韩愈前半生凄清寥落，后半生飞黄腾达。然二人共同的特点是，俱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为中唐文坛之领袖人物，尤其是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可说是人才中的天才。
当然，若言神童，恐怕今日比比皆是。今日各种培训班、天才班、少年班上，俱是智力超群者。然而，这样的神童，除了仅仅是神童之外，恐怕也没有别的了。而且，今日之神童，大多是昙花一现，早已远非昔日天才之类。神童之智力或许远非天才所能及，然神童之文化及精神修为，却与天才者相去甚远也。今日之神童，不过是催肥剂催出来的，或者是在智力上超群者，而非道德、人格、文化及精神修为超群者。
如前所述，天才之思想、精神与文化品格，当振聋发聩，震铄古今者也。天才大多是先天的，与后天的成长与勤奋并无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更与读书多少无直接关系。当然，天才若读书多，用功多，努力多，再遇上好环境，好人缘，则天才当会走向成功。如无机遇，则有可能天才陨落。试想，若李白不遇上唐玄宗、杨贵妃，恐怕连长安城皇宫最外重的大门都进不了，也许会永远遗忘于后人了。苏东坡若不幸遇于高太后，屡次犯险，都有高太后为其保驾护航，恐怕年纪轻轻，就早已贬谪于那瘴疠丛生的南蛮之地、永无回转之机了，如果苏东坡没有到黄州，也不会有流传千古的黄州寒食诗和书法巨作了。苏东坡的天才秉性是毫无疑问的，而也正因了其这种天才，才被朝中部分耿介之士的赏识。当然，苏东坡天才的秉性，也为其后来的遭际落下了病根。
因为任何天才都是孤独的、孤寂的、清高的，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一肚子的牢骚满腹，当然，这种牢骚，未必是对自我境遇的牢骚，更多是对家国之事的牢骚。如屈原的满腹牢骚，竟然使骚体成为千古之唱，若非天才，断不能如此。李白之古风吟唱，妙绝千古，其卓然之想象力，断无后者。苏轼之旷达、超逸情怀，后世无人能及；徐渭之狂、之癫，李贽之奇、之怪，皆冠绝寰宇。正因了这种孤寂、清高和牢骚，才有了天才的遭际，它会使得天才在成长过程中处处遭忌，处处触碰坎坷，处处遇不是，处处犯险。如果说天才天生就是寂寥、傲骨和清高的，那么，嫉妒则是庸才和小人的秉性。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其实人人都是“人才”，只不过，每个人的才能有不同表现而已。比如，庸才和小人也是人才，庸才和小人的本事当然不会表现在专业技能和文化修为上，而是表现在整人、算计、溜须拍马和钻营上。所以，对这个世俗世界的认知，天才往往会表现为书生气，而庸才和小人的脑袋则极为灵光，他们知道如何玩转这个世界，如何依靠天才生存，如何假借天才来为自己谋利，如何利用别人，如何讨好别人，如何让自己过得优哉游哉，如何让权力在自己手里转得更为自如，如何能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而又不暴露自己、损失自己，如何能损人又利己，如何能利己而又不被人察觉。这些，都是小人的本领，这些本领，也许是那些书生气十足的天才永远也不屑于学、当然也学不会的。就像刘备之于诸葛亮。无论是从谋略、战略还是军事角度说，刘备都堪称庸才，几乎可以说不会打仗，不会用计，在军事谋略上，他甚至赶不上曹操、孙权，当然就更无法与诸葛孔明相比拟了。就智商而论，刘备显然是庸才，诸葛亮则堪称天下之奇才，可为天才也。然而，天才的诸葛亮，终究还是干不过庸才的刘备，刘备知道如何笼络人，如何讨好人，如何收买人心，如何利用人，而诸葛亮遇到了刘备，即使再聪明再算计，也终究还是对刘备誓死效忠。诸葛亮至始至终都能效忠于蜀汉，实际上就是效忠于刘备。这一点，不能说刘备不厉害。
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宋江。《水浒》中的宋江是个表面慷慨仁义、内里小人的庸才，不会用兵打仗，不会用计，不会攻城掠地，只会吆喝人，笼络人，下面的人即使再有本事，也得乖乖地听他的话。宋江的身边都是一群好汉，而唯独宋江一人阴险投机，小人心态。苏东坡则恰恰相反。北宋官场，按理说，苏东坡的崇拜者、学生和“死党”当不少，但在官场中，只有苏东坡是最有气节的，面对新党旧党之争，他没有骑墙之举，当新党得势时，他敢于抨击新法，而当王安石新党失势时，他又敢于替新党鸣不平，这是一种大义凛然之举！不要说小人，一般人都绝难如此。然而，正是因其太有才、太出众了，才屡遭贬谪之苦。同为大书法家，苏东坡不用学蔡京之辈，其实他能学到董其昌一星半点的中庸为官之道，苏东坡一生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了，不说成为王公贵胄，起码也是搜罗宏富了。然而，苏东坡就是不这样做。因为，他是天才，他有天才的秉性，而董其昌，无论其书法再好，绘画再出众，最多是个文人艺术家罢了。若说做官做学问做文章三者兼得、而且仕途最舒服的，恐怕得数晚清的曾国藩了。
曾国藩大概算得上是官员中的天才。但是，曾国藩这种做官的才华，其实还不能与文学、艺术天才比拟，至少不是一回事，因为，曾国藩做官的才华，其实不是先天的，而更多是后天的历练，因为，曾国藩的很多为官之道，都是其在半生宦海中磨砺出来的。换句话说，曾国藩的宦海之道，其实是颇不顺畅、颇为坎坷的，曾国藩之所以能在位极人臣之后全身而退，乃是因他在多年的宦海中，悟得了官场的哲学，悟得了人生之真谛。所以，他退，他保住了自己，也成全了自己。然而，身处浮世中的我们，进退岂能如此自如？诗人诗句中的进退自如，不过是一种愿景罢了。苏东坡每一次宦海中的退或者是进，都伴随着无尽的血泪与辛酸，而苏东坡最后的逍遥，也是在历经大半生的宦海之后才悟得的。
所以，并不是说天才没有缺陷，恰恰相反，天才既然有天大的才华，则必有天才的缺陷，这缺陷即为其对世界本源的清醒，而对社会人际的迷糊，作为书生的李白和苏轼，哪里能猜得透官场的黑幕呢？因为，他们把一生中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思考这个社会与世界的运转，用于思索自我精神的圆满，而忽视了对周遭世界人际变迁的关注，所以，他们的官场仕宦，肯定是一塌糊涂的。
而小人则恰恰相反。天才的脑子，终日都在思考哲学与思想，而小人的脑子则终日在算计，当然，他算计的肯定不是什么哲学问题，思想问题，也不是什么国家问题、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是算计他自己的利益得失。小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都是他自己。当然，我所说的小人，指的是道德伦理层面的。小人还不同于庸才和庸人。小人也可能具备天才一般的思维，只不过，小人的这种智慧和天才，用于歪门邪道和为自己谋利益去了。而且，小人和一般人的区别是，一般人也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但小人不仅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而且还要算计别人，整别人，就是说，小人获利，是以损害别人为基础的。
余秋雨有一句话我觉得道出了中国历史社会的本质：大师牵着历史走，小人牵着大师走。可说是对中国文化史的一种精当概括。而我想说的是，其实，真正牵着历史走的不是大师，也不是小人，而是庸人。
为什么说是庸人牵着历史走呢？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历史的演变，都是在中和了最高智慧与最低智慧、最高道德与最低道德、最高文化与最低文化之后的结果，换句话说，历史社会的演进，就是一个各方零和博弈的结果，它绝不会是按照最好的方式或最优的方式演进的，当然也不会是按照最坏或者是最差的方式演进的。因为，任何历史社会的演进，它都承载着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它是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而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意志，一定不是最好和最优的，当然也不是最坏和最差的，而一定是最好和最差的中间数。而这个中间数，则一定代表着大多数人的智慧和意志，代表着一个社会文化智力和道德水平的中间值。这就是我对中国历史社会的考察。
当然，我绝不是否定文化精英、思想精英和艺术精英对社会的推动与影响，我是按照社会学层面的世俗逻辑来判断的。因为，社会是一个客体，它不是由谁来主宰，不以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一种集体的世俗的发展。所以，政治社会学始终会有它庸俗的一面。因为它在剔除渣滓的同时，也可能在排斥精英。虽然，历史上的精英与天才，都在后世社会产生了震铄古今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千百年来，仍然不能左右或主宰社会的世俗化演变，或者说，社会的变革，仍然以它世俗的方式在进行着。精英或天才的意志，可以为历史的前进提供某种凝聚力和动力，但是却难以左右社会的世俗化发展。比如，在古代，我们可以活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体系中，但是，原典的孔孟思想或儒家文化，只能存在或影响一部分人和一部分群体，而整个社会所接受的儒家文化，其实都早已世俗化了。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以平民居多，平民者，既没有精英的思维，也没有精英的地位和财富，而平民者中，又以庸人、庸才居多。庸人、庸才者，未必是道德拙劣、品格低下之人，而只是文化水平低而已，但是，庸人哲学却是一个社会中最流行的哲学，也是最流毒的哲学。庸人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也是整个社会中最流行的生活方式。一个社会中，精英只是少数，而天才则是少数中的少数，当然，小人、坏人虽不乏其人，但大奸大恶之人也是极少数。所以，一个社会中庸常之人的数量，就好比我们今天城市中产阶级或准中产阶级的数量，它最多，它处于金字塔结构的最中间，而且也是最牢固的阶层，这个阶层，由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无论在思维、地位、财富和身份上，都占绝大多数的比例，所以，他们的思维肯定是随大流的，就像今天中国的大多数白领，他们对于社会肯定是最为敏感的，一个社会最为流行什么，可能会发生什么，房价会发生什么变动，物价会有什么涨跌，这部分群体肯定是最为敏感的，因而，他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肯定也是这个社会中最为流行、最为普遍的，因此，便产生了各种各样世俗的竞争技能。这就是一种庸人哲学。
庸才是一个社会潜规则的制造者、拥护者、践行者，而天才则是社会潜规则的批判者、打破者、消灭者。天才不但有过人之思之言，还有过人之行之为，他一定是敢于打破社会潜规则的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于打破社会日常秩序或者是世俗伦理的人。你像李白，明明皇帝老儿对他那么欣赏，要按照一般人，那是狗屎运气来了，马上趴在地上三跪九叩都不嫌够，但李白却来个“天子呼来不上船”，你皇帝再牛，但在我李白眼里，最起码在文学这个层面，我们是平等的，我们的人格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干嘛要听你的使唤呢？李白用一种精神昭告世人：所谓的权力，不过是人们心中一种世俗的欲望罢了，并不可怕。当然，李白这种做法的下场是不言而明的，那就是丢官罢职，从庙堂又回到了江湖。但就是他的这些话，让李白成为了李白，而没有成为蔡京、没有成为赵孟頫、没有成为严嵩，甚至也没有成为曾国藩。李白实现了华丽的转身。还有明代的李贽。李贽虽然算不上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虽然他口出狂言，虽然他言行不一，虽然他自身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但是他的思想在于揭露人性之丑，在于揭露自我之虚伪，揭露人性的矛盾，他提出“唯心论”，提出平等思想，这在当时儒家哲学讲究经世致用和礼仪廉耻的封建时代，足以振聋发聩、烛照千秋。
庸人不一定是小人、坏人，庸人甚至可以没有思想，没有文化，但是，庸人的社会学生存法则，则对这个社会的世俗运行而言一定是最为有效的。平庸之人，专业技能和职业水平，既不高，也不低，道德人品既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差，为人处世，既算不上大奸大恶，也算不上高尚优秀，庸人的生存哲学，其出发点也是一切为了自己，但是，他在为自己的同时，也可能会兼顾他人的利益，至少，他不会像小人那样去有意地损害别人。
庸人哲学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最为推崇、最为信奉的一种实用主义哲学。庸人哲学的基础当然就是儒家思想的经世致用、礼义廉耻。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与本土化的讲究保佑升官发财、平安富贵的佛家思想、追求长生不老、死后成仙的道家思想的结合，便组合形成了中国式的庸人哲学。这个庸人哲学主导着从古至今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生存。即便是就现在的中产者而言，也仍然是以这种庸人哲学为精神主宰的。
当然，一个社会正常的运行机制，应该是由中产阶级来主导。但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主要还是从经济学层面来说的，主要是以人的收入状况来判定是否中产。但是，中产阶层并不等同于庸人阶层。中产者中，有可能有精英，也可能有庸人，也可能有天才，也可能有公务员阶层或统治阶层。中产只是一个经济学层面的身份判断，不代表价值判断。但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智慧，则无疑中产者最能体现。我并不反对中产者主宰社会，但我反对处于中间状态的庸人阶层来主导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
由中产者来主导社会，它会使大部分人受益，不会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就像我们的政治生态一样，不管是从极右到极左，还是从极左到极右，其实都是很可怕的。它都体现了个体专制的力量。每一个社会，当极端主导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时，往往就是处于文化的大萧条甚至是大灭绝的状态，如反右运动，将右派统统剿灭、扼杀，让知识分子成为阶下囚，让精英变成比平民还低下的阶层，这是反人类、反人性的，如文革，它让整个社会秩序、社会伦理处于崩溃状态，以至于到了人人自危、人人都不得不去做小人的地步，它让人性中善的一面完全消失了，而人性中恶的一面则极大地张扬。这就是一种极端。
庸人的哲学，就像技术层面或表面的民主一样。民主其实是一个很庸俗的词，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大家拿意见。事实上，让每一个人都拿意见，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的，几乎只存在于天堂。所以，民主也好，自由也好，从世俗层面来讲，其实都是有限的。即便就是那些民主、自由口号喊得最响的人，他骨子里的民主和自由也是有限度的，甚至他骨子里的行为和思想也可能是反民主、反自由的。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实在太过普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无论是政治机制，还是社会机制，或是文化机制，我以为，民主都是最不坏的机制，有民主总比没有民主好。尤其是在社会与政治层面，民主其实没有那么高深，它就是涉及到社会群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老百姓用手投票而已。所以，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但是，民主过了头，就容易演变成另一种暴力，或者说是另一种专政了。实际上，民主与暴力，也就是一步之遥。历史上，以民主为口号的专政其实很多。一个最经典的事例就是倡导议会民主的苏格拉底，却死于被自己的民主思想统帅下的统治者之手。这是一个悖论。很多专制者，在施行一道命令或口号时，往往会当着大家的面问这个可行不可行，而由于大多数人都缺乏理性的判断，再加上那种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的作祟，那么，即使是心里不赞同，嘴上也会赞同的。所以，有时，民主会养成人的一种群体的思维惰性。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跟风意识、从众意识。
那么相反，是不是不民主就会更好呢？当然不是。如果说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完全掌握在一批以小人、庸人或外行人为代表的专制者手中，那么，这种不民主，对社会的危害肯定是最大最大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精英或天才思想主宰下的社会民主机制。这就像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精神主宰下的古希腊，卢梭与伏尔泰思想主导下的法国，哈耶克思想主导下的英国，释迦摩尼、甘地思想主导下的印度。这些天才的精神领袖，其对社会的影响是超越古今的，甚至是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可以想见，一个社会和民族，若无精神领袖或那种天才般的思想引领，那将处于漫长的迷茫甚至是黑暗状态。古代中国，孔孟之道或者说是被修正了的孔孟之道主宰着中国的道统与政统，它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处于一种长期的“超稳定”结构状态。而现代中国，传统的文化道统被打破，而新的文化道统又没有得以建立，而以一种不确定的世俗的浮浅的庸俗价值观所主宰，更为遗憾的是，真正的精英思想被消泯，天才被扼杀，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化的商业思想、庸人哲学。而一些毫无思想的所谓伪精英、伪名流，又往往主导着话语权，误导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走向。这是一种巨大的倒退。一切信仰体系都已坍塌，既没有哲学体系，也没有文化体系，更没有宗教信仰体系，人们唯一信仰的就是自我权力意识和利益诉求的极度膨胀，自我价值的无限张扬，一切以自我和小团体利益为出发点，而那些振聋发聩的声音，要么被挤掉了、扼杀了，要么则是一些极端的民粹化或极具误导性的口号，而缺乏理性和超理性的声音。整个社会流行的，是那种极力彰显个人权力和利益欲望的庸人哲学和世俗哲学。
尽管民主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不失为一种最不坏的机制，但是，民主在文化思想层面，却未必是最好的机制。因为，文化思想是人的内心的主宰。文化与思想，是需要超越性、需要冲决力、需要超验的思维的。文化最可怕的不是没有民主，而是随波逐流，盲目跟风。文化最可怕的也是庸人主宰。庸人主宰的文化也可以形成一种世俗性的社会文化，但是，却难以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力、冲决力和推动力。文化若无影响力、冲决力和推动力，则一个社会与民族即失去其进新的动力。
这就像古希腊没有苏格拉底、没有亚里斯多德，古罗马没有荷马史诗，古印度没有释迦摩尼，古中国没有孔孟老庄、现代中国没有鲁迅一样，整个民族的发展将失去其精神的源泉。而一个没有精神源动力的民族，则一定是一个死亡的民族，一个没有精神凝聚力的民族。所以，在文化和艺术上，我们当然要拒绝小人文化，但是，我们更不需要庸人文化。庸人文化是一种世俗的文化。当一个社会的文化力被大多数庸人影响和主宰，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基本没有希望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当今社会的现状。
一个很基本很普遍的事实是，当今社会，我们看到了许多不是文化的人在搞文化，不懂文化的人在搞文化。当今中国13亿人当中，随着知识结构的改变，谈文化、喊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谈文化不等于就有文化。因为，谈文化，可以成为这个社会有知识、有文化地位的人的一种附庸风雅的生活方式。文化仅仅成为他们的妆点而已，仅仅是他们身上的一张皮，而不是他们的血液和骨肉。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他身上所的血液和骨肉中，都充满了文化，而不是身上穿的衣服。一个社会没有文化很可怕，而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在搞文化，人人都在喊文化，则可能更可怕。因为，这样的文化，其实已经不是文化，而是一种庸俗的生存哲学了。所以，在文化上，我们宁要天才文化，精英文化，甚至是小人文化，也不要庸人文化。为什么可以要小人文化呢？不是倡导大家都要向小人学，而是小人的那种思维，也是值得去借鉴的。刚才我已经说了，小人并不都是庸人、俗人，相反，小人恰恰可能还具有天才般的思维，我们需要的当然不是小人的伦理道德，而是某些小人对这个世界独特的思维方式。
就拿当今书画界来说吧，要说书画界的大奸大恶之人很多，这个我不赞同，要说小人很多，这个我也不赞同。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圈子，其实都很痛恨恶人和小人。小人即便是有，那也难以长久生存。虽然小人的繁殖能力很强，但是，小人就如过街老鼠，是人人追打的。那么，精英有多少呢？精英也是很少的。但是，当今艺术界人士，似乎人人都会自命为精英。因为，一种普遍的逻辑是，艺术家似乎都是文化人，而文化人又是这个社会的精英，那么艺术家便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精英了。但事实上，真正的精英确实很少，而天才则几乎寥若晨星。那么就只剩下一种人了：庸人。庸人，就是庸俗之人、平庸之人、普通之人。庸俗是这个社会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具有的秉性，而且也是人类自身最大的天敌。但是，正如前所述，庸人文化也最易受社会推崇。
所以，我认为，由艺术精英来主导艺术规则，是相对公平的。但是，事实是，我们的艺术界，恰恰是由非艺术精英和不懂行的票友来主导了艺术规则。而且，票友一旦占据了核心位置，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艺术精英了。
非精英主导艺术规则的一个最大危害是，它不但剥夺了艺术精英乃至天才进入的权利，而且还会错误地诱导一大批盲目跟风者和崇拜者，就是让一大批爱好者级别的人将之错误地奉为艺术之圭臬。这是很要命的。吴冠中早就批评过艺术界这种恶劣的风气了。可是，时至今日，不但愈演愈烈，而且，还形成了一种盲目的追随之风，而且，很多人的行为，还不是唯心的追随，而是发自内心的崇拜。当一个社会把一堆狗屎当成神灵来崇拜和祭奠，你会觉得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