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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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历史性视角

                                 

1957年发生的事件，从它所产生的历史后果看，主要造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伤害，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1949年后，虽然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已经动摇，但在经验和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没有完全倒掉。因为中国是一个讲究天地君亲师传统的国度，国家政权的转换还不可能把传统立刻中断。作为“师”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1957年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已受到伤害（比如思想改造运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及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但作为“士”这个阶层，虽然和新政权有相当程度的合作与妥协，但在精神上，在内心深处，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并没有完全消失，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品质在一般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还是基本的价值标准。但1957年后，因为严酷的现实生活条件加上精神上的迫害，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士”的形象和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已经消失。在现实生活中，“地富反坏右”已成为当时社会认同的评价社会群体的基本尺度，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成为异类。

第二、中国社会发生的所有政治运动，它最严重的后果是形成了事实上的“精英淘汰”。中国的政治运动在高层有政治性，但越往下越成为宗派和人事冲突的借口。借反右的“政治正确”，来清洗自己工作环境中的不合作者成为一个基本规律，我们从事后观察，发现“右派”的个人命运总是会和一些具体的小事件及具体的个人相关，居于强势者打压弱者是普遍事实，政治只是借口。

第三、“精英淘汰”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精英出局后出现的空缺为平庸者占居。1957年事件虽然在1979年得到了改正，但1957年并没有得到事实上的彻底否定。也就说是，具体的1957年事件的制造者，并不承担历史责任，所以也不可能从原有的历史地位中退出，所以中国现实生活中“我打你右派，我给你平反”是普遍现象。另外，二十多年的非人生活，事实上也使早年的知识精英大部分没有了知识优势和事实上的学科位置，同时他们也不可能获得政治优势。像朱鎔基、费孝通这样有1957年经历但后来获得政治优势的人是极少数。

放宽历史的视野观察，大体可以说，中国的科学文化难以有大的成就，与1957年有直接关系，中国社会政治不能有大的进步，也与1957年有关系，因为大多数真正有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很难到达承担社会进步的位置。

                            2008年-06-11发表于“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