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转型——卢辅圣先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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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转型——卢辅圣先生访谈 胡传海 　　胡传海：中国的书法正由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走向新世纪的学术反思的转型时刻，卢先生，您作为本刊的主编，同时又是中国美术界的著名画家和理沦家，我想听一听您一些前瞻性的看法。 　　卢辅圣：二十世纪的中国书法与其既往历史的根本性区别，是从“美用合一”走向“美用分离”、在古代，书法作力所有知识者不可或缺的人文教养，以其日常应用性与文化人格标志的耦合功能，实现着最大程度的社会化。而近现代以来，随着书法的实用功能被钢笔、电脑之类更为便捷有效的工具所取代，书法的价值内涵减缩为单纯的艺术品，其生存领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由此导致的重要变化，既表现为艺术本体特性的高度自觉，书法作力一门自足艺术的专业化倾向日趋彰明，又表现为生存意义和发展根基的萎缩，书法作为社会生活中一种文化角色的参与功能遭到了严重贬抑。 　　胡传海：也就是说书法的文化内涵及形式构成都在逐渐地“位移”。 　　卢辅圣：对。基于历史的迁延性与复杂性，这种“位移”演衍为许多互为关联或各执一端的书法存在方式，例如：崛起于清末民国期间的职业书家群、书画社团、书法展览和出版等等，使千百年来与个体生命状态融合无间的书法实现原则，变成了预设“公共观赏”于其中并将“书以人重”颠倒为“人以书重”的书法实现原则；解放后对书法的淡忘和搁置，又在“文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狂潮中演变成不期而然的书法普及运动；七八十年代的“书法热”，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塑造着书法的新时代品格，使公共化倾向、形式化倾向和多元化倾向的综合效应更趋深广；而近几年的学术反思氛围，则显示了书法精英或者说真正以书法艺术为己任的那一部分人对于书法的本体化欲求。 　　胡传海：书法近现代的发展正如您所说的。其实书法的生存境遇是很严峻的，这严峻的意思我觉得是指书法适应社会的应变能力，所以，很多人部认识到书法的变革势在必行，所以，在传统书法的基础上，现在又衍生出来流行书风与现代书法，其目的，是探索和追求，这对于习惯于欣赏一种固定模式的人来说很难接受。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卢辅圣：这种现象既与公共化、形式化和多元化倾向的书法时代品格相联系，同时也反映了书法本体化欲求的二元沦态势；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现代书法相当于“狂者”，其特点是随心所欲，狂放不羁，为了惩罚社会审美习惯中的惰性，实现自己出于挚情或者富于野心的艺术理想，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丢掉传统，抛弃字形，达到书将不书的程度。传统类型的书法相当于“狷者”，其特点是不淫不移，恪守着既定规范，只是与以前不同的是，那种更多地固守一家一派的门户之见，已被相对宽泛、宽容和各取所需的理解所替代了、至于流行书风，在某种意义上看有点类似于“中行”，或称之为“中道”、“中庸”，是产生于“狂”与“狷”两个极端所建构的张力场里的一种最佳状态，但更准确地说，它并不是与传统书法、现代书法处于同一分类意义上的艺术类型，而是对书法“艺术生效”的描述。这些既不太保守，也不很激进的书法风格，往往以其灵活多变的折衷主义色彩，切入社会心态热点和审美情感流向，适应了变革时代多数人的要求，所以容易流行。“流行”的特点是传播的迅速性和时效的短暂性，随风转换，不断翻滚，这一波过去了，那一波取而代之。有意思的是，正由于它充当了书法变革进程的社会心理承受力指针，随着综合情境的变化而在“狷”与“狂”之间来回摆动，才使传统与现代、形态与价值、为人与为艺的二元对立不再显得水火不容，才使当代书法这一个口渐淡出生活领域的艺术形式保持着生存境遇上的自调适应能力。 　　胡传海：您刚才对“流行”的描绘，使我想起了英国经济学家吉登斯提出的风靡世界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其中某些理论要点也与当今的书法界现状相吻合，诸如打破二分法，强凋包容性，坚持某种价值核心，对某种职能的重新定位等等。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趋同现象。我最担心的是书法逐渐从生活领域淡出，像非洲艺术一样，最后成为一种“博物馆文化”。由于书法开始转变力纯艺术，所以，“展览效应”便突显出来，很多作者力追求视觉效果，故创作大幅形制。书法中的很多形制与生活领域的需要有很大距离，您认为有没有新的切入点，使之重新融入进生活之中? 　　卢辅圣：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在古代，以毛笔蘸墨写字作力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充塞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为欣赏而创作，例如明代大量张挂于壁间的对联、中堂，或者怀素的《自叙帖》、赵孟頫的《六体千字文》，还是为实用性需要而创作，例如王羲之的《十七帖》、颜真卿的《祭侄稿》，或者秦汉简牍、晋唐写经，书法永远以其伦理性意义与审美性意义重合统一的姿态，伸展进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小时侯受到的教育是字纸不能乱丢，地上不能乱写字等等，而且有专门的焚纸炉，就是不识字的老百姓也有“敬惜字纸”的习惯，正是书法的价 值得到了全社会、全民族的充分认同，乃至深入到人伦教化 层次的明证，然而到了现在，文字不像以前那样受人尊重和敬畏，书法在人们精神生活中所占的份额急刷缩小，不仅不 再像古代那样是全民所有，而且，即便是通过书法来塑造自 我和自我设计，或者说其目的是为了成为书法家的那一小部分人，也就像建筑在大观园里的稻香村一样，蒙上了一层 矫揉造作的色彩。前面讨论的几种书法类型以及由群众运 动式的「书法热」向学术性的精英层面转型的发展新趋势，其实部是发生在社会化程度极其有限的专业圈子里的事、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尽管书法赖以生存 的社会基础趋于解体，书法作为社会生活中一种文化角色 的参与功能遭到严重贬抑，但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仍然以顽强的适应性维护着审美价值的合理存在。从招牌匾额书法 到名人首长题词，从楼堂斋室悬挂书法作品到运用书法形 式的包装、服饰、环境设计，从美术馆的书法展览、出版物题签到老年书法培训班、中小学生写字课，无不活跃着笔墨文化的身影；惟其如是，所渭融入现代生活的新的切入点，就有望在两个互为排斥的层面上展开。一个层面是：书法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象征之一，以其纯艺术或者说力艺术而艺术的价值取向，营造着象牙塔尖上的少数精英人物及其博物馆式的艺术品。另一个层面是：书法作力现代价值沦、现代审美观所吸纳利用的精神资源和形式资源之一，以其形式化、符号化的浅表层效应，装饰着广阔而丰富的现代社会生活、如果说，古代中国书法有些类似金宇塔的结构，基底的广度和尖项的深度达成了不可分割的整合关系，那么，现在和将来的书法则像放飞的风筝，前一个层面亦即本体意义上的书法，将在“高处不胜寒”的孤寂境界中傲然飘荡，而后一个层面亦即融入现代生活的书法，将在消解书法本体意义和传统价值的恣意行为中“起舞弄清影”，两者各据一方而相隔天壤。更确切地说，真正融入现代生活的，只能是被变异、解构了的书法形式因子，是书将不书和无所渭书法不书法的书法，是抛弃书法专业标准、叛离书法价值原则、视书法为可有可无和随意弃取调遣的文明碎片的实用主义态度；前卫、激进的现代主义书法和群众性、普泛化的“卡拉OK”式书法，作力本体意义上的书法通向生活领域之书法的两个放射点，恰如一缕游丝，维持着地面的人与天上的风筝之间的有限联系。在这一形势下，我以为，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如何使书法融入现代生活，而是如何在庸俗社会学和实用主义态度之外，保持一块哪怕很小却仍然富于高品味和纯正性的书法领地，这是因为，假如不能给后者留下一席之地，我们就会失去另一种相对独立、相对冷静、相对超脱的思考，失去超越于即时性、实用陆、社会性之上的对终极追求的内驱力，就会在定向现代化的文化转型进程中牺牲文化自身的深层冲动。事实上，无沦中外艺术史，都可以找到“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这两条或隐或现或分或合的发展线索，虽然作力历史的记载和定位，会因不同的选择原则发生变化，但从广义的精神指向来看，它们的差异无非在于一个顺应潮流，一个超越潮流，用相辅相成的方式，就各自的立场肯定了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的延续性。孔子不弃“狂”、 “狷”，是呼唤“中行”的明智举措、只有让对立的两极组建成必要的张力结构，才能造就激发创造的活力资源。在艺术自律信念和形而上的精神日趋衰微，民族文化本身的未来利益又往往屈从于现实需求的今天，尤其需要提倡这种两极分治的策略。 　　胡传海：您主编的《中国书画全书》，历经十年，已全部完成，另外，还有七卷本的的《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也已经结集出版，目前还正在主编《中国书法史绎》等重要的书法著作，我想，这将对中国的书法史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当前出版业面临着以经济效益作为首要问题来考虑的今天，您主编的这些工程浩大的巨著，当初有什么想法和考虑? 　　卢辅圣：编撰出版这些书法史论著作的主要出发点，是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书法提供理沦思维的信息港，早在大学求学时代，我就深感资料欠缺的苦恼、我发现，有的学者搞了一辈子的研究，由于关键的文献资料没有看到，导致其整个研究变成空中楼阁。因此，让一部比较齐全的专业文献出现在学者的案头上，以减轻搜求之繁难，促进书画研究事业的发展，就成了我的一个心愿；进入出版社工作后，我终于有机会酝酿搜集传统书画文献并使之适合于现代人使用的三部大书：第一部名为《中国书画全书》，用完整收录的方式汇编历史上己曾单独成书的史、论、法、鉴等书画专著；第二部名为《中国书画文献综录》，以文摘汇编的方式收录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其他典籍和存世书画作品中有关书画的文字资料；第三部则在前两部的基础上，根据现代学术研究的要求而编制多功能的分类索引，名为《中国书画文献索引》；在同行和社会各界的协作努力下，第一部已于去年出齐，第二部因工程过于琐屑浩大而未能顺利进展，第三部被修正为针对第一部的配套主题索引，将于今年年底推出；至于《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则是《中国书画全书》的姐妹篇，后者作为有史以来直至清末民初为止的用文言文撰写的书画理论思维的结晶，前者作力民国以还用白话文撰写的书法理沦思维成果，既将书学文献资料延接成连贯的整体，又显示了书法的现代转型表现在理论思维上的巨大变化；在《中国书画全书》中，许多论著将书法与绘画当作共同的问题来探讨，并且往往诉——具体先于抽象、意会大于言传、直觉胜于理性、感悟重于分析从而更多地依靠主体修养的效应机制，而《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则可以毫不牵强地编成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考据、书法批评、书法形态学、书法价值论等等专题性分册，就是鲜明的对比、正是基于此，基于时代发展的可能和需要，在上述那些文献整理式的大型书籍之外，我又设置了《中国书法史绎》这类创作性和创造性的研究课题。这类课题团结了一批富于潜力的研究者，运用现代人的立场和方法，吸收综合各种相关学术成果，以新颖的体例、充裕的篇幅、多向度的信息传媒，对中国书法史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梳理，以期营造一种逻辑与历史相依存、美学标准与伦理标准相统一、本体论现照与社会学观照相联锁的理论思维情境，力转型期的书法增添新的参照系：不言而喻，这种庞大而艰巨的学术研究工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取、不断磨砺、不断深入和完善的漫长过程，因此，从九一年写出七卷本的《中国书法史绎纲目》并物色作者陆续投身写作以来，直到今日，仍需要再有三五年的反复修改时间，但愿届时的正式出版物能无愧于我们这个特殊时代的期望。 　　胡传海：我想这些书的出版对于书法群众运动向学术性的转变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摘自《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