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的时代本身就经历了好几个时代,所以有点模糊。中国第一代摇滚,是一个乐手诞生,作品诞生的时期,而公众则充分展开了对摇滚乐的想像,把它塑造成了理想的旗帜。 之后是二代摇滚,唐朝黑豹魔岩和重金属的时代,摇滚进入部分青年的生活,并和其他人的生活形成对抗,音乐上古典正统,情绪夸张,浪漫,浪漫到了极致,撞上了现实,渐变成了虚无。 1997年之后,外省乐队蜂拥而起,真正关注社会现实的和真正叛逆的乐队出现,朋克文化在北京成型,外地乐手开始进驻树村。这是一个地下年代。之后的几年里,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形成青年亚文化,摇滚乐也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到了2000年这个文化从模仿,凑合,发明达到了自成一体的阶段,音乐,服饰,俚语,生活各方面都有了成套的语法。 2002年之后,独立时代。前提是中国摇滚乐已经处在全球独立音乐的大背景下,而不仅仅是全球摇滚乐,中国新音乐这样单一的背景,因为它仍然不仅仅是摇滚乐,它在中国仍然带有强烈的独立精神,地下气质,甚至残余的先锋性,甚至在西方主流摇滚乐中已经消失了的摇滚精神。中国的实验音乐,电子乐和其他新音乐,随着独立音乐传播渠道的逐渐建立,让摇滚乐面临分化和转型。以前冲锋陷阵的地下摇滚是中国摇滚乐的重心,现在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更有态度和想法,也更有个性的独立音乐上,比如新一代的独立朋克和实验摇滚。 它从一开始就被放进了艺术和文化的领域来谈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官方的惯性的视角,也是八十年代以来为了给摇滚找到合法性外衣而选择的视角。摇滚乐怎么可能是当代艺术,它最多是当代艺术的素材之一。摇滚乐是当代文化,是青少年亚文化,是大众文化,是反抗和消费,独立与商业的混合体。 但中国摇滚乐不是,它具备了西方摇滚乐不曾有过的先锋性,一种现代背景下的先躯,英雄风格。它在中国所承担的一切,都是因为中国的重,而显得重。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青年并不需要摇滚乐,他们需要的是改变生活的希望,是自由,是精神解放,是从1988年的启蒙运动延续下来的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是之后的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向往,对多数在体育馆中为摇滚乐欢呼的人来说,仅仅是向往。所以摇滚乐被误会为当代艺术,并承担了文化和道德的理想,这是一件非常悲壮的,现代性的事情。自从青年人开始建立自己的语言,思维,表情体系,他们就再也不用学院和官方的方式去解读摇滚乐,事情才最终有了变化。社会有无数个,我们建设我们自己的,我们不仅在创造音乐,更是在创造生活,摇滚乐内部正在产生美妙的分裂,从外部来看,它对社会,对年轻一代的心灵都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中国的年轻人还没有理解什么是摇滚乐,还没有开始宣布摇滚乐的死亡,就发现摇滚乐已经在独立音乐的概念下重新焕发了青春。在这个新的时代,吉他和软件已经不是谁辅助谁,而是在摇滚乐精神的统领下变成了新青年的利器。 商业不伤害音乐,但是在商业化的原则下,音乐已经奄奄一息了。摇滚乐的态度不是简单地反对商业,也不是简单的赞同商业,而是行动起来去创造自己的商业。地下就意味着拒绝利益最大化,就意味着趣味最大化,就意味着无论如何要用音乐让自己开心,意味着不作重复的没有挑战性的音乐。 1.现状:传统的挑衅,激进,到让人安静,让人不亢奋的音乐并不同寻常,因为这是另外一种激进。 北京,最疯狂的城市,中国,最大的变化的国家,人们已经忘记了常态的生活是什么,人们在急剧的变化中习以为常,对工作人际关系生活的变化习以为常,人们还在追求更大的变化,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变化,更大的动荡。 摇滚的小众,地下,崔健一代的年轻人要反叛,要与传统对抗,到底对抗什么?不清楚。 社会太保守,压抑人,于是追求极限,摇滚,极限运动,涂鸦,或是其他的方式,各种各样的大动作,表达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创造,我们忽略了社会的大背景和另类年轻人之间的共性。这种共性就是:我们每个当代中国年轻人都想向前冲,都想试图改变。变化是生活与艺术。 看到电视上的信息,奥运会在一年时间里要把我们都变成文明人。我们要把自己改造成什么人。在前卫和保守的领域里都有前卫,这就是对于中国现代性和前卫的研究,这就是对中国当代亚文化的研究。 在中国垮掉的一代,是指作为文化营养垮掉的一代,以及他们的药物,旅行包,自发写作,垮掉禅,性和非政治的政治。 8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在寻找发明和建设自身的过程中,经历了青年亚文化从无到有的过程,接受了垮掉的一代,朋克,无政府主义,1968思潮,从达达到安迪沃河尔的激进主义,嬉皮运动,new age运动,大麻和迷幻文化,化学药品和锐舞运动,本土的佛教思想复兴,本土的江湖传统,右派的自由主义,左派的革命美学,这些亚文化,运动思潮本身,又有着错综复杂的传承交叉关系。 随着非官方文学的体制化,垮掉的一代逐渐失去的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力,90年代的中国文学,实现了技术性的大飞跃,21世纪之后,垮派文学的继承人只能落在来自春树身边的80后。当然,亚文化和垮掉的一代的共同性在于自发性,自发的接受这些而不是那些的文化。大麻和酒精,爵士乐和摇滚乐,旅行和佛教远比文学更吸引人。 地下摇滚的本意,指介于先锋实验和摇滚乐之间的音乐,它超越摇滚乐的大众娱乐和头脑简单,也拒绝学院前卫领域的孤芳自赏,他的独创性和晦涩通常来源于本能的探索,而不是理论影响;它强调直觉多于规则,并坚持一定程度的摇滚特色--强烈,节奏化和电声乐器及其效果器的使用,结果就是,对主流摇滚乐的颠覆和破坏性发展。在中国,出于某种现实性,更多的主流摇滚乐形式也承担着地下的名和实。 其中著名的实验音乐者王凡认为,摇滚一度成为最前卫最激进最有力的年轻人的表达方式,希望摇滚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方式,但是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它让人疯狂,让人激动。我们要做出最吵的,最摇滚的,叛逆,激进,纯粹的噪音。 反叛需要一个理由,不是简单的政治因素才能产生文化上的大变革。90年代,广告业发达,公共娱乐业发达,唱片业产业化,今天理所当然。十二年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过去的事情,每个人都可能会忘了,沉重这种东西,我们希望忘了,因为抗不起。我们要实干,说得少做得多。对于理想大家不谈论,但不是轻松了,大脑中不愉快的事情留在那变成了一种压力,变成了一种灰色。年轻人对精神生活追求不当的失落感变成了一种病态的失落。朋克时代,最激进的文化和音乐,异教的音乐,在西方也是很危险的。经过解放的自由的生活。扭曲的东西,又爱又恨,造就了九十年代的音乐基础。我们是烂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是对别人的命名,烂掉的一代是自我精神态度的命名。是只有自己烂掉,才能新生,是对健康的摇滚形象的背叛,要用一种自毁的病态的方式表达。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一种能量,通过集体集合,在2000年以前在扭曲中得到释放,摇滚乐正面能量得到积累。在音乐内部自身不再愤怒和压抑,好与不好,不是通过自己的抗争得到了结果,而是在绝竭之前释放掉了全部的能量,不是现代性了,而是后现代性,戏剧性。 摇滚向前冲得很猛,MIDI音乐节原来是音乐人聚会,像节日,像见到亲人,认同感和默契带到高峰。后来变得狂躁不安。之后,激进地下音乐被人享受,愤怒,骂警察,社会,政府,使人兴奋。这样人们觉得成为一个集体,会不孤独。喜欢玩的背包旅行的年轻人,是另类经济,独立经济的反叛方式。 非典是中国摇滚最重要的分水岭。2003年到2004年之间。非典使中国人慢下来,使人有时间做平时不能做的事情。非典之后,后海从十个到一百个酒吧,爆满,各种晚会,人们太亢奋,不是兴奋,这是奇怪的民族情绪。减速和压下来的反弹和兴奋。 最重要的是新政府的影响,改良开明温和的态度,以前更像大家长严厉的父亲,现在更慈祥,更会谈谈文化。以前社会政治的压力,用激进的方式表达。温和的政府使我们无物可革。年轻人不独立没有钱,没机会挣钱会很不爽,对社会不满。现在有机会给年轻人赚钱。道德上,性不再可怕。而当时是令人恐惧的。中国在道德上变成了全世界最疯狂的地方,没有宗教,道德准绳破裂之后,没有什么禁忌。互联网。自由来得太快,愤怒没有着落。去旅行。很噪音的东西本身是不够的。摇滚乐是一方面,摇滚生活方式是另一方面。寻找自己。是精神上的自由,而不是身体上的反叛了。我们经历过所有的身体上的挑战,很多人信佛,疯掉,背包旅行,民谣。这是对于内心的回归和精神的释放。所有的反叛之后抽象的自由才是终极的自由。 窦唯作为叛逆的代表,谈古琴,吹箫,还有爵士乐队。东方传统神秘主义,佛教兴起。一个人曾经那么愤怒那么大声变的小声安静。在九十年代全国人最安静挣钱的时候最疯狂的生活,在这个喧闹的时代变得安静,是另一种激进,比以往的激进更有力量,更强悍。 八十年代,文化分形还不是那么大,整体的社会风气是欣欣向荣,朝气蓬勃,希望,未来。崔健让大家在迷茫中找到希望,但只是小迷茫。1989迷茫大转弯,大家的理想家的气质变成了实干家,成熟了,这是大的跨越。大家在看新浪,是愉快的释放的状态。在一个还有很多食物没有解决的国家,大家的这种愉快的思维状态,说明中国人太累了,再提理想就不好了。噪音和实验随之产生,在这个时期产生爆炸的效果。这种快速的动荡和变革在非典时期一度安静下来,并在非典之后以一种内在的自由被呈现。亚文化是永远和主流文化产生关系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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