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与香港小学品德教材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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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与香港小学品德教材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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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这个时代，人的自身素质，尤其是德性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形成和谐、统一的地球村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德育也成为本世纪末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在批判传统德育的同时，人们纷纷寻求有效的德育改革方法和途径，力图实现一种能对人的德性提升起到真正作用的新型德育。然而在这众多的德育改革中，对德育教材的研究和改进却相对比较少。本文拟对我国内地和香港的两套小学(六年制)品德教材①作一个较全面的比较，寻求两者间的异同及各自值得借鉴的地方，为德育教材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道德教育目标
　　正如教育目标一样，关于德育目标也存在着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两种倾向。在传统德育中社会本位的德育目的观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如中国儒家的德育思想，修身只是手段，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我国的学校德育也主要是一种社会本位的目的观，过分强调德育的思想政治功能，忽视德育最直接、最本体的功能——促进个体的德性完善。实践证明，在这样的德育目标指引下的学校德育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传统德育的弊端日渐显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判。而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在新教育运动的影响下，比较关注发展个体的兴趣，培养他们主动选择、判断的能力。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德育对于人自身精神境界提升的价值、德育的本体功能日益突显。当今世界各国不仅关注德育的社会功能，而且更加重视培养一种具有主体性的道德人格，力求实现德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内地的这套教材比较好地体现了全面的德育目标观，重视培养小学生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促进其形成良好的个人品德，这些行为规范的内容很广，涉及了人与物关系如爱护课桌椅(第一册)、人与人的关系如尊敬老人(第三册)、人与自然的关系如爱护花草树木(第二册)、人与自我的关系如我要做个好学生(第一册)。同时又注重培养学生爱祖国，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意识，如为祖国而学习(第九册)、为人民服务的楷模(第八册)等等，实现德育的社会功能。在社会功能中，这套内地教材更多地体现了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政治意识，而且贯穿小学德育教材的一到十二册。如第一册就有“我爱祖国”、“国旗国歌我爱你”两课，培养小学生初步的国家意识、国家情感。
　　香港的品德教材在教育目标上主要涉及人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目标分为三大块：个人品德、人际关系和公民意识。相比而言，香港教材则比较偏重个体德性的培养，使学生做一个有德性的合格公民。但缺少对学生政治思想、国家民族的教育，尤其是整套教材没有一处体现出对学生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这与香港受到百年的殖民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喜的是，内地在这一点是做得是非常成功的，今年五月北约对我驻南使馆轰炸后，全国人民尤其是大中专学生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由此可见从小不间断的爱国教育已在国人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二、道德教育内容
　　道德教育内容是道德教育目标的体现，内容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德育目标能否很好的实现。“教育内容的恰当性可以看作是内容与两方面要求的一致性：一方面是所有内容来源和社会价值观反映的要求，一方面是学习者的需要、兴趣和身心能力反映出来的要求。”(S．拉塞克等《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一)内容组成
　　在全面德育目标观的指导下，内地教材在内容的组成上要比香港教材丰富得多，涉及到学生学习、生活中多种基本的行为规范。而香港教材中只涉及了14个基本德目：慎始、谦虚、自律、清洁、勇敢、反省、爱心、礼貌、合群、互助、公德、权利与义务、正义感、责任。尽管内容比较丰富，但内地教材一至六册内容在编排上缺乏规律性、系统性，显得有些乱，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不突出。而且有些内容也存在着重复的现象，例如关于“爱护公共财物”在第一册、第六册和第十册都涉及；在第一册、第七册、第九册都有尊敬教师的内容，这些内容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层次递进。整套教材学完后，难以让人记住究竟学了哪些最基本的行为规范。而香港教材在内容上就显得清楚，在众多的道德规范中择取了14个最基本的，对人的德性发展起核心作用的德目。尽管每一册都是这些德目，但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内容在不断加深，要求在不断提高，螺旋渐进。例如对于谦虚，“在一年级时要求学生认识谦虚的意义；二年级时学习虚心谦让和不自满并认识自满的坏处；三年级时学习怎样做一个谦虚的好孩子；四年级明白待人处事谦虚的重要，怎样做谦虚的孩子；五年级让学生了解‘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学习培养谦虚心理的方法；六年级让学生认识‘有容乃大’的道理。”(《公民教育素材》教师手册第一册第3页)这样的内容选择和安排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便于学生接受和掌握。
　　(二)内容取材
　　内地教材在内容取材上主要是采用编的儿童生活故事、儿歌、历史故事、革命领导人故事、名人故事、直接说理等。据统计，编的儿童生活故事、革命领导人故事与名人故事在整套教材中所占比例较重。各年级(一至五年级每年级二十四篇课文，六年级二十二篇)中儿童生活故事所占比例为：一年级29%、二年级71%、三年级63%、四年级42%、五年级50%、六年级14%；革命领导人故事所占比例为：一年级0%、二年级0%、三年级13%、四年级21%、五年级8%、六年级9%；名人故事一年级0%、二年级13%、三年级8%、四年级25%、五年级25%、六年级55%，而且这些内容大都通过文字呈现，随着年级的增长，文字越来越多，中间安排少量的插图。相比较而言，香港教材内容取材基本上为编的儿童小故事，没有领袖、名人的故事，没有长篇直接说理，而且这些故事大都以卡通连环画的形式呈现，有时会配以录音讲解故事，很少有书面文字出现。从取材上来讲，内地的教材显得丰富些，而且充分利用了我国丰富的革命传统教育资源，如在讲遵守纪律时采用了战争年代英雄邱少云的事例，等等。但这些故事如何很好地与学生的现时代和现实生活相联，如何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如何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方面，内地教材还需进一步努力。另外内地教材的选材政治色彩要浓些。而香港教材在取材上则较多地从学生的现实生活中选取教育素材，而且运用小学生非常喜爱的连环画形式，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较好地发挥了教育功效。
　　另外，内地教材在内容上力图把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相统一，但有时感觉还是崇尚和追求社会价值、社会利益，实现德育的超越功能。在义利关系上传统的忽视个人正当利益的观念仍有体现，而香港教材在这点上比较好地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例如在助人这个道德规范上，内地的标题是“助人为乐”，选取的内容是雷锋在一个黑夜，冒着大雨把不相识的母子三人送回家的故事。强调助人，为他人奉献。香港的标题是“互助”，选取的内容是母亲不在家的小忠受到邻居玉芬和她母亲的很好照顾，小忠也主动把自己的书借给玉芬的故事。无论从标题还是内容来看，强调人与人间的互相关心和帮助。再如对待权利与义务关系上，香港教材既讲权利又讲义务。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内地的教材应该有所改变，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个人的合理利益得到了认可，人们在履行义务时必然要享受一定的权利。当代的德育不应再是那种脱离现实利益关系的绝对超越，而应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适应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三、规范的呈现方式
　　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都包含着某一具体的道德规范，德育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规范传递给学生。传递、呈现的方式的好坏将影响到学生能否真正发挥其主体性，真正地内化规范。在规范呈现的方式上，两地教材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内地教材主要采用规范的直接呈现，而香港教材则采用间接呈现的方式。所谓直接呈现就是通过文字直接告诉学生应该履行的道德规范，间接呈现方式是指书上不直接的把规范告诉学生，而是让学生自己分析故事、图片的内容从而得出规范。据统计，内地教材一到六册(一—五册24篇，六册22篇)中，直接呈现与间接呈现之比分别为23∶1、22∶1、23∶1、23∶1、22∶1、21∶1，直接呈现规范的方式占了绝大多数。相比而言，香港教材一到六册(每一册14篇)中直接呈现方式与间接呈现方式之比分别为4∶14、1∶14、2∶14、0∶14、2∶14、2∶14，间接呈现的方式占绝大多数。可以说这两种规范的呈现方式在德育中各有其利弊，对于年龄比较小，缺乏一定分析问题能力的学生来说有必要直接告诉他们一些最基本的规范，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分析现实道德问题。我认为内地教材之所以大多采用直接呈现的方式与我国传统上忽视学生的道德主体性，长期把道德教育等同于直接传授知识的科学教育是分不开的。间接呈现方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道德思维，如香港教材中许多现实道德问题后都有三至四个答案供学生选择，培养了他们的道德判断、选择等能力。其实香港教材中这样一种规范的表达方式与其受西方道德认知学派强调逻辑思维能力、认知能力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四、学习形式
　　一套教材能否提供给学生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会影响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影响到他们对教学内容的掌握。在这一点上，两地的教材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内地教材的学习形式基本上是课文加练习，练习主要是根据课文内容提一些思考题，另外举一些生活事例让学生进行分析。整套教材在教学形式上显得比较单调，没有脱离传统的老师讲一讲，学生说一说、想一想、评一评的教学模式。香港教材却采用了多种学习形式，包括迷宫、美术贴纸、个案讨论和分析、看图听故事、思辨选择、美工活动、集体游戏、问卷和角色扮演等多种方式，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能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在讲授“谦虚”时，教材中设计了一个活动，即攀登谦虚山的游戏，让三至五个学生在棋盘上通过扔骰子一步一步地登上谦虚山，其间列出了许多谦虚与不谦虚的行为，这样在玩的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地明白什么是谦虚什么是不谦虚。道德是人们处理现实关系的准则，所以对它的体验和把握就必须放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通过个体的实际践行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把道德教育等同于知识、科学教育，把道德作为知识传递给学生。由此看来，香港教材中采用集体游戏、角色扮演的方法有利于学生在模拟的现实情境中体验和把握规范。可以说，香港教材始终贯穿着“从活动中学习”的思想，透过活动带出主题，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积极的投入。

五、媒体运用
　　选择和运用什么样的交流知识的媒体(包括口头语言、书面文字和视觉形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特性和效果。在当今各种媒体高度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不是把各种方法对立，而是把这些方法所提供的资源排列起来，然后系统的决定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这些方法可以用来互相补充。”(《学会生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可以说这两套教材都比较注意语言文字与视觉图象的结合，形成图文并茂的效果。另外香港教材还运用了声音媒体。从总体感觉，内地教材在图文编排上，明显的随着年级的升高，图画逐渐减少，文字逐渐增多。香港教材在图文组合上各年级比较均衡。关于这问题，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文字和形象对立起来，因为真正的现代教育，从小学的识字训练阶段到高等教育的最高阶段，都应该把文字、声音和形象三者结合起来。”(同上第92页)
　　另外在版面的设计上，香港教材突破了传统的书本设计，以文件套活页形式印制，这样学校可以配合不同的情况而灵活选用，更方便教师发放及壁报张贴。
　　进行比较并不是要得出两套教材谁优谁劣，而是试图找到各自的长处，取长补短，为德育教材的编制提供一些好的思路。我觉得一套好的教材首先在目标的定位上，应该是全面的目标观。全面在于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改变过去道德教育中只见全体不见个体、只见社会不见个人的思路，使道德教育完善个体德性、提升精神境界的本体功能与它促进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的社会功能有机结合；全面在于规范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在我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是一种崇尚师古的教育，强调接纳、继承社会既有的道德价值体系，从而被社会所认可，而较少突出和强调个体对规范的选择和创新，造就了大批面对现实道德问题不知所措，缺少主体性的道德人格。我想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社会急需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的时代，我们在急呼培养人的知识、智力层面创新的同时，是否也不应该忽视，甚至要更强调培养人的道德层面的创新。因为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人们在面对一些新的问题或处在一个新的境遇时，原有的道德规范可能难以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根据新情况对原有规范进行修正或创造出新的道德，以便更好的生活。所以道德的观念和规范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人的创造下也不断发生变化、不断进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道德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其实科尔伯格讲的人道德发展的第七阶段即最高阶段就是个体的道德创造。它体现了个体的道德主体性，对推动社会新文化，带动社会新风尚起了很好的作用。所以当今在道德教育中培养个体分析、判断、选择等道德能力，激发他们的道德创造是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强调培养主体性的同时，我们仍不能忽视道德教育的规范性，每个个体在道德成长中首先必须要接受人类积淀下来的一些永恒的美德。其实道德教育的规范性与主体性两种倾向反映出两种不同的道德教育，即美德袋式和主知主义的道德教育。可以说随着注重认知和思维的主知主义的道德教育兴起，传统灌输、不注重学生兴趣和能力的美德袋式道德教育受到了人们的批判，主知主义道德教育成为主流。可是到了本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主知主义的教育又由于其自身的偏颇性，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美德袋式道德教育的回归，呼唤回到亚里士多德时代，注重传统美德的教育。种种现实告诉我们：必须在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传递给学生的基础上才能培养他们的道德思维，而且光有道德认识、思维是不够的，道德教育必须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内在生命体验，让他们处于真实的关系中发展品德。总之德育教材的编写必须定位在全面的目标观。
　　其次在内容上，材料的选择要考虑教育对象的年龄和特点，通过选取符合他们生活经历的事例，他们所喜爱的儿歌、故事、游戏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于我国历史上丰富的道德文化资源，尤其是优良的革命道德品格，应该作为宝贵的德育资源加以开发。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的“为了共和国的诞生”革命英烈事迹展览，以及1996年推出的“红岩魂”展览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说明革命传统教育在今天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英烈们用生命和鲜血铸造出来的伟大品格、伟大灵魂、伟大真理依然震撼和激励着当代人。所以我们要注意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把它们变为提升人们道德品格的巨大精神动力。问题是这些革命道德传统应该怎样有效地教给那些离革命年代较久远的当代学生呢?我觉得这要找准它们与当代社会心理的契合点，找到新的文化展示样式。尽管革命年代现在已不存在了，但英烈们大公无私、以身许国的凛然气节和崇高品格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有巨大的感召力，仍然能激起人的情感共鸣。对于学生，我们应尽力与他们的生活经历相联，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表述出来，比如刘胡兰的事迹，我们可以从她与学生年龄相仿讲起，拉近英雄人物与当代学生的距离，从而激起学生的道德情感体验，为他们树立一个道德榜样。另外可以采取学生喜爱的一些活动，如观看革命影片、参观展览、举行革命歌曲演唱会、参观革命基地等，让学生在一种情境中不知不觉得到心灵的震撼。
　　内容的编排应遵循清晰明朗、循序渐进的原则。没有必要面面俱到，把所有的规范都教给学生，而教给他们基本的道德准则。同时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不断提高他们的道德能力。
　　第三在规范的呈现方式上，既不要总是把规范直接呈现给学生，也不要在学生没有一些基本规范积累的基础上一味地让他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判断。要结合直接与间接呈现两种方式，使教材具有开放性、综合性、选择性和活动性，为学生思考、探索、创新提供最大的空间。
　　另外教材的版面设计也是不容忽视的环节，德育教材应该改变死板、单一的面貌，以一种图文并茂、生动漂亮的形象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尤其对于小学生。因为尽管小学生的理性逻辑思维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还受形象思维的控制，这使他们的思维具有直观性、形象性、易感受性等特点。所以我认为教材外观的审美化正好适应儿童的这一偏爱，从而能调动他们的兴趣，有利于形成学习意向。

　　注：
　　①内地品德教材为：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政治室与北京市教育局教学研究部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思想品德》教科书(一至十二册)；香港品德教材为：由香港宗教教育中心编制的，文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出版的小学《公民教育素材》(一至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