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根：龚门问学记——兼忆史学家龚书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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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根：龚门问学记——兼忆史学家龚书铎
时间:2011年12月17日 作者：王天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龚书铎，福建泉州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曾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1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前些天上网，突然看见龚书铎先生去世的讣告，我一下子就懵了。去年冬天，我曾到医院看望过龚先生，晚上和他聊了半个小时，他怕我们说话的声音影响别人睡觉，便说等他好些时，我可再去。此情此景，恍如昨日，我不禁痛哭失声。

龚先生是著名学者，对我这个父母皆不识字的农家子弟而言，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处世的尺度上皆有教育之恩。初读龚先生的文章时，我刚20岁出头。那年，我买了本《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内收录先生的文章，便想着将来要是考研究生，就考他的。那是一个乡下中学老师对研究中国文化史学的渴望，显得有些遥不可及。没想到后来真能见到龚先生。

1998年，龚先生来广西师范大学主持历史系硕士生论文答辩，我与他偶遇。趁答辩中场休息，我向龚先生表达了要报考他的博士生这一愿望。当天晚上，唐凌教授安排我与龚先生在宾馆的房间里谈了半个多小时。龚先生问起硕士论文准备研究哪些内容，我说想研究章太炎的伦理思想。龚先生说，国内章太炎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教授，随即，他又说了一些文化史学研究要注意的问题。次日，龚先生与历史系师生座谈，内容涉及史学能否假设等问题，并谈到做史学研究需刻苦努力。

我早有考博士研究生的愿望，但在与一所师范大学签约后，加上父亲去世的打击，便想放弃。后来，在朱从兵老师的再三督促下去北京师范大学参加考试，还真考上了，自己都觉得意外。由此，跟随龚师开始了三年的求学生涯。

龚先生给我们开设了包括文化史在内的近现代史课程。他上课基本要早到半小时，主要是去系里拿信或报纸，而我们这些学生则主要是见面聊天，说近期新闻，有时也谈一些趣事，谈得热火朝天时，先生亦加入，说说他的一些看法。先生喜欢抽烟，上课亦基本不“断火”。在烟雾缭绕中，先生看起来仿佛也慈祥了许多。

读博士学位时，让我头痛的是该如何确定选题，原打算继续做硕士论文的后续研究，先生遂让我将硕士论文及其评议书交给他，看看是否还有写作空间。我很是高兴，这样博士生涯就轻松了，章太炎的材料毕竟没少读。没想到，再见先生时，他说要重新定选题。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我跟先生说想做近代翻译机构的研究，但先生说那大多是描述，很难写出思想深度。这可把我愁坏了，又换了几个题目，先生都说先要好好读书，大概是不同意的婉转说法。我感到压力巨大，有时晚上苦闷得睡不着。睡着了，也在梦中苦苦地想选题。有一次，半夜惊醒，毫无睡意，面对窗口打发时光。当时我住顶楼，向下俯视夜幕下的学院路，灯火散落在树荫的婆娑之中，不时有出租车像夜猫子般静悄悄地掠过，为了熬过漫漫冬夜，我便数出租车。

记得上课时，先生曾讲过很多选题可考虑，其中包括从翻译比较的层面去解读严复及其思想。在图书馆里，我发现《天演论》各版本的一些差别，并试图就此对进化论传播时间与维新思潮进行研究。我把自己原为英语专业的背景及研究设想跟龚先生说了，得到了先生的首肯。此后，趁上课前空隙时间，常与先生商讨自己的心得，并介绍说南开大学有严复校对的《天演论》稿本，颇有价值。先生让我去查看，我虽口头上答应，但觉得为一本书专门去一趟，值得吗？后来，先生多次问我去了没有，这才匆匆赶去。这一行果然有收获，我找到严复的校勘本《天演论》，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史学史研究》上，并参加博士生京师杯论文赛，获得一等奖。

但我的博士论文要集中做《天演论》版本校勘，并从中剖析思想，三年之内能否做出来自己也没有把握。我跟先生说，严复的社会学思想研究很少，材料很多，自己想将题目拓展一下，先生有点失望，但旋即同意。开题陈述时，我称要在严复译著语境中呈现并解读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意义。记得当时就有老师说严复译著比照本身就有难度，再上升到世界的高度，难度更大了，做得了么？陆续有老师提意见，先生没有说什么。终了时，先生说：“让他试试吧。”

接下来就是博士论文写作。为了对严复译著有准确的把握，我每天清晨到学校的林荫道上大声地朗诵《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英文原著，以增进理解。我的论文共有四章，可能是材料积累多了，一下笔不能自持，第一章便写了十多万字。在论说思路上，将严复与李鸿章幕府相联系，试图在社会与思想之间解读严复译著，并注意文本的社会语境。其中，还引用了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中对严复的看法。孙氏的日记有厚厚几大本，与严复的交往零散地呈现在日记的字里行间，这让我心中暗暗叫苦。有一次，我看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严复与孙宝瑄交往的史料全文摘录，心中窃喜，就直接引用这一史料汇编。

论文的第一章第一节交上十多天后，龚先生叫我到他家去取，看到论文的头十几页上面密密麻麻的“龚氏字体”，心中颇惭愧。我可能写了一万多字，而先生批注有四千多字，且核对注解并依据史料说我下的结论稳妥与否。面对先生指出的问题，霎时大汗淋漓。更让我难堪的是，先生指着《忘山庐日记》说，你写东西核对了没有，我说核对了。龚先生说你看看，他便开始数，1、2、3……一直数到81，“你看看怎么回事，怎么会掉了81个字？”我惭愧得想找条地缝钻进去。我承认自己用的是史料汇编，但偷懒没有核对日记原本。先生说，若有第一手材料的，当然是首选。没有的，才退而求其次，即使图方便也要核对史料的原始出处。回到宿舍校对日记原文，这才发现史料汇编漏印了整整一行字。这次教训我终身难忘。

我的博士论文写作非常辛苦，也颇艰难。就写作而言，论文中部分句子表达不畅，就如译文那样生硬。这可能跟自己学英语的背景有关。先生说了多次，有一次，甚至拿出桐城派关于文法的段落，给我逐字解释。如此苦心，学生唯有更加刻苦。最终答辩的博士论文约20万字，四易其稿，总字数近80万字，先生皆不厌其烦地仔细批阅，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答辩时，由于我对论文过于自信，竟反驳个别答辩委员的质询，气氛有些冷场。当同门三人答辩全部结束后，先生表示对我有话要说，指出我所谓在史料考证中见思想脉络的说法，有夸大之处，他专门打电话就我的论文与有关专家交换意见，认为我的考证功力有待长进。先生顺便提及为人处世的道理，对我的自负予以批评，希望我毕业后在研究上继续探索，语调轻缓却不乏严厉。

毕业后，因种种原因，我到安徽大学新闻系任教。先生对我换专业显然有些失望，但终究没有说什么。他告诉我，第一年要将大学讲台站稳，备课最要紧。上课得心应手了，再谈科研。我自己则表达了想一个人写一套中国近代报刊史系列丛书的愿望。先生说，报刊史现存的问题是一些著作将一个个报刊变成创刊、发行或终刊等名词解释之类的串联，没有很好地揭示近代报刊与社会的血肉关联。他叮嘱我既然到了新闻系，就要好好在这方面努力。同时，要注意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注意新闻专业的特点，不能拿历史系的那一套应付新闻系的学生。

与同门相比，我的幸运之处是龚先生数次到安徽大学讲学，作为学生的我常被学校指派陪先生走一些地方，诸如黄山、九华山、歙县等地，这样就有了更多与先生独处的机会，也“收获”了诸多的合影。有一次，在九华山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上我同先生聊天，先生说这儿的空气太好了，他要抽支烟。看着眼前的先生在这偏远之地惬意地吞云吐雾并若有所思，我不禁笑了，说先生您就在这儿多待几天吧。先生说此地是世外桃源，回北京有看不完的书稿，更有接不完的电话，是真正的心累。接着，他问我近来读了哪些书，研究有何进展，我一一汇报。

记得先生说这些话时是在2003年10月份。时隔8年，先生却突然与我阴阳两隔。此时此刻，正在伦敦访学的我，只能向着中国的方向与先生垂泪告别：先生，您在学术上对学生的栽培，我终生不忘，永远缅怀您给予学生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