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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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
洪治纲
来源：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在当代文坛上，“70后”作家是一个日益活跃的写作群体。从代际意义上看，他们的创作既不追求宏大的意义建构，也不迎合喧嚣的消费市场，而是立足于自身独特的、异质性的审美体验，自觉重构日常生活的诗学理想。在叙事内容上，他们倾力展示平凡个体与物欲现实之间的种种纠葛，揭示现代人面对社会的急速变化所遭受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在叙事策略上，他们则极力推崇感性化、细节化的话语形态，致力于呈现那些日常生活中极为丰盈的生命情态。他们在重塑人类“完整生活”的过程中，不仅确立了人的身心存在的统一性，也确立了人与物之间的统一性，传达了“对日常生活的诗学肯定”就是“对人性与生命的自觉肯定”这一美学思想。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代际分化日趋明显、代际冲突不断加剧的时代。因为“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为动力，以信息化和全球化为润滑剂的现代社会的变迁是非常急遽的，以致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各种样态的文化模式、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被浓缩在同一时空并在同一平台上相互激荡”。由此形成了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每一代人所处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基础结构都与上一代不同，而且差异程度一代比一代大”。尽管这种代际差异和冲突，还不至于对社会历史的进程产生本质性的规约，但是，它对民族文化的内在承传与价值观念的演变，却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这一点，在近些年来的文学创作中，已体现得尤为明显。为此，很多学者都开始自觉采用“50后”、“60后”、“70后”和“80后”等代际概念，试图从不同代际的文化特征出发，对当代作家的代际差异及其审美选择进行比较性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代际群体的文学研究中，“70后”出生的作家群却是“尴尬的一代”，被无奈地夹在两个显赫的代际群体之间，“‘60后’有地位、有资历和成就，‘80后’有读者、有商业价值，而‘70后’的商业价值，目前来说是最低的一代”。连“70后”的代表作家徐则臣也认为，“70后”是被忽视的群体，“当批评界和媒体的注意力还在‘60后’作家那里时，‘80后’作家成为耀眼的文化和出版现象吸引了批评和媒体的目光，‘70后’被一略而过”。确实，从批评界的关注程度来说，“70后”作家似乎是一个“沉默的在场”，但作为代际承传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的创作不仅有效地展示了自身独特的、异质性的审美体验，传达了重建日常生活诗学的艺术理想，也在顽强的艺术突围中体现了良好的叙事潜能，并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审美经验。

　　一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70后”作家是一个日显活跃且审美多元的写作群体。其中，既有像徐则臣、金仁顺、魏微、乔叶、鲁敏、张楚、于晓威、滕肖澜、刘玉栋、黄咏梅、王棵等在审美趣味上具有传承意味的作家，也有像戴来、盛可以、李修文、李师江、冯唐、朱文颖、李红旗、路内、安妮宝贝等专注于日常生活极致性表达的作家，还有像李浩、陈家桥、田耳、朱山坡、东君、孔亚雷、李约热等对叙事形式充满探索热情的作家。但是，从代际群体的共性特征上看，他们既不像“50后”、“60后”作家那样专注于叩问沉重而深邃的历史、热衷于追踪幽深而繁复的人性，也不像“80后”作家那样紧密拥抱文化消费市场，热心于各种商业化的文学写作，而是更多地膺服于创作主体的自我感受与艺术知觉，不刻意追求作品内部的意义建构，也不崇尚纵横捭阖式的宏大叙事，只是对各种边缘性的平凡生活保持着异常敏捷的艺术感知力。

　　“70后”作家的这一共性特质，从本质上说，既充分体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艺术格调，也彰显了个体自由的内心冲动与文化伦理。从创作的一开始，“70后”作家就自觉游离了“50后”、“60后”作家们所推崇的精英意识，有意回避了“启蒙者”的角色担当，努力将自身还原为社会现实中的普通一员，以平常之心建构自己的诗学空间。

　　对于他们来说，直面“此在”的现实生活，尤其是面向非主流的边缘化日常生活，不仅是作家对巨变时代的一种认识需求，也是创作主体的一种自由选择。因为这一代人以自己特有的青春和成长，见证了中国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巨变，也深刻地体会了生活本身的急速变化对人的生存观念的强力规约。尽管他们中也曾出现了类似于卫慧、棉棉等极端性的“身体写作”者，但从整体上看，这一代作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寻找自身的写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秘密通道，立足于鲜活而又平凡的“小我”，展示庸常的个体在面对纷繁的现实秩序时所感受到的种种人生况味。

　　在这种直面现实生活的叙事中，“70后”作家常常以罕见的叙事耐心，极力突显人们在物欲冲荡下的生存形态。在他们的笔下，强悍的现实、无序的情感、鲜活的欲望，总是以各种难以回避的方式，与一个个卑微的个体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种种错位、分裂乃至荒诞的生存景象。如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就是通过漂泊于京城的各种人群，展示了底层平民在理想与现实、快乐与疼痛之间的左冲右突。像《啊，北京》里的边红旗、《三人行》里的厨师小号、《天上人间》里的子午，虽然个个激情高涨，甚至心怀写诗的冲动，但在严峻的生计面前，他们都不得不忍受着四处漂泊的尴尬。《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敦煌、旷山和夏小容等人，一方面坚守“一定要在北京活出个人样来”的朴素信念，另一方面又只能靠办假证件、卖盗版碟为生，甚至每天在交通密集的中关村选择最原始的跑步方式送货。在这种乐此不疲的奔跑中，他们固然也显示了生命的执着与坚韧，但更多的还是命运的错位与无奈。《居延》里的少女居延，为了寻找丢失的情人而只身来到茫茫的京城，在唐妥、支晓红和老郭等人的关照下，由焦灼而迷惘而独立而清醒。表面上看，她是在寻找自己所爱的人，寻找生活的信心，而实质上，她是在寻找曾经失去的自我，寻找心灵的安顿。

　　魏微的《乡村、穷亲戚和爱情》、《暧昧》、《大老郑的女人》、《化妆》、《情感一种》、《异乡》、《姊妹》等，都是以情感的错位或亲情的变故为基点，倾力展现日常伦理与自然人性之间的分裂和错位。

　　像《家道》以父亲受贿入狱作为基点，倾力叙述了一对母女因此所遭受的社会道德压力和生存压力。这种压力，就像巨大而无边的阴影笼罩在她们的生活中，使得这对母女犹如唐吉诃德大战风车那样四处奔走。《大老郑的女人》和《姊妹》都讲述了某种错位的情感生活。这种情感说不上高尚，也不见得龌龊，它出于人物的真实欲求，却又必须承受日常伦理的拷问，由此导致男女主人公们不得不在世俗的目光中艰难地寻求精神上的依傍。鲁敏的《离歌》、《逝者的恩泽》、《风月剪》，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鸟失踪》，刘玉栋的《幸福的一天》等，也都是让人物置身于特殊的生存境遇之中，并赋予他们各种独特的抗争方式，在试图消解现实的无奈或无望的同时，也彰显了底层社会中宽厚的伦理情怀。

　　乔叶的《良宵》、《解决》、《取暖》、《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等，均将一些平凡人物置于各种世俗生活的尴尬情境中，以此拓展他们内心的牵扯和冲突，并进而凸现种种温暖的人性对于人生的重要支撑。尤其是《最慢的是活着》，以祖孙两代人之间的隐秘交流，呈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精神深处的繁富与超然。尖锐的代际冲突，使二妞与祖母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之中。但是，当二妞经历了婚姻和初为人母的体验之后，她终于一步步走进了年迈的祖母内心深处，并对祖母由恨而爱，由爱而亲昵，由亲昵而理解。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通过一个警匪故事的框架，将民警老黄、哑巴小于、钢渣和皮绊之间的关系紧密地糅合在一种市民伦理之中。在那里，既有善与恶、法与情的冲撞，又有狡黠与宽厚、刁蛮与体恤的纠缠，可是善良而豁达的老黄，却以特有的伦理智慧将这些尴尬一一化解。而在《寻找采芹》中，田耳则展示了一个极度物质化社会的交换游戏。无论是廖老板还是李叔生，甚至包括采芹自己，都只是将女人视为一种性或青春的润滑剂，一种利益交换的基本筹码。颇具意味的是，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采芹不仅毫无反抗，反而在利益得失上为两个出卖她的男人进行心理权衡，这种彻底失去尊严感的生存境遇，表明这个时代的伦理已被褫夺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尴尬而颇具反讽意味的现实表达，在这一代作家的笔下显得十分突出。

　　如张楚的《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就将两代人之间的欲望与伦理的对抗，演绎得风生水起、一波三折。老辛对自己儿子的女友张茜之所以由挑剔发展到愤怒，甚至要不惜一切代价拆散他们，并不是张茜有多少过错，而是老辛面对张茜时有着特殊的惶恐。这种惶恐意味深长，既包含了家长权威的动摇，又有着隐秘欲望的诱惑。李浩的《失败之书》以及戴来的《恍惚》、《缓冲》、《对面有人》、《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亮了一下》、《白眼》等作品，讲述的都是一些脆弱、卑微、随波逐流而又胸无大志的“边缘人”。他们虽然也不乏血性和尊严、真诚和机智，但都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没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他们仿佛一群社会的“零余人”，要么逃离一切现存的伦理秩序独身而居，要么在自我折腾的同时忍受着生活的折腾，就像《白眼》里的秦朗那样，虽对别人的白眼异常恼怒，但又无计可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特殊感受和体验，展示了我们这个物质霸权时代的伦理秩序和价值观念对常人的制约。

　　在表现这种生存的尴尬与错位时，盛可以常常将人物推到各种道德伦理或人格尊严的临界点上，让他们在极度屈辱或无奈之中辗转盘旋、左冲右突，在无助中寻找救赎，在无望中寻找希望。

　　如她的《手术》、《青桔子》、《无爱一身轻》、《袈裟扣》、《道德颂》等，都将人物尤其是奔走在都市底层的青年女性，置于纷乱而吊诡的生存环境中，凸现了欲望现实对个体生存的粗暴侵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长篇《水乳》和《北妹》。前者以90年代中期的深圳都市生活为背景，通过主人公左依娜在一个个男人之间的冲撞，展示了一场场极为复杂而又惨烈的灵肉之战。无论是左依娜、前进还是庄严，都被现实欲望弄得千疮百孔。尤其是左依娜，由于缺乏性感的身体资本而焦虑不已，甚至脆弱不堪。而后者中的钱小红虽然拥有傲人的身体资本，但是面对无处不在的诱惑和陷阱，她同样举步维艰。这也表明，身体资本已成为现代女性生存困境的核心因素。

　　路内的《少年巴比伦》、《四十乌鸦鏖战记》、《阿弟，你慢慢跑》等小说，则以狂欢性的叙事语调，展示了“70后”一代躁动不安的青春与成长、叛逆与任性。他们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学校，无论是恋爱还是工作，都渴望特立独行、自由无束。

　　为此，他们常常面对各种荒诞的现实，以更为荒诞的方式进行解构。李红旗《捏了一把汗》、《妻子们为什么如此忧伤》，李师江的《吴茂盛在北京的日子》，冯唐的《万物生长》以及李修文的《不恰当的关系》等，或者通过两性之间的撕扯，或者借助人物的无望奔波，在一种黑色幽默的语境中，展示了物欲时代的婚姻、友情已与心灵渐行渐远，只是膺服于个体的感官欲求。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倾国倾城》、《你来我往》等，表面上看都是叙述小市民对生活的工于心计，而实质上也同样折射了现代生存的乖张、荒谬和平民选择的无奈。贺绍俊曾说过：“荒诞感可以说是时代留给70年代出生作家的印记。80后是没有荒诞感的，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游戏精神，一种不屑的态度。”的确，随着创作主体对生活认识的不断深入，“70后”作家也越发清晰地看到，纷乱的现实之中总是隐含了各种人生的尴尬和命运的错位。像陈家桥的《铜》、《猫扑脸》，田耳的《牛人》，黄咏梅的《单双》，孔亚雷的《小而温暖的死》等，都体现了他们对这种现实境遇的深度体察。

　　当然，“70后”的作家也会自觉关注自身的成长记忆，但对于成长的书写，他们通常以自身的主体情感为主线，并融入了大量的个人记忆和经验，如徐则臣的《水边书》、《南方和枪》、《伞兵与卖油郎》，魏微的《拐弯的夏天》、《姐姐》，刘玉栋的《给马兰姑姑押车》等，都是如此。而像金仁顺、朱文颖和安妮宝贝等，则常常将小说中的主人公明确定位成与作家年龄相仿、性别一致、趣味相投的角色，使叙事呈现出创作主体强烈的个人意识，甚至洋溢着某种“小资情调”。如金仁顺的《水边的阿狄丽雅》、《爱情诗》、《酒醉的探戈》、《去远方》、《彼此》、《云雀》等，都是以男女之间的暧昧情感为主线，于禁忌森严的伦理背后，凸现现代青年女性对真爱的寻找和守望。朱文颖的《高跟鞋》、《戴女士与蓝》、《金丝雀》、《哑》、《繁华》中，都有一位年轻的知识女性穿行于潮湿而阴郁的都市之中，为浮华的物质或迷离的情感而奔走，并洋溢着某种古典的、唯美的甚至是略显病态的气质，饱含都市欲望的气息，又时刻期待着梦幻般的诗意。

　　无论是对尴尬命运的体恤性表达，还是对荒诞生存的反讽式书写，抑或对个人化情感经验的精确临摹，“70后”作家在直面日常生活时，并没有回避生存的无奈与伤痛。只不过，他们所展示的这些尴尬和疼痛，更多的是来自个人意愿与现实之间的无法协调，既不像“50后”作家拥有某种深远的历史意识，也不同于“60后”作家具备强劲的理性思考，更不同于“80后”作家对时尚、“穿越”和玄幻等反日常生活的迷恋。因此，从代际差异上看，他们的创作更加强调自我在当下现实中的生存感受，“性爱也好，生活也好，都缺乏自我的历史感”。也许，正因为他们过于回避对生活和人性进行形而上的哲思，削减了批评家对这一代作家创作的阐释欲望，才导致他们成为当代文坛中一个“沉默的在场”。

　　二

　　从日常生活出发，展示现代社会里那些卑微却鲜活的生命形态，传达创作主体对这个速变时代的感受和认识，是“70后”作家最为显著的审美追求。为了重构这一日常生活的诗学空间，他们在叙事上也自觉选择了一些别有意味的审美策略，即，突出各种丰饶的细节，注重各种微妙的体验，强调人物内心的盘旋，全力展现那些被庸常经验所遮蔽的、极为丰盈的生命情态。诚如有人所言：“他们对人情物理有细致入微的体察，对当今的都市生活有娴熟的描写，对当代人于滚滚红尘中的情感世界有入木三分的揭示，他们表现出超越前辈的对生活细节与日常化的忠诚，我们每天的日子在他们的笔下活色生香。”

　　应该说，“70后”作家的这种叙事策略，一方面是为了契合他们所要表达的审美目标，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小说特有的艺术本质。叔本华就说过：“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讲述那些伟大事件，而是使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变得趣味盎然。”“70后”作家似乎天生就迷恋于各种生活“小事”。他们感兴趣的，常常是“生活中那些细微、微小的事物，像房屋，街道，楼项上的鸽子，炒菜时的油烟味，下午的阳光”，因为“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在‘日常’中，就是说，处在这些琐碎的、微小的事物中，吃饭，穿衣，睡觉，这些都是日常小事，引申不出什么意义来，但同时它又是大事儿，是天大的事儿，是我们的本能”。因此，他们总是偏爱那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并努力将它们叙述得“趣味盎然”。如盛可以的《缺乏经验的世界》，就非常精确地把握了成熟女人的欲望心理和理性包裹的矜持，让她面对一位近在咫尺而又遥不可及的阳光男孩，慢慢地撕开了自我隐秘而又无法言说的生存之痛——它看似生猛、坦率，实则虚弱、无奈，布满了无爱的苍凉与伤痛。魏微的《姊妹》则以极为舒缓的语调，叙述了三叔婚姻中两位“三娘”之间的漫长纠葛。虽然这些纠葛事关名分、声誉和尊严，但两位“三娘”之间并没有多少你死我活的外在冲突，一切无奈与伤痛，都淹没在种种日常的琐事之中。尤其是当三叔去世之后，两位“三娘”还经常以各种特殊的方式，传达了彼此的宽慰与谅解，也呈现出生命的坚韧与宽广。

　　戴来、冯唐、李师江、路内和李红旗的创作，虽然在叙事话语上充满了某种调侃和诙谐的意味，但在具体的细节处理上，他们同样注重那些微妙的感性生存体验，反复捕捉并延展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内心情境。像戴来的小说，就非常善于捕捉男人内心的脆弱，然后将它置于尖锐的现实情境中，让人物辗转反侧，最后接受无奈的现实。

　　譬如《对面有人》中的安天，在发现自己的隐秘生活竟被女友刘末搬上了网站之后，虽然内心充满了耻辱感，但在刘末的花言巧语以及金钱的引诱之下，他又很快找到了自我平衡的支点。于是，他不仅原谅了刘末的背叛行为，还与刘末达成了交易，自愿将自己的私密生活继续搬上网站。《突然》中的缪水根，《亮了一下》中的洛扬，《开始是因为无聊》中的刘科，《恍惚》中的周密，《缓冲》中的卞通，等等，面对尴尬的婚姻，或妻子的背叛，也都是如此。在戴来看来，“那些看似强壮的雄性动物在我的理解、观察、琢磨和想象中，其实很疲倦很脆弱像孩子一样需要更多的关照和鼓励”。

　　因此，当他们遭遇无法抗拒的生活障碍时，戴来总是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内心平衡的台阶。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和《万物生长》，李师江的《比爱情更假》，李红旗的《妻子们为什么如此忧伤》等，都是着眼于青年男女之间的“性”，通过这种生命本能的特殊体验，打开人物缭乱而虚浮的精神世界，揭示物欲化的现实对现代人爱之能力的戕害。路内的《少年巴比伦》、《阿弟，你慢慢跑》等小说，常常以缭乱而无序的青春成长作为背景，倾心于叙述青春的躁动、叛逆、迷惘与转型期社会伦理之间的共振关系……这些叙事表面上看，有些随意、凌乱，甚至不乏碎片化的审美特征，缺乏理性的精心控制，但是它们却异常鲜活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感性化的日常生命情状。

　　在这种叙事策略的驱动下，“70后”作家在处理人物关系时，常常着眼于模糊而暧昧的状态，追求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审美效果。他们不太喜欢过于复杂的人事纠葛，但他们却能够凭借自己良好的艺术感知力，轻而易举地深入到各种日常生存的缝隙之中，发现许多令人困惑而又纠缠不清的精神意绪，并对这些微妙的人生意绪进行饶有意味的扩张——我以为，这种扩张能力正是一个作家叙事潜能的重要体现，它可以直接映现作家对生命内在质感的有效把握，使小说在逼向生命存在的真实过程中，成功地建立起自身的叙事根基。像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就非常巧妙地将“跑步”穿插在沉重的现实与轻盈的理想之间，让人物以“跑步”消解生活的无奈，并通过“跑步”折射内心的理想。朱文颖的《花窗里的余娜》叙述了两家三代人的关系，但两家之间的正面交流并不多，更多的只是“我家”对余家的观察、猜想和议论。作者正是通过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的反复演绎，颇有意味地展示了一代代市民的复杂心绪，有嫉妒也有自足，有向往也有好奇，有平衡也有失落，但终究还是“晃了一晃，就过去了”。孔亚雷的《小而温暖的死》也是通过一种若即若离的叙述，缓缓地呈现出现代都市“零余者”的生存意绪——这类“零余者”拒绝进入竞争的社会，排斥欲望化的存在方式，坚守内心的自由，最后却只能蜗居于斗室之内。东君的《拳师之死》、《子虚先生在乌有乡》更是迷恋于一种古朴、典雅而又略带几分诡秘的氛围的营构，通过清幽而压抑的环境铺展，衬托人物之间难以言说的微妙关系。

　　在这种人物关系的精妙处理中，金仁顺是最为突出的一位代表。她的很多短篇，如《秘密》、《爱情诗》、《秋千椅》、《彼此》、《云雀》、《爱情诗》等，都是将男女之间的情爱安置在日常生活的隐秘部位，在解除现实伦理的约束状态中，反复演绎两性之间的情感和欲望、伪装与伤痛。金仁顺并不追究爱与欲的对抗，她的叙事理想就是通过两性之间的碰撞与勾连，打开人物彼此被日常伦理封裹的内心世界，让它们在幽暗的空间里闪耀独有的人性光泽。这种人性光泽，汇聚了真切的爱、自由、诗性的遐想，也渗透了欲望本能、背叛和生命的隐痛。它是一种生命的真实存在，却又被现实秩序封存在表象深处。于晓威的《让你猜猜我是谁》、《在淮海路怎样横穿街道》、《L 形转弯》以及李修文的《不恰当的关系》等，也是以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为主线，但作者同样没有直接引爆人物的外在冲突，而是以人物内心之间的扯扯拽拽，来呈现现代人在情感沟通上的困境。应该说，“50后”、“60后”作家也非常注重这种人物关系的营构，尤其是像王安忆、毕飞宇、苏童等，但他们更强调这种关系所包含的伦理基质，也更加自觉地突出人物关系背后的社会历史的重负，像《骄傲的皮匠》、《玉米》、《茨菰》等，都非常典型。

　　而“70后”则不太在意这种关系背后的现实意义，他们乐于表达的，只是这种关系的不断纠葛所折射出来的微妙而又丰盈的生命情态。它们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底部，又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在叙事形式的开拓性实验上，“70后”作家也保持着相当的热情。像李浩、陈家桥、田耳、朱山坡、李约热、权聆等，都有不凡的表现。

　　譬如李浩的小说，既有寓言体（《闪亮的瓦片》、《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又有讽喻体（《飞过上空的天使》），还有札记体（《告密者札记》）。陈家桥极力推崇哲学化的玄想，他笔下的人物通常都是一些抽象的符号（如沉默者、无眉者、N 、表情严肃者、中年人之类），人物的命运常常滑入各种荒谬或错位之境，但他总是以极为虔诚的叙事话语，探讨人类存在的困境。如《南京》中的暗杀者，愈是靠近暗杀对象，成功的目标就愈加遥远；《兄弟》中兄弟俩四处寻找失踪的黄琴，不料黄琴却在悠闲地为花草浇水；《现代人》中小朱跳楼自杀，仅仅是出于“给大家提个醒，一个真正的输家在输光了一切之后，他也就赢了”。田耳则带着特有的灵性智慧和艺术自信力，不断地打量着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从《衣钵》到《郑子善供单》，从《一个人张灯结彩》到《坐轮椅的男人》，从《父亲的来信》到《在场》，很难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叙事风格，也很少看到一种相对明晰的叙事惯性。朱山坡的《鸟失踪》、《陪夜的女人》、李约热的《青牛》、《问魂》等，都善于动用“以轻击重”的叙述手段，传达现实生存背后的困厄与无奈。尽管这些叙事探索比不上余华、格非等“60后”作家那样强劲而有力，有些甚至还比较生硬，但也可以看出这一代作家在叙事形式上的自觉。而这种叙事的自觉，在“80后”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却很难看到——他们更热衷于架空、悬疑等类型化的叙事方式。

　　必须承认，过度强调生活细节、强调感性生存的叙事策略，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长篇叙事中，作家有效的结构能力和叙事的掌控能力便暴露出来。因此，“70后”作家在长篇创作上总是显得相对薄弱，像戴来的《练习生活练习爱》、《对面有人》，盛可以的《水乳》、《道德颂》，魏微的《流年》，朱文颖的《高跟鞋》，徐则臣的《水边书》，李修文的《滴泪痣》，李师江的《福禄寿》等，都只是一些意蕴单薄的“小长篇”。它们主要靠故事本身的新奇、细腻来吸引人，无论人物性格还是叙事结构都比较简单，意蕴也显得单薄，既无法达到“50后”作家笔下那种气蕴饱满、纵横捭阖的宏大气象，也无法实现“60后”作家笔下那种精致幽深、形式之中深含意味的艺术特质。

　　三

　　李修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写作，即不背叛自己的经历、气质乃至阅读，不背叛感动我的体验，我的小说态度不背叛我的生活状态”、“我的创作平行于生活”。这种“创作与生活合二为一”的写作追求，其实是“70后”作家普遍尊崇的一种美学原则。因为在他们看来，“小说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高深，只要你盯紧这个世界和你自己，然后真诚而不是虚伪地、纯粹而不是功利地、艺术而不是懈怠地表达出来，我以为，就是好的小说”。“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生活比小说更像小说”。所以，这一代作家的创作，极为明确地体现了创作主体对日常生活的高度依恋和青睐；他们的叙事，一旦进入日常生活内部，便显得放达而率性，活泛而轻灵。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在自觉地建构一种日常生活的诗学空间。

　　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首先在于我们对“生活的意义”已逐渐有了更为完整的理解。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都是在集体化的意义系统中来认识生活的，并形成了一种“大生活”观——它的意义是建立在社会共识性的精神立场上，突出大众生活对集体意志和社会伦理的重要作用，而作为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感性的生命体验，则一直处于被排斥的地位，生活的价值常常被理解为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诚如张未民所说：“上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岁月的革命、启蒙、政治和生产、建设，曾经是人们所理解的‘火热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它们曾是生活的全部。”

　　应该说，这种生活观虽然有些片面，但它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伦理和文化观念。也正因如此，在这种特殊文化语境中成长出来的“50后”、“60后”作家，都非常自觉地承传了文学的载道观念，在表现日常生活的同时，努力赋予生活以社会或历史的反思信息，并让个体的生活承载更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但是，真正完整的人类生活，应该既包括这种共识性的“大生活”，也包括个人化、碎片化甚至是非理性的“小生活”。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确立了人们对这种“小生活”的认识，并明确地意识到，以前那种特定情境下被简化了的“大生活”，已不能够涵盖今天生活的全部，“物质因素、身体因素、欲望因素、技术因素等凸显于生活中，大大扩容、鼓涨了生活的体积。尤其在精神性和物质性之间，那些经济机制、网络媒介、城市空间、生态背景等，都以一种中介性的，似乎更倾向于物质基础的有力方式，重组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而“70后”作家的成长，恰好处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他们的童年记忆，基本上是以“文革”结束为起点，“他们对于当年的生活只有模糊迷离的记忆。而他们成长的青春期，却是改革开放之后价值和文化都相当不稳定的阶段。‘方生未死’，他们充满了诸多过渡性的气质和表征。教育和文化的过渡性，各种思潮和文化经验的剧烈的冲击都对于他们构成了诸多的挑战”。因此，与“50后”、“60后”作家们不断叩问沉重而深邃的历史、追踪宏大而繁复的现实有所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写作就没有太多的集体意识，也没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而是直面个体的日常生活，试图从边缘化、个人化的“小生活”起步，重构日常生活的诗学价值。

　　其次，“70后”作家的这种审美追求，也隐含了日常生活诗学重建的复杂性和必要性。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学从来就不缺少对个人化日常生活的表达，从《诗经》里的“国风”到很多明清小说，都浸润在日常性的“小生活”之中。只不过到了上世纪初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感召下，日常生活背后的重大意义或“有目的性”才逐渐为作家所着重关切。在90年代初期，随着“新写实小说”的兴起，这一情形有所改变，但在随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再一次受到质疑，并迅速走向衰微。新世纪之后，“70后”作家开始以集体性的叙事姿态，重返个体日常生活的审美空间，虽不是什么变革性的艺术探索，但它在重塑人类“完整生活”的过程中，不仅确立了人的身心存在的统一性，也确立了人与物之间的统一性，传达了“对日常生活的诗学肯定”就是“对人性与生命的自觉肯定”这一哲学思想。

　　当然，日常生活的诗学建构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表面上看，日常生活主要是指“那些人们司空见惯、反反复复出现的行为，那些游客熙攘、摩肩接踵的旅途，那些人口稠密的空间，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天又一天”。但是，如果从理性层面上来认真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状态可能被经验为避难所，它既可以使人困惑不解，又可以使人欢欣雀跃，既可以让人喜出望外，又可以使人沮丧不堪”、“在现代性中，日常变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的背景：使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了；逐渐对习俗的溃决习以为常；努力抗争以把新事物整合进来；调整以适应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日常就是这个过程或成功或挫败的足迹。它目睹了最具有革命精神的创新如何堕入鄙俗不堪的境地”。也就是说，作为人类“此在”的证明，日常生活尤其是那些个人化的“小生活”，恰恰映现了每个活着的人的生命形态，也彰显了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本质状态。重建日常生活的诗学空间，就是要全面认识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在“习以为常”之中发现并感受那些“陌生”的成分给庸常个体的生存带来的影响，包括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依附性和一体性”，从而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去关注曾被我们过去所忽略的物质、身体、技术等，使社会的整体性与生活的整体性统一起来。

　　这一点，在今天尤显重要。因为如今的日常生活已远远超出了油盐柴米之类的简单事象，呈现出巨大的扩容状态和吞吐能力。这种情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虽然极大地提高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但也使人们正在变成机器的仆役，甚至成为技术的附属品，人的进化和异化同时并存，并且势均力敌。这使得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难以言说的分裂。二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全面兴起，正在以大众化、快捷化、时尚化和影像化的方式，满足着人类日益膨胀的感官欲求，就像费瑟斯通所说：“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无论我们进行怎样的评判，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后果，它们已真真切切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构成了我们对“时代”的理解。所以，“70后”的代表性作家魏微就由衷地说道：“我喜欢‘时代’这个词，也喜欢自己身处其中，就像一个观众，或是一个跑龙套演员，单是一旁看着，也自惊心动魄。某种程度上，我正在经历的生活——看到或听到的——确实像一部小说，它里头的悲欢，那一波三折，那出人意料的一转弯，简直超出凡人想象。而我们的小说则更像‘生活’，乏味、寡淡，有如日常”。就文学而言，有效地表现这种生活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展示现代人“活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无疑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因此，“70后”作家的这种审美追求，虽然只是一种“小叙事”，虽然还没有构筑起一套完整的诗学谱系，但是在重构人的生活的完整性上，在重建身与心、人与物的统一性上，却有着独特的意义。

　　注释：

　　廖小平：《伦理的代际之维》，第5—6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218页，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兴安：《怀疑主义者、“孤独者”与尴尬一代——从代际关系考察当今文学发生的异同》，《文艺报》2010年2月5日。

　　徐则臣：《“70后”作家的尴尬与优势》，《文学报》2009年7月2日。

　　贺绍俊：《“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两次崛起及其宿命》，《山花》2008年第8期。

　　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南方文坛》1998年第6期。

　　汪政、晓华：《鲁敏论——兼说70年代作家群》，《山花》2009年第11期。

　　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第358页，范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魏微：《日常经验：我们这代人写作的意义》，《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

　　戴来：《别敲我的门，我不在》，第28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崔庆蕾、吴义勤：《探险与冒险——李浩小说论》，《山花》2009年第3期。

　　李修文：《写作和我：几个关键词》，《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徐则臣：《回到最基本、最朴素的小说立场》，《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戴来：《竟然是这样》，《南方文坛》2002年第2期。

　　张未民：《回家的路生活的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张未民：《回家的路生活的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张颐武：《“70后”和“80后”：文化的代际差异》，《大视野》2007年第12期。

　　［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第4—5页，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第5页，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张未民：《回家的路生活的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5页，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魏微：《“我们的生活是一场骇人的现实”》，《小说评论》2007年第6期。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
来源： 原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