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叙事范本]-《进城走了十八年》 作者：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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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自序(1)

　　自序

　　告别乡土中国

　　这是一本进城的乡下人18岁前的编年纪事。

　　这些陈年流水账，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其中的一部分我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中，曾获得一些同龄人——特别是和我一样在乡村长大的70后人的共鸣，其中有多年未联系的高中同学，他们鼓励我将这些回忆写完并出版。胡适先生曾鼓励人写自传，他自己以身作则，四十岁那年开始写作《四十自叙》。

　　然而胡适是何等的人物！他27岁便任北大教授，已名满天下。那代学人的学养，我辈望尘莫及，那代学人的成就，我辈徒有艳羡。我想自己有何德何能写自传？再加上忙于应付稻粱谋的时文，这流水账便辍笔许久。

　　促使我将它写完的，是2010年3月父亲的一场重病。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忙于琐事，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突发重病，已经人事不省，正送往市人民医院抢救。远在广西桂林的哥哥和远在四川乐山的弟弟几乎也同时接到电话。

　　于是，三兄弟从南、北、西赶赴湖南邵阳。桂林最近，哥嫂驱车7小时就到了家，而我和弟弟在长沙机场会合，也于当日晚10点赶到老家。父亲已经被推进了ICU抢救，兄弟姐妹四人相顾无言，唯有心底里祈求父亲渡过这一关。

　　第二天清晨，大夫告诉我父亲醒了，状态还不错。我们心底的愁云一下子就散了。据主治大夫说，若晚送医院两小时，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当时父亲在家中昏迷，在镇医院当医生的姐姐打120叫市医院的救护车来，家族的长辈力劝母亲和姐姐放弃抢救，说73岁的老人，若死在村外，那就太不吉利了。幸亏姐姐的坚持，也幸亏这些年农村交通与通讯的改善，否则，父亲将和农村许多病重的老人一样，听天由命。

　　父亲在ICU整整躺了9天，每天我们兄弟姐妹开车从家里出发，到30公里外的市医院，通过ICU的视频和父亲交流，再回到生养我们的山村。一路看窗外田野里油菜花开，连绵的山郁郁葱葱，离家20余年，我已很少有这样一段时间欣赏到故乡的风景。路上，我们兄弟们说起儿时离开乡村的不易。那时候邵阳市在我们眼中，是很遥远的繁华都市，乡里人，能进一次邵阳市，足以向村里人夸耀半年。我考上大学那年，整个县还没有程控电话，重要机关靠老式摇柄电话通话，我的录取通知书差点被耽搁了。而去上大学，要步行出村几华里，到马路边搭农用车去集镇上，再换大客车到邵阳市，然后坐火车北上。

　　而今，每个山村不论多偏僻都通了程控电话、手机，水泥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交通、通讯的改进，保证父亲及时送进医院，也能使远在外地的儿子们在一天之内赶回来。
乡村这些改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因父病我在家的一旬，深深地感觉到农村社会结构的剧变。那些日子，我们兄弟坐在家里，傍晚时听到整个村庄安静极了，没有记忆中牛羊的叫声，连小孩子的嬉闹声也听不到。我的儿时伙伴，以及更年轻的80后，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村里，他们都去外面了，他们的孩子也跟着他们在外面，甚至连老人都接走了。一栋栋靠打工攒下的钱修建的新房，好些空无一人。有一次母亲突然说了句：我们这些老人走了后，这个村以后怕是没人住了！ 有一天晚餐时闲聊，哥哥冒出了一句：我们这个家族我们兄弟是最后一代需要赡养父母的人，可能也是第一代儿女不能赡养我们的人。

　　这句话惊醒了我，我想是呀，何止是我们兄弟几个，整个村庄乃至整个中国乡村，我们这代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对父辈，就像我们父辈对祖父辈一样，还需要承担纯经济学层面的赡养义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社会常态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代；而我们的子女，将来可能不需要再在经济上赡养我们，所能提供的只能是情感上的慰藉。

　　我意识到，我这代乡下人，经历了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巨变。我们兄弟，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代在传统乡村文化中长大的。从我们这代人开始，乡村人不再是少数的精英才能进城，而是大批地、甚至是成集群地进城。我这代人，正经历着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

　　躬逢这样的巨变，对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人而言，可谓是一种幸运。因此，我觉得自己的经历虽然平常，但是值得记录下来，算是见证这个时代变迁的一份文本。

　　以我自己为例，单说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工具，我这四十年的经历，浓缩了西方社会的几百年。我的儿时，点油灯，砍柴放牧，学赶牛耕田，步行去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乃至曾祖父辈的生活形态没什么差别。而我进城后，开汽车，用互联网，和美国纽约的同龄人生活状态也无什么差别。

　　而我感受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则更为巨大。我们兄弟从记事开始，融入以血亲、姻亲为经纬的熟人社会，那种自然状态犹如幼鱼游水，稚鸟学飞。我们首先要学会分辨的就是亲属尊卑，谁是我的亲兄弟，谁是我共爷爷的亲堂兄弟，谁是我共曾祖父的堂兄弟，谁又是没出五服的族兄弟、叔婶；出了五服的那些族人，和谁又更亲近一些；方圆几十里哪些姓李的和我们共一个祠堂，共一份族谱；祖父、父亲、自己和下一代的辈分是哪个字；而八华里外的那个王姓聚集的村子，谁是我的亲舅舅，谁是我的堂舅舅；姑舅表亲和姨表亲的区别在哪儿。人死了，哪些人可以埋进祖坟哪些人不能；碰到人家办红喜事该说什么贺喜的话，而对长辈的丧事如何致祭，等等等等。乡村的熟人之间没有秘密，一个家族的爷爷可以随意在你家吃饭时走进来坐到餐桌上和你父亲一起喝酒。这些对我这样成长经历的人而言，是常识，而对我们兄弟的下一代，恐怕就是遥远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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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1)

　　对我来说，进城只走了十八年；而对整个中国来说，进城走了几千年。

　　就在这部书第二稿修改完毕的庚寅年腊月，我的儿子出生了。四十为父，感慨良多。立刻觉得那种浪游江湖的心情不再有，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以及挥之不去的忧虑，为襁褓中的儿子，也为自己栖息的这块土地。在北京这座近2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里，陪我儿子成长的时候，我将如何给他讲述南方那个遥远的故乡？如何讲述他的父亲从乡村进城的经历？或许，他会像我少年时对父亲讲述其成长苦难一样不耐烦。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人生道路，凭什么让他洗耳恭听父亲的“忆苦思甜”？但是，既然将进城走了十八年的路记录下来了，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引发同龄人对那段岁月的回忆，希望更年轻读者能接受他。也希望在更远的未来，长大后的儿子通过这本书，读懂他父亲成长的那个时代。

　　第一章 蒙昧记变

　　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 “哒、哒、哒……”竹棍敲打青石板的声音，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记忆。

　　生命真是很奇妙，我搞不懂为什么要在那一天，对我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那天，我的记忆库闸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咣当一下撞开了。而在此前，是一段毫无记忆的混沌状态。

　　那是1973年阴历九月的一个秋日，我家的新屋竣工了，当地叫“圆垛”。我脑海中留存的只是一些碎片，人生第一份碎片，其中许多事件的前后逻辑关系，是成年后问母亲，她给补充，才得以串联起来。

　　两岁八个月的我，被扔在一个晒谷坪上，无人理睬，弟弟在旁边哇哇大哭，同样无人理睬。后来母亲说，那一天是弟弟周岁的生日，大人忙着新房子，没有时间顾及一个孩子的生日——何况他还不是头生子。

　　我记得大人们来来往往，晒谷坪有两个分别用三段粗粗的圆木交叉支撑在地表上的木桩，这两个土制三角架上，横着一根木头。我记忆特别深的是，木头的圆柱已没了一半，剩下个半圆，地下有很多碎屑，两个三脚架下面，都吊着一块很沉的土砖。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三脚架是固定那个横躺的木头以方便把它锯开而用的，一寸厚的椽皮钉在屋顶的檩子上，椽皮上面用青瓦阴阳两面地交错搁放着，形成凹凸，留下走雨水的槽。

　　两个锯匠站在木头两边，用一个大锯锯椽皮，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一种把戏。我觉得很有趣，两个大人扎紧步子，不紧不慢地拉着，锯木声嘎嘎地还挺好听，锯木灰飞花碎玉似地散落，锯木匠还不时哼着歌子。后来到北方听过一首儿歌：“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我一下就想起儿时观看锯木的情形，看来，扯大锯对中国农村孩子来说，不分南北，都是熟悉而爱看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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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2)

　　屋顶上，一些人盖瓦，一些人将伸出山墙外的檩子和屋檐外的椽皮锯齐，我记得的人其中有我的二舅，还有一个堂姐夫。

　　有两个瞎子，一前一后手搭着背，竹棍在地上敲打着，他们正走在“大路”上。他们是不是刚从我家赶完“台子”（赶台子是指当地乞丐去有红白喜事的人家乞讨，收益要高于平常），接着去下一家，已无法考证了。

　　这大路，是我们村的一种专用名词，特指村子左侧一条两尺宽的石板路，我家盖在全村最前面，坐北朝南，最临近这条大路。这大路连接两个公社所在地，光绪年间重修过一次，算是当地一条主要干道，所以山野偏僻之人，以井中观天之眼光，名之为“大路”并非夸张。因为，乡间多数的路只是田埂上和山野里人畜踩出来的羊肠小道。

　　一个瞎子大声地问屋顶上锯木的人：“小塘怎么走？”小塘是毗邻我家南面四华里的一个村，是一个公社所在地，算是周围诸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个后生仔便大声地指路：“往前、往前，再往左，再往前走。”如此指点，靠近了路左侧一口利用泉眼而挖成的井。这口井是全村饮用水的主要供用地，井底有一股一年四季都不枯竭的山泉，水质清冽甘美。两个瞎子眼看就要迈向井口，一个妇女大叫：“那是井眼，往前走不得。”瞎子连忙止步，屋顶上那些捉弄瞎子的人哈哈大笑，似乎觉得无比快乐，恼怒的瞎子破口大骂，骂些什么我自然不可能记得。

　　人生记忆的第一份碎片，竟然是健康人对残疾人的欺骗和戏弄，他们并非有恶意，也不会真的让两个瞎子掉进井里，也许只是为百无聊赖的乡居生活中，找一点乐子。

　　新屋盖好了，我家住了进去，这是四个垛子的屋，即四堵山墙隔成三进的房屋，中间是堂屋，堂屋东西两边各用一堵墙分隔出前后两间房子，挨着西面的山墙，搭了一个低矮的偏屋，屋顶不是人字脊，而是从正屋的山墙自然向下倾斜，偏屋的前半部是囤积柴火的，后半部是猪牛圈。堂屋后面隔出了一间小小的厨房。

　　整个房子全用土砖建成。土砖现在在乡下基本上被淘汰了，再穷的人建房子也要红砖。制作土砖也是我小时候喜欢观看的把戏。制土砖必定是在夏天过后，选一丘离村很近的稻田。因为稻田耕作了上百年，肥沃的泥土极具黏性，已经不同于山地的红壤。将田里的水放干，晒一阵子，再放水浸泡，稻田的泥巴就可以做土砖了。农人们拿一个近一尺长半尺宽半尺高的木盒子，用脚丫子把稻田泥紧紧地踩进去，盒子中有一根苎麻编成的线，线一拉，黏黏的砖头就脱落了。晒干后，砖头黄中带白，很坚固，盖成的房子几百年不坏。——湘中农户，几百年间建房子多半如此，今天去韶山，看伟人故居，那房子的砖头也是这样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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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3)

　　盖新房应当是一件大喜事，但对我家来说，盖这房子是不得已，有一段伤心往事。

　　我的哥哥和姐姐出生后，父亲升任了县中医院的院长，全家已经搬到县城居住。母亲初中毕业，比一般的家属有文化有见识，经过速成培训后，也成了一名医生，哥哥进了县城小学读书，一家人似乎就成了标准的城里人。我在县中医院出生，那个医院在一条注入资江的溪边，隔溪是起伏的山峦。此处往西走三华里，是民国的抗日名将、官拜兵团司令廖耀湘的故居。当时作为战俘的廖耀湘已去，他家的老屋多半作为“土改”的胜利果实，分给了贫下中农。

　　待到17岁，我才得以重游自己的出生地，只是物是人非，里面已经没有谁还记得曾经这里住过后来不得不离城的一家人。

　　大约在我刚出生时，因为鲠骨而不媚上的父亲得罪了某些人，我家被正式宣布下放到老家的生产队，父亲倒是留下来了。看到老婆孩子都下乡了，为了照顾全家，父亲主动申请到距家不远的小塘公社卫生院当院长。

　　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父母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出现奇迹不让孩子们成为农民。离我家十几华里有一个叫渡头桥的大队小学缺一位老师，母亲被推荐去代课，一段时间后母亲觉得顶多被转为民办教师，成为公办教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全家除父亲外都是农村户口，还得挣工分养家。春天发生了一件让人至今后怕不已的事故，使父母下了回农村老家的决心。哥哥背着两岁的我，顺着学校外面的田埂去玩耍，不慎跌进一丘水很深的泥田里，泥田有点像沼泽地，俗称“溢泥田”越挣扎陷得越深，哥哥不敢翻身，怕压坏背上的我，他的头和身子全陷进泥水中。这时候一个过路人正好经过，连忙下田将两兄弟扯出来，满身泥水、惊魂未定的哥哥连哭都忘了，而我委屈地在他背上哇哇大哭。哥哥回家后向母亲讲述这一切，母亲连呼老天保佑。哥哥还是个小孩，没有意识到要询问救命恩人的姓名，所以至今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救了我们哥俩。

　　这事过后，父母更觉得孩子们摆不脱当农民的命运，再挣扎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成效，还是铁了心回老家吧。

　　老家在言栗公社了田大队第七生产队，位于邵阳城西北大约40华里的一个山冲里，除了几户刘、隆姓外，基本上是不出五服的李姓人氏，是典型的聚族而居。但农民的贫穷和封闭，并不会因为是同一个家族而对我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相反，大家将长房、次房、三房繁衍下来的亲疏关系分得清清楚楚。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大爷爷壮年而亡，留下三个儿子让行三的我爷爷抚养，老二还未娶妻时，一次雷雨天在田里插秧，遭雷击而死，而曾祖父自己，活到96岁，在1961年饿死了。大祖父留下的三个儿子都比我父亲大，老大我叫大爷的在另外一个生产队，只有一个儿子，三伯娶妻不久没有生育就患肺病死了，老二即我叫二爷的，老实巴交常受生产队主事者的欺负，他生了五个儿子，算是人丁兴旺，但一般而言旺丁不旺财。我的亲叔在叔伯兄弟中最小，部队复员后在县城供销社上班。我们这一房本来在生产队中势力最单薄，没有任何话语权。这下我们全家搬回来了，母亲的刚强能干是出了名的，而且父亲在外面当国家干部，又有三个儿子，全家回乡后，这一房力量大增，而且生产队平白无故地增加了几口人，要分他们的口粮，当然要想方设法设置障碍。落户时尽管他们推三阻四，但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一家人当不了城里人，总得让他们当农民吧。我们回老家时，奶奶已故去多年，多病的爷爷脾气倔强而又有些古怪，他对孙子孙女的回乡，心底里是高兴的，对那些暗中给我家回乡落户使绊子的人毫不客气地训斥：“我的孙子回自己的家，天经地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根，哪个敢阻挡？”爷爷年轻时硬气而强悍，同辈人多忌惮他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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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4)

　　一家终于在老家落下户，既然死了做城里人的心，那么就得做长久之计。爷爷那三间又黑又矮的老屋肯定容不下这一大家子，必须新建房子。而农户家建一栋房子，要经过多年的准备，一点点买木料，攒钱，挑选宅基地。而我们家在短时间内就得建起新房子，一切都仓促得很，因此我家房子的楼枕、檩子所用的木料，比一般人家都要差。

　　接下来申请盖房的宅基地，又颇费周折。我家那个叫鹅梨树下的自然村，名实相符地坐落在一个山坳上，只是那棵曾成为地标的大梨树，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砍伐塞进土法炼钢炉里，为社会主义一日千里的跃进事业发光发热，继而灰飞烟灭了。树已灭，名尚存。村里大部分房子处在两座山交汇的垭口，两座山光秃秃的，老辈人说五十年代还草木茂盛，有老虎和狐狸栖身。除了村前的梯田和生产队的晒谷坪，整个村已没有一尺平地。生产队最后同意将离村最近而地势最高、灌溉很不方便的一丘田给我家盖房。这丘田在1949年以前，属于申爷爷家的，尽管土改、高级社、人民公社搞了几十年，但在老头的心目中，这丘田还是他家祖产，心底里很不乐意，但也没有任何理由反驳，因为他如果以过去的祖产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我爷爷在1949年以前曾有八亩水田。这老头便走到人民公社告状，当然这个理由更说不出口，无非说占用良田，可一调查，这是丘每年收成不好的“鸡肋”田，于是悻悻然看着一栋新屋在他家西面耸立起。从此两家成了最近的邻居，因为这种过节，很小的时候我都能感觉他的儿女——那几位本族的叔叔、姑姑们眼中的敌意。

　　搬进了新房，我的记忆库开始蓄水。

　　我最深的记忆是，爸爸常不在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睡在靠东面那厢的前一间房里。窗户格绷着塑料纸，但常常被风或者是捣蛋的小孩扯开了一角，我躺在一张雕花大木床上，清晨阳光照进来，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去忙碌了，蚊帐已经被撩起来，我一翻身，就透过窗户被扯开的一角，望见远处青黛色的山脊，山脊如鲤鱼背，林木葱茏。再离家近一点的山丘，则是只长着浅草和灌木的石头山。正对着窗户的地方，一块坡地上，突兀出一块巨大的石头，黑黝黝的，长得像一头倦卧的水牛。冬天下起薄雪，这头“石水牛”由黑变白，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如果我还赖着不起床，已忙碌一阵子的妈妈，会毫不客气地把我从被窝里掏拖出来，用刚调过猪食的大巴掌，打我的屁股，屁股会变得湿湿的，而我毫不在意，因为一起睡的弟弟常常尿床。

　　等我四岁的时候，妈妈让我和弟弟两人睡到后屋的床上，他依然尿床，直到上学。哥哥为此编了个顺口溜： 满老弟，好幸福， 半夜梦里画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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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5)

　　先画洞庭湖， 再画宝庆府。

　　早上起来一看， 原来是个尿印箍。

　　等我稍微懂事一些，祖父和父亲便开始给我讲家族史，让我记得祖宗从何而来。我们家族大约是宋末从江西搬迁过来，七百年后，在湘根深叶茂，繁衍支系甚多。各系已没有统一的族谱了，我家这一系的族谱按“显达永代德，基锡洪材炳”排辈分，我是“洪”字辈，乃江西迁到湖南第二十六代从我爷爷“基”字辈开始，每一字辈含五行之一，并按“土、金、水、木、火”之间的相生之意往下走。只是我出生时，正赶上“文革”，族谱亦属于应予打倒取缔的“封资修”之列，给男孩子取名多数就不按班辈了，而是带有浓浓的“革命”色彩，如“红卫”“卫东”“卫国”“劲松”“奇志”“勇”“强”“建军”“拥军”之类，我的名字便是“勇”。

　　我的五世祖永福公，因家贫年过三十而未能娶妻。后来不得已西走贵州卖苦力谋生，认识了一位寡妇，寡妇愿意嫁给他并随他回湘，那年他三十六岁。这位贵州婆看到丈夫日日辛劳而所获甚少，问：靠帮人帮工哪能富起来，为何不贩猪卖？——在那时候民间社会，猪羊算是大宗商品了。永福公说：我哪不晓得这样的道理，可没有本钱呀？贵州婆说：我这里积攒了一些碎银子，你拿去当本钱吧。

　　如此，我的五世祖便是靠那位贵州妻子积攒的私房钱作为原始资本而发家，后来两人生有五个孩子，我的高祖居长，每个儿子分有一百石谷水田（大约16亩），我的曾祖父是长房长孙，另单独分得五十石“长孙田”。——长孙可直接参加叔父辈分产，乡间宗族里长孙的地位可见一斑。考诸家谱，永福公发家时大约在乾隆、嘉庆年间，清王朝正处在“盛世”的尾巴上，庙堂和民间多数人还沉睡在天朝的迷梦里，对国外的社会巨变茫然不知。那时候湘中、湘西和川、黔一带大量的荒地得到垦殖，人口剧增。我家所在的“鹅梨树下”村，在那时方有人烟，永福公派他两个儿子即高祖的弟弟来此落户，而我的曾祖是长孙，自然要守在老宅里。可我那位高祖很不争气，染上了抽鸦片烟的恶习，把父亲分给他的田连同给他儿子即我曾祖的长孙田，卖了个一干二净。人一穷，就没有社会地位，哪怕你是家族里的长兄，他的弟弟和侄子照样瞧不起他。这位抽鸦片烟的高祖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字“宝元、泰元、乾元、坤元”，等四兄弟长大时，家已沦为赤贫。曾祖宝元公待在老宅所在的村落里，倍感压力，于是搬到了其两位叔父早先来到的“鹅梨树下”，盖了间茅屋栖息下去。直到我这一辈，和村里同族的孩子吵架时，对方常常说：你们家原来不是这里的，是我们祖上看你们造孽（湘中方言“可怜”的意思），收留下来。——意即多少代过去，我们这一支依然要夹着尾巴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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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6)

　　曾祖父宝元公的季弟坤元公，武艺很好，胆气过人，然不乐乡间耕作，喜欢和江湖上的朋友来往。阖族上下，凡涉及官司要上衙门过堂，都是他代理前去。那时候小老百姓畏官如虎，一见县太爷开堂那架势，两班虎狼衙役分立，大老爷高高在上，跪下来的小民多数汗都不敢出，有理吓成没理了。这位坤元公却面不改色，申诉己方理由侃侃而谈。这样的人才，一旦逢上乱世，必定不会安分。1927年前后，他的机会来了。农民运动席卷整个湖南，湘中大县邵阳亦不例外，坤元公这样的人，是天生为运动而生的，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农会的骨干分子，带领一帮子有些痞里痞气的农民去吃大户，开人家粮仓，杀人家肥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种梁山式的日子好不快活。但好日子太短，不久便是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随后国共分道扬镳，执政的国民党向原来的兄弟共产党大开杀戒，邵阳作为湘中大县府城所在地，这种清算极其残酷。本家族住白水洞的一支，出了个江姐式的女豪李芬，因亲戚告密被捕，因为那时候一些赤色的女党人被杀后，常有流氓侮辱尸体之举，此人在就义前向狱卒要来针线，将手足的皮肉和衣裤缝合在一起，以此来吓阻小流氓（此事详见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宝元公作为一个流氓无产者，没有婚娶，人一个卵一条，当然不甘愿束手就缚，于是学他的祖父，远走贵州，那里苗汉杂聚，天高皇帝远，一直就是老家人避祸的好所在。其后不知所终，也许是因为江湖险恶，死在哪个不知名的客栈或山寨了。

　　等我家回到鹅梨树下时，这个自然村也分为三个生产队，我所在的七队在山坳上，地理条件最差，田土为全大队七个小队中最贫瘠的，约一百多人，二十余户。队里有五户属于男主人在外工作女主人带着孩子在家务农的“半边户”，其中两户便是我家和我叔父家。

　　从新屋落成起，我家除父亲仍吃“国家粮”外，其他五人算是尘埃落定，老老实实回家当农民。

　　若干年后，我曾疑惑将我们四位未成年的兄弟姐妹称为“农民”似乎用词不当，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能下地干农活，是地地道道的孩子或学生呀？再后来当出现“农民工”这个由“工”、“农”两种不同职业组合的词时，我才豁然开朗，我们以前通常所说的“农民”不仅是个职业而是种身份，如果用英语翻译应该是peasant而非farmer，后者纯指以农业为职业的人，包括富裕的农场主，不蕴含其身份低贱经济状况贫困的意思。“农民工”中的“农民”指其以户籍为标识的身份，“工”则是worker，他从事的职业。所以说我们兄弟姐妹回乡成了“农民”，并非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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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孤独中一把木手枪(1)

　　孤独中一把木手枪
开始记事后，尚是三四岁孩童的我，就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孤独，那种孤独似乎浸泡了我的每一个毛孔，直到渗进血液和骨髓。至今想来，依然觉得害怕，害怕有一天醒来，突然发觉自己睡在无边无际、夜色如墨的荒原上，所有的人都拔营而走，单单遗弃了我一人。

　　在家里感觉到孤独。大我七岁的哥哥，已经显露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他在学校里是一个成绩很好、却让老师头痛的学生，根本没有时间来哄两个弟弟玩；而母亲早早地就随生产队出工，晚上回来后，还有忙不完的家务，为了多挣工分，她还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和接生员。我的记忆中，深夜总有“哐哐哐”的敲门声，“咯吱”一下母亲把门打开了，一股刺骨的寒意透进来，外面几个庄稼汉晃着手电筒，火急火燎地求母亲快点去看病或者接生即将来到世界的小孩。

　　出家门感觉到更加的孤独，村里的孩子，故意结成同盟军，排斥我们，似乎我们身上携带着烈性传染病。因为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这家人回来分他们的粮食，而且，我们还未完全脱尽的城市痕迹，让他们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就成了另类。比如，我们回到乡下，最开始随城里人的习惯将父亲叫“爸爸”，母亲叫“妈妈”，而乡下的称呼是“爷”和“娘”，于是遭到嘲笑，似乎我们是另类，有孩子甚至问“你家的‘爸爸’怎样煨着吃？”显然这是挖苦奚落之语，因为磨碎的糯米能做成“粑粑”。后来我们改口叫“爷、娘”，和广大小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才最终被他们完全接受。

　　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都有四五个孩子，和我哥哥、姐姐年龄相仿的，当时流行玩一种游戏——“作仇”，大孩子全部不和我哥哥姐姐说 70 话，他们有样学样的弟妹们也如此对待我和弟弟。他们不和我做游戏，他们大声地呵斥嘲笑我和弟弟，他们会从厕所里挑出屎抹到我家的墙上。

　　有一个本族兄弟洪奇，比我大一岁，长得壮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猛仔，后来成为最照顾我的伙伴，可我三四岁时，他是对我最凶恶的人。有一天他扛一把大人用的锄头，将我家的门外过道——类似广式骑楼门外的走廊地表的土，狠狠地掘开几块，然后恶狠狠地咒骂两句，扬长而去。等我找他理论时，他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一套歪理，说那不是你家的地，那是国家的，我挖国家的地，你管得着么？——可见，在那样闭塞的山乡，“一切都属于国家”的调调对尚未上学的小孩影响至深，至于国家是谁的，恐怕没多少人能深究下去。

　　好在还有姐姐，她照顾两个弟弟的时间远比母亲多，她几乎承担了家中一半的家务。乡下的女孩子，她们一生下来伴随的就是吃苦、劳累，而男孩子有这样的女孩子做姐姐，则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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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孤独中一把木手枪(2)

　　两岁的弟弟，每天可怜兮兮地像尾巴一样跟着我，两兄弟自己放牧自己，溪边、山头、田埂，渴了喝泉水，困了倒在大青石板上睡一觉。饿了怎么办？妈妈还没有收工回家做饭，那就去找爷爷。

　　爷爷不下地干活十几年了，他住在老屋里，从我家顺着那条石板大路再往山坳上走30米，便到了。老屋依山而建，后面是茅屋山，茅屋山曾经遍长一人高的冬茅草，我出生时茅草消失了，山像癞子头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开垦出红薯地。贫瘠的茅屋山上只有一块叫斋公园的土地很肥沃，据说很多年前这里有个茅草搭成的书斋，有个秀才在此发奋读书，究竟有没有中举人，没人知道。后来荒废了，成了久哥的自留地，他是我二伯的长子，也是我们共曾祖父的堂兄弟中的老大，和我满叔同岁，他的儿子和我同岁。二伯家五兄弟，大伯家一兄弟，我家三兄弟，满叔后来生下堂弟，一共十兄弟，这一房的声势也渐渐起来了。大伯和二伯以及早逝的三爷，是我爷爷长兄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壮年死去后，母亲改嫁，被我爷爷奶奶带大，满叔和我父亲是同胞兄弟。因为这种缘故，这五位堂兄弟比别家堂兄弟要亲近得多。

　　进城之路.indd 老屋的基脚是用青石条垒起来的，前面是一丘像月牙一样的水田，我好几次从走廊跌到两米以下的田里。大路贯穿老屋的走廊，因此这走廊便成了要道，常常有陌生人走过，看着我爷爷背靠着墙坐在凳子上晒太阳，走累的人会停下来歇脚，讨一碗水喝。趁着客人喝水的时候，我爷爷就开始显摆，向过路人说他两个在外面当国家干部的儿子，讲他的几个孙子。客人歇够了，说一句“老人家好福气”，便走了。爷爷很矜持地颔首目送，又在等待下一个过路人。

　　爷爷表面上很不喜欢我，我既不是长孙，又没有我弟弟那样嘴甜，我去找他常常只有一个目的：要吃的。而且说话干净利落、毫不客气：“爷爷，我饿了，要吃饭！”爷爷会一脸不高兴地说：“哪有给你吃的？我中午就只煮了我一个人的饭。”这可骗不到我，我知道冷饭在锑鼎罐里面。为了防止我这个“家贼”，他把盛剩饭的鼎罐挂在房梁上，这同样难不倒我。爷爷的身边，常放着一根黄杨木做的拐杖，一头自然弯曲，被爷爷的手摩挲得铮亮铮亮的，我顺手拿起这根拐杖，“乒乒乓乓”地敲打锑鼎罐，爷爷立即心痛地叫着：“你这个土匪，你这个强盗，要吃饭莫要紧，莫要打烂我煮饭的鼎罐。”他便把鼎罐取下来，找冷饭锅巴给我吃，而弟弟在旁边利益均沾。——再长大一点，我就开始思考，每次都是我闹着问爷爷要吃的，弟弟跟着占便宜，一点也没少吃，可爷爷喜欢他，因为他不闹。似乎觉得自己吃亏了，可一想，我要是不闹，两人都会没得冷饭锅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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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孤独中一把木手枪(3)

　　除了拐杖，爷爷还有一件宝贝：水烟壶，那是白铜做的，一吸咕噜咕噜作响。有一次趁爷爷不注意，我偷偷往烟壶的水中间洒了辣椒面，爷爷吸了一口，立刻呛得眼泪鼻涕一起出来，他马上明白是我干的，说你比你哥哥还爱作孽，你哥哥小时候只把我的烟丝偷换成晒干的青苔。

　　更多的时候，爷爷带着我和弟弟，祖孙三人，坐在老屋的走廊里，等待太阳落山，等待妈妈收工回家。长时间我们沉默着，爷爷好像总是满腹心事，他常常用手搭一个凉棚，挡住太阳光，看远处山路上挪动的人或牛。老屋是向西开门，西边有耸立的山峰，山峰环绕一个水库，那个水库离我家两华里，由大小两个人工湖构成，两湖中间，有一道石头 70 筑成的堤，堤上修一条水渠，岸边有一个很高的、也用青石条修成的抽水机台，抽水机将水库的水抽上来，顺着水渠灌溉了五个生产队的稻田，那水渠穿过一座长满松树、翠色夺目的山丘，串连起几个鱼眼睛一样的小池塘，从我家门前五米处流过。爷爷说：修水库的那个地方叫天地庵，原来有个庵堂，后来给拆了。

　　水库的闸门下，有一条小溪，向东流入石马江，也从我家新屋下面五十米的谷地里流过，沿溪是一丘丘可以挡溪水自然灌溉的垅田，再往两边走便是一层层梯田，我们当地叫岸上田。我家坐落在北山的山腰，一开门就看见南面两座山，两山夹着就是我说过的那条叫大路的石板路，大路东面那座山的山顶上长着十几株棕树，伸出圆形的棕叶，长风从天际掠过，棕叶远远看上去就像是招手的巴掌。棕树下面有一块我家的自留地，是旱地，只能种红薯或者黄豆。这块地实在太高了，山路又陡，每次挑粪上去是一件很苦的差事。不过在这块地里干活有一个好处，比如翻红薯藤或者割黄豆累了，可以站起来歇一歇，举目四望，近翠远微尽收眼底。西北方的雪峰山显得近在咫尺，山脊上的小路也看得清清楚楚，太阳照耀下，那青色的山体泛着金色的光芒。看自己脚下，先是一块块坡地，上面种着高粱、玉米、红薯、烟叶，或者是栽种着橘树；再往下，便是梯田了，禾苗什么时候都会发出一种好闻的香味，插下去不久正在拔节长苗的时候，发出的是清柔柔的香味；等到扬花结穗后，便发出一种浓郁的、在宣告她快要成熟的体香。小溪里，有欢实得嘎嘎叫的鸭子，两岸的山上都能听到，它们似乎在上砧板成为食物之前，从来没有过忧愁。

　　那是个玩具几乎完全靠自己制造的年代。我的爸爸不给我做玩具，我的哥哥也不给我做玩具，我只能艳羡别人。四岁时的夏天，邻居申爷爷的小儿子，比我大四岁的寿叔叔，拿出一支制作十分逼真的木枪，而且是一杆步枪。因为有这个资本，小孩们玩打仗的时候，他能荣任司令一职。这支木枪他不轻易给人抚摸，有一次他说可以给我玩一阵子，但条件是叫他一声“爷”，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便对着他吐了一口唾沫，愤愤然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