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实践”教育学扎根于中国本土

教师之友网

“生命·实践”教育学扎根于中国本土
2011年12月15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7期 作者：王枬 王昊宁





　　在中国，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教育学，是应20世纪初兴办师范教育的需要而“引进”的。由于引进之初将诞生于西方工业化时代并已趋于成熟的教育学当做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起点，使得近代中国的教育学呈现出“追随”西方教育学的“崇外”心态和“离根离土”的“舶来品”“胎记”。这一局面若不改变，中国的教育学在世界舞台上便毫无地位可言。

　　“生命·实践”教育学正是为创建中国教育学而作出的努力。它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变革与发展为背景，以“新基础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为基础，以创造和重建适应当代中国教育需要的本土化教育学体系为目标，关注人的生命发展，重视实践在教育研究中的价值，显示出在当代世界教育理论和教育学派风起云涌过程中建设中国教育学的自觉担当。可以说，“生命·实践”教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立场，力图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教育学者自己的声音。

　　从“引进式加工”转向“原创性发展”

　　中国“引进式”的教育学走过了先从日本引介德国的教育概念与命题，继而翻译和推荐美国的教育理论，接着从苏联引进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之后全面引介西方教育理论流派的学说与观点的发展轨迹。这种对国外教育学的翻译、介绍等一系列消化吸收的“中国范式”，随着吸收对象的更替而多次循环，导致对中国本土教育实践与经验的忽视及对国外教育学“追随过度”的现象。这使得中国的教育学在与国外教育学的相处中长期处于“弱势”、“失语”状态，从而也失去了思考中国自己教育问题的热情与活力。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始人叶澜教授敏锐地看到了这一问题，她认为：教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方向不应再是以西方为前提的“中国化”，而是要创建中国教育学。这里“中国”的内涵不只是指教育学要从本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自己的根，开发其当代价值，也不只是指教育学要以本国的教育实践和教育问题作为发展教育理论之源，而且也是指中国学者应为教育学发展作出世界性的贡献。这里的“原创”，其内涵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于‘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他形态的研究成果）”。“生命·实践”教育学以长达15年的“新基础教育”实验为基础，以“研究性变革实践”为路径，完成了从对“生命”的关注到对“实践”的强调，并最终确立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命名，开始了系统重建当代中国教育学的新历程。

　　从“哲学性演绎”转向“扎根性研究”

　　中国“引进式”教育学还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对西方教育学的普遍接受。由于引进的是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普通教育学，这是反映规律、有科学基础的教育学，因而，中国的教育学界接受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教育学话语的叙述逻辑常常是先陈述西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再附上其对我国的“启示”、“启迪”或“借鉴价值”。在这些研究背后潜藏的论证方式为：因为西方如此，所以我们如此；西方都已经如此，我们更应该如此。这使中国教育学处于一种“殖民化”状态之中，失却了对本土教育问题的观照，从而也失去了建构中国教育学的冲动和能力。

　　叶澜教授积极倡导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选择“实地介入式研究”的做法，长期扎根于基础教育第一线，以此作为“研究性变革实践”的研究方式。“新基础教育”在历时15年的探索性、发展性与成型性研究中，形成了以“研究性变革实践”作为“新基础教育”独特研究路径的基本实践形态，并构成了“生命·实践”教育学富有特质性的研究风格：第一，研究性变革实践是内含变革理论的实践；第二，研究性变革实践是教师超越自我经验、具有更新指向的实践；第三，研究性变革实践是创生性实践，指向教师实践中变革成败原因分析，并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建；第四，研究性变革实践是将研究的态度、意向和内容，贯穿到实践全过程和多方面的实践。在此，研究的定位是为了形成关于教育学原理和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改革的重建且富有原创性的认识。

　　从“依附性寄居”转向“独立性存在”

　　中国“引进式”的教育学还存在着一种先天不足，即对其他学科的强烈依附和对自身悠久文化传统的割裂。由于中国古代并未形成独立形态的教育学，也未产生具有独立形态的教育理论专著，虽然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论述，但有关教育的论述从未处于核心、主干的地位。因而，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教育学时，缺乏中国本土的教育学科理论根基；而教育学作为学科在中国的出现，“其代价是同时开始了近代教育学在中国发展却与中国教育思想中断，与中国传统文化分裂的历史”。此外，在中国，“教育学研究的依附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以及主要以国外的教育学或教育科学发展为资源，用翻译、编译或阐述等方式来体现教育学的发展，存在着忽视中国自身的实践与问题、忽视中国文化传统中思想资源的特质两个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有的问题”。

　　叶澜教授强调，要重建当代中国教育学，必须在以下两方面有所突破：第一，以当代教育活动本身内在整体为研究对象；第二，以教育学为本体的应用性的“内生交叉学科”的研究。“生命·实践”教育学主张把创造性的研究所具有的原创价值渗透于教育学科，把对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持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浸润于个体生命，这便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立场”，并为中国教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