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交际学：理论基础实  应用前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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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交际学：理论基础实  应用前景广


言语交际学的产生虽然只有30年左右，但把语言当做交际工具来研究的历史却十分悠久。孔子就曾对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提出过诸多见解，而古希腊的修辞学，其实质是研究说服性用语策略，也是交际中的语言问题。

　　言语研究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以来，主流语言研究就是描写语言的静态结构系统，这种状况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几乎在生成语法出现的同时，很多研究者殊途同归地开始了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正如戚雨村先生论述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时所言，这些研究“打破了把语言看做纯一系统的框架”、“打破了把语言看做一种自足、封闭系统的框架”、“打破了把语言看做从音位到句子的层级系统的框架”。这些观念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语用学、篇章语言学、话语分析等一批新学科，言语交际学也在其列。它们与主流的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对峙并存，形成了今天异彩纷呈的语言研究。纵观现代语言学的百年历程，语言研究先从音系、词素扩大到句法，再从句法扩大到语义、语用，言语交际学正是这一趋势的产物，反映了语言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汉语言语交际学是汉语本体研究的必然产物
汉语言语交际学以刘焕辉先生1986年出版的《言语交际学》为创立标志，此前刘先生的修辞学研究已独树一帜。正因如此，草创时期的言语交际学带有明显的修辞学印记。但是，其学科定位和研究目标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即立足于语言使用，探讨汉语言语交际活动所遵循的原则。言语交际学是语言学视角下语言使用的研究，是言语语言学的下位学科。自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研究出现以来，本体研究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尤以语法为最。这与西方把结构作为理论研究的首要目标而贬低语言运用的情形完全类似。然而，任何语言都是包含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体，不同研究者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旨趣，设立不同的目标，使用不同的手段，对语言进行不同层次和角度的研究。汉语言语交际学是汉语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突破了传统研究范式，不以句子而以来自实际语境的真实话语为分析对象，还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本来面目，抓住了汉语的动态特征，把语言、社会、心理融为一体。

　　从交际层面考察汉语，意味着语言研究不应止于解释句子合不合语法，还要揭示话语适合语境的规律。汉语言语交际学丰富了汉语理论，与本体研究呈互补关系。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形式结构研究一直都是在音位/系、形态、语义、句法这样界限分明的框架内进行探索，但功能主义学者却认为语言各层面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因此语言的交际功能和使用环境成为解释语法现象时重点考虑的因素，近年来语言研究的热点如语法化、构式等就是对这一立场最好的证明。

　　当然，要实现汉语言语交际学和汉语其他层面研究之间的充分渗透，目前的理论探讨还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求，但是，相信未来随着言语交际学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会帮助我们更精确地认识到汉语各层面的互动关系。

　　言语交际学的应用前景展望
语言的应用研究或面向机器，或面向人。属于语言应用领域的言语交际学研究，刘焕辉说得很明确：服务于汉语交际与教学。然而言语交际学毕竟是一门应用前景极为广阔的学科，尚待继续向纵深开掘。

　　 1.指导交际，包括母语者之间的交际和跨文化交际。如果说汉语者在日常交际中意识不到交际原则对成功交际的影响，那么在论辩、演说这些较为特殊的语言使用场合，他们一定能清楚地认识到掌握交际理论对于得体表达的重要性。另外，因世界范围的移民以及跨文化性质的贸易、外交及个人交往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变得越来越平常。站在汉语角度，跨文化交际包括说汉语者使用外语交际，也包括操其他语言者使用汉语交际。不管何种情况，既然交流意义的方式总是产生于特定的言语社团，那么认识不同文化在交际活动中的基本准则，理解其差异，定会有利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2.指导教学，包括汉语为母语的语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对母语者来说，绝大多数人学龄前便已获得母语的音系和句法结构系统，所以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得体地进行口语和书面语交际，包括生成适切语境的言语行为和理解特定语境中的言语意图。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学习汉语的目的不在于掌握语音、语法和词汇这些基本要素，而是要能实际使用汉语，能将这些基本要素组成话语来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既然言语交际学揭示了社会情景中使用汉语所遵循的规律，那么利用这些规律来指导汉语教学显然大有裨益。

　　3.指导语言障碍人群的教育和康复。语言障碍可发生在语言各层面，而交际语用障碍是最严重的一种。因为语用障碍使个体脱离于社会，丧失社会性这一“人”最主要的物种特征。各类障碍人群都存在主要以语用障碍为特征的亚类。语用障碍表现为不能在一定语境中恰当实施/理解言语行为，而形态、句法、语义的加工可相对完好。在失语症中，公认的韦尼克失语就以语用障碍为典型特征，患者往往不能理解对方话语的意思，答非所问；而语用几乎是所有痴呆症患者的薄弱环节；另有大量证据表明，所有脑损伤病例中，右半脑损伤患者的语用缺陷尤为明显。在发展性障碍中，自闭症儿童的交际障碍最为突出，严重者终身缄默。有证据显示，这类人群在与语言及社会交往相关的脑区上存在异常的不对称。此外，阿斯伯格综合症和威廉姆斯综合症也都是发展性障碍中互动沟通受损的典型病症。以上神经心理学证据表明，交际语用障碍广泛存在并有特定的神经基础。对患者的家人、医生、教育工作者、康复人员来说，不掌握言语交际的规律，教育计划和康复训练都是空谈。

　　社会需求从来都是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现阶段言语交际学的研究成果有些可能还不能直接引入应用领域，但是无论对理论建设还是应用研究，重构只是这门年轻学科的一个新起点，目前在理论和应用方面的遗憾恰恰预示了它未来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梁丹丹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科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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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交际学与语用学分立而不对立





　　言语交际学和语用学在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共同旨趣造成学科之间存在一些纠缠不清的现象。我们认为就两个学科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内容有必要做一些厘清工作。

　　一些研究已突破语言学边界

　　语用学脱胎于西方语言哲学，它的形成与哲学家对符号学的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在其最初的几十年基本上局限于哲学和符号学的范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相对独立学科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但语用学建立的哲学根基是西方分析哲学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同时又与符号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导致语用学的学科归属不明。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语言的重视，发生了两次语言学转向：一是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他们关注意义和真理的关系，探讨语言表达的真理性条件，提出了“语言游戏说”和“用法论”，强调语言的使用功能，即“做事”功能，主张要在语言使用中研究语言。他们认为语言是人全部活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为语用学的建立，特别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能性。二是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塞尔等带有行为论、整体论色彩的语言学转向。他们把语言看成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更多关注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关系问题。

　　国外的语用学基本分为综观研究和分相研究。梅伊和耶夫·维索尔伦作为综观研究的代表，认为语用学不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而是语言各个方面功能的总览，提出语用学的研究路向应探讨语言的认知、社会和文化等复杂因素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应对语言使用的各种相关因素进行理论探讨。这种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了语言学的边界，造成一种学科模糊的局面。以英美学者为代表的分相研究认为语用学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与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和语义学平行。这样看来，语用学的学科属性还不是很分明。

　　言语交际学脱胎于本土修辞学，指向言语的语言学，学科归属是很清楚的，属于言语的语言学。1986年，刘焕辉出版了《言语交际学》一书，不仅明确提出了“言语交际学”这个学科名称，而且为言语交际学建构了比较系统的学科体系。任何一个学科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发展过程和相应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言语交际学的建构和研究很明显都受到了本土修辞学的影响。在研究指向上，国内的言语交际学研究很明显是指向言语的语言学，研究的初衷也是针对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外部语言学，所以言语交际学的学科归属是明晰的。　　

　　言语交际学日臻成熟

　　语用学基本分为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英美学派注重实用性和具体性，对语用学的范围划分较为严格，他们从具体语言现象出发，探讨如指示、会话含义、合作原则、言语行为、会话分析以及关联、前提、推理等一些经典的语用课题。欧洲大陆学派注重理论性和系统性，对语用学的范围理解较广，甚至包括话语分析以及人类文化学、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中与交际有关的内容。语用学已不是一门单向学科，它与多种学科存在密切关系，而且正趋向多元或跨学科的发展，研究范围不容易准确划分。

　　言语交际学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日臻成熟。刘焕辉在《言语交际学重构》（以下简称《重构》）中认为，“以‘言语行为’作为逻辑起点，以‘语义和语境’为言语行为的依托，以服务于汉语交际与教学为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以‘言语行为、言语主体、言语环境（语境）’为基本范畴；在此基础上来建立指导言语交际活动的规则系统，其中以‘意图效应’为最高原则，以‘取信’和‘得体’为基本准则；以‘言语行为方式须与交际主体相适宜、言语行为方式须受交际意图支配、言语行为的运转须受交际场合制约、言语行为方式须与社会发展相合拍’为具体交际规则”。《重构》真正实现了对言语交际学的重构，建立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与语用学相比照，言语交际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更加明晰。　　

　　纯形式研究难突破

　　学科的分立和整合可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方面是研究者对学科分立和整合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学科发展的客观情形，最终要以学科发展的客观情形为基准。任何语言研究都是基于对语言本质的一定认识，由于语用学的学科来源比较复杂，导致它仍把语言本质的观察作为己任，而言语交际学则是在语言活动二分基础上的言语的语言学研究，所以两个学科的分立是非常明显的。对此，我们赞同《重构》中提出的观点，即鉴于言语交际学、语用学等“都带着不同的历史痕迹，有着不同的研究旨趣”，故不妨让其各自按“自己的历史延续性和旨趣”去“研究自己的问题，探索自己的领地，构建自己的体系与方法”，而不必急于将这些相关的学科加以整合，让它们各自独立发展一段时间，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再来考虑是否整合、如何整合的问题。同样，我们也支持陆俭明的看法：“焕辉教授这一见解和决断是正确而谨慎的，有利于言语交际学这一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建设与发展。”

　　当然，分立的学科绝非对立的学科。事实上，在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语用学和言语交际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两个学科几乎在同一时期成为语言学的分支并获得较大的发展，而且在我国发生的时间大约都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这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初，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强调语言学唯一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前半叶的语言研究把与实际话语相区别的语言结构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离开言语去研究静态的语言会使语言研究陷入停滞状态，经过几十年发展，对语言所进行的纯形式研究已再难有大的突破。同时，这种研究成果对语言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受到限制，此时，对语言运用的研究自然会引起学界的重视，语言运用研究也就应运而生，成为大势所趋，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语言学中出现了以研究语言运用及其规律为主的西方语用学和中国的言语交际学。

　　言语交际学和语用学不仅有相同的语言学发展背景，而且就语言运用研究的相似点而言，两个学科也有相近之处，它们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不约而同地把语言使用意义、语境及其言语行为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时对语言运用规律的探讨也有许多共识。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两个学科之间建立新的边缘学科——言语交际语用学。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夏中华 单位：渤海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