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文学批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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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文学批评主线
2011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8期 作者：林超然




　　2011年的文学批评几乎没有贯穿性的时代线索，没有趋同的立场和旗帜，也没有相似的认知坐标和表达范式，但在这份杂语式的、众声喧哗的履历中，依然能够寻到相对集中一些的共商合议话题。比如围绕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进行的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的回溯，比如对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70后文学”、“底层叙事”等的特别关注，这些求证都令人回味。

　　相信文学。王蒙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序言中说，文学仍是当代人“最生动、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我们的‘心灵史’”。南帆坚信文学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经验。李洁非甚至认为文学写作的价值有时比历史写作的价值更为重要。吴炫指出文学的“非现实”特性，能够弥补不能或无力改变现实的遗憾。李建军觉得通过诗意的文字交流情感和思想，乃是文明人类心灵生活最迫切的一种需要。正因为如此，依托《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重要学术据点，阎晶明、吴义勤、郜元宝、孟繁华、李敬泽、王干、施战军、葛红兵、彭学明、何向阳、王春林、李云雷、刘川鄂、谭旭东、汪树东、张丽军、牛学智等大批评论家，2011年十分专注于对新作品的鼓呼。

　　21世纪，文学已走过了第一个十年，王晓明用“六分天下”来形容今天的中国文学，乱象背后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变化。白烨分析了新世纪文学新变、新局与新质，提出要在导向、观念、批评与教育等方面作出切实的调整。贺绍俊赞扬具有革命性和后现代性的网络文学是新世纪带给文学的一份厚礼。针对当下文学的不足，胡平确信作家只有彻底融合于底层，才能出色地彩绘人生、世界。洪治纲强调对生活真实性的表达要有边界意识，才可保留人类理想情怀与作家创造能力的完美分寸。张新颖则提醒文学要“回过头来，回到实感经验之中”，文学仰望星空的重要前提是脚踩大地，要精神高蹈也要食人间烟火，这样才能做我们相宜的灵魂旅伴。

　　重建语言。今天的文学作品大都无视语言方面的追求，自1990年代以来，我们从文字上享受到的诗意越来越少，这差不多已是一场灾难了。王一川吸收近年媒介及修辞研究成果，强调理解文学文本层面及其衍层，而语言是一切的起点。贺绍俊主张建立或恢复语言优雅气质，他说：“中国当代文学所呈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语言问题。”罗振亚觉得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写作本身存在的乱阵与艺术泛化语境、传播方式危机等纠结一处，带来的这种突破的艰难，其实质是语言焦虑。而文学评论的状况更为糟糕，低级语文错误时有所见。王彬彬举例说，在欧洲人侵入前，印第安人从未见过马，便以为欧洲人胯下的马是神物，而马背上的人自然也是天神。那种凭借西方的“理论框架”评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家，有些像当年用马来吓唬印第安人的殖民者。李春青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贵族趣味，是中国古代“文统”形成的直接文化心理动因，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文艺思想、形式的“优雅”起到了极为重要的雕塑作用。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文学批评，都已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更为有效的“中国经验”，这显然潜埋着一种巨大的危险。

　　揽镜自照。提升文学批评的新活力、主导力与公信力的吁求在2011年仍然不绝于耳。雷达从本质、信仰、创新等方面解读了真正透彻的批评声音总难出现的深层原因。程光炜判明人们对文学批评现状不满源自对“纯文学”的批评秩序的期待，而现代社会大环境暂不允许，我们必须多些耐心。陈晓明论证学院派批评只对大学知识更新负责，差不多放弃了对文学的带领作用，尤其是流行的道德化尺度已成了批评继续前行的阻碍。何言宏认定最切要的批评精神，要以交织着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思想艺术感受的精神游历，逐步体悟和揭示出批评对象的特点、意义与价值。谢有顺认为批评若想成为真正独立的写作，就必须为批评立心。批评之心至少包含义理、实证和文体这三方面，要重道义、重考据、重文章之道。吴俊主要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两个层面上观察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及其性质和特点。所有这些探讨，都出于对文学批评的关切和深情，都出于对文学批评必然重拾力量的信心。

　　2011年的文学批评现实，较为充分地展现了评论家们寻找批评与文学、批评与现实、批评与读者、批评与审美、批评与心灵沟通的诚意。有了这份自省与振作，相信通过积极调整，特别是在明确文学批评的使命，恪守其珍贵品质前提下，强化职业伦理，转变作风、改进文风，就一定能够在引导时代迈向大美的伟大实践中真正有所担当。

　　（作者系《绥化学院学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