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然造假的小学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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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造假的小学课文  



文/叶开












接着，我要具体地分析一篇小学课文。诗体课文《信》，载于上海版《小学语文》三年级课本上册，要求学生背诵。课文没有署作者名字，据教材末页编者后记，应为编写者自创。一首要求学生背诵的诗，据我的理解，不是先秦散文经典、两汉南北朝名篇、唐诗宋词元曲杰作、明传奇清小说妙品，也应该是现当代白话文学名家的佳构。只有公认的名家名作，才是独特的精神和艺术养料，学生背诵后才能长时间地消化这些优秀作品，感受其独特魅力，吸收内在的精华，转化成自己的文学修养。古代文学中选本，建议学生背诵的作品，如《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古文观止》等，都是千锤百炼的传世之作。这首课文诗以“信”为题，要表达的是对“信”以及对所涉及的外部世界的“独特”理解，并且要把这种对抽象世界的简单图解，印进小学生们的脑海里，化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我学会了写信，

用笔和纸，

用手和心。

我多么想写呀，

写许多许多的信——



替雏鸟写给妈妈的信，

让妈妈快快回巢，

天色已近黄昏。



替花给蜜蜂写，

请快来采蜜，

花儿已姹紫嫣红。



替大海给小船写，

快去航海吧，

海面风平浪静。



替云给云写，

愿变成春雨；

替树给树写，

愿连成无边的森林。



给自己，

我也要

写一封封信，

让自己的心

和别人的心，

贴得紧紧，紧紧——

这是一篇拙劣的课文，称为“诗”，是对诗的莫大侮辱。它不仅内容陈腐，观念落后，充满虚伪的道德说教，也没有一点真情实感。全诗用词浅薄，空泛苍白无趣。

这首课文诗到底是探讨“信”的本质呢？还是“信”的功能？通篇读下来都不是，不署名之作者感兴趣的仅仅是道德说教，而且漫无目标，毫无逻辑，想到什么就拉来充数。“信”这首课文诗就这样变成了空泛无边的神侃。

它的作用就像是一种催眠术，用来熄灭小孩子对美好作品的热情。教材编写者们要把“语文”这个“工具”变成一根大棒，把本来活泼可爱，想象力超绝的小孩子敲昏，让他们都变成磕头虫和糊涂蛋。

二

信与真

那么，“信“到底是什么呢？

现代通用的“信”，古称“书”。

在古汉语中，“书”“信”差别很大。

“书”是写，“信”是说。

《说文解字》曰：“信，誠也。从人从言。訫，古文信。”

这个解释表明，“信”本意就是“诚”。一个人要从自身出发，从内心出发，才能表达自己的“诚”意。如果从外在的事与物出发，就不是“诚”，而是“伪”。

写文章，首先要有发乎真情，表达诚肯，才能形成准确的、优美的文字。好的作家，总是从自身出发，从小事、从细微事物出发，来寻求对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具体情感支撑。作家是真诚的，作品真情流露，就能打动读者，引起共鸣。

发表演讲，跟人交流，也要有诚意，而不是虚情。不然，就会传播虚假的消息，造成各种危害。

“信”从人从言。古代书写工具和印刷技术都不发达，普通人相互之间的信息很多都是口口相传。亲人、恋人之间的思念，除了富贵的、有教养的人家能写书信，很多信息的传递，都要托别人“带个口信”。缺乏具体物件依托，这就要求发信者和捎信者，都必须严谨守信，才能把真正的信息传递出去。如果说者无心，带者乏诚，那么这个“口信”的传递过程就会产生变异。明传奇里很多曲目，都有这样的情节，因为“口信”的误传，一对有情人经受了严酷的身心折磨。

在空口无凭的情况下，“诚信”作为一种严格要求的品德，对社会对个人都显得至关重要。社会发展到近现代，“信”进化成“信用”，要求更加严格，对政治制度和经济贸易，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就是现代信用体制的建立。

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也深知信用的重要，《论语·为政》里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对居上位者的要求。如果政府和官员缺乏信用，百姓就不再遵从，而宁可听信和传递谣言。我们所熟知的商鞅变法，也是从表达诚意开始。为政这样，做人也必需讲信用。只有真实守信，你的表达才是有效果的，有力量的。由此引申，“信”的外延扩展到“真实”的概念。《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里的“美言”，应该理解为漂亮话，虚情假意的言语，它很夸张，很华丽，却缺乏诚信，或者说不可信。什么是可信的？就是那些真实的情感和诚挚的表达。

根据以上的分析，“信”字的基本含义形成了这样的流变：信→诚→信用→真实。

而后来演化而成的“书”，则是“信”的载体，人们把写在纸上的文字，称为书。家书，国书，图书，史书，都是很正式的文本，用在比较正式和严肃的场合。《说文解字》的解释：“书，箸也。”，“箸”同“著”，说文序云:“著于竹帛谓之书。”对于书写的文字，历来都极其尊敬，奉为神明。所以，仓颉造字，“惊天地，泣鬼神。”

“书”是正式的、严肃的表达。《与妻书》、《两地书》，这种庄重的题目，就不能改成《与妻信》和《两地信》。

我们要较真地来看待“信”这个字的起源、流变与功能，那么，通过学习这个字的不同时期的变化，来强调诚信与真实的重要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既然信这么重要，那么，人们学会了“用纸和笔，用手和心”来写“信”时，首先要写给什么人呢？

养育自己的父母，爱慕思念的情人，寒窗情深的同学，都是写信的对象。亲情、爱情和友情，则是写信要表达的内容。爱、思念与关心，需要用表达来维系。小孩子学语，第一个会说的词是“妈妈”，会写字之后，通常会给爸爸妈妈写。我们长大离开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首先想到的也是给父母写信。第一次出远门，兴奋、激动、好奇和思念等种种情感交杂，都非常需要向父母和同学表达，像上面那首诗体课文的第一段里说的那样，“写许许多多的信”。“信”是情感和爱恋的维系，关心、思念和爱情，都在信中得到体现和强化。

“信”是情感的载体，是真情实感地去表达和书写之后形成的书信文章。

古今中外，有很多著名的书信，中学课本里最早的信，可能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以“家书”为题咏目标的古代诗歌非常多，杜甫的“家书抵万金”是中学生都会背诵的名句，而“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是明代诗人袁凯的名作。中学生知道的书信，除了林觉民《与妻书》和鲁迅许广平合著的《两地书》之外，这类书信还有很多，《傅雷家书》同样以父子情深的文字，来打动很多读者。

在小学课文里，如讲究避讳，需尽量避开情爱这种字眼，那么父子情深总是安全的，干净的。《傅雷家书》里很多篇目都是感人至深的佳作，随便选择一篇短文放在这里，都再适合不过了。随便背诵哪一篇，都比这首课文诗要好上几百倍。

三

现代病

在《信》这首课文诗里，匿名作者自作主张地代表了所有人：我（学会了写信）、雏鸟（给妈妈写信）、鲜花（给蜜蜂写信）、大海（给小船写信）、云（给云写信）、树（给树写信）、自己（给自己写信）。

匿名作者自封为全能代表，给所有的事与物写信，甚至还给自己写信，却不给别的人写一封信。这样一来，“信”的第一个基本的“交流”功能就作废了。诗体课文中的“我”，一开始学会写信，就自说自话地大包大揽，非要替别人写信。这里有一种强力意志，暗示着“我”的强大，完全可以不征得这些“雏鸟”们、“鲜花”们的同意，就代表了他们的思想，仿佛，这些事物是没有权利自己思考，也没有能力自己思考，需要由“我”这个自封的“人民代表”来代替他们发出声音。

这种自作主张的“代表”恶习，是長期受暴力思维影响下的代表狂症。

课文诗还有一个微妙的暗示，匿名作者自己根本无“信”可写，他自己是空心竹段，毫无真情实感，专门强行地替雏鸟鲜花大海白云和树写信。

一个典型的谵妄症患者，常常会妄图通过写信给上帝，而达到变成上帝的目的。课文诗的匿名作者，因为不信仰上帝，只好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强制性置换，胡乱对各种事与物写信。这是单向度的信，只是发出，而不接受回音。这种暴力性的情感替换，有意地造成了是被强迫背诵的“小学生”们的自己（我）的情感的假象，从而抽空他们的具体感受力，像填鸭子一样把这些空洞的抽象情感作料填进来，使他们成为肥肥胖胖的北京烤鸭，放进烤箱里烤得香喷喷的，傻头傻脑的。

课文诗将这些小学生的情感物化，感受力空洞化。通过强迫性的背诵，迫使小学生们不由自主地相信，他们也可以像这位匿名作者一样谵妄症发作，可以自作主张地替那些花鸟鱼虫们写信。

“雏鸟给妈妈写信”是一种笨拙的比喻，用以代指亲情。

在这篇课文诗里，真情实感的表达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一个具体的人，变成了被代表了的小鸟，一个他者，暗示着他被剥夺了自我表达的权利。如果是表达亲情，课文诗如何能跟《傅雷家书》相比？《傅雷家书》出版十八年来，五次重版，十九次重印，发行已达一百多万册，曾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足以证明这本小书影响之大，阅读面之广。教材编写者阅读面再窄，想必也有所耳闻。要让小学生学习怎样写信，怎样表达真情实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书信范文了。
也许教材编写者认为学生不过是一朵鲜花，又嫩又傻，识字量不够多，不足以阅读和理解《傅雷家书》的深奥意义，只有编出这种低级的诗体课文来，学生才能理解。这种对学生智力的有意打压，是摧残学生自信心的最习见手段。我女儿从二年级结束的暑假开始，到现在已经把洋洋几百万字的七部《哈利·波特》全部读完了——第一部读了七遍，第七部有五十多万字，她读了三遍，其他的几部，也读了至少四五遍。其文字阅读量，何止于千万言。其他如《小王子》、《夏洛的网》、《窗边的小豆豆》等名著，每本她都读了好几遍，很多段落复述起来自然而然，贴切准确，我们一起交流这些作品的感受，几乎毫无障碍。书里的很多细节，她记得更牢，更深刻，我常常要请教她，才想得起来。我女儿在班级里，智力中等，《语文》成绩也中等，作文常常勉强及格，班上比她聪明的孩子很多。职业关系，我每年要阅读几千万字的中外文学作品，，跟女儿一起探讨，交流，常常得到很多精妙的启发。很多年前开始，我就不断地跟女儿的母亲、这个古典文学博士说，我真心地拜女儿为自己的人生老师，她的纯净心灵，如镜子一样，清晰地照见了我的污浊。

对小孩子智力的无端打压，不仅毫无道理，而且隐含着巨大的无耻。

通过对学生的智力和信心的逐次打压，学校的程式化教育成功地把学生物化，从而夺取了他们自我个性形成的权利，并藉此借口，肆意介入学生的生长进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同质化的养殖过程。他们掺杂了三聚氰胺的劣质饲料，就是这样一篇篇自产自销的教材。

在替动物（雏鸟）写完信之后，匿名作者再度出击，把目光转向植物（鲜花）。

一朵（或无数朵）鲜花向一只（或无数只）蜜蜂发出邀请，这是小学课文的通常想象模式，很多人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不会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值得分析的问题。

匿名作者由“雏鸟”这个动物的代言人，摇身一变成了植物思想的代表。这种做法同样包含了极大的暴力思维。
“鲜花”作为学生的隐喻，是一种脆弱的美，他们因此需要“园丁”的照看，无论这园丁是温和的春雨，还是尾巴上带着毒刺的蜜蜂。

强行剥夺“鲜花”的表达权利，自作主张地代表“鲜花”给“蜜蜂”写信，热情邀请蜜蜂前来采蜜，这是匿名作者受虐狂发作的征兆。受虐狂的外化特征，是放弃自己应有的尊严和权利，让自己成为一个“先天性”的“贫乏的人（物）”，而自愿地把自己天然的权利，交由暴力机构来接管。在这里，蜜蜂不是为人间酿造蜂蜜“酿蜜者”的甜美形象，而是暴力者的象征。它们的到来，像征着横征暴敛（采蜜）和武力（毒刺）恫吓。“鲜花”对此不仅不加以拒绝，反而写信邀请它们的光临，等于主动放弃了自由，而成为蜜蜂的奴隶。

在课文诗第四段，匿名作者变得狡猾起来了。他冒充“大海”给“小船”写信，说“海面风平浪静”，劝诱小船“快去航海”。这令我想起狼外婆和小红帽的故事——虽然假装自己是外婆，但是狼仍然是一条企图吃掉小红帽的恶狼。

“海”在传统的文学解释中，通常是一种威权的象征。在海明威的著名小说《老人与海》里，老人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暴力机构。老人必需时时警惕，避免自己的财产被大海掠夺和侵占。在希腊神话里，海神波塞冬也是一个滥施暴力的像征。他动不动就发怒，常常掀起滔天巨浪。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赛，就吃尽了“大海”的苦头。他率领一艘由老练水手驾驶的远航贸易大船，在貌似风平浪静的海里，多次遭到灭顶之灾，出生入死，漂泊了十几年才死里逃生，回到故乡。

“大海”从来就不是“和善”的象征，它给“小船”写信，就像老虎给小羊羔写信一样。这种不对等的信息传递，其诚信度极其可疑。

匿名作者采用这种虚伪的比喻，表明他的脑袋一直是别人的跑马场，对世界缺乏自己的独特认识，也无法对自己笔下的事物进行有效的判断。此前，该匿名作者还用“雏鸟”这样的“严谨”词汇，试图让自己具有客观主义的色彩。而冒充“大海”给“小船”写信，却暴露了他的施虐狂倾向。读这首课文诗，小学生不会明白什么是大海，也不会知道大海的本质是什么。小船对大海一无所知，如果收到这样一封可疑的邀请信就贸然动身，很可能会被险恶的“大海”撕成碎片。

课文诗的最后，是一种典型的集体主义思维：“替云给云写信”，“替树给树”写信，然后它们要变成一个集体“春雨”和“森林”都是集合性名词。换言之，这里的“云”与“树”，都是非人性化的指称，是“螺丝钉”的另外一种巧妙的概念偷换。

“云“与”云“在一起，不一定就会变成”春雨“，另外一片云，说不定很淘气，他很可能更愿意变成暴雨。“春雨”不过是一种从主观愿望出发的自我强迫症的想象。一个成熟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人，不应该这样简单地从愿望出发，这样自我地思考问题。这不仅是单向度的思维，而且很自私，很幼稚。他/她自我地思考问题，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其他人
（其他的云和树），非要别人认同他/她的价值观：愿化成春雨/愿连成无边的森林——不是说匿名作者幼稚，而是他试图把学生塑造成幼稚者。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不会懂跟别人有效地交流，因为他/她误以为世界上只有一元价值的存在，他/她写信——也就是跟他者交流——时，用的是祈使词“愿”，带有强迫意志，这会造成信息接受者的不安和排斥感。这种做法基于自我中心主义思维，而不顾及、不考虑到他者的感受。

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分析，也可以看到，“愿连成无边的森林”，是个体价值的自我否定。

匿名作者本意是传递一种浅显的环保意识，然而，这里却显示出了他的孤独感和虚妄感。“无边的森林”，是现代性的经典比喻：孤独与无助。所以，匿名作者在最后产生了自闭症的征兆：“给自己，我也要写一封封的信，让自己的心，和别人的心，贴得，紧紧，紧紧……”

这段话，暴露了匿名作者的彻底不沟通的自闭症特征。他不是给别人写信，跟别人交流和诉说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愿望，而是自我封闭地给自己写信。有自闭症的病人，通常都是自言自语的，很少跟别人说话，拒绝跟外界交流：自己给自己写一封封的信，是一种自我损耗的内循环，不仅不能释放紧张的情绪，反而会加重其幽闭的倾向。

在这首课文诗里，抽象的情感无法附着在真实可感的具体事物上。这种情感不从自身出发，而从他者出发，有一种奇特的间离效果：在虚假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中来回折腾，却无法表达那么一点点的真情实感。

这首课文诗，从第一句开始，就走向了虚假。没有真情实感，就是虚假。这些信，发出的都是虚假的无效信息，而不是真实的有效信息。

这首课文诗的最大危害，不在于它的蹩脚诗体形式，也不在于它的笨拙想象力，而是在于它的虚假。“信”本来是诉求“诚”的，在这首诗体课文里，匿名作者却走向了对立面：虚假。这是黑格尔关于“异化”的哲学观念的最形象的体现。

受控于这种虚假的情感教育，“真善美”就变成了“假恶丑”。

“真善美”的最重要基础，就在于“真”，情感一旦虚假，善就是伪善，美就是臭美。所以，“真”是一切认知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的一切手段，包括求证和演绎，都在努力地探求“真理”。而在这篇课文诗里，匿名作者却在拼力鼓吹虚假的情感。

中小学阶段，是人生中情感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不向学生传达美好的观念，而向他们灌输虚假空洞的情感、自我封闭主义的概念和暴力的思维，这是公然的造假和极大的危害。

在中小学校的具体教学活动中，这种造假行为也越来越公开。这包括分数造假，比赛造假，投票造假，评比造假。各种造假，无缝不钻，令人忧心。

从中小学教育开始就灌输和培养造假意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忧患和最可悲哀的现状。

造假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

二○○八年十二月八日初稿

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改

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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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让我感到绝望  




文/叶开
















       去年，报纸上一则上海七高校自主招生不考语文的消息，在坊间掀起巨澜。很多人从忧心忡忡角度理解，认为现在中国的语文教育已经很惨了，很多理科生连一则使用说明都不会写，再不考语文，就变语盲了。这种判断是很多人不用思考，下意识就想出来的人云亦云。问题沉淀下来，只要推理一下就能明白，语文到了今日的惨象，不是自主招生拒考语文造成的结果，而是当今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在思想洗脑和虚伪教化上，到了崩盘的程度，学生学得越多，考试分数越高，就越白痴。考与不考，都一样惨不忍睹。与其如此，还不如不考。
      我记得前年，朋友说起自主招生的面试，那些中学考生进入考场，紧张得手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好。他问了一个跟书本无关的问题，想考察一下考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具体问题一下子记不起来了，大概是某某事件你怎么？这个问题，朋友说，没有标准答案，就是想看看考生的思考和表达。结果考生吓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当时就对这位朋友表示了抗议。我说，你这是在折磨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已经在中小学被折磨十年了，脑子里都是应试教育的那一套标准答案的电脑程序，看到一道题目，首先想到的是对与错。你这个问题，居然没有对错，学生怎么回答？他甚至还在中小学老师那里学会了揣摩你的心思。你这一问，他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对的，他哪里敢回答了？
       其实，我知道这位朋友的意思，是无论他回答什么。他只想知道一下考生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没有想到，这样的提问，对长期养成选择“对错”的考生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他死机了。
      说老实话，碰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不衔接。无论如何，考生都是牺牲品。
       昨天这位朋友来我家里坐，聊，喝咖啡，吃零食，直叹气。他刚刚面试研究生完毕，说自己心都凉了。一个考他的山东籍学生，问读过什么书？闷了半天，摇头。问，平时都读什么书，比如消遣时，读什么书？还是摇头，最后憋出了一句：看杂志。《故事会》，《读者》。朋友本来已经对学生期望值很低了，只是问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看看考生的阅读量。他倒也不是反对《故事会》，而是问题本身，对一个要考研究生的考生发问的问题本身，是问读过什么书，考生却只能回答出这两本杂志。这样一来，他准备好的下一个问题，即，你对这本你读过的书有什么看法？就无法说出来了。还是上面的意思，随便怎么谈谈都可以，针对具体的一本书，总是最低的要求了吧？也不要求顺着老师的脾气和爱好，只是想考察一下学生的阅读和思考能力。结果，仍然一无所获。
       我开玩笑说，你不如招我女儿读你的研究生得了。她虽然才十岁，小学四年级，但是面试时，保证能跟你随口说出十几二十本书名来，而且还不带重复了，因为这里很多书她都读了很多遍，肯定能跟你聊得很热闹。像瑞典儿童小说女王林格伦的经典小说，我们家买了八本，其中的《淘气包埃米尔》她起码读了七八遍，熟悉到了如指掌的程度。《格列佛游记》我重读了，熟悉程度还不能跟她比，只能在谈到例如耶胡、慧駰之类的人物对象时，请她提醒。又比如《哈利波特》七部近三百万字，这位小女生已经看了不知道多少遍，第一第二第三本，她大概每本看了六七遍，最厚的第七本《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和其次厚的第六本《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可能也看了三遍以上。什么叫做专家呢？就是对某一个门类的知识，掌握得比一般人充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女儿虽然才十岁，但是她已经是《哈利波特》和林格伦经典儿童小说的专家了。一般人跟她对聊，很容易被她击溃——除了我这位久经沙场的爸爸。其他的书，她也看了很多。她的阅读量，远远超过她的语文老师乃至语文组的同级老师。但是，她的语文考试成绩只能是中等，总停留在八十几分上。她的作文成绩也只能是中等。她原来写点读后感，我觉得不错，二年级时《中文自修》还发过两篇。现在，到了四年级，反而毫无感觉，写得更差了。因为她们的语文教育，不是想让学生学好国文，也不是让学生学会思考，而是洗脑，让学生变成白痴，好等他们毕业后顺利地变成合格的粪青。语文老师有各种写作文的要求，例如多用好词好句等。这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写哪怕一篇基本的作文，她们却自我感觉很好。另外，她们也是现行教化体制的牺牲品，每天都忙着布置作业批改作业，忙忙碌碌，累得要命，脾气都变得很暴躁。
       以我的浅见，语文这个科目，在中小学阶段就应该取消，代之以“国文”。本来，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语文教育模式和相关的教材编写，也是五八年叶圣陶主编新的中小学统编教材时，才确定下来的。当时，就是为了洗脑，为了搞革命教育。先残害了传统汉字，接着对教材开刀。全国还必须都用这个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出版，各地不得私自印行使用。教育的中央集权，主要目的就是进行彻底的洗脑和愚化、奴化。在这些教材里，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学作品全都不见了，被冠以“封建糟粕”之恶名通通销毁了，代之以新编的、虚假的小英雄、小农民之类的假大空，甚至可以说是丑恶的文章。这套中央集权的教材编写模式，至今还在采用。不过，表面上是放权到各省市自治区了，像上海、北京、江苏、广东等地，有自己编写的教材。但是，各地的教育思想都是统一的，教材编写大纲，也是一开始就“热爱XXX”，所以，换汤不换药，还是由教委死抓住教材编写权力不放手，找来一些很糟糕的人来编写教材。别的省市我不知道，上海的小学教材，集中了剽窃、窜改、抄袭等恶行于一体。我曾撰文揭露过，其丑恶的行径，其危害，远超前面文章批驳《信》这首打油诗作假的无耻。
      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教材。这是常识。
      假设能取消现行的语文教学思想和教材，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借鉴台湾和香港的成功模式，改为“国文”教育。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尤其特别，不能单独拆开来认知，所以，古代的童蒙读本，都是编写成优美、容易记诵的读本。
      我们老祖宗两千年来成功的教育模式：识字，练书法，背诵经典，而不急于做文章。识字很简单，二千五百个字，在《千字文》、《百家姓》这些蒙学书籍里有，再加上背诵经典的《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就全有了。要什么有什么，不仅有祖宗五千年的文化精华，还有最重要的为人的仁爱和宽恕，以及最为精深的中庸文化。语文本身是个不成熟的概念，起码不如“国文”这个概念涵盖面广。从国文的角度，一个是文字，另一个是经典。当年章太炎在日本开讲《说文解字》，座下听者皆一时之俊杰，刘文典、周作人、鲁迅等赫然倾听。如果觉得《说文解字》太艰深，上面的童蒙又稍显粗浅，国内找不到，找瑞典女学者林西莉教授写的《汉字王国》来当教材吧。说老实话，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甚至是老博士了，看了人家这本书，深入浅出，诙谐有趣，言必有据，深感汗颜。换成刘文典等人，因受过扎实的基本功训练，自然就不会像我这样内虚而慨叹了。这本书，我让女儿跟着里面的甲骨文和金文描画了两遍。我是跟着督促自己，也是有空就拜读。
       我郑重地把林西莉教授的《汉字王国》推荐给负责任的、爱自己孩子的父母。
       认字了，再背最浅显的《千家诗》、最经典的《诗经》，外加《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再熟读《古文观止》，这样的孩子初中毕业，就不会被台湾的文盲周杰伦周董这样的流行歌手吓傻，只会咋咋呼呼尖叫了。其实，周董大概《古文观止》都没有看完过。但是他高中毕业，《诗经》若干篇目自然是熟悉的，会背诵不少的，其他的经典不用说了，随随便便就把我这样的大陆土老帽博士击倒了。因为洗脑、愚化教育，我的青少年十年，学习黄金时代，在中小学被彻底糟蹋了。上了大学，记忆力已经无法达到少年时期那么深刻和准确。上述书籍，我熟读则熟读矣，但是除了一百四十六首《千家诗》可以背诵无碍，其他的，只能零星记住。《千家诗》我在女儿三四岁时，就在她睡觉时，读给她听。读着读着，我自己全都背下来了。可是，过一阵，不会去复读，就会忘记。成年之后的学习，大抵如此。所以，这些背诵的篇目，必须是小孩子在少年时期开始。那时候的记忆，是不会磨灭的。而我们大陆在中小学的学习黄金阶段对孩子们采取的洗脑教育，则让两三代人脑袋空空地长大，毕业之后走向社会，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种事情，想起来都让人愤恨。
        这不仅是我的杯具，而且是全大陆适龄中小学生的深刻杯具。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在文理科两个方面都出大师的时期，是民国时期。那些从旧有的私塾教育走过来的跨时代的旧人所达到的成就，是四九年之后的新人望尘莫及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每年都会被诺贝尔奖羞辱，每年都有各种专家在谈，为什么当今的大陆教育出不了大师。连我们日理万机的温总，都在这样发问。我个人想问的恰恰是：你们在学习黄金时期的孩子们身上，都干了什么！！
       这些孩子，脑袋空空长大，像本文开头写的那样，面试时一问三不知。但是，他们中间，总有要成为新一代教授的，总要完成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的人物的，总要花钱买书号出专著的。可是，他们脑袋空空啊，下笔如有鬼啊。一句话都说不清楚，还得敷衍成篇，乃至成书啊。怎么办？只好做文抄公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可是，这句话，古代的诗人学者说得，我们说不得。他们的抄，多是袭用创意，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们是把人家的句子整段搬进来。你自己的脑子里没有存货嘛，只好去搬人家仓库里的东西了。说得好听，这是打土豪分田地，实际上，就是抢劫。
       这就是四九年之后的几代新人。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新人”，真正的新人，只是婴儿。从文化角度来说，旧文化，传统文化中，一直孕育着崭新的思想。在只有“新人”的四九年之后，不说文化大师了，就是文化皮匠，都找不到一个合格的了。现在出了汪晖著作涉嫌抄袭的事件，当事人不露面，一些学术黑帮里的兄弟们或在公开媒体上两肋插刀，或临时注册网名在各个网站流窜进行人身攻击，不管对错而只支持老大，一点学术道德精神都没有，还不如上海滩过去的青红帮。希腊圣哲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这里是拧着来的，真理靠边站，还是人情关系和利益关系先考虑。这样恶性循环，整个社会以后会成什么样子？民族传统文化的彻底破坏，这已经是现实，而整个国家走向何处？核心价值是什么？都一片迷惘。没有传统的民族，到底会不会有未来？我不敢设想。
       现在呢，从小学老师到小学生，都胸无点墨，却每周都要写作文，而且一定要，是严格要求要用成语和好词好句。我去年写批判语文的专栏“语文之痛”里，就痛批这种好词好句是“陈词滥调”，像病毒一样侵害我们孩子的脑袋，也损伤她们的思考能力。
       女儿的作业里，有很多所谓的文章让我看着摇头。前天作业里，有一个比喻说：荷花超凡脱俗，像一个个白蜡烛一样，亭亭玉立。这句话让我哭笑不得，简直绝倒。好好的荷花，古往今来，什么佳句没有呢？光是出名的诗句，小学生就已经学过了好多。这里，却用一根根硬邦邦的“白蜡烛”这么可笑的死物来糟蹋荷花。这句话的特点，是死活塞进了两个“好词”，这样“赞美”荷花，被荷花听见了，只能羞愤地再钻回到淤泥里去，而不能沐春雨，曳春风了。
       洗脑教育和奴化思维的语文不除去，中国教育则彻底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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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里的“好词好句”实际上是陈词滥调  




文/叶开























                                                                             好词好句
       在中小学语文教育里，最富中国大陆特色的莫过于摘抄和记诵“好词好句”。某晚，我女儿在做一本《语文拓展与训练》作业。里面有一道题目：写出和“翻来覆去”相似的三个词语。
       女儿说：“爸爸，请帮我想三个跟翻来覆去相同的成语！”
       我随口就答：“游来游去！”
       女儿妈妈说：“不对……两个游字相同……”
       我苦思冥想了半天，总算说了一个：“眉来眼去。”
       女儿妈妈勉强同意，但“翻”“覆”是动词，“眉”“眼”是名词，总不配。
       我很努力才想出这个词，实在辱没自己研读文学二十年的薄名。
       汉字和词语，作为造句单位，大多数并无特别的褒贬倾向。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这些词按照拼音顺序排列，显示出了词语与词语相互平等的观念。每个词语在形态和表达意义上，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一个词不比另一个词更好，词与词之间也没有特殊的等级差。一些常用的成语，也不比其它普通的词语更有价值。有独特文学追求的优秀作家，都回避俗语，研求新句。被选入中学课文里现代文学名家作品，如要求学生背诵的《荷塘月色》，开头就极“平淡”，无奇特的词语。
       我仔细地排查了整篇文章，成语寥寥，“好词好句”无踪，换成中小学生的作文要求，大概只能勉强合格。
文章里那几段著名的“好句”，如“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和“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句子拆开成单词单独来看，并无特殊之处。其中的“微风、渺茫、和谐”等词，实在算不上特别的“好词好句”。它们只是被作家有机地组合到一起，准确传神地表达出那一刻的细微感受，才形成了整段的“好句”。这“好句”，也必须融合到整篇文章营造出来的特殊气息里，才有价值。
       朱自清是一名有追求的散文大家，他在行文中，精心择取情感色彩很淡，语气相对平和的中性词语，尽量排除华丽、高亢的词语，营造一种内敛的气氛：不偏倚、不渲染、不煽情、不造作，不激进，不颓丧。这是一位审美个性卓绝的文学家，他因为不随流俗，不入媚语，不喊口号，他的作品才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基本“工具性”思维，让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死词死句，并且规定这些脱离了“文学”肥沃的土壤，被折断下来的、枯干了的词句才是学生学习的核心内容。他们或许以为，用这些“好词好句”堆砌到一起，就会变成为他们所认同的好文章。小学语文教材，大多数都是教材编写员自己想当然地用“好词好句”堆砌起来的“黑板报”，既无真情实感，又充满了空洞的道德教化。
       中小学生在这种死板的语文教育逻辑下，变成了可怜的词语垃圾收集者。他们每天忙于寻找散落在地上的词语碎片，把枯枝败叶扫到作业本这个垃圾筐里，为变成词语的垃圾大王而白费功夫，而不去好好阅读前人的杰作，体味其中的独特文学魅力，也不去学习观察、欣赏、体味生机盎然的树木，去感受这些自然万物婆娑、高洁、挺拔之美。一个孩子的健康心灵，需要从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学习和培养。只有丰沛的精神和敏锐的趣味，才能激活那些平淡词语身上的光彩。
       如果一名学生不懂得去感受自然生命的美好，尊重自然生命的个性价值，他们就不会懂得：无论多少堆落叶，都代表不了一棵树。无论收集多少“好词好句”，也难以写出一篇好作品。
      这种机械、僵化的思维模式，让小学教材编写员自信心爆棚，他们自己杜撰出几十篇拥塞着“好词好句”的课文让小学生学习，有些甚至要求背诵。他们同样不知道，百货商场橱窗里的木头模特，身上披上再多再华丽的衣衫，也只是一段没有生命的木头。它们没有面孔，缺少五官，肢体僵硬，永远只会摆出一种僵硬的姿势。小学语文的编者自撰课文，就是这种没有面孔的木头人。
       古今中外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作，都适合编进教材里，尤其是小学教材里。中小学生如果要真正获得知性的认识，情感的培育，他们就应该在整体性的名作阅读中，浸润心灵，培育德艺。
       真正的好作品，会引导读者进入一个独特的、超然的世界里。人们读完这样的作品之后，不会仅仅记住其中的若干“好词好句”，而是会沉浸在这部作品整体营造出来的深挚情感天地里。词与句，只有被格调高妙的作家准确细腻地运用到表达情感，描写景物，展开想象的行文中，才具有独特的意义。
       单独存在的词语，仅是一个中性的字符，它的字（能指）和意（所指），在长时期的约定俗成中，大致固定。只有社会变动急剧的社会，尤其是像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巨大变化时期，才会把各种词语的表意符号和它的特定表现内容加以割裂，重新组合，蜕变或者剥落，变成复杂的新含义。比如“地主”这个词，在其先前的本意上，并无特别的贬义，而是对土地权拥有者的命名：占有大量农田的“士绅”是“地主”，拥有耕地的“农民”也是“地主”。凡是拥有土地的士绅官宦或者黎民百姓，都是土地的主人。这个普通的名词，经过上个世纪中期的暴力改造之后，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恶咒。“地主”自己不仅会被打倒，会被消灭，会永世不得翻身，他的后代子孙也会被剥夺基本的教育权利，成为真正的社会弃儿。那个时代，任何人对“地主”这个词都唯恐避之不及，生怕沾边惹祸。
       词语的“阶级性”，是暴力赋予的，不是天生的。这种“阶级性”的暴力判断方法，在语文教育中改头换面，变成了“好词好句”的优劣评级选择。难道，“好词好句”需要记诵，“坏词差句”就要全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一把火烧个精光么？这种词句好坏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按照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教学逻辑，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只能挑选十分之一不到的词语来膜拜，学习和记诵。剩余的大部分词语遭到了贬抑，受到了鄙视。这些词语，是不是该全都挑出来扔掉呢？根据过去的贫下中农识字逻辑，确实不需要这么多词语，只需要出一本薄薄的，只有二三十页的识字本，足矣。
       一篇好作品的最基本要素，不是“好词好句”，而是作家的独特思想和情感。好作家，能运用貌似普通的词语，把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趣味表达出来，使这些词语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新的语文教育，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推行叶圣陶主编的简体版中小学语文教材起，为了迎合各种政治形势的需要，不断地修改，最后简化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字报集中营。
       近三十年来，虽然在选择篇目上、在教材编选和图文形态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核心的教育思想，没有明显的改进。
       “语文”侧重于“语”，而无关乎“文”，其“机械论”“工具论”的思维，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对于经典作品的解释，也用寻找中心思想，划分段落大意的方式，来屠宰肢解那些无辜的作品。
      这种教育进行了五十年，我们可怜的中小学生，经过多年的机械训练，脑袋里塞满了成千的“好词好句”，却写不出一篇稍微有点真情实感的文章。一九七八年以后，大陆文学界里有点成就的作家，很多都是语文学习的差等生——他们的文学感受和阅读训练，是从阅读跟课文毫无关系的“闲书”开始的，他们的写作学习模式，大多数是自学成才。而那些中小学语文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被连续灌肠般洗脑，长大成人之后，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文学作品的基本欣赏能力，脑袋里装满了词语的垃圾，内心里凝结着几小块麻木的情感。他们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过着浑浑噩噩的熏肠人生。对自己、对情感、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他们都几乎一无所知，而患上了失语症。只有当今网络疯狂流行的缩略符号，聊天工具上的各种怪词串词，人与人之间的陌生“雷”词，才是对他们封闭已久的蒙尘心灵的最大解放。
       一只垃圾桶装得再满，散发酵出来的也是臭气，而不会酿造出飘香的美酒。
       只有好的文学作品，才使得最普通的词语具有鲜活持久的生命力。
       不去阅读经典名作，不去感受这些作品给人们带来的高尚情感，而专注于搜集“好词好句”，是典型的杀鸡取卵。就像是把一头美丽的驯鹿杀死，剁成碎片，然后让学生们来围观鉴赏这些肉块。好的作品，不会堆砌“好词好句”。欣赏一篇作品，就要用心地取感受其整体的品格，凌迟肢解，只能得到片鳞只爪。
                                                                            陈词滥调
与“好词好句”相对应的是“陈词滥调”。
       从浅层意义上看，这两者本来应该有着本质的相反意义。“好词好句”就其表面的词意而言，应该指那些感受独特的、个性化的词语，而我们的中小学教育里的僵化模式，却把这种个性化的词语摈弃，而选择共性化的、无差别的词语来代替。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很受重视的成语的学习和记诵，就是这种共性化词语的明显例子。
       经过相对漫长历史时期的整合以及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语变成了一种高度浓缩和概括性的描述符号。而正是这种概括性和浓缩性，使得该词语的特定描写对象普遍化，庸俗化，进而变成了人们不经过大脑思索就脱口而出的“陈词滥调”——一到春天，就姹紫嫣红；一到夏天就骄阳似火；一到秋天，就果实累累；一到冬天，就冰天雪地。一高兴就欢呼雀跃，一难过就伤心欲绝。
       这些都是典型的“好词好句”，它们因为被长时期地、无意识地滥用，而变成了“陈词滥调”。通过对这种“陈词滥调”的僵化传承和记诵学习，人们的个人感受，就被抹煞了——巨大的南北距离，广袤的东西差异，全都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概括性词语里，被彻底填平。无差别的认同，是整体社会的意识形态诉求，也是文化趣向。人们通过这种“陈词滥调”的学习和表述，获取了彼此的身份认同感。
      “身份认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文化圈里诸种人群的习惯性焦虑。人们通过传诵“陈词滥调”的方式，不断地寻找彼此的共性，在这个基础上，种群内所有成员都获得了继承种群文化暗语的权利，排他性地、并且自由畅通地通过这种“陈词滥调”进行信息交换。
       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巴黎小市民，用“外省人”一词来确立这座城市的中心地位，以及作为这座城市市民的潜在荣誉感。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小市民，则用“外地人”一词来区分他者的身份，寻求内在的认同，并且通过排斥性、贬抑性的命名方式，潜意识地凸现了一种相对狭隘的排他心理。香港人，则站在长期的外在政治文化经济的角度，把整个中国大陆称为“内地”，大陆人则被命名为“内地人”。这种跟上海的“外地人”的排斥性命名方式，相映成趣，都同样地隐含着这两座城市与其它地方不同的特殊性诉求。
      “樱花”是日本国民性的相对稳定的性格特征描述，“郁金香”是对荷兰的另一种指代，而“紫荆花”是香港人的自况。每一种具体的象征，都暗示着这个群体——国家、地区、民族、部落、城市、乡村——的强烈自我认同心理。身份认同，是对个体所无法承受的孤独的恐惧和逃遁，而“陈词滥调”，则是最好的抗生素。
       从中小学生开始学习的“好词好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强烈自我价值认同的方式之一。通过这种学习，各具自我个性特症的学生，被集体化、类型化、抽象化、从而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指称：鲜花。“鲜花”所具有的特殊的脆弱象征，我已经在第一篇文章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这种对学生个性的有意识打压，是把他们训练成合格“螺丝钉”的必由之路——脆弱的个人，只有融入集体，才有价值。单独的螺丝钉没有价值，只有千千万万颗螺丝钉拧在一起，才组成一具有价值的机器。所有的比喻，都指向了“非人性”的“物性”。
       在这个弯曲而漫长的路途中，“好词好句”腐烂、变质，成了“陈词滥调”。
       我们当下社会，“陈词滥调”的泛滥，表明了整个社会的自我缺失的焦虑正在弥漫，犹如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在《暗店街》里描述的那样，自我被自己遗忘，因此自我变成了他者。叙述者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彻底失踪，被漫天飞舞的“陈词滥调所淹没”，成为一个阿Q在最后画押时努力描摹的“0”号符码。
       跟法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自我解放运动的激烈探索不同，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自我”成为沉重心理负担的社会里，“陈词滥调”反而变成了便于隐伏的草丛。所有人都面目模糊，头戴丝袜，腰缠布带，手擎利斧，打着“山寨”的旗号，在想象中宽阔的原野里，烧杀抢夺，坏事做尽。个性价值的消失，让这种无罪感轻松地超越了“原罪感”——集体有罪，而个体无辜。
       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群体性事件往往隐伏着巨大的破坏力，而在“正义”、“复仇”、“血债要用血来还”等陈词滥调的鼓舞下，群体中的个体，往往会情绪失控，而以暴力的方式来倾泻仇恨与不满。个体隐伏在群体中，却往往能得到赦免。在中国传统的习语里，这句话叫做“法不责众”，在西方传统文化的理解中，这叫做“多数人的暴政”。暴力和暴政的背后，通常隐伏着这些没有五官特征，只有握着石头的手高高地举着的群体中的个体。
法国学者阿莫西和皮埃罗所著的《俗套与套语》 里说，“群体，某个少数民族，或者某个较大的民族，某个国家，当然还有某个性别。这些不同类别的集体意象在身份确立和相关的行为和互相作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们在长期的相互指认中，形成很多概括性很高的描述——法国人→浪漫，英国人→绅士，德国人→认真。等等等——这些词语，如“法国人浪漫”，是典型的“陈词滥调”。它通过一种无差别的描述，把整体法国人囊括进去。即使这个国家里有很多认真的法国人，也无法逃脱这个“陈词滥调”的枷锁，他必须“浪漫”起来，才能融入“法国”这个身份认同里，或者，他拒绝认同而被排斥到另外一个国家，不得不身份移民或者精神移民。也有一些伪法国人，为了给别人造成一种“浪漫”的假象，他们的交谈中，时不时地掺杂着一两个法国词。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上流社会，如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妮娜等人的嘴巴里，总是不断地迸出一句法语来。在谈话中加入法国词汇，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上流社会社交圈的时髦。在中国大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港台流行歌曲里常常会加进几个英文词，而增加了时髦、洋派的气氛。这种“时髦”的话语，这种“陈词滥调”，就像是在身上喷洒花露水来冒充法国夏耐尔香水一样，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和他者的混同，通过不同意义的偷换，而占有了对方的一部份价值。又或者，一个高级女人，因为喷洒了兰蔻花露水，而让自己沾染了“法国”色彩，从而把自己和身边的俗人区分开来，并顺利进入了另外一个价值圈里。
       在中国大陆文化圈里，南北差异也很大。
       北京人喜欢嘲笑上海小男人，上海喜欢抨击北京人的夸夸其谈。
       这种城市身份的标签，同样适用于其它不同的省市，例如武汉和长沙，浙江和江苏。不同地区的人自我互相混同，而跟其它的地区彼此排斥。这种认同的方式，是典型的庸众生存，大众化生存。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上海的一部分文化人开始言必称“三十年代”，张爱玲笔下描述过的“旗袍”，成了穿越时光隧道的云霄飞车。一旦这个词汇和风尚迅速风靡，它就变成了“陈词滥调”。“陈词滥调”的最明显特征，是“从众”——在那个时期开始风靡大陆文学界的原捷克作家昆德拉把这描述为“媚俗”。
      一名优秀艺术家，一个个性独特、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必须跟“陈词滥调”，跟“媚俗”作抗争。正如昆德拉在他的名作、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写到的医生托马斯和女画家萨宾娜一样。为了把自己跟“布拉格之春”事件里的庸众、政客和御用文人区分开来，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模式。托马斯变成了建筑工人，萨宾娜远走他乡。只有“生活在别处”，昆德拉笔下的独立知识分子，才能保持自己的敏锐洞察力，而不被“陈词滥调”淹没。
        《俗套与套语》这样为“陈词滥调”作了描述：
       俗套（Stereotype，即“陈词滥调”）加强了个人对自我的承认，而自我承认被定义为主体对于自我进行的评价。事实上，俗套(stereotype)首先是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的归类工具。在此过程中，一个群体获得了一种面貌特征，一种同一性，这种面貌特征使之与其它群体区别开来。……个人的多样性被缩减到最低程度，人们拒绝看见这种多样性，或者说，他们缺乏发现这种多样性的能力。
      “人们拒绝看见这种多样性”，正是对中国大陆中小学语文教育模式的最精确描述。
      语文教师奉命行事，他们通过每天强迫小学生进行无意义的“好词好句”的训练，从而把他们全都混同为一个整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三好学生”。这种学习还造成了这样一种强烈的暗示：“好词好句”是“我们”“三好学生”的，“坏词差句”是“他们”“差等生”的。通过这种简单的垃圾分拣程序，把“我们”和“他们”分开，用一种粗暴而简单的“二元对立”观念，“一分为二”地把整个世界破开，分成两半，一半是好的，一半是坏的；一半是善的，一半是恶的。这种可怕的分裂无处不在，不仅造成了白天和黑夜的分裂，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分裂，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裂，而且造成了词语的分裂，从而把“爱与恨”的观念，强烈灌输给这些学习者。
      在这种学习不断地得到强化之后，这些学习者的智力开始退化，只会用“接受”和“抵制”的方式来看待“他者”。凡是赞同和表扬我们的，就“接受”；凡是对我们进行批评的，做出不符合我们观念的事情的，就“抵制”。
       一整篇文章，例如上文引用的《荷塘月色》，假设精心地把“好词好句”挑选出来之后，把其它的内容扔掉，那么，这就像是吃鱼时，挑出了几根鱼刺塞进嘴巴里，然后把整条鱼扔掉一样。
       这不可笑，也不荒诞。
       这是正在进行中的现实。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初稿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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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俗套与套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丁小会翻译。书名“俗套”，是“Stereotype”的规矩中译，也可译成“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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