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漫游在盛唐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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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漫游在盛唐的路上




《看历史》本刊记者│刘永峰




李白离开故乡来到更广阔的世界，第一次见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富庶繁华的时代，而在青春浪漫的年纪，那些无穷无尽的人生享乐、世俗欢愉，也给李白带来了一段无比快乐的日子。
公元725年，即开元十三年，春天，巫山脚下，岸边盛放的桃花，在又一次生命轮回里，被东风吹散飘零，一片片浮落在清澈流淌的江面上。
这一天，一艘孤舟轻捷地划过水面，朝着下游行驶而去，船头上迎风站立着一位英姿俊逸的青年，他一身华服，袖藏短刀，一双炯然有神的眼睛眺望着远方广阔的山河。这位从天险雄秀的三峡里渐渐走来的远游人，是第一次离开家乡。他名叫李白，当日还是默默无闻的青年。
从他尚在的侠客气概里，不难看出一段曾经任侠尚武的经历。其实在此之前，他在蜀地受到的成长教育本身便极富奇异的色彩。他很小便接触道教的书籍，后来还曾跟随一位叫赵蕤的奇士在岷山隐居修道数年。渐长后，喜欢剑术，又好读百家奇书，尚纵横之学。
十五六岁时，他开始模仿司马相如作赋——多数场合下这是一种因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而张扬才华的文体。虽然李白少年时所写的赋，都是些堆砌词藻没有内容的作品，但却透露出其不甘局促于蜀地一隅的心迹，他向往着出川建功，名动天下。
然而，从幼年随父迁家入蜀，直至生长到24岁，李白依然还生活在四川，足迹尚未出过故乡绵州的附近州县。一个年轻人豪迈的心怀，已渐渐不能忍于这么狭小的山水，在24岁时，李白终于决心要出川闯荡天下了。他说：“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于是，那年秋天，他离开家乡，只身一人来到成都、峨眉，短暂游赏后，便买舟东下，到达渝州。第二年春天，又紧接着东出三峡，开始了一段漫游大唐的历程。而此时，命运给予青年李白最大的机缘，一个气象万千的盛唐，铿锵有力地朝着他扑面而来。

■ 下扬州
长江走出三峡，流入楚地后，骤然开敞，浩荡壮阔的江面激起了李白跃动的心情，他在渡过荆门时，以豪迈开阔的气象写下诗句：“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沿长江一路东下，经江陵来到庐山，那如银河倒泻般的瀑布再次令李白感到震撼。
开元十三年（725年），秋天，刚走出四川盆地的李白看到的不只是山河的壮阔，一场盛世旷典的举行，更令他感受到了这个王朝的强盛。
那年十月，唐玄宗亲自率领一支浩荡的队伍，从东都洛阳出发，决定前往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封禅队伍里，百官、贵戚及四边异族王朝的首领也都一同随行，而随从的马匹更是数以万计，有文字形容：“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史书中这么记载当时的场面：“每逢中途停顿，数十里内人畜遍野，有司车载供应之物，数百里不绝。”
这样的活动，虽不免好大喜功、显耀功业的嫌疑，但这项仪式的背后，确实是一个欣欣向荣、百业振作的时代写照。
据史书记载，开元十三年，当时国威震荡，边疆少事，四周异族纷纷臣服，朝贡不绝。那时，由于累年丰稔、物阜民丰、粮食充足、米价低廉，东都米价每斗十五钱、青州、齐州一带斗米仅五钱，粟三钱。这一年，管理国家马政的太仆寺，马匹数量也由开元元年的24万匹增至43万匹。也是同一年，唐玄宗分吏部三铨为十铨，增派人员广选贤才，对于人才的渴慕，成为这个国家走向强盛的根基。
李白离开故乡来到更广阔的世界，第一次见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富庶繁华的时代，而在青春浪漫的年纪，那些无穷无尽的人生享乐、世俗欢愉，也给李白带来了一段无比快乐的日子。
顺江而下，李白先是在金陵过了一段很惬意的生活，然后，于开元十四年（726年）的春天，来到扬州。
扬州是当时工商业最繁荣的一个城市，它地居江淮要冲，为南北交通枢纽，随着运河的开通，更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当时，煮盐、制茶、冶铁、金银铜器、锦彩绫绵、药材及贸易等行业极为兴盛，南北各地的大型船舶，往来不息。《资治通鉴》称“扬州富庶甲天下，时称‘扬一益二’”。史书记载当时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八方称幅凑，五达如砥平”“富商大贾，动逾百数”。
商业的繁荣，随之而来的则是娱乐消费活动的高涨，以及对享乐生活的追求，在此，“烟花三月”“楼台夜舞”“十里春风”“高楼红袖”等等风月妖冶的描述就成了扬州最具标志的注脚。“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成了当时人们最渴望的愿望。
在这烟花似锦的风流之地，年轻浪漫的李白也纵身跃进了这美酒笙歌的激情合唱。虽然我们已不清楚李白在扬州是如何寻欢作乐的，但通过不久之前他在金陵的某些行动碎片，却可以了解他这一时期的生活状态。
在金陵时，他凭吊前朝遗迹，游览各处名胜，六朝的繁华旧事，触发了他的诗情。东晋名士曾经流连山水、饮酒赋诗的风流，开始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他仰慕着谢灵运等人寄情山水的生活，于是也常常携带“邵阳、金陵之妓”，往山林泉水处作乐赏玩。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讲到李白这一时期的生活时说：“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骏马美妓，所适二千石交迎，饮数斗醉，……满堂不乐，白宰酒则乐。”酒到酣处，李白常会跳起一种青海羌族地区的舞蹈，忘我时，秋风吹掉他紫色的花帽而浑不知觉。
在那段如梦如醉的岁月，李白生活豪纵，又慷慨好施，频频接济落魄公子，据他自称，到扬州不足一年，就“散金三十余万”。
当千金散尽后，李白的生活渐渐陷入了窘迫，开元十四年秋天，他病倒在扬州。曲终人散后，慷慨旷达的李白也偶尔感伤起来，不免染上了一些青春伤逝、飘零无依的情绪。他在写给故乡友人的诗中写道：“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饿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
开元十四年冬天，李白离开了扬州，因为要给朋友迁葬，又来到洞庭湖畔。在楚地，他想起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关于云梦泽的浩荡景象，便在安陆（古云梦所在）暂歇了下来。

■ 望长安
在度过了一段纵酒狂歌的日子后，李白终于又想起了自己向往的千秋功业还一无所成，不免感到了紧迫。
大唐盛世不仅是提供给人们无穷的享乐，它更培养了年轻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蓬勃向上的时代氛围无不激荡起人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催促着青年们昂扬进取，谋求功名。他们要融入其时代并希望有所作为，而不愿意成为旁观者。
身处这样的时代里，连一向淡泊的孟浩然也发出“感时思报国”“端居耻圣明”的感慨。而另一位诗人李颀则一首《缓歌行》中写道：“男儿立身须自强，十五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这不正是盛唐人奋发勉励的心怀么？为了不至在圣明之时因毫无作为而感到羞愧，年轻的杜甫也曾“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干谒达官显贵，以求援引。
如果说，十里扬州所代表的盛唐，是富庶的、浪漫的无边风月，那么，长安则是青年人立业报国、实现抱负的最先选择。作为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中心，令海内外都趋之若鹜的“长安”几乎成为一种情结。在中古时期，8世纪的时候，“入长安”几乎是胸怀壮志的中国诗人必要完成的一场人生仪式。
况且，那座皇都的气魄，又怎能不令胸怀万丈的人们心仪向往呢？长安的恢弘气象首先来自于关中形胜，它北临清渭，南倚终南，西接陇右，东扼中原，处于八百里秦川的中心地带，地势雄浑壮阔，城池雄壮巍峨。唐时，长安城周围约三十五公里，面积约八十四平方公里，人口百万以上，有东西大街十四条，南北大街十一条，最宽的天街达155米，堪称前所未有的都城。
长安城空前广大的面积，所表达的正是整个王朝崇高阔达的精神气魄，它大气磅礴、开放包容。当时长安，有着数以万计的外国官员、宾客、僧侣、传教士、留学生、旅游者。开元年间，曾有七十多个国家、地区和唐王朝互相交往。长安城内设有鸿胪寺、典客署、礼宾院以及专门接待、管理外国宾客和侨民的机构。
京城内设有东西两市，“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城中店铺林立，商贾汇集，除了国内商人外，还有大量来自中亚、波斯、大食等国的胡商，他们开设起珠宝店、百货店、饮食店、作坊、书铺、酒肆等等，一起缔造着长安的繁华。
喧嚣与繁华之外，长安与权力的天然联系，更决定了其有别于其他各大都市的富贵威严。王维在诗中写道：“九天阎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旎”，可见当日的景象。也许正是这样的赫赫皇城，才更能吸引人去开拓人生的荣耀。
那时，越来越多满腹才华的庶族青年，来到长安，通过科考，获取功名。就在李白离开家乡的同一年，在皇都长安，26岁的祖咏通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而前一年，年仅20岁的崔颢考中进士，更前一年则是王维在21岁时进士及第，这些与李白年龄相仿的青年才俊在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便开始在这么一个灿烂的时代崭露头角。
开元十五年（727年），朝廷下诏“民间有文武之高才者，可到朝廷自荐”。也是在这一年，家境贫寒的王昌龄赴长安参加科考，并考中进士。而此时，一直向往着大展宏图的李白却在安陆的寿山做起了隐士，为了实现其一生功业，李白选择的是一条隐逸仕途的“终南捷径”。
从汉代起，就有隐士受到执政者的征辟而骤登高位的事例。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君臣际会，已成为一段佳话。梁代陶弘景隐于山中，梁武帝屡次遣人前去咨询政事，被称为“山中宰相”。这些故事影响至深，唐代也一直有人藉隐居养望，后获升腾，李白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径。只是这一“捷径”对李白而言，走得有些漫长。
隐居寿山时，李白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他说自己的理想是，以纵横之术，谋为帝王辅弼，济苍生，安社稷，然后功成身退，重返自然。然而李白却不愿走科举等寻常的升腾之路，狂傲不羁的他不屑于一步一步地求得升迁。他常以管仲、乐毅、诸葛亮的才能自许，希望以一介士民、得到君王的礼聘，然后骤居显职，展现其济世之才，帮助君王成就霸业。
在寿山中隐居一段时间后，李白就入赘在安陆许府。此后的近十年，虽然家庭妻儿都在安陆，但李白却没有停止四处漫游的生活。在那段时间里，精力充沛的李白，足迹几乎走遍了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中下游的广大领域，他西至坋州，东至苏杭、南至巴陵，北抵雁门关。李白虽然也曾在一些地方短暂地隐居，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席不暇暖，奔走四方，游览名山大川，结交官员、诗友与隐士。在不断漫游的同时，李白自言曾“遍干诸侯、历抵卿相”，但始终并不得意。尽管如此，李白在社会上的声望却越来越高。
公元742年，李白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机会。这年正月，唐玄宗将年号改作天宝，为纪念改元，他大赦天下，并诏令：“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英秀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县以名荐京。”这时，玄宗的同胞妹妹、好道又爱结交文士的玉真公主，想起了曾拜谒过她的李白，遂向皇上举荐，下诏征其入京。
那时，李白发妻许氏已殁多年，后又几处安家娶室，此时携子女正寄住在南陵，长久的生活漂泊，大志难酬，又兼妇人的轻视，难免有些落落寡欢。秋天，李白得到征召后，可想而知，那欣喜若狂的神态。临行前，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分外得意地写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畅想着战国时代纵横游说之士的盛况，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以为自己“游说万乘”的时机来临了，于是望着长安匆匆赶来。

■ 漫游天涯
这一次李白来到长安，也确实是春风得意，不久他就在紫极宫遇到老诗人贺知章。李白潇洒出尘的风采引起了贺知章的注意，当读到李白的诗作时，贺知章又大赞其诗“可以泣鬼神”，并称呼李白为“谪仙人”。据说，无比兴奋的贺知章，当即解下衣带上的金龟，换酒与李白共饮。进而，贺知章也将李白推荐给朝廷，李白的名声慢慢在京城中传播开来。
不久，李白便被玄宗召见于金銮殿，命待诏翰林院。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载此事时说：“（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可见，异礼有加，备受宠遇。此时李白终于如司马相如、扬雄一样，以文学才华博得了天子的赏爱。
此后的日子，李白一面出入宫廷，得帝王优渥，锦衣玉食；另一方面又结交王公大臣，常被贵门邀饮，度过了一段优游快意的时光。这样一些诗句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幸陪莺荤出鸿都，身骑天龙飞马驹。王公大人赐颜色，金章紫缓来相亲”“待诏承明里，抽毫颂清风。……快意且为乐，列筵坐群公”“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荤行”等等。
李白以诗文为“艺能伎术”而入翰林，在短暂的志得意满之后，却始终停留在文学侍从的位置上，无从施展其“济苍生”“安黎元”“拯物”“解世纷”的平生抱负，每日多以陪驾、应制、娱君取悦于帝王后妃。很快，李白对于御用文人的生活日渐厌倦，开始了在长安“浪迹纵酒”的生活。
长安城内，酒肆林立，正好满足了李白痛饮狂歌的生活，他常与贺知章、汝阳王、崔宗之等八位嗜酒者畅饮游乐，时人称为“酒中八仙”。多年以后，一位李白的崇拜者来到长安，写下了一首名叫《饮中八仙歌》的诗，他就是杜甫。在这首诗中，杜甫将李白的狂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本是疏散人”，无法应付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尔虞我诈，又从不苟且迁就，因而在朝廷内越来越受到排挤。天宝三年（744年），李白自知不能为官场所容，遂于三月上书请还旧山。唐玄宗也认为其“非廊庙器”，便赐给他一笔钱财，准其离开了长安。
在官场中，李白自由浪漫的天性受到束缚，他不得不再次开始人生的一场漫游，以寻求精神的慰藉。
天宝三年夏天，李白离开京师后，一路东行，来到东都洛阳。在这里，李白与杜甫第一次相遇了。后来，两人相约游梁宋时，又遇上诗人高适。于是，夏秋之间，三人同游于梁宋，或入酒垆，或登吹台，或游梁园，或观孟诸，饮酒赋诗，慷慨怀古。杜甫在《遣怀》一诗中写道：“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三人相见如故，诗酒清狂，过了一段浪漫而潇洒的生活。
天宝四年（745年）春，李白回到任城，略置田产，日夕沉饮。不久杜甫来东鲁看望李白，两人又一同游于任城一带。政治上的不得志，使得李白日益沉浸于对神仙道教的憧憬之中。
天宝五年（746年）春天，李白屡有南游之意，因为卧病甚久，直到秋天才启程。临行前，他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一名篇，诗中说：“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吴越的山水又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在那里六朝名士流连于山水之间的风流体态，向慕神仙的信道热忱，都与李白此时的志趣不谋而合。他在此诗结尾处说：“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是最具李白特色的一首诗歌，与李白更多的离开长安后的诗作一样，这里虽然已不见了建功立业的打算，但却在一种傲视与愤激中更加传达出一种盛唐的情绪。
他不仅高喊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还说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又说过“一生傲岸苦不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他也说过“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等等。他肆意地“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盛唐艺术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一切都是冲口而出，但却痛快淋漓、天才极致。
而李白每一次毫无顾忌的尽情抒发，每一次不满的痛快表达，又无一不在反证着盛唐时代精神自由的程度。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说：“他们要求突破传统的约束和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而所有这些，又恰恰只有当他们这个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存在。”
公元746年，李白在时隔20年后，再次来到扬州。虽然这时生活上已不再如年轻时的豪纵，但依然没有停止漂泊的脚步，此后数年，他南下宣城，北游幽州，以令人惊讶的精力，继续漫游在大唐的国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