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鲍昆：摄影家？还是社会公益家？从王久良的摄影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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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鲍昆：摄影家？还是社会公益家？从王久良的摄影说开去……


2010年07月07日
　来源： 博联社


    王久良这个名字在中国摄影界被人知道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当他以作品《垃圾围城》获得了2009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的时候，很多人都记住了他。王久良在摄影艺术越来越走向精英化的今天，以朴实到不能再朴实的方式，用手中的相机加上大量的实地考察，为我们带回来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垃圾图像，在他的整个摄影计划中我们能感觉到他努力的将自己隐身于幕后，这与强调艺术家主体地位的传统方式是相悖的，同时也给我们对他身份的界定带来了难度，摄影家?还是社会公益家?王久良似乎在这双重的身份之间游离着。
    2010年6月16日在宋庄美术馆，名为“垃圾围城——王久良之观察”的大型个展开幕。当日下午，以“摄影在当今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宋庄美术馆报告厅进行。到场的嘉宾中有非常多“重量级”的批评家、社会学者以及历史学者，从中足以看出王久良的摄影计划在摄影界乃至社会文化界都激起了不小的涟漪。近日，作为本次个展的策展人鲍昆先生接受了雅昌摄影网的专访，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阐释“王久良现象”的……

    北京市丰台区永合庄垃圾填埋场，填埋场半径700米之内有背景著名的经济中心—总部基地，600米内有国内著名的旅游景点—世界公园，还有10个住宅小区和10多个村庄，涉及人口七万多人。
    记者：能否简述一下在影像历史上以摄影家的身份参与社会工作并最终对政府决策起到影响的例子?
    鲍昆：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
    最早的应该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间的美国摄影师雅各布·里斯。里斯以报纸记者的身份拍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现实，他在1890年发表《另一半人怎样生活》是反映纽约贫民窟生活的真实记录，对后来纽约市政府相关政策向贫民倾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摄影师刘易斯·海因上世纪初在美国童工委员会工作。他拍摄了很多当时美国企业雇佣童工的情况，反映了这些未成年人为了生活就要从事劳动的艰苦生活他的摄影，有力的支持了美国童工委员会的工作，为政府制定童工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尤金·史密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日本的滨海渔村氺俣拍摄渔民汞中毒的惨剧，他的影像在世界公布后，给了一直争取自己权利的氺俣村民巨大的支持，最后导致政府采取措施制止污染。

    中国的解海龙的事迹大家耳熟能详，因为他的摄影让多少失学的儿童走进了学堂，希望工程就是因解海龙的摄影而真正启动的。

    记者：对于王久良的摄影方式，所有的人都会感到钦佩，作为策展人，请谈谈您对他以及他的摄影计划的评价吧

    鲍昆：自解海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希望工程摄影以后，也有许多摄影家以不同角度和不同的方式参与社会的改良运动，像赵铁林、卢广等。王久良是近些年来以摄影积极参与社会的一个很成功的案例。王久良是一个在他同时代年轻人中一个十分有思想的人。他出身艰苦，但却没有沾染现在许多年轻艺术爱好者的那些急功近利的坏毛病。他没有随波逐流地以进入画廊商业市场为荣，也没有整天寻思着进入西方人的视野，他最兴奋的是能否做出真正的艺术，后期更是以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为责任。在现在一片浮躁的拜金主义和名利场世俗中，王久良显得卓尔不群。就是因为他这个品质，让我从认识他的那一刻起，就愿意尽自己的所能协助他。我现在庆幸的是没有看错人。在这个项目进行中，他饱尝了拮据和艰辛，但他都凭着坚定的理想顽强地挺了过去，这在现今的年轻艺术家中是非常少见的。最关键的是，他完全知道自己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在未来能够发财致富的个人事业。他心中还有许多未来要实施的计划，都是涉及我们未来社会走向和公众生活的大选题。我虽然支持他的社会意识，但我也知道他本来是一有着丰富艺术感觉的艺术家，所以也希望他未来还能在纯艺术领域有所作为。目前他这个计划只是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后续的纪录片还在进行中，希望他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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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用镜头关注社会问题的人有很多，失学儿童、农民工、残疾或是疾病的群体等等都曾经被关注到，您认为在这一类的纪实或者称报道摄影的群体中王久良的作品取得如此大的反响的原因是什么呢?  
鲍昆：你说的情况没错，这些年做以上那些报道摄影的人很多。但是许多摄影师在做这些选题时往往是从类型化的影像艺术风格兴趣出发，而不是真正从对社会进行观察和改良的意愿出发，甚至一度有些人只是考虑这种类型的照片容易被西方图片商购买。这导致了他们的摄影过于强调影像趣味，而不能深入的形成可供研究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本。王久良其实和以上这些毫无关系，那些积习对他根本没有形成任何影响。他本来是一个做艺术的，所以一进入就是新的影像意识。他很清楚这个项目是需要规模性的影像才能形成力量的。他一开始就使用了全球卫星定位的GPS数据，就是为了给影像增加实证性。所以他的这批作品有很强的观念色彩，既是纪实性的，也是观念性的。他作品的强烈现实性是引起公众和传媒注意的根本原因，他所揭示的问题也是目前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所以被注意是必然的。

    另外，目前艺术展览多如牛毛，让一个展览怎样有效地传播也当然是一门学问。它需要选择适当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来展出公布，对此我们的策划应该是成功的。不管怎么说，作品是第一位的，其它都是次要的。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瞳里社区，这200多只绵羊整个冬天都在这里翻捡着可吃的东西，早已形成条件反射同拾荒者们一同冲向每一辆前来的垃圾车。

    记者：在研讨会上嘉宾也有人提到王久良作品的呈现，也许是资金方面的问题，展览上作品的呈现稍显简陋。但是我同时也想到在摇滚乐的历史上有过LOW—FI的思潮，相对于HI-FI，LOW-FI精神强调在音乐本身的质感之外更加直刺人心的摇滚精神，您是否认为LOW-FI精神也可以在摄影领域体现?或者说您对这种类型的摄影在呈现上的品质是如何理解的?

    鲍昆：你所说的LOW—FI具体说应该是个音乐技术概念，在其上的文化主张我不是太清楚。不过摇滚乐的文化意义是有其历史的语境的。摇滚乐的出现是上世纪中后期西方后现代文化来临之时，以青年人为代表的一种要与传统和现代主义决裂的思潮，其精神的核心价值是反抗。他们虽然是后现代的产物，也更应该说它本身就是构建后现代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部分。在摇滚乐刚出现的时候和以后一段时期是一个发展的时期，它在方式和细节上一定会走过一个由粗及细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口号和主张理念，我以为都是为自身现实存在的合法性寻找依据。不过，一些临时性的主张也一定包含了人类一些永恒的价值理念，否则根本就会被人们认为是胡言乱语。“更加直刺人心”一直是摇滚音乐的基本精神特征，是对古典主义音乐和现代以来的那些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愤怒拒绝。它本质上就是对其对立的立场。虽然现代的摇滚音乐已经渐渐演变成成一种商业性很强的表演艺术，甚至开始走进剧场，但那些坚持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和露天街头演出的青年人实际上是在坚持摇滚乐的早期精神。不管怎么说，摇滚乐代表了人类求其真诚呐喊的自由独立精神，所以早期传统音乐势力和受其驯化的受众对它是粗鄙的指责早就被证明是过去时了。人们在接受它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接受了它的内在的真正精神，包括后来离所谓纯音乐越来越远的“饶舌”。虽然一些人们后来还是把这种新的方式归结到“新音乐”，但他们忘了，这种方式出现的时候首先真正感动他们的是那些代表人们本质生活的语言，而不只是形式。
    艺术从十八世纪后期被人类渐渐认定为是一门学科学问，除了艺术家摆脱了一般的工艺匠人的身份，获得了独立的受到尊重的职业身份，艺术随之而起的就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存在体制和意识形态。艺术获得独立性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然，但是一旦某种机制形成之后必然进入到“自足”和“自律”自我建设中，也就是系统为了维护自身的稳定而渐渐形成一套保护性的和排他性的规则和意识。比如，与那个时期人类进入到科学主义时代有关，人类的人文社会科学受到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影响，也纷纷积极建立自己的科学。于是本质主义盛行，大家都在寻找自身存在合法性的“密码”。关于视觉艺术也形成了一整套的科学体系，比如视觉心理学的格式塔理论和艺术哲学的“美学”。与此同时，各种行业的规范也越来越完善。这些本来都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过分的自律性和自足性都会导致走向反面。学科性的艺术意识形态走到上世纪中期已经走不下去。视觉艺术的学问越来越精深，但却离现实的生活越来越远。也是那个时期开始，艺术开始了大规模市场化的过程，这也进一步加深了行业的自律和自足性。因为现代的资本市场是一个综合性的营销行为，广告必须给予商品吸引人的强烈理由。所以，艺术品市场化的一个结果就是更为强调艺术品在本体历史上的地位，而搭建“地位”的有效武器就是行业的一系列历史约定俗成的规则和说法。对于市场来说，艺术的社会价值并不重要，也不具“神秘性”，画廊商人感兴趣的只是所谓“艺术的说法”。于是，“自足”、“自律”的历史惯性和市场有目的的选择，都造成了艺术家、批评家们在谈论艺术时，话题只是习惯性地纠缠在艺术作品本体的具体得失和形式完美探讨，几乎完全忽略了艺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所担当的更重要的伦理意义。这时艺术成为一门手艺式的技术，其精神性被大面积的抽离。
    实际上，当现代主义的艺术随着背景的工业化社会的进步，技术向度的所谓创新已经越来越丧失意义。在艺术闭关自守的走入死胡同之时，人类社会也恰恰因技术手段的进步，迅速深刻地改变着社会权利和财富分配的格局，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在新的时代制造更为不公平的分配关系。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也意识到，艺术的出路在于方式、形式之上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思想观念来源于社会进程所产生的现实需要。也就是说，艺术的重要性在于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有效的配合，将其行为性质归属为知识分子性的话语主张，来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和调整社会运行的平衡性。也因此，当代的艺术观念性的评价是第一位的，也是决定性的。至于说艺术作品的品质，其实和所有人类的产品一样，都会有“品质”这一评价向度，但相比之下，它是第二位的，有时甚至是不重要的。当然我们希望任何“产品”都应该有一个优良的品质，但在观念为先的历史性要求下，它不重要。如果我们仍然站在传统美学的艺术批评意识形态来看待现今的各种艺术现象，那么对众多能够影响社会的艺术作品将是无法解读的，因为搞错了语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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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摄影界还有一部分人，把精力投注在对摄影本体语言的研究上，他们或者在照片的暗房制作上下足了功夫，或者尝试恢复古典的工艺手段，您是否认为他们和王久良的摄影观有很大的出入?在这两种类型的摄影之间怎样才能做到更好的平衡?
    鲍昆：我知道你指的是近年来一些朋友们在努力追求摄影这个媒介的一些本体性的表现，比如实践亚当斯的区域曝光法、大画幅摄影和摄影早期的各种工艺。这些无疑是我们中国摄影人应该做的事。因为，中国的摄影在大规模的被当作艺术和传播媒介使用之时，作为历史的摄影术已经进入到大规模的技术消费时代。而且那时的中国正在面临巨大变革，实质上的现代性转身才开始制度上的政治角逐，摄影也很快被政治性的利用。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摄影这个媒介是件半截子的事，是中间儿进入的。这也构成了中国本土语境下的一个特别的摄影史。这个史是和世界摄影史脱节的，是一部没有前面逻辑的中国摄影史。摄影是一个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媒介，和传统的手工艺色彩的艺术有很大的不同。技术性的特点构成了它完全不同于古典艺术的文化意识形态，如果对其全部的历史发展过程没有了解，将会割裂它深藏其中的文化精神。我从四年前开始在几次面对高校摄影专业的教师会议就不断地说，我们中国人对摄影的理解太狭隘了，我们需要补课，要补的就是摄影早期工艺历史的那一课。而完成这个补课的最好平台就是大专院校。我们必须要知道摄影的技术史实际上是人类的自我突破的历史，回到本源才能深刻理解摄影这一媒介对我们人类的贡献，才能从中体悟出现代性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
    不过，我们要知道，对早期摄影的再实践只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背景下才具有意义的一件事，对世界摄影史来说并无重大意义。因为西方的摄影史是一步步按逻辑演进的，从未中断过，甚至现在这些古典摄影工艺也是一些西方院校的正常课程，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几年我们对付羽等年轻人的暗房努力给予积极和热烈的评价，那也是基于本土历史语境的一种赞美和鼓励，并不是说这些努力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我也注意到一些对这些实践的评论，感觉有些夸张，有一种少见多怪的感觉。某种意义上说，许多中国的现代性陈述都是不求就里的简单化约式的定性，而且是抽去纵横交错的空间和时间的历史关系，说过了，就有些误人了。
    王久良的垃圾观察作品和这些现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因为各自都有不同的历史和现实任务。王久良要解决的是现实性的社会问题，那些古典工艺的尝试是要解决作为摄影本体发展史的历史遗留问题。一个是向外的媒介功能问题，一个是向内的文化历史问题，虽然二者中间有些微交叉，但基本倾向是泾渭分明的。王久良这次展览因为拮据的经济状态，所有展出影像都是用一般商场广告所用的写真喷绘，而不是艺术展览一般所用的艺术微喷，我以为效果很好。他的作品不是画廊精心准备的商品，用不着再为此矫揉造作。作品挂出来后，我们发现这种朴实的制作业恰好和展览的内在宗旨相吻合，有着极强的统一性。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县，一位拾荒老人在这垃圾山上建造的住所，精心堆砌的砖墙意味着在此长久居住，但伴随着老人的猝死这里已是人去屋空，只有不远处的粪坑依旧弥漫着漫天的臭气。

    记者：您对王久良摄影作品的完成度是如何理解的?在研讨会上也有嘉宾提到了他的作品到一定程度上就有重复的倾向。尤金·史密斯的《水俣》专题中那张《智子入浴》就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解海龙的《大眼睛》也是成为了希望工程的标志，王久良的作品在影像上是否需要考虑更加精到一些?

    鲍昆：王久良的作品不是一个强调视觉艺术性的展览，是一个需要用规模性数量的证据来假展览之名陈述现实的事件。那种总是希望有几张“典型性的瞬间”来夸张的描述并不是这个展览所需要的。人们一进美术馆就有一种潜意识在告诉他这是进艺术殿堂来观看高雅的“美”的艺术，殊不知就是这种意识导致了艺术脱离了它在社会伦理向度上的力量。我觉得的这是一种非常陈旧的习惯意识。我们被古老的“美”的意识遮蔽得太久了，虽然现在随着现代批评对“美”的批判，大家已经非常慎重的躲避“美”这个词汇，但是替代性的词汇却又成批的出现了，比如你问题中的“精到”一词。我很遗憾一些艺术批评家也持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当下许多新的艺术现象，总是忽略艺术的话语作用，还是把其当成那种玩赏的物件，我想是食古不化的缘故吧。不要一沾有关艺术的话题就回到传统美学的意识里像一个普通艺术爱好者那样看问题，要知道当代艺术早就不是以往的艺术了。它只是一种以艺术的名义发出的社会话语声音，最后的落脚点是说了什么样的话，指出了什么问题。在说什么和怎么说这一点上，我想在今天的现实中还是前者更为重要。北京各艺术区画廊中太多的怎么说的所谓艺术品，其实那些多数都是现代工艺商品，做得当然很精到，是装饰在客厅里向别人炫耀风雅和财富的装饰画。王久良的摄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为了解决当下问题的，和这些关系真的不大。与王久良几乎同期的还有卢广的得了尤金史密斯奖的那组公害作品，但王久良的作品是证据式的，意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回叱任何虚伪的矫饰和狡猾遮蔽的抵赖;卢广的摄影则是以煽情的宣传手法来提醒公众对严酷现实的重视。二者虽然殊途同归，但面对对象不同，解决的方式也不同。我认为王久良的作品更为直接，更为符合当代影像艺术的主张。我们可以看以“99美分”著称的安德列斯·古尔斯基的作品，不也正是最没有那种人们习惯感受的“美学”范式，而是以平铺直叙的告诉你真实的方式来给你看的吗?为什么洋人可以这样不“美学”，而我们中国人用这种方式却总是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把影像做得更为精到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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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久良这种类型的摄影，不同于阳春白雪的Fine Art Photography，它与传播的关系应该更密切一些，您对他的作品在公众中的传播有什么想法吗?
    鲍昆：Fine Art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是一个比较古典的认知了。在艺术还是厅堂的装饰的时候，这个标准和概念在展示人类创造能力和抚慰心灵的方向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尤其是在艺术遭遇大众艺术和商业艺术冲击时非常重要，它就像人类永远需要灰色的理论一样，是维系人类文化基本基因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Fine Art是需要永远保持的。你说它是阳春白雪非常准确，它就像基础物理学一样，曲高和寡但不可或缺。因为阳春白雪，所以它不是公众的，不是公众的就会离现实要远一些，传播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王久良的展览肯定不是Fine Art，而是公众性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展览，所以它的意义展开就是传播。艺术进入现代以来，尤其是后现代以来，艺术的公共话语价值方向越来越强烈，也因此当代艺术与传播学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这是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把王久良的摄影选择在美术馆的空间展出，根本不是为了希望在艺术界怎么样，只是希望假美术馆这个传统的平台制造一个可以传播的事件，让垃圾包围的美术馆形成一个具有强烈反讽关系的噱头，让传媒注意它、传播它，进而达到让公众了解垃圾困境的效果。

    北京高速铁路建设工地的残留物，这里几年前是京津高速铁路的一处工地，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混凝土地面house50厘米；周围大片土地被混凝土残渣浇筑，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不知还有多少类似的公司残渣。

    记者：王久良的作品在公众中的传播是一个基础，最终能改变现状的还是政府部门能够引起重视，我个人认为和政府对抗虽然具有草根英雄的意味，但这一定不是出发点，出发点应该还是民间和政府能合力促成问题的解决，您对来自民间的报道摄影如何建立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系并最终获得问题的解决有什么考虑吗?

    鲍昆：我和王久良一直认为这个展览根本不是什么“揭弊”行为，也不是什么简单的和政府进行对抗的策略。垃圾困境问题是一个超越国界和地区的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问题。王久良的作品是追问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刻的现代性问题的，是对目前人类疯狂的物质享乐主义的抗议。这个问题的曝露当然不可避免要和政府的管理现状发生一定的对立关系，但这无法避免，因为事实就是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每一方都逃不开干系，虽然政府要付非常大的责任。因为在环境的保护和宣传上他们是非常不到位的，他们盲目的追求GDP指标，忘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对我们的后代负责任，造成现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问题，当然是推卸不了责任的。不过这只是政府的问题吗?和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关系吗?我们每天不都是在以节省时间和追求方便以及品位的理由来购买大量过度包装的商品，并随意的抛弃垃圾的吗?
    记者：王久良的摄影计划更多的偏重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角度，他在进行之前应该会做大量的调研工作，但是关于垃圾处理的很多知识是在他所受教育之外的，您怎样看这种类型的报道摄影的知识储备与拍摄之间的关系?以王久良为例，他如果更好的完成垃圾围城的拍摄计划，应该了解哪些方面的相关知识和政策?
    鲍昆：摄影圈内的一些朋友以前都知道王久良其实是一个有着极强效果控制能力的艺术家，我认识他也是因为被他超凡的想象力和控制力所吸引的。王久良在做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也是从艺术角度考虑的，着眼点是要做一个关于垃圾的大型室内装置，只是考虑到任何艺术必须要有严肃的现实依据，所以才想到在纯艺术装置之外应该放置一组纪实性的摄影作为比照，以便增加说服力。于是王久良在项目开始首先进行的是纪实摄影。在采证摄影的三个月后，王久良被严峻的现实震动了，他当时找我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认为艺术一点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这句话说明他已经从一个艺术家的角色开始向社会工作者身份转化了。他为了把事实搞清楚，开始阅读大量相关方面的专业书籍，并有意识地在拍摄过程中调查各种关于垃圾现象的相关问题，比如垃圾经济、垃圾科学和垃圾拾荒者的生存状态的一些问题。这些努力对他完成这个项目有着巨大的帮助。在一般的垃圾处理知识之外，后期的王久良开始接触分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些书籍。这些对他理解和处理镜头前的问题提供了深入思考的帮助。

    记者：这种来自民间的报道摄影经常可能会触动某些利益集团的神经，尤金·史密斯当年也曾经差点被那个工厂的打手打死，您对摄影者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鲍昆：这是我们当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谈过一些措施，比如不要滞留，拍完就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是他还是碰到被盘问甚至敌视的危险。于是我又请中国青年报的朋友帮助他开出了特邀记者的证明，以便在危机时使用，起到暂时的保护作用。不过王久良在拍摄时把自己的姿态处理得非常好，他和许多垃圾拾荒者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我和他去过垃圾场，那些拾荒者见到他都非常亲切地叫他“久良”，让小孩管他叫“王叔叔”。久良与他们打成一片，他混迹其中甚至能够让你以为他也是拾荒者。我想最后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许多摄影师到了下面经常是长枪短炮的照相机挂着，再加上越野吉普车和一身看起来职业的“酷行头”打扮，本身就和民众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那碰到危险肯定是避不开的了。所有问题的关键是你是否耐心扎实的做一件事情，只要你下功夫了，危险会减少到最小程度。如果你老是以一种自以为文明人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到下面扫街式的找感觉，我想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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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良：垃圾围城里的摄影师 来源：外滩画报
2010年01月19日

一位拾荒老人在这垃圾山上建造的住所，精心堆砌的砖墙意味着在此长久居住，但伴随着老人的猝死这里已是人去屋空，只有不远处的粪坑依旧弥漫着漫天的臭气

飞机、火车、长途汽车等交通工具以及城市移动公厕每天都在生产巨量的这种由塑料袋包裹的粪便

这200多只绵羊整个冬天都在这里翻捡着可吃的东西，早已形成条件反射同拾荒者们一同冲向每一辆前来的垃圾车

　　王久良：垃圾围城里的摄影师
　　33岁的自由摄影师王久良因为一组“垃圾围城”的摄影作品获得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展的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他的作品不通过令人作呕的细节震撼观众，而通过冷静的宏观呈现让观众真实地认识到，“我们居住的城市正在被垃圾包围”。
　　文 /李静 曹婕（实习生） 图片/王久良
　　王久良打开电脑里的北京地图。与普通的地图不同，王久良的地图上密布着黄色的标识，那是他拍摄过的北京周边大型垃圾场。这样的黄色标识有400多个，像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北京市”围在当中。
　　从2008年10月开始，王久良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走访了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些垃圾场往往有上万平米规模，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附近，环绕着这座城市。王久良给自己这个尚未完成的项目命名为“垃圾围城”。
　　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王久良因为这组尚未完成的作品而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被垃圾改变的生活
　　王久良曾经考上过三次大学。
　　1996年王久良高中毕业，考上了山东的一所大学，但因为觉得“没意思”，上了一段时间便主动退学。回到高中复读了两个月文化课之后，顺利考入西安的一所大学。在西安读了一年多，王久良又觉得“没劲”，决定报考传媒大学摄影专业，在回到高中复习了两个月，他成为传媒大学里比别人年长7岁的“新生”。
　　1997年王久良就在济南建立个人摄影工作室，在传媒大学期间，连续三年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王久良对自己的摄影专业课成绩非常得意。
　　2008年，为了拍摄《鬼神信仰》，王久良回到了在山东乡下的老家。在田间地头，他看到了无处不在的装农药的塑料袋。小时候家里不是用棕色的瓶子装农药吗？一瓶可以用一年。但现在每用一次，就会产生一个塑料袋。
　　王久良并不知道塑料袋的化学成分，只是想到不容易降解，而到处扔的袋子，肯定还有农药残留，会对水源造成影响。小时候曾经捉鱼抓虾的小河，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怎么会变成这样？王久良问自己。
　　回到北京之后，他马上骑着摩托车到处找垃圾。最初是想拍摄一组针对商品社会消费主义的作品，垃圾只是其中的背景。王久良拿出三次高考的精神，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甚至开始自学化学。随着研究的深入，背景逐渐转变成了主角。
　　在北京，究竟有多少垃圾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王久良很难知道。他找到房山区在奥运会前的一个详细的统计表，这一个区就有100多处垃圾场。统计表上还列出了各个垃圾堆开始填埋时间、垃圾库存量、地理位置和占地面积等。王久良把超过一万平米的都标出来，在他看来，那些一百平米的垃圾场，都只能算是“小垃圾堆”，不在拍摄范围。
　　“当距离垃圾填埋场3公里的时候，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大型的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合建立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的，而北京恰恰符合这两点。”王久良现在俨然已经是城市垃圾处理专家，说起北京的垃圾处理数据来如数家珍。“现在北京正规大型垃圾填埋场是16座，而且北京近郊的，5、6环之间的是8座，可以说就在大家身边，没有地方可以再建垃圾场了。北京现在垃圾生产量是每天1.84万吨，这是一个相对可靠的数据，垃圾填埋场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钱一直是困扰“垃圾围城”拍摄的问题。拍摄过程中，王久良把个人的需求降到最低点，住便宜的小旅馆，不带换洗的衣服，能吃到什么就吃什么。
　　一年多里，王久良为了拍摄“垃圾围城”已经用掉了10万元，大多来自画廊、朋友和批评家们的资助。那些给予钱和物支持的人，都有着和王久良相似的看法，希望他去完成他们做不到的事。“连州摄影展年度大奖的奖金有1万元，销售以前的摄影作品也还有一些钱。”究竟还能坚持拍多久，王久良心里也没底。
　　垃圾地图
　　“垃圾围城”系列的图片都以垃圾场所在的位置和坐标命名。
　　在标注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官牛坊（40°09′06″N 116°22′14″E）的照片中，一座大型垃圾场就在小河边。以远处电线杆为背景，牛群正在垃圾场内寻找食物。那些黑白相间的奶牛来自附近的养殖场，它们每天在受到垃圾污染的小河里喝水，喝足水之后再到垃圾场美餐一顿。在照片的背后，这些垃圾堆上的奶牛们产出的奶可能正从养殖场运出，分别被送到各大卖场，最后被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喝下。
　　编号为08的照片拍摄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黄瓜园，这里地处朝阳区与通州区的交界处，是一座存量巨大的垃圾山。在王久良的作品中，近处是堆积的粪便，不远处则是已经建成的高档社区。
　　编号为111的照片，拍摄的也是永顺镇。画面右侧，一个人站在一辆抽粪车上，正在倾倒未经任何处理的粪便，这样的倾倒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王久良找到了400多个类似的垃圾场，用掉400卷120胶卷。连州摄影展上展示的，只是从4000张图片中选出的一小部分。
　　王久良的QQ头像是一辆摩托车，那是他拍摄“垃圾围城”的交通工具。最初，王久良开着摩托车“跟踪”垃圾车，用这种笨方法寻找垃圾的去向。通过这个笨办法，他到达了北京周边一个又一个的垃圾场，把确切的地点一一标注到“垃圾地图”上。随着地图上代表垃圾场的黄色标志不断增多，摩托车的里程表也达到了7500公里。
　　王久良还在不断完善着“垃圾地图”，在最终的版本上，还将标注每个垃圾场的详细地点和规模。“我的目标是达到12500公里，实现两万五千里长征。”
　　愿意放弃作品版权
　　垃圾与污染近年来正在成为国内外摄影师关注的对象。而与那些将垃圾场的细部放大，通过令人作呕的画面震撼观众的照片相比，王久良的作品则显得安静而平淡。
　　“我要代表大众去冷静地看这些垃圾场，相对客观地、不带主观色彩的，去呈现垃圾场的基本状况。”为了突破镜头本身的视角局限，王久良使用了数张照片拼接的办法去完成大的场景。但为了保证每一张图片的原始真实性，他拒绝采用数字技术去完成天衣无缝的拼接，因此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拼接缝，这也让他的作品带上了鲜明的性格烙印。
　　王久良不愿把“垃圾围城”当成艺术品，也不愿别人把以艺术品的名义把这些片子拿去卖钱。他一直让大家把“垃圾围城”想象成证据型的图片，证明早已存在的基本事实。
　　“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城市的垃圾现状记录给我们看，令我们震惊。”摄影评论家鲍昆说，“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王久良甚至表示，放弃自己对于“垃圾围城”的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只要是对于垃圾围城的现状改变有帮助，可以随便拿去。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垃圾围城”，他还要制做一个深入的纪录片，希望可以生动而详实地说明问题。
　　“我们不谈艺术，只看事实。如果做某个事情没有对良性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那等于白做，做了有什么意义？难道仅仅是为了做展览，给一帮摄影评论家、一帮摄影媒体去看吗？我更希望看到我片子的是每一个普通民众、各级政府的环卫部门。毕竟垃圾跟我们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生活在北京，我们吃菜，我们喝水，我们呼吸空气。”
　　B=外滩画报
　　W=王久良
　　B:将垃圾纳入镜头中的摄影师在国外也有，他们的镜头中，垃圾堆积成山，触目惊心。但是你的图像却显得比较平静，甚至有时候要仔细辨别才能辨别垃圾。这么处理的初衷是什么？
　　W：我首先是想相对客观地表现是垃圾场的基本形态。刚开始拍垃圾场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如果展现脏脏的垃圾场，觉得意义不大。我更多考量的是垃圾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这才是重点。环境又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人文环境。比如说我拍大兴区的两个垃圾转型站，周边全是菜田。大兴是北京的“菜篮子”，所有大卖场的蔬菜都来自这里。当这么一个垃圾场对地下水造成影响，浇水都取自地下的时候，那么这个垃圾场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当我们喝着牛奶的时候，垃圾堆上生长的奶牛跟我们没有关系吗？当我们吃涮羊肉的时候，羊整个冬天都在吃垃圾，一直在生病，羊官不停地给它们注射抗生素，跟我们没有关系吗？
　　B：你先后拍摄了几百个垃圾场，并且自制了一幅北京周边的“垃圾地图”。在最初拍摄时，你是怎么寻找并确定自己的拍摄对象的？
　　W：首先一点是这些垃圾场客观而普遍地存在。前期我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对整个的垃圾问题作了一个“补偿性”的学习。对于如何实施拍摄计划，首先是实地考察，我在北京周边已经发现了很多处垃圾场，我也曾经去寻找、观察了几处。然后我借助Google　Earth上的地图，标注了13座大型垃圾填埋场。根据已经去过的野垃圾场，我在北京五环到六环之间锁定了400多个具备相当规模的目标，成为我的拍摄对象。
　　B：拍摄“垃圾围城”一年多一来，你的生活有怎样的改变？
　　W：很多方面有很深刻的影响，和我一起工作的纪录片摄像师现在都不吃肉了。我家人、朋友看到我拍的片子之后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自觉地向环保的方向去靠。这很好。我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极端的环保主义者，我也是人，也是制造垃圾的一份子。但是对垃圾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就会有效地克制自己不必要的欲望。
　　在整个社会的大潮中，我们都是被裹挟进其中的。比如坐火车时，饿了，要么吃方便面，制造一个大大的面桶；要么吃盒饭，产生一个塑料袋和一个泡沫盒。我们现在用的舀子和扫帚什么的都是塑料的。但在我小时候，老家种葫芦，葫芦一劈开就是瓢。美丽的植物生长出葫芦，然后制成一个瓢，多美的东西。用坏了也没有关系，随手一扔，很快就降解。
　　我现在出门，都是自带牙刷和毛巾，宾馆的拖鞋我从来不穿，宁愿赤脚。我在一个废品回收点见过海量的牙刷、梳子、一次性沐浴液的小瓶瓶，很可怕。把牙刷和毛巾放自己的旅行包里，本身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些习惯养成之后，还是能节约很多东西。
　　我接受媒体的传播，希望传达给更多的人。后面的创作还要跟进，我想相对深刻地改变人的内心，如何让人养成好的习惯，认识到浪费和污染的危害性，从而改变自己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减少垃圾排放，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源头。
　　B:最近一次的拍摄是在2010年元旦之前，几千张作品之后，你是不是已经对垃圾麻木了？
　　W：拍摄初期和拍到后面是不一样的。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还是愤世嫉俗的、愤怒的。后来就越来越冷静，或者说冷酷也可以。冷酷当中还夹杂着忧虑。刚开始是咬牙切齿，一进垃圾场立马感觉进入拍摄状态；但拍到最后，我进入垃圾场，先是退后三步，先找个安静的地方停下来抽根烟，再去看。那时候心情很复杂，想到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拍摄的风格，影像上的呈现也有变化，最初拍的大量的片子，更接近传统纪实。
　　B：你继续做“垃圾围城”的理想和生活的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你刚刚结婚，在北京的生活如何继续？
　　W：当你把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的时候，也能过得下去。平时吃饭都在家里，出去拍片子往往是半个月，再回家两天，换换衣服，补充胶卷什么的。那半个月就是能吃什么吃什么，住最便宜的小旅馆。因为我知道钱来之不易。
　　像其他普通的、正常的女人一样，我老婆对房子、生活的要求是存在的。如何让她平稳地生活，而且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主要还是灌输价值观念，让她感觉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她很善良。我无所谓的，一个人是能很简单地生存下去的。但是说心理话，谁不想让家人过得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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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摄影师王久良：用良心“观察”垃圾
2010年07月30日
环境教育 周仕凭

王久良的工作地点就是垃圾场

伴随着城市的疯狂扩张，汇聚于城市的人口的急遽膨胀，垃圾作为人类消费过后的产物其产量也在日甚一日地增长。它们直接地伤害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源以及我们所吃的任何食物，这些都无不隐含着垃圾的阴影。

驾车进入京哈高速公路，从“丁各庄”出口出来，向北行驶，就可以见到“宋庄人民政府”的大牌子，再向西，路北见到“中国宋庄”的大门，进入一直向北至艺术园区，就可以看到一幢红色的建筑，这里就是北京宋庄美术馆，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图片与纪录片展映正在这里举行。据悉，这次展映由读书杂志和艺术时代杂志协办。

垃圾！垃圾！

在京城边缘，数以十万计的拾荒大军是垃圾分拣与回收的主力，若没有他们的辛苦，北京恐怕早已被垃圾淹没。仅是在这座位于卢沟桥以北永定河西岸的垃圾场上，高峰时就聚集了2000多名来自外地的拾荒者。他们处于整个垃圾食物链的最底层，其生存之艰难从这组图片中可见一斑。但这组图片并没有刻意地表现他们的穷苦与哀愁，相反，王久良在自己这些抛却了戏剧冲突的平淡影像中向他们表达着由衷的敬意。
现在，影像中所有的拾荒者已经离开曾经的“现场”，他们又追随着垃圾迁往别处。剩下的这座巨大的垃圾场，将是2013年世界园林博览会的举办场地。但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消失。他们还在。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王久良通过对北京周边几百座垃圾场的走访与调查，最后用朴素与真实的影像向我们呈现了垃圾包围北京的严重态势。这些令人震惊的影像，让我们得以具体知晓垃圾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以及日常生活所造成的伤害与威胁。在本次展览中，王久良《垃圾围城》的全部摄影作品，以及同名纪录电影将全面展示。一些新公示的影像中所揭示的新的深刻问题，期待能持续地引起社会公众的正视。那就是——垃圾之前的资本主义商业消费生产以及因之所带来的我们的生活观问题。
事实上，通过前段时间媒体对部分作品的传播，已经引起政府相关部门对垃圾处理的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并亦卓见成效。作为摄影参与社会变革的成功范本，《垃圾围城》显示了作为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在展览开幕期间，我们将就摄影在当今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同诸多学者展开积极地探讨。
在消费主义泛滥的今天，在一切以GDP为导向的时代，王久良这朴素的愿望要实现是何其不易。这个山东汉子反问，“难道你不觉得，整个社会的方向或许就是错的么？”他希望政府能看到这一点，好好停下来想想，“改变观念比下狠手处理一两个垃圾场有用得多”。
“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拿到楼下扔进小区的垃圾桶里。然后，垃圾就与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以前，和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样，王久良从没留意身边的垃圾去了哪里。大学四年，他无数次骑着心爱的宗申越野摩托疾驰在京郊的旷野，任由一个个填满各色垃圾的大坑在眼前滑过，潜意识中“这是环卫人员干的活。”
直到2008年，这位当时对中国民俗文化入了迷的年轻摄影师，为了创作一部名叫《鬼神信仰》的观念摄影作品回到了老家安丘的田间地头。“汶水澄清绝点埃，牟山拥翠夕阳开”，古人曾陶醉于当地的青山绿水。在王久良的记忆里，家乡是小小的水塘，鱼和蝌蚪不时出没，旁边传来蛙鸣阵阵。但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无处不见的废弃农药包装塑料袋。
“当有一个东西突然震撼你内心的时候，你才真正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真正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王久良的脑海里蓦然闪现出曾见过的北京郊外的垃圾场──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开始酝酿。
骑着摩托追踪垃圾车，找到周边垃圾场的位置，然后在GOOGLEEARTH上弄清楚它们的形态，再把类似模样的图块都标注出来。没多久，王久良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祖国的首都团团实实包围了起来。
从通州、朝阳到丰台，从昌平、海淀到门头沟，王久良按地图上的记号驶入一个个垃圾场。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幕幕超现实的电影”：一对对新人在臭气冲天的温榆河边拍摄婚纱照，摆出各种造型；一位新娘抓住的绵羊，刚从垃圾堆中爬出来；垃圾场周围的居民向他抱怨，为了逃避令人作呕的恶臭，夏天根本不敢打开窗户，每次家里打药之后，就是一地苍蝇的尸体；在梨园某小区附近一个漂浮着塑料袋和各种异物的臭水塘边，王久良还亲眼看见有人闲情自得地在墨绿发臭的水中垂钓。面对鱼是否还能食用的询问，垂钓者不屑一顾：“我才不吃呢。但街边的小饭馆会要”。
“你喝的水，你呼吸的空气，你吃的食物，或许早就被垃圾污染。”王久良很欣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纨绔子谢晓盟那句关于城市母体论的戏言，因为“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 ……

良心！良心！

其实，早在2009年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王久良就凭借《垃圾围城》和美国摄影师利奥-罗宾芬共同分享本届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对于这次获奖，王久良谦虚地说：我仅仅是代表很多人领奖的人。
他说：这个作品最后的形成，包括传播，其中有很多人的参与。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有就是理念问题，学术问题。比如就像我在获奖感言里所说，“很多有良知的企业、公司、机构和个人对这个事情提供了很大很大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是没有这个片子的，我仅仅是代表他们执行了这个行为。所以这个作品并不是我个人的，是大家一起的；而且我们最终目的并非是要做一个作品，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作品就是话语，我们是想靠作品和话语去传播我们的理念，通过作品，通过这么多劳动，去促成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事情的改变。尽管现在谈改变好像很是老套，但我始终这么天真的以为，只要你付出劳动或努力，或者你运用一个有效的运作和操作，那么应该是会对事情的改良和改善起到积极作用的。
拍摄《垃圾围城》系列图片，源于王久良对垃圾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他说：也许我们整天生活在这么一个被消费主义所裹挟的社会里，对我们生产的废品、废物熟视无睹，如果让你看见、听见，或得到一个对你整个心智产生震撼效应的，让你切切实实感到吃惊的一件事的时候，可能才有了一个引子，真正让你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去思考它。我小时候在农村，那时候农村非常漂亮，那时候整个经济发展没有这么迅速，自然风景非常漂亮，但是当我2008年在老家拍上一个作品的时候，发现农村其实跟城市没什么区别。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里，它的垃圾大量充斥着我们现代社会的商品符号，比如各种各样的产品等等。还有就是最直接的来源，打农药的塑料小包装，每次打完农药都会留下。原来的农药你应该很清楚，那种棕色的瓶子，上面画着骷髅表示有毒，那个瓶子不是一次性使用的，一年也可能用不完一瓶。现在的就是每打一次药就一个袋，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田间地头池塘水边，全是这些袋子，很可怕。
这些袋子都是有毒的，原来水塘里都是有鱼，有蝌蚪，青蛙什么的，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仔细看过那片水域，什么都没有。

行动！行动！

王久良告诉记者，《垃圾围城》系列酝酿于在2008年8月，2008年的10月份开始行动，一直拍到现在，才算是基本完成了。
他告诉记者：我想并非拍到哪一步，而是我做这件事情起到的作用到哪一步，产生怎样的效果，我想这才是作品是否最终完成的衡量标准。并非你把片子拍完拿出来，不是那样的，展览不是终点。
王久良对当下的环境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他说：“你不要对有关部门存在过高的期望，我还是想影响更多的人，包括我们普通人，还有媒体，包括我身边的人，当然也包括垃圾场的既得利益者，或者与此相关的人。我希望大家一起都来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有些人心里是不需要思考的，他很明白；但还有很多是因为一种利益的驱动以及各种关系，在里面操控这个事情。但是当我们正义的、公平的、大众的声音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会压过他们。”
王久良告诉记者：“我之前拍关于民俗和鬼神信仰这方面的，我想通过鬼神信仰探求人内心的东西。鬼神是人类脆弱的一个表现，鬼神的产生是出于人类需要精神上的寄托，每个鬼神的存在其实都跟我们人的欲望都是有关系——我说的欲望并不是贬义。而且每个鬼神故事其实是我们现实社会的一个反映，一个曲折的反映，一个并不存在、冥冥中的虚幻世界，其实它的蓝本是我们的现实。
从关心精神，到关心现实，农村田间地头看到的农药袋，成了一个引子或导火索，王久良立马回想到他所生活的北京周边。“因为我喜欢越野摩托车，整天骑摩托车游荡，我忽然发现我是有积累的，我做这个专题并不是突发事件，并不是偶然，我忽然想到了那么那么多类似的问题。其实刚开始更关注的还是一个消费主义，商品社会对我们的自然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这是我的一个切入点。然后对整个垃圾场的考查，是想提供一个背景环境。然而当我真正做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背景资料，你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在家乡时引起思考，在平遥时得到鲍昆的鼓励和支持，然后回到北京开始拍摄。王久良说：“北京周边的数圈，从五环到六环，从零下13度到零上30度。到现在曲曲折折的一共跑了一万四千多公里，这也算是赶上长征了。”

思考！思考！

王久良说：垃圾不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恰恰是现代化以来的问题。垃圾问题在现代化城市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和严重。伴随着城市的疯狂扩张，汇聚于城市的人口的急遽膨胀，垃圾作为人类消费过后的产物其产量也在日甚一日地增长。它们直接地伤害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源以及我们所吃的任何食物，这些都无不隐含着垃圾的阴影 。面对垃圾的威胁，我们谁也别想逃脱！ 我们是垃圾问题的受害者，但我们同时又是垃圾问题的制造者。当全球化的商品体系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塑造成了它的消费者时，我们已然被裹挟于消费文化的滚滚洪流之中。然而，没有多少人在这洪流之中保持足够的清醒，清醒地分辩自己的每一项消费行为，到底哪一个是必要的，哪一个又是可有可无的。垃圾已在那里，如同一面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人类毫无节制的欲望。当无数的资源与能源因为我们一个个可有可无的需求而变成巨量的垃圾，当我们面对着垃圾的围城，面对着垃圾的吞噬，我们是否认识到：重新审视我们的消费主义已是迫在眉睫！
对于《垃圾围城》摄影展，著名策展人、摄影批评家鲍昆说：垃圾，是现代以来城市化的产物。当人类告别田园般的自然经济生活之后，人类开始为了自己不能满足的欲望生产垃圾。尤其是机器时代以后，人类垃圾的生产能力就像是获得了爆发力，因为我们所有使用和享受的一切物质器物最终的命运是变成垃圾。也就是说，有多少物质化的生活用品就会有多少垃圾，它们是完全成正比的一组对称物。每一处优美漂亮的景观必然会伴生另一半丑陋的垃圾。资本主义更是让人类垃圾的生产规模化了，资本增值的代价就是垃圾的规模化。钞票的积累离不开垃圾的累积，财富是建立在垃圾之上的。
无休止的欲望，无穷的垃圾，地球正在进入垃圾时代。垃圾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产垃圾、承受垃圾似乎是当代人类的宿命。人们对垃圾的存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垃圾多了，无处安放，于是人们焚烧它、掩埋它，在垃圾堆上铺上草坪，盖上新房，继续下一轮的垃圾生产。也有人说，垃圾是资源，可以变废为宝，垃圾的生产于是又获得理由，并为资本的扩张找到了新的投资热点。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资本利益的作祟，因为它无休止地向前滚动，滚动中抖落的皮屑就是垃圾。
垃圾污染环境，垃圾又是能源，围绕着垃圾的是利益和政治。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为垃圾博弈不断。一些人靠垃圾为生，也有人因为垃圾而致富，更有人因垃圾倒下。垃圾最后成为政治。
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城市的垃圾现状记录给我们看，令我们震惊。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相关链接：
王久良，山东省安丘市人，1976年出生，现居住于北京，自由摄影师。1993年至1996年高中阶段学习绘画，并于1994年开始研习摄影。1997年于济南建立个人摄影工作室。2001年考入西安工程科技大学摄影专业。2003年至2007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现作为自由摄影师居住在北京。
《环境教育》杂志2010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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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走出“垃圾”摄影家

王久良在户外进行摄影创作。 　　王久良摄影作品《超级市场》系列之《果咖》。 ◎安丘小伙王久良摄影作品《垃圾围城》屡获大奖◎一年半拍摄4000多张照片,反映垃圾对环境影响 　　垃圾是现代城市化的产物,人们对垃圾的存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王久良的《垃圾围城》让人警醒,让我们正视一个现实,在光鲜靓丽的城市背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被垃圾吞噬、包围。 　　王久良,一个从黄土地走出的农家孩子,在经过多年的历练打拼之后,在摄影界崭露头角,并以其《垃圾围城》作品轰动全国,在国内外屡获大奖。得知王久良从北京回到老家安丘过春节,2月11日,记者在安丘凌河镇凤凰官庄村采访了这位摄影家。 　　 　　 　　轰动《垃圾围城》屡获大奖 　　 　　记者眼前的王久良,瘦高的身材,穿着随意,浑身上下透着一种纯朴和率真,没有名人“架子”,让人觉得他根本不像一个多年生活在“皇城根”的人,倒很像是村里一位邻家大男孩。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1996年王久良高中毕业,考上了山东的一所大学,上了一段时间便退学。回到高中复读了两个月文化课之后,顺利考入西安的一所大学。在西安读了一年多后,王久良又决定报考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在回到高中复习了两个月后,他成为中国传媒大学里比别人年长7岁的“新生”。 　　就是这个曾卖过菜、做过培训、开过手机店的摄影师,骑着一辆宗申牌摩托车,从2008年10月开始,他和纪录片摄影师樊雪崧绕着北京城转了一万四千多公里,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食物,只为拍摄一个又一个垃圾场,只为告诉人们,北京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光鲜靓丽的背后,还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另一面。 　　2009年12月,在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王久良就是以这组震撼人心的《垃圾围城》摄影作品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2010年12月18日,在北京龙潭湖公园中心音乐厅举行的“2010色影无忌影像力”盛典上,备受瞩目的“2010色影无忌年度影像奖”隆重揭晓,王久良摘得年度摄影师大奖。专家们授予王久良的颁奖词是:“用最简单的影像,呼唤了摄影观看的本质和人们渐渐忘掉的良知。他还显示了当下毫无背景的民间独立摄影师在商业文明和消费至上时代坚守的专业品格和揭示问题的能力。” 　　“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城市的垃圾现状记录给我们看,令我们震惊。”摄影评论家鲍昆说,“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警醒环境比艺术更重要 　　 　　记者了解到,在拍摄《垃圾围城》之前,王久良的作品《往生》就在2007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安吉高校影像大展以及2007年EIZO年度摄影大展中获奖,被《摄影之友》杂志评选为“2007年度最重要摄影人物”,2008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获得“中国优秀摄影师评委推荐奖”。他的一组作品也卖出了三五万元的价格。拍了卖,卖了再继续拍。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生活会这样平静地延续下去。 　　2008年春,王久良为创作观念摄影作品《鬼神信仰》回到了潍坊老家,因为拍摄工作都是在野外环境下进行,这让他见到了和他印象中已经明显不同了的乡村。 　　当时,他走了很多地方,发现以前有鱼、蝌蚪、青蛙的水塘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田间地头到处能看到花花绿绿的包装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化掉。农村尚且如此,那么人口密集的城市呢?“让我感兴趣的不只是一个污染的问题,而是消费社会的快餐化,对这个社会的深远影响。”他记起他在大学期间无意中发现的位于北京五环和六环之间的一个个大型垃圾场。 　　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王久良再也不能静下心来去拍艺术作品,他将镜头对准了垃圾,开始拍正在被垃圾所吞噬的环境。 　　王久良手中有一张北京地图,与普通的地图不同,王久良的地图上密布着400多个黄色标识,那是他拍摄过的北京周边大型垃圾场,把北京城团团围住。一年半的时间里,王久良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跑遍了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 　　 　　遭遇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拍摄“垃圾围城”对王久良很多方面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生活有了许多的改变。比如,他和一起工作的纪录片摄像师现在都不吃肉了。他的家人、朋友看到片子之后都自觉不自觉地向环保的方向靠拢。“这很好。我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极端的环保主义者,我也是人,也是制造垃圾的一分子。但是对垃圾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就会有效地克制自己不必要的欲望。” 　　由于拍摄经费一直不宽裕。王久良用最便宜的胶卷,凑合着吃住,风里来雨里去,饱受垃圾的“熏陶”,有时候垃圾场刺鼻的臭气体呛得人几乎窒息和流泪。但这些在王久良看来都不是问题。拍摄过程中,真正让他痛心的是“有些人良心的泯灭”。因为看似无用的垃圾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链条。 　　王久良的地图上标记了400多个垃圾场,而目前北京仅有6座垃圾转运站、13座垃圾掩埋场和3座综合处理厂。“大多数都是野垃圾场,数不胜数”。 　　据王久良调查,北京的“野垃圾场”大多是采沙取土后留下的大坑。一些地方把这些大坑向私人出租赚钱,承租者则把大坑用于倾倒垃圾,一车收取几十块费用,这比正规的垃圾掩埋场便宜了不少。但与正规垃圾场相应的垃圾分类、防渗漏、防扬尘等措施比,这些野垃圾场一埋了之,当大坑填满后,污染很可能使附近地下水和土壤永无宁日。王久良说,“这些人为了一点点利益就什么都不顾了”。 　　揭露真相的拍摄自然触及不少人的利益。所以,王久良和纪录片摄影师樊雪崧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和善的会问一声有没有记者证,没有就谢绝拍摄；“好心”的则煞有介事地告知“如果某一天政府找到你,别怪我没告诉你”,有时甚至遇到提刀撵、放狗追。 　　 　　家人虽不理解但全力支持 　　 　　王久良62岁的母亲王振兰并不理解“自由摄影师”究竟是怎么回事、给谁干活,只知道这个老二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却没有工资也不赚钱。比起在家务农的大儿子和在公司搞软件设计的三儿子来,家中的这个老二太不让人省心。不过,她了解儿子,知道儿子做的肯定是好事。“这孩子打小胆就大,有主见,认定的事非干成不中。不管他干什么,只要不违法就中。”王振兰对记者说。 　　自从父亲去世后,大哥王久灵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说起二弟,大哥王久灵说:“久良很顾家。因为家里穷,从20岁那年起,就没再向家里要过钱。这些年他在外边受了些累。每次回家,家里人都劝他放弃,找份稳定的工作过安稳日子。但他总是听不进去。没办法,谁叫他爱这一行呢。” 　　王久良和妻子李娜是在从西安回潍坊的火车上认识的,8年后才结婚。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觉得,一个男人的日子怎么也能过得下去,特别是当你把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的时候。但有了妻子、女儿就不同了。王久良说,像其他普通的、正常的女人一样,妻子对房子、生活的要求是存在的。如何让她平稳地生活,而且坚持自己的理想?主要还是灌输价值观念,让她感觉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她很善良,总是默默地支持我所做的一切。“但是说心里话,我觉得很亏欠她。”说到这里,王久良长长地嘘一口气。 　　文/本报记者王玉芳图片提供王久良 人物简介 　　王久良,山东省安丘市人,1976年出生,现居住于北京,自由摄影师。1993年至1996年高中阶段学习绘画,并于1994年开始研习摄影。1997年于济南建立个人摄影工作室。2001年考入西安工程科技大学摄影专业。2003年至2007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现作为自由摄影师居住在北京。主要摄影作品有《垃圾围城》、《往生》、《私密空间》等,另外,还创作了纪录片《垃圾围城―――王久良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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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影的魅力 — 王久良摄影作品展

王久良
1976年出生于山东安丘。1993年至1996年高中阶段学习绘画并于1994年开始研习摄影。1997年于济南建立个人摄影工作室。2001年考入西安工程科技大学摄影专业。2003年至2007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2008年被《摄影之友》杂志评选为“2007年度最重要摄影人物”。现作为自由摄影师工作并居住在北京。
作品及展示
2005年 作品《私密空间》参加2005平遥国际摄影大展；2007年发表于荷兰FOAM国际摄影杂志
2006年 作品《地下室》参加2006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并获选巡展
2007年 作品《往生》参加2007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安吉高校影像大展以及2007EIZO年度摄影大展并获奖
2008年4月  作品《礼魂》、《往生》,北京798艺术区安妮画廊个人影展  
2008年6月  作品《礼魂》北京摄影季当代摄影学术展 (预告)
部分样片:
西归

方相

送子

华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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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良：做社会摄影师 用镜头记录垃圾生态http://gongyi.sina.com.cn  2012年01月09日

京华时报


　　王久良是艺术家、专职摄影。3年前，王久良为拍摄一组名为《鬼神崇拜》的作品回到老家山东潍坊，走在老家的田间地头，王久良惊讶地发现，自己记忆中那个美丽洁净的家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地白花花的小塑料袋，风一吹，白色垃圾满天飞，小时候戏水的池塘，也臭得不能靠近，美丽纯净的家乡印象荡然无存。
　　回到北京，王久良一直没有忘记家乡让人失望的改变，在和著名摄影家鲍昆老师多次沟通之后，他决定以垃圾为题材，进行创作，希望用这种方式为社会带来一些思考。
　　王久良通过跟踪小区垃圾回收车，走进了北京的垃圾场，在那里看到的场景，让他震撼：垃圾原来就“藏”在城市周边，一车车运去，被掩埋、焚烧，气味刺鼻，而就在垃圾场不远处，一排排新楼正在拔地而起。一边是人的消费，一边是环境的破坏，王久良发现，其实并不是垃圾在围城，而是城市在踏着垃圾前进。他决定，举起相机，记录这些垃圾场的生态。
　　从2008年10月到现在，王久良几乎走遍了北京周边的四五百座垃圾场，跑了两万多公里，他将这些垃圾场的具体位置用黄色的点一一在地图上作出标记，竟发现整个北京城已被这些点包围，《垃圾围城》就此而生。
　　由于拍摄题材的限制，《垃圾围城》无法进入商业市场，更不可能进入画廊进行销售。没有收入，但王久良依然坚持，这几年他只能依靠过去作品的收入、朋友和艺术机构的资助以及部分奖金来完成作品。而拍摄过程也并不轻松，恐吓的、提菜刀的、放狗的，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常有人问他，这么危险的事，你难道不怕吗？王久良回答，拍摄的时候不害怕，“人一旦心里有个目标，想做成一件事，别人看起来很苦的事情，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进入战斗状态，那种血脉贲张、必须实现的感受，反而觉得很刺激。”
　　虽然收入一直是问题，但王久良从没有打算将这些作品当做艺术品进行销售，用艺术手段参与社会才是他的目的。现在，每当有人问他，你现在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艺术家？环保人士？王久良会说，“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本报记者黄英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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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拍摄北京遭遇垃圾围城获奖[组图]2010年1月29日 来源:新华网 作者:李坤晟 选稿:赵菊玲

北京通州区梨园地区，在某小区外的空地上，每天都会有几辆机动三轮车前来倒垃圾，而每隔两三天便会就地焚烧一次，每到这个时候，浓烟就会夹杂着刺鼻的气味蔓延开来。 王久良摄

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官牛坊，附近奶牛养殖场的奶牛每天都在垃圾堆上觅食。王久良摄

　　垃圾围城，一个摄影师眼中的映像
　　拒用一次性用具，拒吃汉堡，王久良认为，造成垃圾围城的根源是消费至上
　　骑着摩托追踪垃圾车，找到周边垃圾场的位置，再把它们在地图上标注出来。没多久，王久良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祖国的首都团团实实包围了起来
　　东方网1月29日消息：野火、浓烟，伴随的是刺鼻的气味，数百米外的居民楼在灰色的烟雾中迎接着清晨的到来。在这片小区旁边的空地上，每天都有数辆三轮车来这里倾倒垃圾。每隔两三天，这里的垃圾都会倾倒焚烧一次。
　　河边是一片散发着臭味的垃圾场，红的、白的、黄的、灰的、黑的，各色垃圾堆满了一地。附近养殖场的几头奶牛每天都踱步来到小河边喝水，喝足水的奶牛习惯性地来到垃圾场上咬咬啃啃，搜寻着可吃的东西。
　　……
　　这不是张艺谋电影里的穷乡僻壤，也不是贾樟柯关注的边远小县，这是王久良相机镜头里的北京。在2009年12月的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以一组《垃圾围城》的作品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还差5000公里，就赶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了”，为了这组作品的出炉，这个曾卖过菜、做过培训、开过手机店的“半路出家”摄影师骑着摩托车和他的纪录片摄影师樊雪崧绕着北京城转了7500公里。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食物，只为拍摄一个又一个垃圾场，只为告诉人们，北京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背后的一面。
　　垃圾就在我们身边
　　“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拿到楼下扔进小区的垃圾桶里。然后，垃圾就与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以前，和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样，王久良从没留意身边的垃圾去了哪里。大学四年，他无数次骑着心爱的宗申越野摩托疾驰在京郊的旷野，任由一个个填满各色垃圾的大坑在眼前滑过，潜意识中“这是环卫人员干的活。”
　　直到2008年，这位当时对中国民俗文化入了迷的年轻摄影师，为了创作一部名叫《鬼神信仰》的观念摄影作品回到了老家安丘的田间地头。
　　“汶水澄清绝点埃，牟山拥翠夕阳开”，古人曾陶醉于当地的青山绿水。在王久良的记忆里，家乡是小小的水塘，鱼和蝌蚪不时出没，旁边传来蛙鸣阵阵。但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无处不见的废弃农药包装塑料袋。
　　“当有一个东西突然震撼你内心的时候，你才真正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真正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王久良的脑海里蓦然闪现出曾见过的北京郊外的垃圾场──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开始酝酿。
　　骑着摩托追踪垃圾车，找到周边垃圾场的位置，然后在GOOGLEEARTH上弄清楚它们的形态，再把类似模样的图块都标注出来。没多久，王久良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祖国的首都团团实实包围了起来。
　　从通州、朝阳到丰台，从昌平、海淀到门头沟，王久良按地图上的记号驶入一个个垃圾场。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幕幕超现实的电影”：一对对新人在臭气冲天的温榆河边拍摄婚纱照，摆出各种造型；一位新娘抓住的绵羊，刚从垃圾堆中爬出来；垃圾场周围的居民向他抱怨，为了逃避令人作呕的恶臭，夏天根本不敢打开窗户，每次家里打药之后，就是一地苍蝇的尸体；在梨园某小区附近一个漂浮着塑料袋和各种异物的臭水塘边，王久良还亲眼看见有人闲情自得地在墨绿发臭的水中垂钓。面对鱼是否还能食用的询问，垂钓者不屑一顾：“我才不吃呢。但街边的小饭馆会要”。
　　有媒体报道，从2001年申办奥运会成功到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北京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共投入了1400亿资金。但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垃圾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有关部门通过3次航空遥感发现，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在4环路以内有4700多个。在王久良的地图上，400多个黄色的小圆点大多数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随着中国各大城市的快速扩张，昨天罕无人迹的郊野，今天就成了车水马龙的市区。上面盖房住人，但鲜有人追问地下的真相。据王久良记录，首都国际机场附近一处垃圾堆在掩埋平整之后，上面赫然建起了一座高档小学。而在他的另一张照片中，一个正在打地基的建筑工地，将地面挖开后，露出的是一层又一层的腐臭垃圾。
　　“你喝的水，你呼吸的空气，你吃的食物，或许早就被垃圾污染。”王久良很欣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纨绔子谢晓盟那句关于城市母体论的戏言，因为“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