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理论基础的奠定者——刘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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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理论基础的奠定者——刘半农 作者：崔普权

北京第一家摄影团体 如今可谓是影像时代，很多随身的玩意儿都带照相功能，在人人都能当摄影师的基础上，培养了大批的摄影爱好者，他们不但自己玩，很多人通过沙龙、博客等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小团体。这种情形，在80多年前也出现过。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活跃着一个业余的摄影团体——光社。 1918年，在北京大学攻读的王视庐、张子静、徐燕庭等，常在假日余暇时，结伴同游北京风景胜地，手拎笨重的照相机，使美丽的湖光山色跃然在这方寸的照相纸上。他们每年都在北京大学内举行摄影作品展览，互相观摩作品，交流实践的心得体会。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个非职业性的研究摄影的组织，取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     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曾三次在北京今中山公园公开举行摄影作品展览，观众达万余人。其作品主要以山水花木为题材，也有同情劳动人民的作品。1926年夏，“艺术写真研究会”正式改名为“光社”。     光社社员把摄影当作一门新兴的艺术，他们认为，照相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像其他艺术一样来表现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为了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意境和情趣，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拎着照相机，跑遍了北京城。     那时候，摄影还是一种新奇的玩意，不少人把照相机看作是一种怪匣，有的妇女怕把自己孩子的灵魂摄走而躲避镜头，乡下农民怕把鸡蛋照了相孵不出雏鸡而加以阻止。这些都是趣闻笑话了。 刘半农作品 像画家那样去摄影 摄影作为一门艺术，现在有各种流派，拍出的照片光怪陆离，外行人根本看不懂……有追求的摄影师，绝不满足于用“傻瓜”都能拍东西，历来如此。     光社社员在自己的摄影实践中，非常注意探索中国摄影的风格和道路。著名作家、光社社员刘半农在1928年出版的《北京光社年鉴》第二集的序言中写道：“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和韵调，借着镜箱充分地表现出来……”     知道刘半农摄影生涯的人，恐怕远不如知道他在文学方面的人为多。他开始摄影是为了解闷而已。可是，后来竟认真起来，研究摄影规律了，而且还编写出版了一本《半农谈影》。他不喜欢人云亦云，常保持他的独立见解；当他听到朋友说摄影是“傻瓜”的艺术，是五分钟就可以学会的东西时，就不以为然，立志要创出一条摄影的新路来。     刘半农的摄影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观点不同。例如一枝孤独的垂柳，一般人不会感到有兴趣，可是经他一拍，一剪裁，加上富有诗意的题款：“春风不管人间恨，又送青青到柳梢”以后，使我们感到这柳枝竟有了更为迷人的生意，仿佛像婀娜多姿的仙女一样。     刘半农对于摄影器材并不讲究，他用的是一架又破又旧、体积很大的照相机。他取物选景，绝不吝惜精力与时间，常常是揣摩再三；对每张照片都要煞费苦心地为之题名，就像一位画家为自己的作品题名一样精心。难怪朋友们说：半农的摄影作品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奠定中国摄影理论基础 现在大部头的摄影集越出越多，印刷精美，动辄上百元。摄而优则出版，只不过能流传80年的影集，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刘半农编辑的《北京光社年鉴》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摄影艺术的作品集，从中所收集的共19位作者，123幅作品来看，大部分作品都运用一种浑柔的线条和影调表现山水花木，有一种国画的韵味，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     由于光社社员们的努力，摄影作为一门艺术逐渐得到社会上的承认，并且有了影响。摄影之风波及了全国，广州成立了摄影团体“景社”，上海组织了“华社”，常熟、无锡、常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摄影团体。这些组织的社员大都和光社有密切联系。     由于时代的局限，光社的活动与当时现实斗争很少联系，虽数年之后离散解体了，但光社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注意和重视，对摄影艺术在中国的萌芽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光社代表人物刘半农，被后世的摄影界称为为摄影艺术开拓者、中国摄影理论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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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早期的摄影著述和摄影评论 作者：《摄影文史》 发布时间：2009-06-29

北京最早出现传授摄影知识、照相方法的著述，始于清末同治(1862一一1874年)、光绪（1875—1908年）年问。这一时期北京编译出版的有关摄影著述和教科书，有四种引人瞩目： 　　 　　一是《格物入门》七卷。清同治七年(1868年)仲春月镌，京都同文馆存版，美国教师丁韪良编译，大兴生员李光祜，河间贡生崔士元润色，总署大臣、扬州董恂定稿。 　　该书第三卷下章“论光”中，有“论照画”，“其法渐精”，“照画传真”，“照画印字”等小节，都谈论摄影术的发明及实际应用。如说：“数十年前法国有人创照画之法，先将银片置箱中，以海兰(见化学)薰之，于映画幕中将物映于银片之上，其药感光成影，然取出视之不见也，以水银气薰之，影即显现，复以磺碱水洗之，则常存而不灭矣，嗣有人设法照于玻璃或纸上，间有易用他药者，而其理一也”。它谈论摄影的实用价值与卓越性能，说“传真遗像，虽年远犹见其人，人君高拱深居，岂能偏历斯土，举凡宇宙所有，无不可人画图，加以显微镜窥之，恍若亲临其地”。“至官民有此，亦足以广见闻，而资多识”，“西国每遇狱囚蒙宥，必照其像，而有诸案牍，傥怙恶不悛，再犯易于缉捕矣。至极大之用，则在照字印版然，名人笔迹照成，神气宛然，傥印用极多……。”这是晚清京师建立同文馆后，中外教职员工联合编译润色，最早木板刻印的一部关于“照画之法”的发明改进，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功用、效益的著述。 　　二是《脱影奇观》三卷，木板大字刻印线装本四册。英国德贞医士著，它写成于清同治壬申(1872年)，刊印于清同治癸酉(1873年)，由京都施医院存版。 　　全书分理学、艺术、法则三部分，卷首还刊出“脱影源流史传”，并刻印当时西洋流行使用的各种照相器材样式作插图，卷末又附录“镜影灯说”(即幻灯机)一篇。内容充实，文理清晰，图文对照简明扼要，它是我国译述出版的第一部摄影业务图书专著。当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完颜崇厚，为该书写了“弁言”，称赞它详述光学、化学、物理及聚光用药之法，“明白晓畅，开数十年不传之秘，且刊叙自何人创始，以及何人讲习，精益求精，各极其妙。可见一艺之难专习者，积数十年心力甫能得其奥妙。惟望后来学者，能神而明之，推陈出新，庶不负德贞医士翻译之苦心，且于光学化学中更有进境也”。刑部尚书完颜崇实，喜读此书后立即赋诗题跋：“光学须从化学详，西人格物有奇方，但持一柄通明镜，大地山河无遁藏。”可以说，这是北京的大臣、尚书，欣赏《脱影奇观》，最早撰写刊出的一篇摄影书刊评论和一首摄影创造要领的赞美诗。 　　三是《近世物理学教科书》九卷，共二册。原著者日本中村清二，清光绪丙午岁(1906年)，学部编译图书局出版，京师官书局铅印，加线直排线装本，各卷均有木刻插图。 　　该书卷六为“光”学专辑。共分六章详述“光之直行”、“光之反射”，“光之屈折”，“光之分散”，“光学器械”，“光之波动”等光学成象原理。它适合于实用与教学。如第五章“光学器械”，即对“照象器械”，“幻灯器械”，“透镜”，“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分门别类一一讲解，阐明物理结构实况，使人了解光学的新成就与新技巧、新工艺。它表明：在清末，学部已成立编译图书局，组织专家学者编译多卷本的“近世物理学教科书”，并将“照相器械”的发明创造、实际应用等条目，都收入物理学教科书中了。 　　四是《照相新编》二十五章，上下两册。广东新会陈昭常编译著述，顺天府董养源考校润色。约1906年在北京出版，但现在仅见北京图书馆书库收藏的一个手抄本。 　　陈昭常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曾人庶常馆深造，与维新派学者康有为等人结交来往，1898年和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等人联合，在北京宣武门内象坊桥办了一所通艺学堂，教英文和教学，他编译著述《照相新编》一书，亦在此时期。他1906年为《照相新编》一书作“序”，说“余幼年游学英美诸国，见照像法心窃好之，归遂购具自随，所至辄摄取人物山川诸影，诩然自得。久之与技精者相较，觉有大异，层累研求，始知此事大有学在，且有关于光化，而精神之至与未至，则又于历试之余，心会而默喻之，各国新法层出，放大抄像诸法较论工拙亦极精微，余悉心体认。于今垂二十年虽不敢遂信已术之工，庶乎传神之法，别有领会，因著论二十五章”，其语言文字提法，“复请顺天宿儒董养源君详加考校，凡文与官话未合者，悉改易之，务求质白浅俗，俾初学者一见便解然后已，友人见而称许，并劝付梓问世”。陈昭常在著述中还畅谈他的摄影创作体会，强调摄影贵在有“精神”，说“以镜取影，理无不似，岂知茅形似而无精神，则无论模糊暗淡，不久隐退诸病，一见可辨，即光色鲜明，存储耐久，而凹凸不显，若绽而浮，若浓而渗，对之索然无神气。”这些全是“精神未到”， “有形无神”的弊病。……由此可见，陈昭常是清末我国在海内外长期钻研，悉心体察摄影新技艺的学者，是一位精通照相学，在创作、编译、评论等方面均有建树的“进士”。 　　北京早期的摄影评论，不局限在一些摄影书刊中，在晚清的历史文献档案中，亦偶而可见。如1898年工部主事康有为上书《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折》中，就指出：当上方校阅那些拉弓挥刀练武的军队时，“外人亦持影镜自远而来窥”，猎取清军的武备训练实况，“外人拓影，传遍万国”。这是揭露外国人持摄影镜窃取我国重要军事情报的罪恶嘴脸，召唤国民警醒，改进武备，变法图强的爱国奏章。又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五月，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谖俩兄弟，在北京恭王府秋水山房合照了一幅题名《昆仲连床图》的合影像，之后又用古色古香的诗笺，各自题诗一首记述此事。其中奕诉题写的七言集句：“次韵照像昆仲连床图”感触甚多，突出了照像的“精巧”，其第二句“古来知者竞谁人”下方有一段注释：“照像之法始自西洋，曩昔都中鲜夥有知者，近年流播日广，中土之人肆此业者甚夥，其精巧迨有过焉”。可以说，这是奕诉(号葆光道人)，晚年亲笔书写的一则关于我国照像业发展状况的评论，亲王明确地指出：照像之法，始自西洋，以往在京都鲜为人知，近几年在中国国土已传播日广，经营照像业务的人员已很多，其技艺精巧程度，已赶上和超过西洋照像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