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杂议《光与影》的明暗遭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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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奈何花落去——杂议《光与影》的明暗遭际2010年07月14日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王瑞



　　一石足成大问号
　　
　　２００１年的中国摄影界新年伊始，引人寻思的是一块石头落地－－《光与影》杂志灭了。
　　
　　无论摄影界至今是否承认改版后的《光与影》是否为一册摄影杂志，几年来的改版《光与影》忽然宣告消声，因而在摄影界引发的一片议论，实际证明这本杂志在影响方面，仍是脱不开摄影杂志的干系。
　　
　　《人民摄影》报展开《光与影》祭的议坛，从众说并不怎么纷纭的言语中，品得出这一石之坠落，虽未激起千层浪花，却着实砸出一声响，崩出来一些大问号。
　　
　　发言者大多都把问题锁定于市场与竞；，言论相关文化和思想的不多，相关意识形态的几近于无，相关经费与赚钱的层出不穷。如果《光与影》以宣传摄影艺术创始，以彰扬影像文化改版，以经济效益寿终，这一刊物的生逝存亡之生态命运，应当成为摄影理论的现实研究案例。把《光与影》的生灭迹象当做一具中国摄影文化媒体形态的标本来研究，是一个鲜活的证据。趁《光与影》尸骨未寒，这余温倘若尚可激一下贯做纸上谈兵的理论家之心与脑，无论它是反面教员还是正面榜样，都不失为有光有影的思辩话题。
　　
　　我以为，《光与影》的生与死、存与亡、得与失、成与败，恰是对摄影理论的一个既现实且尖锐的质疑与挑战。实例摆在面前，看理论有没有能力承担。有的人拈轻怕重，专捡软柿子捏，这就不是好同志。从理论上讲，如何维持这份摄影刊物的存在理由与空间，是大有理论观念的问题可议的。尤其在社会转型的当前，《光与影》的实际遭遇，提示的是在硬通货开道之如此拜金的摄影社会形态中，文化以至于摄影艺术在实际生态中是怎样的处境、地位与角色？
　　
　　对于这样一个直逼现实的挑战，《光与影》的突然下马，是砸给摄影理论思考的一块无比严厉的殒石。处理这个问号，不若在数码与网际的虚拟世界恣意游刃与放任憧憬来得尽情。
　　
　　无论如何，《光与影》的荣或衰，都蕴载着中国摄影文化与摄影观念在转型期间颠簸起伏行程中的悬念因素，《光与影》生动而严酷地以自身的嬗变运命，以一个不期然的结局，给变化中的中国摄影社会，栽下一具壮硕的大问号。
　　
　　《光与影》祭
　　
　　《人民摄影》报记者杨晋峰及时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采访《光与影》杂志当事人等，对此问题现象推出原委探究。这篇报道犹如在召集一场《光与影》杂志的追悼会，却也不失情绪化地将原委诸方的各执其词，做了原始的汇拢。
　　
　　且巡着这些线索来展开议论，原委未必能探个究竟，但不妨把现下的种种说法扯开来分析其公婆的理吧。
　　
　　《光与影》改版成功
　　
　　这个论点出自《光与影》改版的主要运作人沈小平之口，他的主要理由为：中国现有的出版社基本不具备办杂志的条件。因为一贯以来都是特许经营，只有你可以办，别人再有实力再有能耐，也不能插足。……过去统得很死的情况下，你只要有个刊号就能活下去。现在呢，水不那么清了，……再说，没有一个单位领导愿意花几年时间去投入资金培养一个期刊品牌，而去让自己的继任者去收获成功。在这样的环境里，《光与影》成长了三年已经是幸运，转刊才是合情理的。……从理论上说，《光与影》不是失败了，而是成功了。毕竟它取得今天这样的品牌影响，三年下来经济上，投入只有几十万。有资本运营概念的投资者明白这几乎是一个无本买卖？
　　
　　做为杂志策划首脑的沈小平之言成功了，对此成功的置评可以见仁见智，观念拓展与经济效益从学术和市场的不同角度，有其不同的价值标准。《光与影》在观念上、体制上、经营上，突破了什么和无以突破什么，从以上我的引文中可以做判断参照。沈小平并非没对杂志的运营做过经济考量，而他所言的品牌影响，须由社会文化做历史的评定。有一点是肯定的，正如沈小平所说：这不单单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沈小平所言的那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让人满意；的大公司有意合作的企图里，看中品牌和看中刊号孰主孰次？人们在议论市场和竞争时，似乎忽视了在刊号限制下，市场竞争其实是怎样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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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亏损，让谁都难以再把它养活下去！
　　
　　《光与影》杂志的上属单位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吴源说：《光与影》连年亏损，一年要亏掉几十万。这具体数字的一年亏损几十万，与沈小平所言的三年下来投入只有几十万，误差近数倍之多，哪个为准？
　　
　　如果当初出版社在《光与影》改版时知晓，该刊的转变内容将以影像文化为主，对此似乎不易赚钱的编辑方针，曾经作何权衡？我知道该出版社下属杂志还有一册《江苏画刊》，是赔还是赚？如果《江苏画刊》也赔，那么再等一阵儿，《光与影》完全有可能比之赔的少。出版社如果以一盘棋方略兼顾文化艺术，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有赚有赔，则不至于影响其生存是第一位的宗旨。如果要求下属一律只赚不赔，其社会文化意义又如何保证？
　　
　　不也都停刊了吗？
　　
　　身兼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光与影》杂志主编的李幸，如此头衔，已经决定了他基本的取舍立场。至于他以以前上海的《摄影家》、浙江的《摄影》不也都停刊了吗？做理由，也就极为顺理成章了。
　　
　　他说到忍痛割爱，倒是对《光与影》的发展思路很有创；的肯定情结所系。做为主编，能允许副主编沈小平以三年之久施展抱负，既是沈小平才华的显露成功，也是主编信任的成功。而且这成功之功，上级出版社理应有份。
　　
　　没有自主权，出版社不重视
　　
　　《光与影》创刊主编晓庄所言，涉及的仍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她说：按目前国家体制，社办杂志从各方面讲都没有自主权，所以很难生存下去。
　　
　　以我之见，《光与影》改版后的刊物内容表现，是有相当自主权的，甚至给沈小平创造了一人执政三年之久的难得机会。这样的改革魄力，在全国也不多见。社办杂志的有利之处，应是在有资金支持的条件下，开发非市场商品性的人文精神价值。这一点，《光与影》也得到了。《光与影》改版三年的文化表现，如果未来够得上中国摄影文化史上的一笔，上属出版社的放手任由，功不可没。一份刊物；摄影艺术向图像文化做出如此方向大变的转折，在中国文化界并不多见。
　　
　　至于说出版社不重视，以《光与影》在亏损情况下仍有三年的宏图大展机会而言，上级领导机构的无为而为甚至不管而管的宽容，或许比之寻常的重视，更见文化成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转刊决定，还涉及晓庄所言国家体制问题。《光与影》是改版前影响大，还是其后的表现卓越？应是出版社下一步宏观反思的问题。美国《光孔》出版社何以能够支持一册肯定赚不了多少钱或者赔钱的《光孔》杂志，是文化的考量而非经济的算计。　
　　
　　做为全国第一份省级创办的摄影刊物，《光与影》的上属江苏人民出版社还有若干名闻全国的社属刊物，如《译林》和《江苏画刊》。出版社如果并非出于生存所迫，而只是想赚取更大利润，则保住这三份文化艺术刊物，将造福中国现代文化。不妨看看，全国有几个省份拥有美术和摄影的省办刊物。
　　
　　定位
　　
　　众多意见皆围绕《光与影》的定位问题，去推导其生存命运。创刊主编晓庄言：我们原来办刊方针是介于《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之间。从《光与影》创刊后的先期表现看，它没有如愿到位，而且难于到位。原因很简单，《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之间没有可站立的空间存在，不但两者的实际表现不是不同层次的，而且其间多有复盖的共同面。《光与影》的前期表现只能是两家中央级专业杂志的地方版，只有改版后，才闯出一片迥异于同类的新天地。
　　
　　《光与影》编辑李宁所言：《光与影》如沿老路走也确实办不下去。其实在国家体制下，若上属出版社仍重视，则《光与影》就足以延续下去。这里引出的问题是：中国摄影媒体之间是否有市场经济规律中的真正竞争？
　　
　　我认为，真正平等意义的竞争并未存在。《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两份中国摄影家协会办的刊物，即使不涉垄断，中国摄影社会现存的文化空间，也没有另类可供发达的余地。《光与影》并非是首开另类以求发挥的摄影杂志。在此之前，深圳的《现代摄影》，早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便以改革和创新的姿态，实践并且成功也终于夭折过了。
　　
　　《现代摄影》杂志当年白手起家，几乎就是一个李媚、一个苗小康创造了一出中国摄影界两个人的奇迹。《现代摄影》杂志由李媚主持编辑，定位（也许没有什么定位，只是一厢情愿和一片理想）一下子就跃出《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的主流模式之外。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深圳，苗小康筹集经费，李媚策划编辑，不出几年，《现代摄影》杂志以其曲高赢得了不寡的摄影人众的高度赞赏。这一成功经验的失落，本该引起摄影界的理论探讨与总结。可惜，理论的延误，不但令百折不挠的李媚从《焦点》杂志到《摄影》丛刊又到《现代摄影》丛书，一再东山再起，一再复辙重蹈。但是，《现代摄影》播下的种子，不但生根开花，而且后继有人。《光与影》改版的大胆尝试，从文化意义和学术意义而言，是《现代摄影》成功后的再度成功。如果中国摄影人能够记取鲁迅先生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则中国摄影文化人前赴后继的贡献，将留存于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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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摄影》和《光与影》相继落马，与它们的办刊定位有关也无关。即使以经济效益为标尺来衡量，仅以赔钱而论，论证逻辑中也缺少其它摄影刊物的参照数据。仅存的几家摄影媒体的经济帐目若不能公开比较，实质的底隐很难探查。这还归于不单单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
　　
　　我认为，凡是图像杂志（摄影杂志包括在内）在现代传媒的市场局势里，都有迫于挣扎的危机。这不仅是中国杂志的问题，不久前老资格的世界图像杂志老大、美国的《生活》杂志，由周刊而亡，以月刊再生复灭。究其原委，还是电视媒体的后来居上，终于在市场规律的竞争之下，以科技之新战胜了静态画面，这是信息社会的革新结果。在此意义上，摄影图像类的平面媒体在信息市场上与电视和更新的国际网络媒体竞争，大势已去的潮流已为定势。简言之，静态摄影做为社会文化信息载体的黄金岁月已成过去。　
　　
　　《生活》杂志的遭际表明，对于一份既有品牌，又有经济效益的成熟影像杂志兼社会文化刊物，其两项定位都有成效，却终至复灭。简言之，只不过就是个媒体形式更新换代的发展结果，乃是由于传媒时代的信息传播载体变迁所至。在此意义上，平面媒体的市场竞争对手是电视媒体的同类节目，以其成本和迅捷做比较，存亡问题已经直白。《光与影》赢得三年时机摹仿《生活》，对中国摄影文化实践与理解西方影像历史，获得了必要的文化经验。由此而言，《光与影》改版后的办刊定位，按时尚话语；填补了一项空白。既使不论其功，它也是成了。以《光与影》改版三年的成绩之论，我认为沈小平做得不错。
　　
　　摄影杂志如何走向市场
　　
　　这个标题是照抄原报道的标题。对此问题的回答，一个最有力也最有利的答案，在杨晋峰的采访报道之后，《人民摄影》记者李涛采访《摄影之友》杂志时，由该杂志的　财主何智光做出响亮宣告：首先我把它当做一个商品，然后才是一本杂志。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干脆地道的就事论事的准确解答。这个回答好在逻辑的清晰，是针对市场经济铁规律的赢利与商品本质，直捣问题核心。
　　
　　沈小平在商品化的认知方面显然朦胧，沈小平认为－－摄影杂志走向市场应当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从实际表现看，沈小平首先选择了社会文化，问题就出现在何智光对《光与影》的评价上：他们的定位有些高不成低不就，这种定位抗冲击力差，可发展的空间小。重要的是把杂志能够生存的基础部分扔掉了，没有广大读者的支持，就没有广告商的支持，就没钱赚，就生存不下去。进而，何智光一言以蔽之：没有资金一切都免谈，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事情操作的前提；
　　
　　《光与影》之灭与《摄影之友》之兴，着实可以成为破解一对矛盾的样本。《光与影》的沈小平之主动的选择，非其不对，而是他失了资金的支持，其非商品的宗旨便无法维持。这就是省办和民办杂志的致命之处。你光扯光与影是不灵的，你得去迎合摄影之友的喜好，去主动选择可以调来资金的财路。于是《摄影之友》铲除曲高和寡的影像作品，根除没有兴趣基础的摄影理论栏目，代之以扩充的器材版面，从而赢得之友们的掏腰包和广告商们的大投入，于是一个商品（沈小平只能讲品牌）就活起来了。我极为赞赏的是何智光不但造出商品，而且勤于推销，他把杂志摆上摄影器材店的柜台，这一主动的选择，堪为实际意义的推销选择。我不晓得沈小平有否此项选择？
　　
　　何智光把已近绝路的《摄影之友》，由一份摄影艺术杂志演变为一件商品。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讲，它趋向于一份摄影器材杂志了。如果杭州的《照相机》杂志还没死的话，至少其刊名之实，已被《摄影之友》取缔了。如果何智光随之扩充摄影胶片和照相纸性能的栏目，那么保定的《感光材料》杂志也近于休矣了。
　　
　　何智光以《摄影之友》的完全商品化转型，向摄影媒体杂志和摄影文化社会发出的挑战就是：市场竞争就是追求商品推销的赢利，论走向市场就不能不讲商品销路。他敢言没有资金一切都免谈，其言外之意是没钱免谈文化、艺术等劳什子。
　　
　　《光与影》祭报道文中在沈小平主动的选择下一段里出现如此谈法，不知是谁的见解：摄影杂志最终要走向市场是毋庸置疑的，对此，我在赞同何智光的没有资金一切免谈的办刊路数同时，对毋庸置疑之说表示置疑，一份非商品的摄影杂志如何调用资金而生存？我将在下文中谈。商品化社会固然会导致文化品的商品化，但这并不等于文化品必然得是商品才有其存在的理由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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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不能不说的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对文化艺术的保护，并非以一切都首先商品化为处置。而且还以多种方式，为非商品性质的文化艺术（包括具有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摄影杂志）留有发挥空间，这是一个人文精神成熟的社会对文化艺术的保护策略和实际措施。相对而言，中国现下的摄影风气和时尚文化人都显得极其实际，而急功近利作风对文化艺术和学术的扼杀，必将随时间推移日渐彰显。如果摄影杂志都必得在《现代摄影》和《光与影》无奈的复灭泥潭中挣扎自生自灭，摄影艺术和学术则必定受挫。
　　
　　在此我还要提及的是，《光与影》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的专题为做个文化个体户。沈小平若真有意探究文化人如何走向市场并获成效的话，这一期选择的那批人，其中的成功者，一定是深谙其中底蕴的。文化个体户们无不在该期刊物里强调各自脱离体制的英勇，但有脑人细做判断，则不难从中发觉，其中很多人的成功，恰借助于体制演化的机会空间，做了旱涝保收的巧妙投机以争取最大利润的核计。沈小平如果真想把《光与影》维持下去，其中若干人高超的利用体制资源，套取社会资金的技法，足以令《光与影》免遭休刊之下场。
　　
　　该期内容使用的是宣传文化个体户业绩的传统写法，读者难以追问其间隐讳的实在问题。同时期，１９９９年５月号的《大众摄影》杂志发表《再访高波》，由大毛访谈高波，我选摘以下片断，可见文化个体户（在此与杂志有相类处）在求生图存问题上的不直言有讳表现：
　　
　　大毛：这是你作为个人表达的方式，你可以靠这种方式生存吗？
　　
　　高波：我不存在活下去的问题，活下去都成了问题，你还能干什么？
　　
　　大毛：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用摄影的方式来生存的话，你是不是就以这种纯个人化的创作方式，你接受订单吗？
　　
　　高波：是，好的订单我是接的，比如贝聿铭的订单。现在还有一个还没完全确定的订单，是１９９９年拍西班牙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大毛：你是怎么能接到这些订单的呢？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高波：我是这样看，我们总希望我们的人活得更杰出一些，活得更符合人的标准。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人有两种能力，一种是技能，一种是才能，这是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你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这太正常了。
　　
　　大毛：尽管是这样，我还是要问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高波：这个过程是今天我走过的路，我的路是不一样的，有直的，有弯的，我的生存靠什么呢，我想是靠我的技能。
　　
　　大毛：这些我都不怀疑，我想知道的是具体东西。
　　
　　高波：这些具体的东西就是我的展览，我的出版物和国外的朋友们对我的介绍使我产生的影响。至少他们知道这些照片是我拍的。
　　
　　大毛：你的照片被他们所接受的原因是什么？
　　
　　高波：原因就是，我觉得在摄影这个行业里，我对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使他们感光趣。
　　
　　《光与影》虽然休刊了，但沈小平还有机会见到由他经手宣传的那批文化个体户，他若也有大毛那般犀利的提问，不知被问者是否会合盘托出个体户的生存经之精辟原委？我想，沈小平一定会有机会领略那伙人中许多高手的暗盘过招技巧。《光与影》的下场虽如沈小平所言不单单只一个经济的问题，然而《光与影》确是由经济问题而休矣，至少沈小平不乏才能，或许是缺些高波所言的技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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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与影》走了
　　
　　《光与影》休刊，留下一串大问号。　
　　
　　见《人民摄影》还有属名朱玉芳的文章《光与影》走了，此文将中国的摄影刊物（包括非正规发行的）也就那么１０余家，来了一番稀里糊涂的一勺烩，同时企图开出一纸救死扶伤、振兴图存的大药方。其中几味药几近奇谈，例如：摄影刊物的策划应该集商人、广告人、摄影人于一身，首席策划人应该既是总经理，又是总编辑，还是广告总监。
　　
　　既使以何智光首先我把它当作一个商品的企业观念，也不会认可这种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的超人办杂志方式。朱玉芳力排众议，将《光与影》走了的结果，定位于而应该归罪于她的四不像。其实，改版的《光与影》明显有迹可寻，它象极了《生活》杂志，我也阐述了这个定位不错。如果《光与影》真个；四不像，恐怕它连一年的寿命也难为。而且正是由于《光与影》继承了《现代摄影》突破性的杂志主编专门负责内容策划的方针，才能办成一份有个性、有风格的不同凡响杂志。
　　
　　朱玉芳还说：摄影刊物的竞争主要是自身的竞争，她需要不断地挑战自我，完善自我。且不说竞争必然是在非自身以外的对手意义上才成立，自我挑战和自我完善岂可称做自身的竞争。其实对市场机制和竞争规则的规范问题，在分析《光与影》现象的文论中，有相当多的常识模糊的概念乱用。　
　　
　　朱玉芳文中列举的国际标准的高档全彩杂志，难道这类时尚消费性质的商业杂志，与诸如《光与影》、《中国摄影》等影像文化杂志有可比性吗？朱玉芳还设想在时尚系列全彩杂志里办一本《时尚摄影》，如果谈以市场定位，则与我的设想不谋而合了：若以迎合市场追随时尚而言，中国摄影的时尚潮流是什么，我不清楚；但广大摄影人群最想要的是什么，我很清楚，无非就是希望发表自己的作品。如果哪家杂志想彻底市场化，并进行完全意义的公平竞争，我的献策是：凡订阅本杂志者，每年皆有发表一幅个人摄影作品的保证。这个方案不可谓不诱人。鉴于中国可能潜在着世界上最多的摄影爱好者和蕴藏着举世最强烈的发表欲，故照片作品的发表数量一定具有天文数字规模。所以，可将纸本印刷的杂志以双周刊或周刊形式发行，每期从巨量来稿照片中选出相当数量较优秀者，付以图录式的全彩印刷。也可视之；周赛，大大满足消费者的发表欲和中奖欲。印刷刊本随着杂志竞争的经济胜利，可以用一部分版面登载订阅者的作品，其余版面甚至加页登载广告。所有刊印本内容和余下的所有订阅者的作品，皆以光盘技术压入，随附刊物一同发放给广大订阅者。可以预料，真有某家实施此举，将可把全中国摄影人的作品轮番撒网囊括，不但畅销，且可赢取吉尼斯之世界摄影杂志记录项目之最的桂冠。这其实就是一个技巧集资且大家乐式的走市场路线参予竞争的设计方案。　
　　
　　另有按朱玉芳思路之《时尚?伊人》系列，可以在中国社会进一步开放之际，抢先夺得特殊性刊号，发行《时尚?成人》杂志，全彩色写真摄影图像，保证一枝独秀，稳捞巨额利润。如此，若以朱玉芳言之的刊物的内容决定刊物的订数，订数决定占有率，占有率决定影响力之市场成功标准，能把读者看得目瞪口呆血脉贲张的摄影图像杂志，一定是极具视觉冲击力和心脏跳荡力的成人密戏类低俗大众读物。
　　
　　朱玉芳的最终立论：市场是中国摄影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摄影刊物的唯一出路。对于朱玉芳提出的这两个唯一，本人唯一的反应只有一个字－－不。
　　
　　有所为有所不为
　　
　　还是不要那般积习式地慷慨激昂一口咬死吧，还是对具体的事物做些诚实的具体分析吧，还是不要那般时尚化地见利忘义吧，还是冷静地对所讨论的问题做些踏实的深入思考吧。轻率地说是说不都不难，难的是把一个问题剖析透彻。
　　
　　关于摄影杂志，首先要弄清现下的摄影杂志有怎样的形态和性质。需要从常识方面做思考的是：一本办成赢利商品的摄影杂志，是否是有文化和艺术价值的摄影杂志？简言之，对一本商品化的摄影杂志，你是否订阅并且收藏以至于不断回味研究。　
　　
　　然后来对市场和商品做具体的概念分析。具体而言，一本摄影杂志和一件摄影作品，如果要以走向市场寻求出路，那么它本着迎合市场的文化时尚，以取悦消费者的口味为要领。简言之，就是要一本正经地以媚俗为宗旨，也就是完全按照大众需要的尺度裁造，才有成功的条件。为此，何智光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商品化的摄影杂志那么办就是生存与发财的保证。
　　
　　现在，已经没人否认一件艺术品同时也可以当做一件商品放进市场交易。但因此便可以将创作该作品的艺术家的创作意向定为商业行为吗？同理，一本具有文化、艺术、学术质量的摄影杂志当然可以放在市场销售，但这并不等于编辑的办刊意图是将此杂志策划为一桩谋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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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顺应消费者时尚的态度就是商品化的姿态，按流行时尚样式制作的摄影作品和编辑的摄影杂志，就是大众文化的产物。我使用顺应这个字眼，是因为在这个行为中，必要秉持在创作形式上舍己为人的方针。至于以此赚钱的意图，当然以能够吸引消费者掏钱购买为目的的技能。而不以市场和商品为目的的摄影创作则是不在乎别人的任何意见，而只以个人的意愿为宗旨所创作的作品。这件创作作品当然有可能在市场上产生比刻意的商业作品更具经济价值的效果，但赢利的效果并不意味创作该作品的作者是为市场才考虑创作的。
　　
　　大众流行文化是随着人类商业社会鼎盛而产生的文化形态，这与传统的精致文化有明显不同，对其评判也需要不同的价值标准。简单化的一勺烩理论，往往在乱象中加剧理念的混乱。简言之，流行文化就是时尚文化，它是流动变化的，相当于快餐。而精致文化相当于精制菜肴。对于饮食文化经验卓越的中国人，不会混肴快餐与美食的区别。因此，对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现象，因袭式的以好与坏、对与错、优与劣来判断划分，是文化研究的误区。这次《光与影》的兴亡，不期然地也为当下的摄影文化形态和评议观念，提供了一个负载问号的具体案例。而类似朱玉芳那样的简单化观念，很有典型性和普遍性。
　　
　　可以说，《光与影》的遭际，在向摄影理论界挑战的同时，暴露出许多深切的现实问题有待澄清。有意思的是，不论是投入市场的《摄影之友》改版本，还是被逐出市场的《光与影》改版本，都把摄影理论当做毒药剔除掉了。
　　
　　同样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对走向市场的《摄影之友》，参予议论者大都觉得此乃光明之途；而对落魄的《光与影》，可就犯难了。下面我谈比《光与影》改版更加有所不为商品化的摄影杂志的存在理由与方式。
　　
　　各司其能　各得其所
　　
　　中国尚未形成如美国那样的成熟摄影社会。这不是什么强项与弱项的问题，而是因为存在许多结构的空项，所造成的整体运行失衡。抛开总体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仅以摄影界的板块而言，中国至今尚未成型的系统摄影高等教育，对中国摄影文化和摄影社会的观念建树，短缺了关键性的思想引导。对摄影文化发展的基础之基础的摄影教育，很难说引起了摄影界首当其冲的重视。诸如《光与影》杂志遭际的现象，如果摄影界中人有过相应摄影文化的人文素质培养，不至于弄到如此观念混淆的地步。中国摄影教育的长期空旷与贫瘠，决定了中国摄影事业在其发展征途上举步维艰，且事倍功半，随处都陷困境的际遇与命运。
　　
　　最要紧的摄影教育缺席，造成摄影社会运行的先天障碍。一个摄影社会的结构，决定其运行机能。中国摄影领域相继出现的许多反常表现，往往出于常识的欠缺与观念的混淆，皆与摄影教育在育人方面的疏失相关。对于具备相应人文素养的摄影人，不难由常识判断《光与影》杂志的社会文化定位的功能作用，也不难明了改版的《摄影之友》杂志的经营得失。也许，那本是无须争议的常识。就象在美国，没人会把《摄影器材》杂志去跟《光孔》杂志做比较，因为它们各自对摄影社会都有其必不可少的功能作用。简言之，《摄影器材》杂志必须赚钱才能存在，而《光孔》杂志不必赢利也必应存在。
　　
　　如果以《摄影器材》类杂志的赚钱规模、发行量来标志摄影文化的发达，那就太浅薄了。而一个摄影社会能有任《光孔》杂志生存不灭的空间存在，则以此代表其摄影文化程度的高阶层次。如果讨论还迫得在此两者之间费嘴磨舌，纠缠混搅，实在证明这个界的文化素质和常识判断很成问题。
　　
　　长话短说，美国的《光孔》杂志基本不登广告，《美国摄影》杂志的广告也远比《大众摄影》杂志少得多，而《摄影器材》杂志一大半都是广告。代表美国摄影艺术和学术之高水平的《光孔》杂志是怎么存活的呢？关键在于美国有一个系统化的、各司其能、各得其所的平衡运行的摄影社会，它的功能性结构发展得较为完善。
　　
　　首先，比世界任何国家在教育比率上都高的美国摄影教育，奠定了美国摄影文化和摄影社会的坚实根基。可以说，《光孔》杂志不是美国社会大众的需要（也等于没市场），但它是美国摄影文化尖端成色的代表。美国商业摄影师的艺术摄影素养，远在通常号称摄影艺术家的中国专业摄影者之上，他们不一定订阅《光孔》，但是他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都会翻阅。而且在其接受专业教育的课堂上，《光孔》的内容是必然谈及的模范。这就在美国所有摄影师心目中，有了一个代表专业和学术位置的成就衡量园地。简言之，《光孔》的存在，是美国有为摄影人的共同需要，哪怕只有一份《光孔》杂志，它在美国摄影社会结构中就有了必然的存在理由和定位，即使需要它的人的订阅量抵不上它的办刊成本，它也必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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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孔》杂志的生存具体方式是，它隶属于《光孔》出版社，这是一家美国的专业摄影出版社。《光孔》出版社的出版物可以有赚钱与陪钱的不同种类出版物，以其赚钱的（往往是商业性的）养其不赚钱的（艺术的、文化的、学术的）。重要的是，《光孔》出版社的资金来源不止于发行出版一途，它的资金由《光孔》基金会做统筹，基金会的资金来自美国摄影社会和美国社会甚至世界范围的资金。它可以出自成功摄影家的捐款、摄影企业（如柯达公司）的巨额捐款等各种途径的社会捐赠，基点是社会上对摄影文化有兴趣有感情的各方人士。基金会的资金由专门部门做投资运营，如股票等等，以扩大资金数目。由于是一个集团的体系行为，《光孔》杂志做为基层部门，负责的仅只是它的刊物内容的艺术与学术质量。它必须保证的就是其专业质量，为此，杜绝广告的渗入，也是出于防范商业干予影响编辑部的非商业学术声誉。可以这么说，一份纯学术杂志如果不登广告，则从印象上主动以洁身自好姿态表明其志。同类杂志还有柯达公司所属的乔治?伊斯曼摄影博物馆刊《影像》杂志，专业性质更高深，其主编几乎皆是美国摄影史上的摄影理论名家。
　　
　　美国的所有摄影协会和摄影俱乐部都是不带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间组织，也都是非赢利组织。它们的活动操作，以捐款为主要资金来源，其出版的会刊中有些接近《影像》杂志的学术水平，如《摄影之友》协会标明为视觉文化期刊的会刊《看》，其中部分内容出自其所属摄影画廊举办的摄影展览。这样的刊物定期发给会员，可见会员的文化素养很可观。
　　
　　《美国摄影》杂志隶属出版公司，美国的大多杂志由出版公司做运营，编辑部与发行机构各自为政，往往不在一个城市。《美国摄影》杂志以其专业定位，有不赚钱之虞。但是上属出版公司如果以通盘经营和文化考量，它会认可一个有专业声誉有威望的杂志，不以纯市场赢利为其存在理由，（于此而言，沈小平的申辩是有道理的）但决策仍须由上方公司决断。
　　
　　我想，举以上美国摄影事物的实例，可以大略说明一份专业摄影刊物如何在少赢利、不赢利、甚至永远不可能赢利的条件下生存、发展、甚至茁壮成长的原故。其基础源于美国摄影社会和社会文化，给严肃类摄影事物以不急功近利的生存空间，此乃文化的高瞻远瞩与理想主义精神。以为美国社会一切都唯利是图，并不尽然。
　　
　　中国摄影界的国情特色
　　
　　《光与影》休刊，不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以现下中国摄影社会的发展程度，有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三份报刊，足以自足。若论市场竞争，影楼摄影师的红宝书（朱玉芳语）《人像摄影》和改版的《摄影之友》在纯利润方面，《现代摄影》在艺术学术和文化质量上，都可能超出《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然而这并未形成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竞争。《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在中国摄影社会里有无与伦比的先天优势。
　　
　　以我之见，《中国摄影》才是一份真正做到四不；　的摄影刊物，它混杂精美与大众，沙龙与学术、艺术与器材、传统与前卫、理论与图像、中国与外国的面面俱到，是颇为不同于国外刊物和国内刊物的集合体、混和体。真正能跟它有所竞争的，唯有《大众摄影》，但也只不过是自家的暗中较劲式竞争罢了。它们的风格，就是中国摄影杂志的传统与时尚的风格，并且具有中国的国情特色，可以做为研究中国摄影文化形态和媒体形态的样板。
　　
　　如果中国摄影杂志真按朱玉芳等人的观念那般投入市场竞争，首先牺牲掉的就是中国摄影文化中最薄弱的理论和评论，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变成商品的事物。试问，理论如何赢利？美术界试；有偿评论，现在也只能变相地搞。当然，美国的的商业化《艺术新闻》杂志，容许类似评论展现，但那已是非学术的炒作，无非是评论式的广告。这种文章以后在中国摄影界肯定会出现，（也许早已有了），但写手要冒的风险是学术名誉受疑。
　　
　　现下的摄影理论和评论只能在《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两个杂志上发表了，（不算另外两份摄影报纸）。我在想，如果连这两刊也完全投入市场经济，摄影文论还有没有存在的空间了呢？
　　
　　不知是迫于转型社会商品化的大势，还是借助市场化的大潮，摄影作品和文论的发表，在中国转而走上一条购买书号自费出书的小道。这批出版物里有许多影集后来成为有影响的作品，这与它们得以及时面世公之于众直接相关。其中有些是因为出了书出了名才引起杂志的重视，并且成为摄影史料的事实。这一作品发表形态，在美国也有，但往往是票友性质的举动。而严肃摄影家的实际成就，往往都有被发现的公共机会，也有各种基金会和非赢利出版机构赞助出版。中国摄影人较熟悉的玛丽?艾伦?马克就表示过：做为社会纪实摄影作品，它们必须从社会寻找资助出版。即使我有经济能力出版自己的作品集，我也不能那么做。因为这样的行为，对那些象我一样工作而没有经济能力的摄影家，是一个阻挡他们今后发表之路的行为。（大意）　
　　
　　中国摄影社会结构中，尚罕有在摄影文化中抵挡商业侵蚀、保护纯学术文化的非赢利组织的发挥其特定功能之作用。仅见有民间个体企业家杨亚西通过《人民摄影》捐助严肃摄影人的行动等，这个行为应当逐步被摄影界沿用。如果改版后的《摄影之友》杂志在何智光思路的运营中日趋发达之后，能够以其利润中的一小部分赞助一场全国性的摄影理论研讨会，并资助出版文选的话，这不仅对该杂志的深入人心有好处，而且对促进中国摄影社会的结构性机能完善造福不浅。美国的巨富如洛克菲勒等，都不失时机地以艺术基金会和向博物馆捐艺术品、捐巨款，甚而如盖帝捐设博物馆以留名于世。而古根汉姆基金会的摄影奖金，更是有力资助了大量摄影史人物成就事业。这些美国社会文化的优点，甚堪中国摄影社会借鉴。　
　　

教师之友网

　　摄影事业是由摄影人物与摄影社会良性互动，才创造出兴旺发达的局面。摄影杂志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正是由于中国的摄影人物几乎都是由仅有几家的摄影杂志为场地亮相出世的。所以这种不发达的传播体制，也促使一份《光与影》杂志的兴灭，造成摄影界的观念骚动。
　　
　　其实，有一个现成的相关例子，在讨论中没被提及。那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复礼先生，他在从事、支持、影响香港和中国摄影方面有过不容忽视的作为，而他创办《摄影画报》杂志到今。这样宝贵的经验，就在自己家中，何不取之呢。　
　　
　　谈几句理论发几个问
　　
　　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由科技化和商品化结构的现代文明时代。然而，文明，被自己吐出的脏物所污染（英国人英格语），也是事实。现代化进程需要人文思想的导向，这已是人们多多少少以切身经验取得的共识。有人说：在功利原则压倒一切的现今社会中，要兴物质，不必提倡，人们自动会向那里跑，而要兴精神，可得大声疾呼。
　　
　　《光与影》杂志的兴灭，是否反映出这样的社会现象，大家不妨思考分析。中国摄影界的人文素养的贪弱，又如何因应经济社会商品化大潮的汹涌冲击？《光与影》杂志在改版的三年中侧重人文精神对摄影的影响之努力，是否对拓展中国摄影人的观念视野起到了良性作用，也不防请大家做个反思。《光与影》杂志在多大程度上为中国摄影界拓展了应有的人文空间，其意义与作用又是什么，这些，在大家送别《光与影》杂志之后，会是慢慢体会的东西。　
　　
　　中国为什么没出大摄影家？（也许是我有眼无珠，有人可能已经自以为是了。）中国摄影界已经做到把世界先进的摄影科技移植过来，并且不断地赢来了许多摄影奖项。但是，在摄影媒体上和摄影社会里鄙薄人文精神，或以媚俗式的伪独立人格、伪独立精神滥竽充数，自以为已经很行了，大概就是致命的宿疾。
　　
　　本来，在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轮番夹击下，摄影文化的人文精神发展空间已经相当有限。加之摄影教育姗姗来迟，中国现代摄影的原创精神几乎被挤压剿杀得无地自容。而中国摄影家的个性化摄影风格必然由其人文素质所决定，中国摄影文化长期的无性格表现，实在印证摄影界人文精神的缺陷与贪弱。就整个中国文化社会而言，中国摄影人有以摄影向公众传播人文信息的义务与责任。象《光与影》这般有人文精神格调的杂志休止，象《现代摄影》那般有人文思想深度的杂志屡生屡灭，不由人不深思中国摄影社会留给具有独立性格的独特媒体的公共空间，究竟有多大？
　　
　　我赞赏的是，《现代摄影》杂志和《光与影》杂志，先后承担了以独立摄影媒体的形式，向传统的摄影格局挑战的文化角色，它们承担了现代社会里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责任。这并非什么曲高和寡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涵义也非什么高知高学历的同义词。如果《光与影》杂志休刊是又一次向中国摄影刊物敲响了警钟（朱玉芳语），这警钟的提醒并非什么市场是中国摄影和中国摄影刊物的唯一出路。从《现代摄影》杂志的三起三落和《光与影》杂志的改版下场，一而再三向中国摄影社会敲击的警钟是质问究竟给不给摄影的人文精神留有存在的空间？还有，瘸着半条人文之腿的中国现代摄影，究竟能走出多远？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