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邮票第一图的原摄影者及拍摄地

教师之友网

“李先念”邮票第一图的原摄影者及拍摄地





——兼谈邮票主图原地的研究及确认





梁耀华










  
《李先念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3枚，名称分别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先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李先念”和“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新邮预报”中，3枚邮票的摄影者均标注为“佚名”。 为此，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特在《集邮》杂志2009年第8期发表声明：“这套邮票以绘画的形式创作，参照了3幅不同时期的李先念同志的照片。经向新华社等权威部门查询，均无法确定该照片的摄影者。本着对摄影者权利的尊重，在发行通知上以佚名的形式署名。”





这3枚邮票的原摄影者及拍摄地，真的都无法确认吗？





从这套邮票的图稿公布以后，笔者一直在进行相关背景资料的查找和研究。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笔者率先向集邮界确认和公布了该套邮票第一图、第二图的原始照片（见2009年5月15日《湖北邮电报·集邮》专刊总419期1版），并撰文介绍了李先念同志光辉的战斗的一生（见《湖北邮电报·集邮》专刊总419、420、421期；2009年6月1日《上海集邮》杂志总226期；2009年6月23日《中国集邮报》总1395期4版）。在这些文章中，笔者对该套邮票3个原图的拍摄地进行了分析，并作出初步推论：第一图为1940年初拍摄于湖北大、小悟山一带，主图原地为湖北省大悟县芳畈镇白果树塆（大悟县芳畈邮政支局，邮政编码432821）；第二图为1954年10月1日拍摄于北京天安门城楼（北京市王府井邮政支局，邮政编码100006）；第三图暂无法确认何时何地所摄，但以李先念此时的身份和工作、生活地主要在北京来看，该枚邮票的主图原地应该是北京中南海（北京市中南海邮政支局，邮政编码100017）。





这些资料和图片的依据及来源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除李先念纪念馆提供的李先念生平简介文字外，笔者还主要参阅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大型画册《李先念》这部权威文献。这本画册中，选编照片480余张（其中半数以上属首次公开发表），附有研究李先念生平的专家学者撰写的2万多字的《李先念传略》。这些图文资料，为笔者研究“李先念”邮票的原图拍摄地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是，从成文到发表，笔者并未停止继续查找和研究。因为笔者深知，对邮票主图原地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推论的层面，而必须找到确切的权威依据，才能作最后的定论。尤其是第一图，我的推论是“1940年初拍摄于湖北大、小悟山一带，主图原地为湖北省大悟县芳畈镇白果树塆”，主要依据是《李先念》大型画册中《李先念传略》里的记述：“1940年1月中旬至4月，他指挥主力部队一部，三次越过平汉路……控制了大小悟山，使其和陕安南根据地连成一片。”但在该画册中，关于邮票第一图原始照片的说明文字却并未确指具体地点，而是描述为“1940年初，李先念在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当时，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频繁转战于京山、大悟、汉阳等地之间，行无定向、居无定所。尽管这一时期，李先念确曾战斗和生活在大、小悟山一带，但原始照片说明文字中的“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就一定是指的该地区吗？况且，在当时的鄂豫边区，战争条件和生活环境极为艰苦，豫鄂挺进纵队不可能有自己的摄影器材和摄影记者。那么，这些照片又是谁来拍摄的呢？怀着这些疑问，笔者一直在进行继续查找，希望得到进一步的确证。





期间，《上海集邮》杂志编辑徐汉材先生两次发来电子邮件，询问笔者的撰文依据，并探讨“李先念”邮票第一图原始照片的拍摄地问题。文章发表后，有上海、武汉的原地集邮爱好者来电话与笔者探讨：湖北省京山县新市镇八字门是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驻地，该照片是否就是在那里拍摄的？为此，笔者开始特别留意关于豫鄂挺进纵队在八字门一带的活动情况，特别是照片资料的情况。同时电话提醒京山县所在的荆门市集邮公司：“李先念”邮票第一图的原始照片很有可能是在京山县八字门一带拍摄的，你们要做好发行原地邮品的准备（注：当时，湖北省仅红安、大悟两地申报了举办邮票首发式，荆门市及其所属的京山县并无任何动作）。





6月17日，笔者陪同省集邮公司和省邮协秘书处领导赴大悟县查看邮票首发式筹备情况。在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包括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旧址、鄂挺进纵队主要负责人合影、1942-1945年鄂豫边区行政公署旧址等在内的一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一张下的说明文字为：“1940年1月12日，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在中国女作家安娥的陪同下到达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所在地京山八字门，对鄂豫边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采访。图为史沫特莱（左）、安娥在京山八字门合影。”（图1）这张照片及其说明文字所反映的时间和地点，与前述上海、武汉原地集邮爱好者提供给我的信息完全吻合。于是，此后笔者的查找范围开始全部集中到这一事件上来。





回到武汉后，笔者当即上网查找有关线索，很快在京山县人民政府主办的“今日京山”网站上看到一篇发表于2008年3月4日、题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诞生——李先念建军八字门》的文章，里面写道：“1940年1月，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访门八字门。她先后采访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等领导，深入到京山八字门、石板河、马家冲、大山头及边区其他地方，采访敌后抗战、民主建政情况，向世界宣传介绍边区，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尽管这是一条由县级政府发布的信息，但网络资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参差不齐，它能作为“李先念”邮票第一图的原始照片是史沫特莱拍摄于京山县八字门的最后依据吗？在没有100%的把握以前，还得继续查找。





接下来，原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后接替赴延安的朱理治，代理政治委员）的一篇文章开始进入笔者的视线。这是1989年3月，任质斌为《五月榴花照眼明》一书首次出版而写的序。《五月榴花照眼明》是女作家安娥1940年采访鄂豫边区根据地的日记体采访纪实；与之相对应，史沫特莱的采访成果则汇集于她的著名报告文学——《中国的战歌》第九章“再访游击区”中（该书全文中译本已于1986年9月在北京出版）。任质斌在《<五月榴花照眼明>序》中写道：“《五月榴花照眼明》和《中国的战歌》第九章，都是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五师前身）与豫鄂边区初创时期的战斗生活纪实。它们摄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写的全是真人真事。”“我清楚地记得1940年初史沫特莱、安娥和翻译方练百三位客人到达大洪山东南麓的湖北京山八字门我纵队首脑机关驻地时的情景……史沫特莱著《中国的战歌》第九章《再访游击区》和安娥著《五月榴花照眼明》记述的，都是访问鄂中新四军的同一段史实……她们在我纵队和鄂中敌后近三个月的随军采访中，足迹遍及京山、安陆、应城、汉川等县的山地、平原、湖区，于三月底回到钟祥张自忠将军处……”任质斌是豫鄂挺进纵队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那段历史的直接经历者和见证人，他的文章无疑更具权威性。但文中尽管有“它们摄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的表述，可是从前后文看，这句话的意思并非指史沫特莱用照相机拍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而是指安娥的《五月榴花照眼明》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第九章“再访游击区”，用文字记录下了许多真实的历史瞬间。





那么，前述“今日京山”网站《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诞生——李先念建军八字门》文中关于史沫特莱采访鄂豫边区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的叙述，又是出自何处？





在继续查找过程中，《湖北日报》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而组织的“穿越湖北抗日战场万里行”系列采访活动及其文章，终于为笔者提供了答案。该报记者徐和平2005年8月21日采写的《八字门前气势雄——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旧址》一文，对此有精彩的描述：“83岁的离休干部、当年特务连通讯员杨大斌指着展厅的一张照片说：‘在这里，我们还迎来了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与她一同来的还有中国的女作家安娥。她们深入到八字门、石板河、马家冲、大山头及边区其他地方，采访敌后抗战、民主建政情况，向世界宣传介绍边区，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当年边区党委抽调两名战士给她们当勤务兵，其中就有杨大斌……”“今日京山”网站的文章，与此文的描述如出一辙。《湖北日报》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此文的采访对象杨大斌又是当年史沫特莱采访鄂豫边区时的勤务兵，这篇文章的权威性当然很高。因此，“今日京山”网站2008年3月4日上传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诞生——李先念建军八字门》文章中，引用了《湖北日报》2005年8月发表的采访文章，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由此看来，笔者起初关于“豫鄂挺进纵队不可能有自己的摄影器材和摄影记者”的论断是正确的。换句话说，那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只有可能是外国记者或国统区记者所拍摄的。关于“李先念”邮票第一图原始照片的拍摄地点，此后来自红安县李先念纪念馆的信息又作出了明确的证明：纪念馆内的一张同图照片下有一行说明文字——“李先念1940年1月照于京山。”





至此，“李先念”邮票第一图原始照片的摄影者和拍摄地已经可以确认了：摄影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拍摄时间-1940年初；拍摄地点-湖北省京山县八字门。





值得一提的是，该套邮票发行前几天，笔者对荆门市集邮公司的电话提醒起到了作用。荆门市邮政局抓紧运作，发行了编号为“JMP-3”的纪念明信片一枚，并刻制联体临时邮戳一款，制作成极限片（图2），为集邮者提供了难得的原地邮品。另外，八字门一带现为京山县邮政局京源路支局提供服务，所以在制作“李先念”邮票第一图原地邮品时，加盖的日戳应该选用该邮局的邮政日戳。

图1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