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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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的背影
作者：宁 二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09-22  
　　 8月28日，广东美术馆，台湾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回顾展的开幕式上，广州几乎所有重要的摄影师都到场了，这是他们向这位影响了中国当代摄影发展方向的台湾前辈表达敬意的方式，而微笑的阮义忠仍旧谦逊如常，“我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
　　展厅里一幅乡村少年跃门而出的奔跑背影，仿佛是童年阮义忠的写照。从一个视农村生活为“耻辱”，而将读书作为逃离之门的农家孩子，到因自学成才、少年得志而目空一切的台北文艺圈狂人；再从名满天下，以创作和著述改变了台湾与中国大陆摄影面貌的启蒙者，到现在，年近六旬，一位谦逊、睿智的佛门弟子和慈善事业的摄影志工，阮义忠的人生路，总令人想起武侠小说中的一代宗师。
　　——他们出身平平，只有叛逆与奋斗，而后侠肝义胆、笑傲江湖，最后度尽烟云，皈依佛门。
　　转捩点
　　阮义忠回顾展的名字叫做“转捩点：一个时代、一本杂志和一个人”，强调的正是他事业的历史价值，特别是他对大陆摄影界做出的启蒙性贡献。而阮义忠对大陆的影响，也能从画家陈丹青对他的肯定中窥得一斑：“中原大陆当代摄影意识的‘启蒙’，竟是一位海峡彼岸‘单独的人’，因此这是何其珍贵的价值，不然，我们怎能知道当今中国的影像文化尚存多少有待跋涉的路途？”
　　确切地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阮义忠编著的两本书对大陆摄影界带来了新的视野、理念和思维方式。在那个时代，《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1988年）和《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1990年），有理想的大陆摄影师几乎人手一册。而其时的中国，正是激烈变革的历史节点，80年代种种汹涌的西方思潮以及1989年的历史事件令激情与颓丧、希望与绝望混杂于一体，在混沌的状态里，阮义忠从一直与西方世界保持同步的台湾所带来的信息与价值观念，既是冲击，又是建构。
　　时至今日，几乎人手一台数码相机或照相手机，人们对影像已经渐趋麻木，对于随时随地一按就能见证某个平凡细节或者重要时刻的大众来说，摄影的本质是什么，似乎无关紧要。然而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围绕摄影作为艺术，同时也作为重要的媒介手段和记录工具所展开的困惑与思考，是有理想的摄影师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不解决无以言前进。阮义忠的两本著作所带来的，恰好便是西方摄影界最重要的，以及最新潮的实践与观念。
　　《当代摄影大师》一书中，在将桑德、柯特兹、雅克-亨利·拉蒂格等西方纪实摄影大师的作品特点一一厘清之后，阮义忠将他们的身份凝练为：“人性见证者”。阮义忠说：“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只讲求个人品位的照片，但缺少传递人性的摄影。”这一理念及其更为细节的阐释对于中国纪实摄影的启蒙在今天看来，也仍旧重要。而在《当代摄影新锐》中，阮义忠则将观念摄影这一世界新摄影的脉络引入了中国大陆。
　　1992年，阮义忠和夫人袁瑶瑶又共同创办了中英双语杂志《摄影家》，这是他对中国摄影产生进一步影响的另一个平台。《摄影家》制作之精良，选材之得当，在当代中国摄影师里口碑极好，通过这个平台，阮义忠依靠自己世界性的交游，在向华人世界推荐西方摄影大师的同时，也令中国的摄影师借此能够走向世界，侯登科、吕楠、刘铮、荣荣等一批中国重要的摄影师正是借助《摄影家》才得以进入西方的视野，并得到认可。正是由此，在展览的开幕式上，一些年轻的中国摄影师，以“老师和师母”敬称阮义忠和袁瑶瑶。
　　而《摄影家》杂志对于一些湮没于历史的摄影人和摄影作品的发掘，构成了阮义忠的另一种传奇。无论是他与朋友一道对抗战时期一位年轻、杰出却失踪于战场的摄影记者方大曾作品的整理与发表，还是将柬埔寨S-21高中监狱死囚肖像照片在世界首次公开结集出版，都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摄影师和出版人基于历史的独特眼光。
　　
　　浪子回头
　　阮义忠能在著述和出版上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摄影家”。
　　回顾展展出了他的几个代表系列《北埔》、《八尺门》、《四季》，多创作于1980年代，体现了他作为纪实摄影师，对某地的持续观察和记录能力。而在代表作《人与土地》专题里，围绕孩子展开的《成长》，围绕农田劳作展开的《劳动》，围绕宗教展开的《信仰》以及围绕老人展开的《归宿》，四部合一，呈现了台湾土地之上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
　　这些作品大多是他用35毫米的小相机随时抓拍所得，它们构成的，是阮义忠对台湾乡土社会深深的情感，坦然、真诚，而且温暖，并没有人们在视觉奇观的冲动之下，对农村画面习以为常的猎取心态。“拍农村痛苦的人已经太多了，温暖的，人性的，是我想拍的，拍摄过程中，遇到难过的事情，我会放下相机和他们一起难过。”这是阮义忠对他的作品中为何没有暴戾、对抗、痛苦和绝望进行的解释。
　　他曾写下这样的句子，“人性是要靠沟通、了解、体谅或申诉才会出现的。邂逅并不等于沟通，只是把照相机镜头对着别人并不等于关怀。摄影对对象的反映作用要比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对象中去重要多了。”他也曾无数次表示，摄影师只构成了摄影作品的一半，另一半便是被拍摄对象，为此他对被拍摄对象充满敬意。这便是阮义忠一直秉持的摄影伦理，是他对土地与人进行影像关注的基本理念。
　　然而，在少年阮义忠那里，最大的梦想是逃离土地，而在青年时期，又将农村生活引之为耻辱。
　　生在宜兰农村一个木匠大家族，兄弟姊妹共10人，热爱绘画，热爱读书，一心想逃离农村逃离农门，他却不喜欢考试。阮义忠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立刻跑到台北闯天下，在当时台湾最好的文学杂志《幼狮文艺》依靠插画19岁一举成名。之后，土地、稻田、乡村生活，离他远去，在存在主义、先锋派文学和前卫音乐的包裹下，青年阮义忠一头扎进都市，过去成了“耻辱”。
　　那时的阮义忠是狂人，自觉读的书比自己多的没有几人，“拒绝土地、拒绝生活”。除了摄影作品，回顾展还展出了青年阮义忠的插画，恣肆、强悍的线条正是那时他心灵的独白。
　　1972年，22岁的阮义忠，进入英文《ECHO》杂志工作。《ECHO》是后来同样被视为华人出版界传奇的《汉声》杂志的前身。在那里，他学会了摄影，而摄影改变了他的人生。拍摄必须存在交流，否则影像没有价值，这大大突破了阮义忠此前反传统、只关注个人存在状况的生活信念。
　　“那时的我是那么虚弱、没有信心，所以只敢把相机去对准那些不会排斥我的人——那些看起来就能感觉到和蔼可亲的脸孔。或许，我终究走对了第一步——在人性最真诚、善良的一面中，求得了庇护。”而拥有这些和蔼可亲的面孔的，大多是没念过什么书的乡下人，一切教育来自劳动，来自土地。“一天天地拍下来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通过我的相机，带给我温暖与感动，使我一天天从幼时的恶梦醒过来。我已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经验是可耻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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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逃离到回归，浪子回头令阮义忠自此开始谦逊、平和。
　　
　　菩萨身影
　　时间到了1999年，台湾“9·21”地震之后，为台湾著名佛教组织慈济功德会担任摄影义工的经验，令阮义忠彻底为慈济佛教理念所吸引，自此拜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为师。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有影响的《摄影家》杂志在此后不久便休刊了，却不是因为资金问题，而是阮义忠觉得时候到了，正如佛家讲不执，讲因缘，“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是他的信条。他开始吃素，在台北过起半隐居的生活。
　　展览中有一帧阮义忠为在台湾享有崇高声誉的证严法师拍摄的照片，法师清瘦的背影倚门而立，虽平平常常一个站姿，却清癯致雅、超凡脱俗，那在诸多信众看来不正是“菩萨身影”？而在为慈济担当志工的同时，阮义忠和夫人袁瑶瑶发愿，为慈济撰述100册讲述志工故事的图书。这个计划现在还在进行之中，它被命名为“看见菩萨身影”，意在呈现普通志工在慈善事业中自我修行以为正果的人性真善美。人性，仍是已入佛门成为居士的阮义忠坚守的关照主题。
　　问及对当下中国摄影的失望之处，阮义忠略略沉吟，说现在大陆年轻人的作品里，那些温暖的人性的东西很少见了。连带着他对大陆80后、90后所表露出来的种种特征的不解，这似乎意味着阮义忠已经老去，就像他在这数码时代里，仍坚持用黑白胶片拍照，用银盐冲印。然而回首阮义忠的人生路，他所留下的固守与坚持的背影，何尝不是一种在今日中国越来越稀缺的人性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