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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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一）

作者：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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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辛亥革命的结局如何？过去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就革命的直接结局而言，一般人都认为这次革命取得了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指革命没有被镇压，相反，清廷镇压革命的努力失败了。于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说黄花岗起义失败了，而辛亥武昌起义成功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所谓成功，就是一件事做成了，这是个事实。至于价值判断是另一回事。好事有成败，坏事也有成败，古人都知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就是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

但是如果要讲革命者的理想是否也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另一层意义了。当时的革命者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的理解，其实也各不相同。有人搞“革命”纯出于个人野心，通过革命他掌权了，就是成功了；他没能掌权，就是失败了。撇开这种个人利益的判断不谈，仅就“理想”而论，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排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当然也是成功的。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当然不只是排满，他还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直到他1925年去世，这些理想也远未实现，所以他的遗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尚未成功”并非已经失败。我们没有看到孙中山宣布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的革命中，很多革命者志存高远，理想宏大，要实现非常不易。如果没有实现理想就是失败，那古今中外的革命大概就没有不失败的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吗？俄国1917年革命达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了吗？但与被镇压了的1871年巴黎公社相比，这两次革命都被公认是成功的。所以作为政治事件的革命成功与否，与“革命理想”是否得到实现，也应该是两回事。理想未能实现，革命者可以说他的事业“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但是不能说革命本身失败了。

当然，尽管理想没能实现，但一场搞成了的革命如果值得肯定，那还是要有点好（至少是肯定者认为的好）结果的。比如法国大革命虽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但即便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它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比“封建”更进步。而托洛茨基后来虽然抨击苏联蜕变成了“官僚国家”，违背了列宁的理想，但他要肯定“十月革命”，还是要承认这“官僚国家”仍然取得了工业化等不少“进步”，否则如果他像邓尼金（1872-1947，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编者注）或索尔仁尼琴那样认为苏俄还不如沙俄，那他就没法肯定十月革命了。

的确，如果搞成了的革命一点好处都没带来，又该怎么说呢？革命明明搞成了你不能愣说是失败，那你就只能从价值判断来否定它，即搞成了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并不仅是它的“理想没有实现”的问题了。过去我们习惯于把“革命”作为褒义词，那么这样的坏事我们就不称为“革命”，而贬称为“反革命”或者“暴乱”。比方说当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和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当时都自称为而且被称为“革命”（当然这未必是出于褒义），但这两件事后来都带来了公认的大灾难，所以我们不说它“失败了”，而说它是一件（不幸）做成了的坏事，视革命为褒义的人就不称之为“革命”，而称为暴动等等。尽管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夺权后也对现实做了妥协，没有完全实行当初宣布的“国家社会主义”（所谓《二十五条纲领》）那一套，并且也因此引起了斯特拉塞兄弟和罗姆等“纳粹理想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激进派”的不满并导致他们被希特勒整肃，但是人们也没有因为这些“理想”没实现就说纳粹“革命失败了”，而是说纳粹本身就是罪恶。

因此，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逻辑上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好事根本没做成（不是做成了但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做成了，但那是坏事。



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是内忧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这种抗灾能力下降的厄运，也不能说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灾本身的自然因素，当然就与革命更加无关了。图为民国初年北京施粥厂儿童食粥的情形。 （《旧中国掠影》（陈涌主编，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图）

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

按上述逻辑评价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没有造成历史空白，推翻清朝与建立民国是同一回事。

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三地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尽管肯定的理据不尽相同），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过去国民党在大陆和今天在台湾对民国当然是基本肯定的，所以他们尽管认同孙中山“尚未成功”之说，但既不认为辛亥革命是坏事，也不认为它失败了，“国民革命”只是要继续推进而已。今天台湾的民进党是国民党的政敌，但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上，许多民进党人（作为整体，民进党官方似乎没有兴趣评价辛亥革命）与国民党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而改革开放前，大陆对民国可以说几乎是全盘否定的。那时我们这里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有个时期大陆搞运动经常提到“伪保长”、“伪市长”、“伪官吏”、“伪警察”、“伪政权”等等，这里的“伪”并不仅指汪精卫、“满洲国”这类“日伪”，而是包括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中共根据地除外）地方政府。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那时都被称为“伪政府”，人们提到“清政府”很自然，提到“民国政府”就觉得怪怪的，只有讲“北洋政府”、“蒋政府”才顺耳。而后者连“旧政权”、“前政府”都不配，一定要说是“伪政权”，可见评价之坏。那时关于这段历史，只有“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论述，而根本没有“民国史”之说。就连改革前最权威的一套反映那个“时期”的“通史”著作，即四卷本的集体大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者注：初稿出版于1960-1962年），也回避了“民国史”，暗示“民国”只不过是“革命”对象、反面教员而已。

政府是如此，社会也没什么进步，通常我们都说民国与晚清一样，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对过去被称为“封建”的传统社会却给予了很多新评价：“封建”固然名不副实，词不达意，“传统”也辉煌灿烂，无人可比。而“帝制”据说也并非专制。曾有网友作长篇网文，对我批判“秦制”专制大为不满，抨击曰：秦晖只说秦皇汉武不受制约。“但当年董卓、曹操想做什么，也一样无人能制约，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谁都制约不了宰相’的结论呢？再说你光看到秦始皇和汉武帝，怎么不看看汉献帝和唐昭宗？”（玉出昆冈：《脑拖反儒辫，口诵媚洋经——评秦晖的〈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见“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网站）这位网友真是太有才了，看这反例举的！董卓曹操“无人制约”的后果是什么？董卓横死而曹操怎么成了“魏武帝”的？汉献唐昭倒确实是“虚君”，但他们下场如何？权臣张则臣将不臣，君权虚则君将不君，君臣易位而但凭权柄，太阿倒持则“纲常”何用？有才网友所举之例，不恰能说明“秦制”的奥妙吗？而那些从“封建”到立宪的国家，“封建”时既无秦皇汉武，亦难寻汉献唐昭，立宪后则秦皇汉武等于汉献唐昭矣——我们前述的维多利亚女王，不就是名声之赫不下秦皇汉武，权柄之虚正如汉献唐昭吗？“秦制”下焉能有这样的事？

而在帝制的历朝中，清朝又是今天得到评价最高的一朝。按我们现在许多著述的描绘，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到顺、康、雍、乾、嘉，甚至连同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这对摄政夫妇，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其他各代也罕有其匹。清朝的毛病似乎只在道光以后，而且只是外国侵略所造成。推翻这样一个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又毫无变化，只是“清政府”变成了“伪政权”，那么这样的举动究竟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于是过去与现在都流行“辛亥革命失败了”之说。过去主要是说“资产阶级软弱”，没有搞土地改革，因此“封建”依然。现在不少朋友强调宪政民主，又以宪政的失败等于辛亥革命失败。最近袁伟时先生就认为，毕竟有点宪政形式的段祺瑞政府，1926年被冯玉祥武力逼辞，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个说法与过去国共两党都把当时冯玉祥所属的阵营当作“革命”一方、而段祺瑞则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完全相反，是令人深思的新见解。可是这种说法正如我上面所说，还是把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混为一谈了，在这点上袁先生的逻辑与传统说法其实差不多。

至于没搞土改就不是“反封建”，事实上除了孙中山有平均地权一说（其含义与今天所说的土改也不是一回事），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武昌起义、保路运动的发动者和“独立”各省及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根本就没有这种主张，就是孙中山自己，辛亥回国后好久一段时间也没提此事。亦即辛亥革命不是想搞土改但“失败”了，而是根本就没想搞（后来国共两党都想搞，那是另一回事）。照此种荒谬逻辑，辛亥革命就不是失败了，而是一开始就不应该搞。

总之，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同样“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如果民国一无可取，甚至事事不如清朝，辛亥革命就不是“没做成的好事”，而应该是“做成了的坏事”，它也就根本不该肯定。当年满清遗老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今天如萧功秦等先生也有类似的评价。萧先生对革命党尤其是孙中山的评价与袁伟时先生类似，可以说是非常负面，但逻辑上比袁先生彻底，他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灾难时代的开端”。这就不是说革命“失败了”，而是说革命根本就是坏事。这种说法根本就讲不通。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所谓的“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相对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

乱世之国，对外竞争的实力也弱，于是这段时间外患也非常严重，其顶点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后面要提到这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是，即便是确实有灭亡中国意图的日本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只是争取他们的“在华权益”（其中确实有欺负我们的不义之“权益”）、并不打算灭亡清朝、在版图上中国失去的也不过是若干藩属和边疆土地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如下所言，日本也并未得逞，这和历史上中国（中原汉族王朝）多次完全亡于“夷狄”是不一样的。而且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

当然有人说，日本之敢于侵华，还是证明了民国不可取。过去说是由于“旧社会”的制度不行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现在也有人说是由于革命不好，导致外敌乘乱入寇。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值一驳。因为日本侵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复杂的全球性原因。德、意、日的侵略对象，既有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大量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凭什么说中国只因“旧社会”制度落后才招致入侵？

同样，当时被轴心国侵略的，既有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传统老大帝国阿比西尼亚，也有革命已经成功多时的苏联，反倒是恰在二战前夕发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发生了严重内部战乱的西班牙，在整个二战中反而置身事外，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因此是否发生了革命乃至革命“成功”与否，也与日本侵华并无多少相关性。

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是内忧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这种抗灾能力下降的厄运，也不能说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灾本身的自然因素，当然就与革命更加无关了。

恰恰相反，我后面就要谈到民国时期的乱世固然严重影响抗灾，但是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在这方面却有明显进步，这却是今人没有注意的。

当然，无论是内忧导致外患，还是人祸加重天灾，“内忧”与“人祸”的确是民国时期的面相之一。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的确，如果说辛亥革命并没有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开端”，应该是对的，但是说辛亥革命是“灾难时代的开端”则显然是过分了。就算时间限定在20世纪，这个世纪一开始的“庚子国难”与“辛丑国耻”难道还不算“灾难时代的开端”，难道这也要怪辛亥革命？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只讲“20世纪”呢？距离20世纪不远的太平天国战争流血成河，与战争相关的间接死亡也是饿殍盈野，不下于20世纪的任何一次战争，何以那就不是“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再往深里说，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才这样，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尽管这场战争并未直接终结清王朝。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满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进程。从1870年代的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其实，正如今天不少从负面批评辛亥事变的人自己指出的：像保路运动那样的事，不仅不是革命党独力发动，甚至也不是革命党加立宪派再加传统会党就能搞得成的。盛宣怀首先得罪的是四川的地方官绅，包括后来成为革命对象的四川督、抚。这些传统势力的“捣乱”，使得那些认为清廷铁路国有化做得对、保路运动没那么强、因此也不该肯定的人振振有词。但从另一面来讲，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我前面说过，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过去思不及此，应该反思。但是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总而言之，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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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二）

作者：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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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十

“乱世”往往人口大减。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的“乱世增长”……

民国历史的第二面相：乱世中的现代化步伐

民国时期的兵荒马乱既是历代王朝周期的乱世景象，当然就不能说那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多灾多难”。像满清遗老那样，认为如果没有“孙文乱党”，大清就能万世太平，肯定是不靠谱的。但是如果仅仅如此，这个革命也就没什么可肯定的了。充其量，它只不过完成了太平天国的未竟之功（反清）并为下一个新王朝铺路而已。但是辛亥以后的中国之不同于过去的乱世，就在于它在乱世中取得的进步，这就是民国史的第二个面相了。

民国在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确实播下了种子，今天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步不能说与此无关。民国时期的新文化可谓风起云涌，同时传统国学也是云蒸霞蔚，两者都让人津津乐道。当年北大如何，清华如何，西南联大又如何，这都是今天许多“民国粉”们喜欢谈的。

这些都是事实，但如果仅止于此，肯定辛亥的意义也不大。因为如下所言，民国政治总的来说还是走向“党国”，而非走向宪政。而讲文化也不能只看精英层面，民国时期大众的“文化水平”（注意这里的“文化”与民族性无关，就是指读书写字的能力）还是很低的。

笔者当年在广西农村插队9年，深知在那些统计数字背后，改革前绝大多数国人即农民的实际“文化程度”如何：那时我们这些“初中69届”（由于“文革”三年基本停课，实际上就是66届小学生）在“广阔天地”里居然成为稀缺“人才”，不少伙伴都成了“民办教师”，甚至只读了6年小学的“知青”被派去教“中学”（那时农村有大量的“戴帽初中”）的也大有人在。而当地的壮族妇女很少会讲汉话，男子也很少认字，因此当时大队都设有文书一职，与支书、大队长同为领补贴的三大“干部”之列，往往还是三人中惟一能读写的。所以对于今天有些人极言那时农村的教育卫生如何好，我只有无言！

不过平心而论，这种状况不能只怨改革前体制。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把一个文盲社会成功扫盲是可能的，而把一个识字社会文盲化就不太可能。二战后德、日、苏与我国改朝换代的历史都表明，战乱和天灾可能死人无数，经济崩溃，但通常都很难消灭文化——除非发生异族征服之类的文化灾变。“文革”虽然被称为“革文化的命”，但那主要是就道德破坏而言，1966-1969年三年教育停顿与混乱，损失很大，但要说这就会使一个识字社会文盲化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1969年当地的这种状况基本上也就是民国时的状况，进步不大，退步也谈不上，改革前体制与民国都要对此负责任的。

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民国时期

关于民国的进步，我只讲两个过去人们比较忽略的问题。一是人口模式。如前所述，传统时代人口的增减是王朝兴衰的显示器，而乱世人口大减则是常规。然而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但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复旦大学人口史研究团队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中国人口史》六卷，其中后两卷就集中揭示了这一过去人们未加注意的重大问题。

过去人们都有两个印象，一是清代中期人口突飞猛进，连破一、二、三、四亿大关，由此产生了关于清代伟大的种种说法。二是从晚清到民国一直都说中国是“四万万”人口，这倒也符合人们对历代乱世人口衰落的认识，没有大减已经很不错了。而中国人口走向“高低高”的近代发展中模式，则是20世纪后半期至厉行计划生育前的事。

但是，由曹树基、侯杨方分别完成的《中国人口史》后两卷以翔实具体的考证和统计告诉我们，这两个印象并不真实。

在《中国人口史》第5卷中，曹树基证明，以往由于严重低估人口基数导致的所谓清中叶人口空前高速增长的说法不确。从1644清朝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人口年均增长率0.49%，增速低于唐前期、北宋前期和南宋前期，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乾百年“盛世”，年均增长率也不到0.7%，所以“‘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835页）

而从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直到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国处于传统治乱周期中两个“大王朝”之间的“乱世”，然而这个乱世的晚清和民国两段却有不小的差别。清末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主的咸同年间大战乱，固然使人口从4.36亿降到了3.65亿，辛亥革命前夕却恢复了增长。根据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的研究，清末民初到抗战前的人口增速更是超过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在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5.4亿。侯杨方据此认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75页）

而这种“乱世”人口增长率高于前朝（清）盛世的情况更是不同寻常，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就出现了5.8亿、连同港澳台已超过6亿的惊人数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普查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人口仍不到5亿），显然，1949年后超过2%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就是民国时期的这种变化的“自然延续，而并不是另一阶段的突然变化”。事实上，如果把民国年间惨烈的战祸与天灾与1949年后的“和平红利”的差别刨除，则1949年前后的人口增长模式差别并不大。因此侯杨方认为，从传统时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变成现代发展中国家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这样一种“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20世纪上半期”，即民国时期（侯杨方前引书，610－611页），亦即既不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也不是发生在清中叶传说中的“人口爆炸”时代。侯杨方列举了许多史实，证明民国年间由于经济社会和医疗的进步导致人口模式发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

民国经济对印度的“赶超”

当然，人口的“乱世增长”不仅仅是卫生与社会政策的结果，它也是与中国经济的进步相联系的。

笔者多年前曾写过几篇文章，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及纵向横向比较问题。其中提到：过去我们喜欢以与1949年的比较来统计我国后来的纵向发展成就，并以1949年的中印横向对比说明那时的中国不如印度，而后来则超过了印度。但是这种比较有严重的问题。西方国家就不去说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在统计发展成就时，都是按照国际通常口径，拿战前和平年代的最高水平来作比较的。例如苏联的发展成就不是以1917年、而是以一战前经济高峰的1913年作为参照；统计二战后成就时，则以苏联卷入战争前的1940年，而不是与战争废墟上的1945年作对比。阿尔巴尼亚以卷入战争前的1939年为比较基期，而不是战后新政权建立的1945年。只有我们老是以战后废墟为基点作比较，导致很大的失真。

事实上，在当时战乱不断的情况下，只要不是碰到“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那样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民国经济发展应当说是不慢的。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其年增长率不低于自“反右”到改革前的20年和平时期。横向比较，这个增长率不比同期世界平均值低，也不比大多数西方列强低。当然由于基数很低（这涉及对清代经济的认识，下文还会讨论），这个增长率对于“赶超”西方的意义不大。但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而且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对印度的工业赶超：尽管中国近代工业起步比英国治下的印度晚，清末民初的水平比印度低，但是中国的大多数主要工业产品的总产量乃至人均产量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时，都已经明显超过了印度，印度直到1949年也仍低于这一水平。应该说这是很难得的。尽管这个最高水平未能维持，到民国末年又因毁灭性战争而崩溃到近乎废墟的状态，使1949的印度似乎在中国之上，但以此种战争废墟来抹杀整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

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在和平时期又超过了印度，但实际上只是回到了常态，改革以后中国领先于印度的幅度明显加大，才真正把印度甩到后面了。因为印度独立后其实也一直搞计划经济，1990年代才开始转向市场经济，比中国晚了十多年，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印对比有重要影响。至于农业，民国时期一直就比印度强，尤其是粮食，无论总产量、亩产量、人均、劳均产量和劳均折合营养热能（卡路里）产量，都远远高于印度，即便到战争废墟上的1949年，印度的相关指标也没有超过中国。

如果综合工农各业，则中印国民经济的长时段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近年来国人经常提到“麦迪森数据”，我后面要提到这组数据在前近代东西方对比方面有缺陷，所谓18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三分之一之类的说法过于夸张。但是麦迪森对整个东方（不仅中国）都有同样的夸张，因此他描绘的中印“东东比较”还是可以借鉴的。按照他的描述，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二百年来一直大于印度，但其比值颇有波动。而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国，甚至不在战后废墟上的1950年（当年中国GDP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饥荒之后的1962年（当年仅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后，这个比值才持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三倍于印度。

但由于中国人口更多，人均产值与印度相比优势要小许多。麦迪森数据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清末民初则开始追赶，1936年中国已经比印度要高出26.3%。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复苏，人均GDP自然又超过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19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此期内严格计划生育、而印度则保持着高于中国的人口增速有关。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GDP指数而言，麦迪森数据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以1913年水平为100，印度从1820年的55.8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66.2增至这一水平。进入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1936—1950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1952年后，中国GDP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19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数又高于中国。19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GDP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这种比较当然是很粗略的。我曾指出民国年间由于国家统一程度低，经济统计十分混乱。如何从现有资料出发客观评价当时的经济发展，还需要作不少考证工作。以铁路建设为例，民国时期修建的铁路不少，但在持续的战乱中或者这边修路建桥，那边破路炸桥，或者今天建成明天炸掉，或者由于政治分裂有路不能通车，因此在同一个时间断面上的通车里程始终上不去，而现有资料对于哪一个时段的通车里程为1949年以前最高值也有不同说法。但是笔者根据更详细的资料统计，1949年前中国曾经修成并通车过的铁路（汰除重复）是31847公里，远远超过同一时间断面的通车里程，其中绝大部分即22550公里曾经修成于民国时期。

但是1949年年末中国实际通车铁路只有21810公里，这就是说上述31847公里铁路竟有一万公里毁于战火或其他人为破坏。此后直到1960年代中期，我国的铁路通车里程才超过了1949年前我国曾建成铁路的累计总长度。与1949年末相比，1950—1975共26年间我国铁路共增加2.4万公里，仅略长于民国年间修建的路段，而建设里程的年平均增长率 不仅低于民国相对和平时期，也低于整个民国时代。实际上，改革前我国建设的铁路有相当部分是重建、复建民国时期曾经建成后又毁于战火的线路。甚至到1990年代的铁路建设中，仍包含有若干民国时期已建复毁的路段，如北安—黑河、邯郸—涉县、嫩江—黑宝山、黄流—八所等。当然，新中国铁路的质量大有进步，而且西南、西北地区的新建铁路修建难度之大，民国年间修建的铁路无法相比。但无论如何，民国时期的铁路建设的成就是不应因战争破坏而湮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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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三）

作者：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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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十一

民国时期当然存在社会和制度上的严重问题，但是古今中外各种制度下都有过的乱世图景，不能与制度问题混为一谈，辛亥之后的社会与制度并非漆黑一片，这是应该辨明的

关于民国经济评价的两个辩论

我对民国经济的论述后来招致许多批评。值得辨析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说战争的破坏不能与制度评价分开，民国时期战乱多，正是“万恶的旧社会”必有的结果;二是说我上述的“民国时期最高水平”包含了伪满时期的东北，而那时东北的建设是日本人搞的，不能算在民国的账上。

对于第一点，我前已说明，那时国内的“乱世”和乱后的太平一样，在我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而国际上的大战也席卷了不同制度的国家。同样是帝制时代，你不能以“永嘉之乱”证明“旧社会的黑暗”而以“文景之治”来证明“新社会的优越“吧?如果说中国遭日寇侵略是“旧社会”必有的;苏联遭德国侵略，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必有的?沙俄帝国崩溃导致惨烈的战乱，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的过错;可苏联解体导致的混乱，又是谁的过错呢?

其实，治乱之别在各种制度下都存在，倒是治乱之际的“剧变”，无论追求什么制度，对于“变后之乱”都有“事件”上的直接因果联系(至少是逻辑学上的“前后件”的联系)。有人(例如萧功秦先生)因此反对一切剧变，追求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他反对，追求“资本主义”的叶利钦变革他同样反对，追求宪政民主的辛亥革命当然也在他的反对之列，这个逻辑倒是彻底的。前面已说过，我不赞成这样肤浅的反对。但是就“直接因果”而言，你不能不说他们的反对事出有因。

但有趣的是，我的上述批评者并不是萧先生那样的人，而是一批“左派”朋友，他们赞成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革命”。鼓吹革命，却又把革命建立的民国说得一团漆黑，并且绝对不考虑“乱世”的因素，而对革命后果作本质性的全盘否定，这哪里还有一点逻辑呢?

我当然不否认民国时期存在社会和制度上的严重问题，即辛亥革命“尚未成功”的那些体现，以后我还会详加论述。但是古今中外各种制度下都有过的乱世图景，不能与制度问题混为一谈，辛亥之后的社会与制度并非漆黑一片，这是应该辨明的。

对于第二点，首先从比较统计的对应性来讲，把民国时期的全国经济，切掉东北这一块，来与民国以后包括东北在内的全国经济作对比，这合理吗?要知道东北并非无足轻重，它作为全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中心的地位，在1949年前后，直到1960年代中国与苏联闹掰、开始搞“三线建设”之时，并无变化。先把这一中心拿掉，再来反衬合并这一中心后的“成长”，能符合客观实际吗?而且，过去用作比较基点的1949年数字是包括东北的，为什么“民国时期中国”的最高年产量却要去掉东北?

尽管1949年时东北工业因抗战末期与内战的破坏，尤其是苏军占领期间的疯狂拆卸，已成废墟，但正如德日战后的情况那样，战争能摧毁工业的“硬件”，“软件”即工业文明造就的人文资源仍在。1950年代，东北在苏联援助下能迅速复兴，与此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对1945年前东北的工业化成果，新中国也有所继承，这些成果怎能记在日本人名下呢?

其实，前苏联的发展成就统计，就有个比较基点，即“今(苏联)疆域内1913年”的产值，因为1913年沙俄的疆域与后来苏联的疆域有不小的区别，但只有相同疆域内的前后比较才有说服力。类似地，苏联统计战后经济成就的基点，是“今疆域内”1940年的数据，尽管苏联战前战后的版图有了较大的变化。1913年的沙俄，囊括芬兰与波兰的大部，但后来的苏联不包括这些地方，把它们也算进1913年的数据里，就会压低苏联的成就。

同样的道理，1931-1945年间，东北脱离了民国政府的控制，但如果统计“民国年间的中国”时刨去东北，当然就会使“1949年后中国”的相对增长率失真。

的确，民国年间的中国取得的成就，不能都记在当时中央政府的账下，如果那时一些领土(例如东北)不归它控制的话。但是这些地方的成就，难道就可以记到日本人的账下?且不说东北在沦陷前，工业就有一定基础，就算没有，如果殖民地的成就都要记到宗主国账下，是不是“半殖民地”的成就，宗主国也要切去一半?而像印度那样，独立前全境都是殖民地(如同1945年前的东北)，是否所有成就都要记到英国人名下，全部经济都切割出去?如果那样的话，独立后印度经济的增长率岂不是变得无穷大了?

从另一方面讲，当时不仅东北脱离了民国政府的控制，其他一些省份的地方势力，也不同程度地游离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外，是不是这些地方的经济都要切割出来?如果是那样的话，当时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江浙上海等地，倒是那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仅以这些地区论民国，岂不“美化”了民国?再说，假如中央政府控制不了的地区，经济成就就与“民国”无关，那些地区的黑暗、贫困为什么就与“民国”有关?中央政府不能窃中国全境的经济成就之“功”，为什么它却应该负中国全境“万恶旧社会”之责?

工业化的畸形问题：东北与香港之别

显然，我们比较的“民国年间中国”是个时代、区域的概念，不是政府的概念。如今中国统计覆盖的区域在民国年间的状况，是衡量今天我们发展成就的参照，而这一区域清代的状况，又是衡量民国年间发展的参照，也是我们评价辛亥革命的参照。这类参照体现的“发展成就”(通常用增长率表示)，本身是个客观事实。至于这个事实的形成机制以及这个事实是好是坏、谁付代价谁获益、谁该居功谁该问罪，是更为复杂的问题。

通常我们认为，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是该区域人民付出努力和代价得到的，无论这个区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是独立国土，也无论该区域的统治者是中央政府、地方势力、反对派还是外来殖民者。香港1997年前殖民时代的繁荣，是港人(中国人)的骄傲，不能全由港英当局乃至英国人居功，为什么日据时期东北的工业化，就该全部归功于日本人?而统治者如果不择手段地追求“发展”，无限度地役使人民造成苦难，特别是，如果这种“发展”又是为统治者自利，而不让人民分享，那么发展速度再高，统治者也应当被谴责。但同时，这种发展为后来历史阶段的新发展提供基础，也是客观事实，不能无视事实，而硬说后来的成就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

因此，承认当时东北的工业化，是民国年间中国发展的一部分和后来中国工业新发展的基础之一;同时谴责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两者并不矛盾。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是个事实，这工业化出自中国人(东北人民)的血汗，我们无需“归功”于侵略者，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以这种殖民地条件下的工业化为自豪(尽管其成就可观)，原因很简单：发展和工业化并不是可以不论代价的。以牺牲主权为代价的工业化，不可取;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工业化，同样不可取。

其实，我所引述的民国年间中国不少主要工业品(大都是重工业品)的最高产量，确实是出现在抗战期间，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东北等沦陷区。东北铁路密度之高，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民国年间，中国轻工业品、消费品的最高产量，则出现在抗战前夕，生产中心也在内地。一般公认，民国年间中国的整个GDP最高年份，也是在全面抗战前夕的1936年，民国年间中国人民生活相对最好(乱世中应当说是最“不坏”吧)的年份，也是1936年。民国经济在乱世中的亮点，主要也就在这里。

显然，民国年间中国的重工业，不是没有发展;发展的重心在殖民地东北，也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当时，落后国家经济最繁荣的地方，往往是作为外国人势力范围的“开放地区”，香港和各地租界就是这样。这也是客观事实，东北并不例外。但是，东北不同于香港之处，在于这里的重工业，是战时体制下，军国主义统治当局不择手段、滥用民力、垄断资源、搞起来为战争服务的。因此，一方面，低附加值基础工业品相对搞得多，而高附加值消费品搞得少，导致重工业品最高产量年份与GDP最高年份明显不同步;另一方面，在重工业品最高产时，老百姓的生活却陷于苦难深渊，前面谈到的侯杨方等人的人口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正是日本人该谴责的地方之一。

逆差中的繁荣：全球化中的民国经济

关于民国经济，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就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国际贸易背景。

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逐渐形成外需拉动模式，外贸从1980年代的“逆差时代”，历史性地转为顺差时代，而且顺差急剧增加，成为“中国崛起”的突出特征。与此同时，经济史研究者对清代的高顺差也表现了极大兴趣。清前期外贸中，“只卖不买”导致外银大量流入，得到高度评价，“白银时代”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和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这两个说法叠加，使得“顺差崇拜”广为流行。

而民国时期的经济一方面国际性(也就是所谓“半殖民地”性)较强，另一方面外贸逆差之大，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按“顺差崇拜”的观点，这是否表明：民国经济是历史上最差的呢?

其实贸易既非赠与，总是要有交换的。所谓顺差，无非是别人需要你的产品，但别人的产品你不需要，于是别人只好使用某种特殊支付手段。明与清前期，外国人大量购买中国商品，但外国一般商品在中国却卖不动(所谓“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于是他们只好用白银买我们的产品，据说这就证明了我们经济的先进。西方商人后来想出损招，用鸦片替代白银，由于鸦片上瘾后欲罢不能，中国就不能不接受这种替代，导致白银由流进变为流出，中国于是就衰落了。

但是，这样的说法有个问题：西人用鸦片替代白银，来支付逆差，当然对中国危害很大，怎么谴责都不为过;但这就能使其工业品变得“有竞争力”吗?而且，鸦片代替白银，并不会减少我们的GDP。至于这个GDP对我们究竟有无好处，是另一个问题。但如果仅仅讲GDP，假如白银流入时代我们真的是世界第一，那么鸦片代替白银后怎么就不是了呢?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里，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然大量顺差，甚至因鸦片贸易产生的逆差，也在明显减少，因为中国禁烟失败后成功地以自产鸦片实现了“进口替代”，以至于包括鸦片在内的总贸易额，也出现了恢复顺差的趋势。

从1891至1895年，即使包括鸦片进口在内，中国的全部外贸顺差，仍然从5.6、7.6、8.5、13.3一路攀升至14.3百万海关两，年均增长26.4%之多。而如果除去鸦片贸易，则一般商品贸易顺差，更从1891年的34.5增至1894年的46.7百万海关两(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9页)，顺差占出口值的比重则从28%增至29.1%(笔者据前引陈争平书数据推算)。

换句话说，迟至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外国(主要是列强及其殖民地)每购买100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就有近30元无法用他们自己的一般商品包括工业品来交换，而必须借助于特殊支付手段(白银或鸦片)。与清前期的区别仅在于，这些特殊支付手段以前主要是无害有益的白银，现在则主要是有害的鸦片。但是西方的工业品乃至其他制成品在中国无销路，则与前毫无区别——如果说有区别，就是这种“西方无法与中国竞争”的“劣势”，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似乎还明显增大了!

也就是说，如果按“顺差崇拜”的逻辑，中国经济不但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领先于西方，从而持续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而置西方于“边缘”，而且鸦片战争后也仍然如此(甚至更强了)!如果像有些人所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靠“顺差优势”，GDP能占全球三分之一，那么甲午时这一“优势”更大，GDP又该占多少呢?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济比西方领先，已经很惊人了，要说直到甲午时中国经济仍然领先甚至更加领先，这能让人相信吗?!

然而到了甲午以后，如此辉煌的强势，不知怎的，几乎是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从1896年起，中国的外贸便出现持续逆差，民国建立后，更加明显。而且在此期间，鸦片进口急剧减少。这种逆差，主要是西方工业品和投资品进口的大量增加引起的。1896-1936这41年中，中国只有6年顺差，其余35年都是逆差，而且差额越来越大，从庚子以前年均不过十几万，到1933年最高达到459.6百万海关两(18840万美元)。(陈争平前引书，51-52页)西方工业品“忽然”变得有竞争力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显然，甲午以后中国的外贸逆差时代，是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弱势地位的反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融入(尽管是被动地融入)国际市场的反映。就前者而言，中国的逆差，反映了其孱弱的产业，完全无法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与西方工业品竞争，因而处在可悲的依附或“边缘”地位;但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此前中国的“顺差”，丝毫不反映中国的强势，只表明那时的中国开放度尚低，在工业化未起步前，仅靠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购买力，是十分可怜的。除了被诱成瘾后产生“消费刚性”的鸦片外，国人买不起什么进口商品。

而此时的“顺差”转逆差，则体现了此种状况的改变：一方面，中国经济进一步(尽管是被迫地)开放，不但成为商品市场，而且成为吸引投资的场所;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拉动，中国的进口构成中，不仅工业品比重大增，而且与工业化有关的投资品(生产资料及原材料)的比重增加，更是明显：从1893年到1936年，中国进口商品中直接消费资料的比重，由78.6%降至42.5%，而投资品则从21.4%增至57.5%，其中生产资料从8.4%增至44.4%，机器设备从0.6%增至6.1%。还有，中国的出口仍然主要是初级产品，但由于工业化的进展，机器制成品的比重，也从1893年的2.5%，增至1903年的8.0%和1920年的8.2%(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72-73页)，虽然总量仍然十分可怜，相对增长还是相当可观的。

历史的先声

而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也在内忧外患频仍之中，取得了艰难的增长。

迄今为止，据多位权威学者的统计与修正值，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陈争平前引书，144-145页)。

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笔者据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ed.)，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Vol. 1， New York， White Plains： Kraus International Pub.1989. p.232所载数据推算]。

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可资比较的是，即便按麦迪森的统计，在1820-1890年这70年间，中国的人均GDP总共只增长了17.6%，据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改革出版社1997年，109-144页数据推算)。而且，这种增长呈加速度态势：1887-1920年间，中国人均GDP每年平均增长3.55%，1920-1931年间，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5.62%(陈争平前引书，144-145页)。

尽管横向比较，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仍然十分可怜，然而纵向对比，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说慢。还应该指出，民国经济的统计，与今天相比，尽管仍然粗略，但毕竟已经有了海关统计、农商调查等近代数据可依，比起“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三分之一”这类完全依靠间接推测的结论，要可靠得多。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按过去的看法，上述增长并不难理解：中国本来非常落后，这样的增长率，在极低的基数下，并不足奇，也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弱势。但按照现在有些人的说法，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本来就世界第一，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时期，“顺差优势”更加扩大，民国年间再有这样的增长率，中国怎么还会有落后的可能?

中国到底曾经有一天“落后”过吗?晚清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之痛心疾首、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以图拯救的民族危机，难道根本就是庸人自扰?

显然不能无视常识。我们只能反过来想：民国年间，这样的增长率尚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只能说明此前落后更甚!包括明清的“顺差时代”，体现的也许并不是我们的“优势”，而恰恰是劣势?

我国历史上，汉唐宋元历来被认为是当时世界的领先国家，但与强盛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对外贸易都是“逆差”。这种“逆差”，在某种意义上，与今天的美国类似，实际上是一种“购买力优势”的反映。当时，中国的货币，由于逆差而流出海外，成为“国际货币”，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今天的美元。恰恰是在明和清前期，情况倒了过来：中国出现“消费劣势”，由于“只卖不买”，导致外银流入，这正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由盛转衰的体现。

当然，“顺差优势”说不成立，并不等于“逆差”就是优势。甲午以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工业化启动、投资品进口，导致大量逆差，这确实是中国工业弱势、缺乏竞争力的反映。但是，与明清“消费劣势”不同的是，工业化的启动和投资的活跃，为改变弱势提供了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过来的：改革前，中国闭关自守，进口极少，一直有少量顺差，但这个时期，经济状况的糟糕，是众所周知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门户逐渐开启，乃至接着而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外贸发展加速，由于中国产业结构落后，限制了出口值;旺盛的建设需求，又导致投资品进口大增，因此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仅见的一段十多年的大逆差时代。最高的1985年一年，逆差就达149亿美元，甚至超过1949年后三十多年的顺差总和(黄建忠：《国际贸易新论：现代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探源》，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4-5页)。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大逆差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是此前那个“顺差时代”根本无法相比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时期的大逆差，与民国时期的逆差，有一点类似，即都与工业化投资拉动有关。正是在此一发展的基础上，从1990年起，我国凭借“逆差时代”投资形成的生产力和突出的低成本优势，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起飞道路，开始了迄今仍在延续的大顺差时代。

可见，即便是在现当代的中国经济进程中，简单地说顺差时代一定就比逆差时代好，也是大谬不然。民国经济的“逆差时代”，相比甲午时的“顺差时代”，应当说是一种进步，尽管由于战争破坏，延宕了工业化，没有出现我国1990年代的那种转折，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先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