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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活力靠演讲展现 ——我的演讲乐趣 傅佩荣 想到自己靠“说话”维生,就觉得命运真会捉弄人。记得有一年参加小学同学会,睽违二十五年的同学见面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问我:“咦!你怎么会说话了?”我又不是哑巴,同学们为什么这样问我?原因是:我以前说话有严重的毛病,就是口吃。
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因为顽皮而模仿一个口吃的小孩,结果自己说话变得口齿,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后,我成了别人嘲笑的对象,产生了极深的自卑感。为了平衡自卑感,我念书很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大概正是“祸福相生”的道理吧!知道高二那年,我才在一位老师的鼓励下,参加口吃矫正班,像牙牙学语的儿童,慢慢念出每一个字。
事实上,我的口吃毛病只有在公共场合、在班上、在上课时,在面对老师、父母、长辈时,才会发作。但是,如此一来,还剩下多少机会或场合呢?两个:一是与要好的同学私下聊天时,或是年纪比我小的人说话时。我不敢想象自己终于可以全面而自由地在所有场合对所有来宾说话。我所谓的来宾,原来是以学生为主,后来发展为社会大众。从教书到演讲,这一步跨得够大了。我的心得如何呢?
开始演讲生涯,是在美国回来之后,最初是到各地为公务员作周会演讲。我很快发现,那是许多公务员的补眠时间。我在台上讲得浑身是汗(一般是因为太过紧张),台下却不时传来打呼的鼾声。我后来觉悟了:原来这种演讲是例行公事,我说我的,别人睡别人的,双方互不亏欠,那么我又何必紧张呢?这对我是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我发觉自己在台上说话的心情越来越轻松了。
见识过一些场面,懂得口语表达的技巧,对于我在大学教书颇有帮助。我在台大的口碑迅速建立起来。1986年《民生报》制作一个“大学热门教授”的专题,从台大两千位教师中评选十位受欢迎的代表。我非常侥幸名列第二,那是我回国的第三年。此时又逢台湾社会兴起求知热潮,我的演讲邀约开始增加了。
演讲就像编辑报纸副刊,中间摆出头条大文章,四周有评论时事的方块,随兴的小品,以及连载的小说等。开始五分钟最重要,一般是以幽默故事或短篇笑话打前锋,使听众放松心情,全场气氛较为融洽。然后,列出演讲大纲,通常会有三个段落,而重点总是在中间那一段。听众如果人手一张大纲,学习的兴趣及效果自然更佳。
尼采是个失败的演说者,他曾抱怨“听众是来教室吃糖的”。我不会那么悲观,我认为:如果听众觉得无聊,演讲者自己应该改善方法。光谈理论,不如让听众回家念书;理论的生命与活力,要靠演讲者来展现。因此,举例说明是不可或缺的。例子以演讲者的亲身经历最易感动人。只要题材合适,这一类例子可以带领听众宛如身历其境。譬如,我在大学与中学演讲时,总会谈起自己在耶鲁大学四年苦读的点点滴滴,而学生的反应从未让我失望。
听众若是社会大众,我的主题常与“人生哲学”有关。这时所举的例子以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为主。譬如,我自1977年底在荷兰莱顿大学教了一年书,回国后就常谈到先进国家的人如何安排休闲生活,如何兼顾“身心灵”的全方位需求,如何提升文化素养及品味等。随着公开演讲的增加,我的准备也有不少压力。最担心的是重复相似的内容。有一次,我在演讲完后,几位听众围在门前继续提问。其中一人说:“傅教授,我在三年前听过你的演讲,内容与今天讲的差不多。”我还来不及表示歉意时,另一人接着说:“这有什么关系?胡适先生有一次演讲时,听众问他为什么与十七年前讲的内容差不多,他回答说,因为他讲的是历史,所以内容一样。”我无意以此自我解嘲,只有要求自己在准备时多花一些心思。
我比较喜欢制作一系列的演讲,因为准备时必须作完整的规划,讲完后还可以集结成书,代表自己在某个阶段对某一问题的思考心得。印象较深的有四个系列:一是1988年由洪建全基金会主办的“开拓心灵世界”,四场演讲的内容集结为《最后一张王牌》。二是同一基金会主办的“从自我出发”,后又以此为书名,畅谈了自我认识,自我定位、自我成长、自我超越。三是缘于清凉音基金会有意制作有声书,安排我在南部县市文化中心前后讲了十二场。四是1999年由好好好家庭教育基金会,以“重建心灵”为主题,在全省举办的六场演讲。以上的三与四,都由清凉音出版有声书,等于是我的演讲实况录音。以这些题材为资源,我对演讲也应该可以驾轻就熟了。
人生一般而言,是苦多乐少,所以我们要自己设法活得快乐些。但是,经常上台演讲不是自找苦吃吗?如果能把大家视为苦的差事,做得不亦乐乎,那么人生的快乐还会少吗?我的秘诀是顺其自然,无所求亦无所待。以1977年“总统府”的演讲为例,那是纪念孔子诞辰的例行公事。教师节那一天,专车接我进了“总统府”。“典礼科”科长特地告诉我:“今天的演讲,请你按照你事先写好的稿子念,就可以了。”我的稿子早在两周前就印好了,现在是演讲,难道让我照本宣科吗?行礼如仪之后,我上台开始演讲《孔子的人文主义》。我不念稿子,所以台下官员翻开印好的册子,却找不到我讲的在哪里,然后纷纷抬起头来看着我。四十分钟之内,居然也传来两三次会心的笑声。
演讲完后,门口站了几位官员,等着与我打招呼说句话。当时担任“国会议长”的钱复先生站在最前面,握着我的手说:“傅教授,你讲得很好。我也是耶鲁的校友。”“监察委员”黄肇珩女士说:“这种场合,没有人敢不照着稿子念的。”“政务委员”马英九先生说:“我前排有几位大法官,以前这种场合常会打瞌睡,今天都没有睡着。”
“典礼科”科长送我上车时,大概惊魂甫定,有些尴尬地说:“你演讲时,‘总统’一直点头,以后应该大有可为了。”我笑了笑,称谢而别。我的“大有可为”实在不必等到“以后”,尤其不必与官场有任何瓜葛。我能在台大教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孟子看来是胜过“王天下”的快乐的,又怎么还会有其他念头呢?我的这一次演讲是成功的,因为接连两年接近教师节时,“总统府”的秘书都会打电话给我,请我推荐纪念孔子诞辰的演讲人选。
在台湾,演讲没有公定的费用。有一次,遇到许倬云院士,谈起演讲费用的事,他说他会含蓄地问主办单位:“是定洋,还是随赏?”定洋是指先谈好价格,随赏是指随便他们怎么给。像他这么高的社会地位,照理不应受人亏待,但是奈何在谈到钱的方面,每个人的标准不同。有的团队请你一趟高雄,除了机票之外,奉上三千元。算算时间,两小时的演讲加上交通,共花了整整八小时。若是贸然接受这种邀请,实在是跟自己过不去。但是,究竟怎么计费才算合理呢?恐怕没有人说的清楚。
我这几年所作的公开演讲比较少,重点转向基金会的固定课程。这一类课程的安排,从八节到几十节,针对特定主题作完整探讨。学员是固定的,并且大都是中年上班族,已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思考架构。哲学训练的目的正是培养思辨能力,界定价值取向,由此凸显人生经验的意义。我开过的课程包括:“哲学入门”九系列七十二堂课;《论语》三十二堂课;《庄子》三十六堂课;“活出自己的智慧”二十四堂课。对我而言,这是把教室搬到社会上,也是我实现自己“以哲学服务社会”的心愿。哲学理论原本是抽象的、玄思的、难解的,但是它的生命力来自真实的经验。在经典中寻原则,在经验中找例证;只有经典与经验的结合,人类的智慧才能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如果我的演讲有任何特色,那就是努力走向这样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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