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在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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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在八十年代

  

孙绍振

　　陈晓明进北大是他的学术成就得到高度肯定的一个标志。他已经走上了他生命的高度。达到这个高度，在我看来，他至少付出了二十年的生命。
陈晓明在福建师大中文系攻读文艺理论硕士学位的时候，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思想领域里，阴晴不定，乍暖还寒，知识界不时传递着的小道新闻，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表达对于思想解放的期待和对于倒退动向的厌恶。福州不是全国性的文化中心，但是，比之陈晓明生长的闽北来说，毕竟大不相同，起码天天都有刺激思想的信息，他天生就不安分，具有过剩的思考力和想象力。来到福州无疑使他感到生活的精彩。很快，明眼人就看出，福建师大的校园的思想空间，对于他来说，需要扩展。结束了初入学的拘谨阶段以后，他放心大胆地活跃起来，广泛参与校内外的流动，在各式各样的集会上发表高论。他的口才和交际能力，使他在校内外成为活跃分子。有一次还在一个大学生的演说竞赛中得了第一名，引起许多同学(包括女性)的意味深长的注目。这当然使他感到颇为快意。发表高见和读书一样，成为他的一种享受。当然，福州地处一个小小的盆地之中，四面高山，挡住了许多同学的目光，但是，对他说来，这里总算不赖。比起其他省会城市来说，至少还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突出的前沿——朦胧诗的论战还没有结束，三个“崛起”正被绑在一起，以清除精神污染的名义严加批判……他给我的印象是：在某种压力中作出漫不经心、大大咧咧的姿态，表现出一种潇洒是很过瘾的。当然，我也知道，比起北京来说，他并不觉得这里的空间足够他的思想驰骋，可是，比起其他省会，福州还算是比较自由的。这里是当时闽派文论的中心。就在他活跃起来以后不久，作为闽派论坛的《当代文艺探索》创刊了。这当然要感谢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顶住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压力，不理睬贺敬之的口令，对于本省的文坛新秀，包括挨批的人物(如本人)，呵护有加。有一次一位来自北方的文联领导，强迫我参加批判我的大会。项南知道了，他当场发出狠话来：“我还没有调走，你们就批判孙绍振啦？”于是会议宣布草草收场。因而，在三个“崛起”之中，数我受到的压力最小。项南像一座大山把寒流挡在了武夷山以外，批判的雷声再大，也是天边隐隐的蚊子的呻吟。
陈晓明当时正处在世界观和文艺观念形成的初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加上他原本的反叛气质，形成了他日后善于挑战和怀疑、好唱反调的性格。对他来说，用文字展现自我毕竟是太正规了，不如在聚会上发表异端的议论——对于某些人的侧目，他根本不在乎，以一种风流才子的粗心大意的风姿把人家忽略过去，这也许是他追求的一种境界。
现在看来，他真是生逢其时，意识形态大厦解构和重构的时代，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八十年代初期，正是大学里读书狂热的时代，曾经被视为可疑的、有毒的书籍被笼统地称为“新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新”是要打上引号的。因为有些学术思想并不新，例如像弗洛依德、索绪尔的理论，明明是二十世纪早期的东西。在八十年代，把这些思想当作“新”的，正说明中国的思想界是如何长期为旧的教条所束缚。他和许多为思想解放寻求理论依据的莘莘学子一样，饥不择食，狼吞虎咽。稍有不同的是，他更关注那些西方前卫性的思想信息。面对这些思想资源，以他的理论敏感，生活中的一些苗头、动向，往往不由自主地成为理论思考的刺激。而理论本身也正在发生着犬牙交错的搏斗。和一般研究生不同，他并不满足于惊叹理论大厦的崩塌和重建，而是情不自禁地卷入思想解放的热潮中去。他的活动能力、交际能力和他滔滔不绝的口才帮了他的大忙，也带来了非议。一些对他并非怀有恶意的人们，总觉得这个小青年有点“夸夸其谈”。我当然是比较欣赏他的，对于用这样的语言把人一笔抹杀，我觉得很不公平。这倒不是我有多么深刻的先见之明，而是因为自己也曾深受其害；再说，他的一些文章，那的确不是一般的研究生，甚至是当时的教授能够写得出来的。其中有一篇，题目好像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模式的批判，我并不满意文章的逻辑结构，我记得还给他提了一些意见。但是，后来《新华文摘》却很快转载了。
我当时就感到，对他的估计有些保守。
事实证明，我对他的估计不足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另一些方面。
他和我谈天的时候，总是口若悬河，不知从哪里来的新异的念头，层出不穷。每逢他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我就想起新文学史上一位前驱对胡秋原的描述，“眼花缭乱”，他的语速有时跟不上思想，连我这个有名的快嘴，都不能不耐着性子，故意停下来，欣赏他忘情的神态。
有一次，学生来请我做个讲座，我懒于做系统的准备，又不好意思完全拒绝。正好他在场，就随口说，那就让晓明和我一起讲吧。我开个头，他主讲。他答应了。到了那天，梯形教室里水泄不通，过道上、讲台上，坐满了红男绿女。我和他一走进去，掌声就如台湾诗人所说，如四起的鸽群。场上饱和的热情，对于一个演说内行来说，是难得的好机遇，听众和演讲者有一种心领神会的交流，哪怕是一举手，一投足，甚至一个口误，都会引起热烈的欢笑和掌声。我受到时时卷起的掌声的鼓舞，就信口发挥起来，不知不觉讲了四五十分钟。在享受完掌声以后，把剩下的时间完全留给了他。
他开讲以后，从激起的掌声和欢笑中，我觉察到，原来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陈晓明，也是一个演说家。他的现场瞬时反应很机敏。而这正是具有演说成功的起码条件。
后来，过了十多二十年，他和我讲起那次的演说，他说，当时，我讲得“如痴如醉”，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到快讲完了，才回头看看他：“嗯，你怎么还没有走？”
我想，事情有多大出入，已经无法查证了。但是，有两点是很真实的：第一，我当时的确有点“如痴如醉”，低估了他的演说才华；第二，他技痒难忍，一定是等得心急火燎了。
对于一个有思想又有良好口头表达力的人来说，福州这种地方，思想空间毕竟是比较狭小的。到了快毕业的那年，他已经游窜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宿舍里去，和一些只能在报纸上看到的事情和人，拉近了距离。他并不是只带了耳朵，而且带去了他那永远不想偷闲的嘴巴。他在那里发表了一些在当时被认为有点惊世骇俗的见解，还引起一个重量级人士(据说是胡乔木)的内部批评。当他把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毫无惧色，好像是说着另外一个人的事。
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一个个都有一种冲击意识形态罗网的使命感。越是春寒料峭，越是勇猛精进。和一般学子不同的是，他的文章，所用的语言术语，带着某种诡异的味道。他以这种诡异而自豪，整整三年，不管旁人有什么议论，他都安之若素，旁若无人。
但是，也有一次例外。
毕业论文答辩在即，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当天早晨六点钟，他匆匆闯到了我的床前。脸上失去了往常惯有的漫不经心的神色，满脸恐怖，用福州话来形容，可以说是“脸都发绿了”。原来是他获得消息，从外校来的答辩主席和一位权威教授头一天晚上发出话来：“陈晓明的论文，看不懂。”这无异于是提前宣判了死刑，但是，留下了余地，说是要听孙先生的“公论”。其实，我对于他文章中那些在当时还算是“前卫”的术语，例如七八年后，已经成为常识的“召唤结构”，也只能从感觉上去理解，但是凭直觉就能感到他的才气和胆识，但有些地方，只能说是一知半解，甚至可以说是不太懂。当然，凭良心说，我也不想妄自菲薄，这和他当年的文风多少有些生涩，对于西方文论还不能自由驾驭，也有一些关系。但是，在当时，具有前卫性的知识结构而文风不生涩的到哪里去找呢？正是由于这样，我告诉他，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会庄严地、理直气壮地宣告：我不但看得懂，而且在我的著作《论变异》中引用了他精彩的论点(这一点是真的)。
我这样做，并不是有意降低学术道德，而是因为，作为一个曾经为朦胧诗“看不懂”辩护的人物，我常常禁不住对于自己不能充分理解的理论，有一种神往，而且痛切地意识到在福建这个人才并不多的地方，我有一种保护人才，包括有毛病、有缺点、不成熟的人才、甚至是怪才的使命。
答辩不算太顺利，有人提出了什么叫做“结构”。晓明的回答，是皮亚杰的那一套，而一般人所理解的贝塔郎菲的要素、结构、功能的观念。可喜的是，我和他配合得很好，加上主持答辩的先生是个忠厚长者，看见我们一唱一和，加上晓明口若悬河，就无心恋战，放他过关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立即就能得到学术体制的认可。那时，我们福建师大并不像现在有八九个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而是连文学理论的硕士学位的授予权都没有。我通过刘再复和何西来的关系，说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他们居然网开一面，连外语和政治的考试都免了。重新组织答辩委员会的时候，老问题又出现了，一些资深委员还是表示，论文难以看懂。但是，他们都感到论文的分量。我记得，只有钱中文先生表示，他完全看得懂，并且很欣赏。他让我转告晓明，建议他投考他的博士。晓明可能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知音。从此他的学术生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这是1986年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