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戏谢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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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戏谢冕教授
                                     孙绍振
     谢冕教授和我是老同学。年青时，一起浪漫，一起读诗，写诗，一起以发不正统的歪论为乐，还一起骂人，不过他骂得比较文雅，而我骂得比较恶毒。例如对那些思想比较僵化的同学，他最多说“那些清教徒”， 而我就不过瘾，一定要接着说：“什么清教徒，混教徒还差不多，一个个地瓜脑袋，只配到伪满洲国去当国民”。
    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他成了诗坛权威了，又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桃李满天下，有一次我在美国大学里遇到一个系主任，一个老美，好斗的女权主义者，泼辣（aggressive）得很，可以说辣气逼人，居然是他的学生，还对他敬礼有加。
     他为人、做事、做学问都热情。七十岁不改当年的诗人气质。对诗的迷恋使得他比较天真。连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去旅游都兴致勃勃，令人想到小女子散文家。
一帮子很有才华的戴着博士帽的门徒簇拥着他，用崇敬的目光织成光环的网络围困着他。虽然，我知道那些狡猾甚于聪明的博士们的真诚，是要打折扣的，但是，谢冕以大度雍容服众，如孔夫子一般，垂拱而治。开学术会议，有谢冕在场，气氛是自由的，但是又多了一份神圣和肃穆，没有什么人敢于像日常生活中那样以胡言乱语为荣，博士生们的黄色幽默笑话一概暂时储入内存。
      进入谢冕的家就等于进入了诗的境界，博士生们情不自禁地把脚尖提起来。
唯一的敢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咋咋唬唬的，就是鄙人。只有我敢于告诉他，人家背后称他为“文坛儿童团长”。
      适逢他主编的十本一套的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出版。第一本就是他自己写的。关于1907年中国文学的，这是一本相当学术化的书。比起他过去以才情取胜的书，这本带着更强的学术意味。其中有许多第一手鲜为人知的学术信息，书中有抒情性地描述他在空旷无人的图书馆中读《清议报》的情景，尤其动人。在这套书出版的讨论会上，我说，此乃谢冕从以才华取胜转化为以学问取胜的里程碑。
      他把才拿到的泛着油墨清香的样书展示在我面前；先不翻开内页，而是把封套里面的相片供我欣赏。说是比之书他更为满意的就是这张相片。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我觉得，这的确是谢冕最好的一张相片。但是，我不想过分奉承他。我故意作异常认真的样子，把眼镜拿下来，端详了一番，点了点头。
      他说，不错吧？
      我又点了点头，说：端的不差。
      他说：好在有思想深度，是吧？
      我说：言之有理。这张相片有点像严复，又有点像郭沫若。但是，严复有思想而没有浪漫情调，郭沫若有浪漫情调而缺乏思想。
      谢冕满脸发出青春的光彩，期待我说出他二美兼备的话来。
我让他等了一分钟，才说，你呀，既没有思想，又没有浪漫情调。
      谢冕大笑。
      第二天开会后吃饭，他在隔壁一桌。几个年青人，发表挑拨性的高论：孙绍振比之谢冕更有诗人的激情。
      谢冕很谦虚，说：我不是诗人，孙绍振才是。
      我听了连忙走了过去，扶着他的肩膀说：谢冕什么都比我强，就是有四点不如我。
      这一下子大家，包括谢冕，都感到兴趣了。
      我清理了一下喉咙，慢条丝理地说：第一，吹牛。
      满座欢笑。
      人问，这第二呢？
      我清理了两下喉咙：慢条丝理地说：放炮。
      又是欢声四起。问第三是什么。
      我更加从容地说：这第三嘛，就是骂人。
      在欢笑声中，连谢冕也表示，在这方面他的确自愧不如。
      大家催我讲最后一条。
      我十分爽快地说：第四就是：造——谣。
      全场热烈鼓掌。
      我做了一个手势，请大家“雅静”，说，我什么都比谢冕强，就是一点不如他。
      人问：什么？
      我说，这方面的差距是十万八千里。
      众人催：快！。
      我说：艳遇。
      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背朝着谢冕的都转过身来。
      谢冕也鼓掌，说：这个猴子。
      饭后，会还没有完，我有事，要先走。
      北大洪子诚教授，也是我们老同学，对我说，你这一 走，我们的会就只能光开会，而不能开心了。
      我说，要开心也容易，只要像我一样敢于调戏调戏谢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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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的书斋和童话

孙绍振

    谢冕教授家的书迅猛地膨胀。当我来到他那显得窒息的书房的时候，不由得笑了起来。向来号称整齐的谢冕连过道里都堆着高及胸口的杂志，而他那书房则成了书堆的峡谷，我只能像海底的鱼一样侧着身子进去。
    就在前不久，我听说，他宣布拒绝买书了。这究竟是幽默还是愤激，我没有细想。
    倒是想起来他在香港的报纸上的文章，说是他需要一个书斋。当时我正在香港。觉得很是奇怪。内地的教授固然比较贫寒，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多多少少有一点例外。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地可以轮流到日本或者澳门大学讲学。只要出去一两年，就有足够钱买下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又听说，有一次，北大中文系已经安排他去澳门大学当系主任了。可是人们说，谢冕觉得这么长的时间，离开内地的诗坛，是不负责任的。那时，正好他的弟于张颐武先生在我那里，我就对他说，这个人真是个书呆子。一边叫着要一个书斋，一边又不肯出访。张颐武先生说：“为这个事，谢老师还认真考虑了两天两夜。”我说：“活该，谁让他傻乎乎!”
    这次要到北京参加一个博士论文的答辩会，顺便就去谢冕家里去玩玩。看到他那越发变得狭小的书房，不由得嘲笑他的糊涂。既然要书房，就该去日本或者澳门一行。考虑什么在国内的影响，又不是毛泽东，当年他组织别人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自己却不去，说是中国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暂时不去外国。
    他哈哈大笑，说：“谢冕真是太重要了，中国简直一天都离不开他。”听这口气我才感到传言有误。便把张颐武先生如何说的，告诉了他。他更是大笑不已。说：这简直是一个童话，绝妙的童话。”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不说，就是年青的副教授都已经有百分之七八十都出去日本、澳门等地，有的已经去了两次。从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和他商量过出访。谢冕夫人是我们当年的同学，她也笑着说，前几天倒是有一个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向系里领导打了个电话，说是除了他和谢冕以外大都出去当过教授了。我听了不由得愤慨起来，谢冕却哈哈大笑。对于这件谁也说不清的事，当中的阴差阳错，他显得相当超然。看他的神态，好像说的完全不是他的事，而是别人的事。
    他似乎并不为空间的狭窄而过分烦恼，也许那些书们，都是他亲密的朋友或者臣民，早已和他一样乐天知命了。这使他引以为自豪，但是他最为自豪的倒并不是他相依为命的书，而是他养在三只笼子中的六只小鸟。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每一只小鸟都有一个“故事”。我知道他不管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永远都是兴致勃勃，永远着迷。完全不像个六十多岁的权威教授。我顾不上去听他的“鸟故事”。那些被他当作珍禽的鸟们，虽然羽毛上有颇为可观的花纹，我却一眼看出来，不过是花鸟市场上，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只的虎皮鹦鹉。其叫声以粗砺为特点，却一个个不识相，聒噪不已。我故意扫他的兴，说，这些虽然好看的鸟说起话来，老是像你一样兴奋，令我想起来阁下年青时那个雅号——鸭子。他就跑到鸟笼面前对着那些鸟们大声呵斥那些虎皮鹦鹅：“你看看，客人都怪罪了，你们还吵个没完!”说着把其中吵得最凶的一只轻轻地捉起来，抚弄一番。还一定要我也摸摸它的头。我不好扫他的兴，只好照他的吩咐敷衍一番。
    他越发兴奋他说起鸟的故事来：其中一只是个花花公子，硬是把一只路过的妙龄小鸟勾引了进来。他说了那只鸟的样子和颜色，我只好装着记住了的样子。另一只鸟的传奇是，有一点特异功能，能把门栅用嘴巴提起来。有一次就这么自由散漫地溜掉了。停在门前的树上，他用笼子去引，它岿然不动。等到他靠近一点时，它就飞得更高。这时，黄昏降临，谢冕的心都碎了，这只负心的鸟却绝情地飞走了。谢冕知道，它这一飞，就意味着死亡。因为家养的乌是没有觅食的能力的。用不了多久，就会饿死。望着那消失的鸟影，谢冕体验到了一场真正的生离死别。当夜风雨大作，为失去的鸟的忧伤之情，使得他和夫人一夜无话可说。第二天，夫人仍然不死心，说是出去看看，谢冕反正不抱希望。也就由她去了。
    没想到，不久以后，夫人惊喜地大叫而回。手中捧着的正是那只丢失的小冤家。原来夫人走出去以后不久就听到一声熟悉的鸟叫。循声找寻了一番，在一株小树底下，正是他们家丢失的那个冤家。
    我说这是因为它的羽毛淋湿了，不能飞了，而谢冕却说，鸟的羽毛是不会淋湿的，是它调皮地在等待夫人去找它。
    这可真是童话了。
    谢冕又一次把鸟拿出来让我抚模的时候，显然进入了童话的境界。现实世界的住房的狭窄，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是他的感觉，什么是童话的幻想早已分不清楚了。
    我想起了己故的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鲍昌先生的一句话：“谢冕永远是个儿童团长”。
    但是，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他又怀着深深的忧思。他为新诗当前陷入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派的幼稚模仿而感到十分忧虑。他告诉我，他已经写了一篇《新诗已经离我们远去》表达他对于新诗失去了使命感而感到优虑。这一段文字将在《诗刊》上发表出来。我说，我早有这种感觉了。我也为《星星》诗刊写了意思差不多同样的一段话。临别时，我们紧紧地握手。
     这时，我第一次非常明晰地感到，在他的心灵中跳动着两根弦：一根弹奏着充满了孩子气的童话色彩的变奏，而另一根上奏响着是则是充满了使命感的、成熟的学者的深思熟虑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