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一个城市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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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一个城市的传记


《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澳大利亚】安东篱著，李霞译，李恭忠校，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一版，39.00元

李洪岩

　　这是一部让人感佩的好书。作者试图将扬州人格化，从而为这座充满幻想的城市撰写一部传记。为此，作者就像是一只编织丝网的蜘蛛，在散乱而繁杂的史料中有条不紊地转动织梭，不时利用一下已有的研究成果，采用不紧不慢、从容淡定的轻声细语，尽可能全面地向读者展示着扬州的整体图案。确实，作者整合史料、化无序为有机的慢工细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考虑到这样一部功力深厚的好书竟然出自一位海外的女性汉学家之手，我的感佩不禁又增加了几分。
　　我注意到，作者所参考的方志，至少有四十几种。与扬州相关的中西文资料，搜讨殆遍。而对于主要资料，如《扬州画舫录》、《扬州十日记》之类，显然作过反复消化。书后附录七个综核后的资料表格，益发显示出作者用功的深细。作者对中文资料的吸纳、消化与实证功夫，应该说已经达到足以和中国学者相媲美的程度。
　　不过，更让我感佩的，是作者采用了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和方法。也就是说，在她叙述社会与文化现象时，总是试图为其安排上经济的背景与平台。不消说，扬州是一座有着万花筒一样斑斓色彩的文化名城。它是休闲娱乐之城、文化艺术之城，还是忠义之城、遗民之城，行政和贸易的节点、镇守要塞，等等。但是，这座城市的底色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作者的眼睛是盯在外来商人的因素上的。她采用历史叙述与专题研究板块结合的叙述方式，不惜笔墨地考察了徽商与西北商人在扬州城市性格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专门写了盐务、水利、消费、移民等历史内容，这就使得她的著作深刻了许多。作为中国同行，面对这样的视角，我自然会想到马克思的名言：“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
　　当然，从苛求的角度看，我觉得作者对“商业资本”的开掘力度还有继续强化的较大空间。也就是说，它可以向“社会生活的深处”靠拢得更近些。事实上，关于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中国学者曾经作过非常深入的研讨，成果颇丰。作者不一定非要参考这些成果，但倘能参考一下，进而揭示出扬州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示范价值，我以为总会有一些锦上添花的效果。从这样一个苛求的高度出发，我会觉得这本书对扬州的描述远远多于分析，对整个中国的映现或显影，似乎还不够清晰。
　　不过，作者似乎不大情愿将扬州仅仅看作是“例证”。她显然更喜欢突出扬州的独特性。但是，她也明确表示，扬州的独特性并不意味着它不显露“整个中国社会的某些东西”，甚至它还会体现“中国意象之格局的变迁”，乃至“中国人的世界观的相应转换”（第9页）。这就是说，由扬州来映现中国，理应在她的视野之内。
　　城市史研究是国际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在我国也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节点，城市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个城市如何映现了包容它的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却不容易说清楚，却也正是城市史研究的着力点所在。就此而言，一个城市的传记要比一个人物的传记复杂得多。城市，不但具有与历史人物相类似的特色与性格，还具有稳定的舞台背景意义。所以，无论怎样苛求，我都得说，这确是一部很优秀的汉学著作。它能够在2006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列文森奖”，可称当之无愧。
　　中国人读海外汉学家的著作，往往像是观赏玻璃缸里面的金鱼。一方面，我们会欣赏鱼缸里鱼儿的楚楚动人，一方面，我们总会觉得有一种透明的隔离感。这种阅读体验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因为，汉学的对象虽然属于我们，话语系统却属于他们。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无疑在日趋模糊，但界限的轮廓却依旧存在着。这种模糊的界限轮廓，让我们有一种透过铜镜打量自己的感觉。
　　比如讲到扬州，作者说它就像是中国的威尼斯、阿姆斯特丹。这样的类比，对西方读者来说，自然是起到了“使生者熟”的效果。可对中国读者来说，又何尝未起到“使熟者鲜”的效果呢？所以，它实际上是为这座中国城市装上了一个外来的坐标。通过这个坐标，我们对自身会增添新的认知。海外汉学著作的一大好处，就是增添了我们对自身的认知。
　　可是，有了新的认知又怎样呢？我们会追问，扬州为什么终究没有发展成为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这样的追问，才是历史学家的价值指向，也就是向社会生活深处的逼视。
　　提到扬州，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它曾经拥有的辉煌：汉之兴盛，唐之灿烂，清之繁荣。本书所写的扬州，是它三大兴盛期的第三期，即1550年至1850年。这中间，扬州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惨烈时光。为此，作者专门用一个整章来写“扬州十日”，借以凸现扬州在中国传统政治图谱上的特异性，同时很顺畅地为全书的过渡性叙事作了铺垫。不过，总的来看，作者是将1550至1850年作为一个整体板块进行叙述的。在作者看来，这三百年中，扬州表现出了一个城市的大体稳定的基本特征。对作者的这个构架，我提不出任何批评性的意见。
　　我想指出的是，对1550与1850这两个指标性年份的意义，作者虽然作了一些交待，但不够明确，也不够详细。我在书中只发现一处对1550年的强调。作者告诉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西北商人在扬州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徽商登上了舞台。至于下限1850年，作者将其指向了太平天国运动。那么，这些指标性的节点对于全书何以如此重要？它到底具有怎样的符号涵义？至少对中国读者来说，作者交待得未免过于隐蔽或含蓄了。这就会让我们产生某种透明的隔离感。
　　最后，我想说的是，本书的译文非常流畅，读起来绝无疙疙瘩瘩的感觉。书中大部分对中文文献的征引均还原了原典，这尤其让人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