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常识：近代教科书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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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常识：近代教科书的文化价值


《民族魂——教科书变迁》，汪家熔著，商务印书馆2008年3月第一版，16.00元


  学术笔记
  
     毕  苑
   
     如果说教科书是联接精英意识与民众观念的管道、塑造近代中国人的文化模型，这个说法一点也不过分。我们看看近代教科书的编写者，就知道此言不虚，那会是一个近代文化史的先贤祠：杜亚泉、林纾、张元济、蔡元培、胡适、顾颉刚、朱自清、竺可桢、叶圣陶、丰子恺、王光祈、林语堂、周建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物，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走向，塑造了与此前不同的中国人形象，由此建立了近代中国的新形象。
     正因为如此，近代教科书研究越来越引起众多学人的关注，深入的研究成果已如星辰闪耀。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汪家熔先生的新著《民族魂——教科书变迁》确有其特点。汪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此著反映了“出版史”眼光下的近代教科书。著作分晚清学制改革与课本状况、民国时期课程标准设置与教科书的变迁两条线索，论述细致有章。
     因研究兴趣之故，笔者从汪先生以前的文章著作受益良多，这部新著也不例外。今读此著，更有一些细致的感受。
     书中对于《蒙学读本全书》的介绍为前人所无。这套文明书局出版于1902年的读本在当时确有很大影响，诚如汪先生所言“是教科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这套风行于新学制颁布之前的读本不过是一种混编教本——清末民初教育家蒋维乔曾介绍说，“前三编，就眼前浅近事务，引起儿童之兴趣，四编专重德育。五编专重智育，采子部寓言。六编，注重作文修辞。七编，选史汉诸子及唐宋名家论说”。它的现代学科意识，不及紧随其后出版的“蒙学教科书”。“蒙学教科书”在“壬寅”学制公布之后，基本按照现代学制设计内容，依科成书。根据当时的广告和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来看，它包括文法、中国历史、东洋历史、西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心算、笔算、珠算、卫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质、格致、动物、植物、矿物、化学、体操和经训修身等21种，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现代分科意识。笔者认为，判断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于是否具有现代分科设学意识。所以，文明书局后出的“蒙学教科书”和紧随其后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更为完善的“最新教科书”，才最具有“中国近代教科书”诞生的标志意义。
     谈到中国早期教科书的诞生，绕不开对日本教科书的借鉴。著作没有专文论述，稍显遗憾。笔者曾经稍作梳理，截取了日本对于中国教科书影响较大的1890年至1915年为界，这25年中，中国从日文编译过来的教科书就达27类507种，其中修身类2种，外文18种，历史76种，算术14种，代数22种，几何36种，三角17种，物理19种，化学27种，地理38种，矿物9种，博物5种，植物19种，动物20种，生理卫生14种，经济13种，法制19种，美术4种，音乐2种，体操2种，家事7种，手工1种，农学3种，教育88种，心理学12种，伦理学11种，论理学9种。且不说汉译日本教科书帮助中国地理教育建立起“旅行体”的叙述风格，使中国历史教育走出“朝代”教育、确立“时代”观念，甚至很多科目几乎是从日本全盘引介而来——从而说明来自日本的教科书改造了我们的旧知识，新的学科体系由此形成；仅从以上统计数字来看，汉译日本教科书对于中国新教育的影响都令人惊叹，不能不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来论述。
     著作用了相当笔墨关注早期的修身教科书。就笔者所见，是现在论述修身教科书较为全面的文字。恰在此处笔者稍有不同看法。著作既然认同刘师培《伦理教科书》中表达出来的自由平等伦理观，不知为何遗漏了以下几种：（1）1903年，比刘师培《伦理教科书》还早两年出版的李嘉谷的《蒙学修身教科书》（文明书局出版）。它包括修己、保身、待人和处世四章，最后几节依次讲述“守法”、“纳税”、“财产”、“政治”和“爱国”。这样的课文内容，恐怕和刘师培的自由平等一样石破天惊，值得重视。（2）1906年，歌颂自由、革命，被梁启超称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蒋智由也曾编写《小学修身书》（东京：同文印刷舍），讲国民有服兵役和纳租税的义务，同时厘清立宪政治与专制政治之不同，表现出卓然的胆气。（3）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当时还是商务印书馆职员的陆费逵于1910年出版《修身讲义》，撰写了 “对己”、“对家”、“对社会”和“对国家”四章，对于国家要素、国体、政体和人民的权利、义务均有所涉及。笔者认为，这些修身教科书中表现出来的现代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的萌芽值得重视。（4）如果再将时间后延到1916年，学界一般倾向认为民国后已经走向“落后保守”的文学家林纾，商务印书馆在那年出版了他的《修身讲义》。他以程子朱陆之言为“讲据”，诚心诚意鼓励学生争做“第一等人”，同时又说“自由平等”“吾人亦万万不能离此而立”。尽管有几分驳杂，林纾的讲义落后于同时代人已是显然可见。修身教科书，深刻表达了思想界的进步和复杂。这样来看，近代教科书单单从出版史角度来观察是很不够的，它们具有深刻的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意义。
     最后笔者想表达一下对于常识类教科书的看法。民国以后课程标准的建立和改变，造成了常识课边界游移、难以定位。著作把修身、公民、社会等课一并归入分析，是十分合理的。其实，当时的常识类教科书不仅有以上几类，还包括卫生、地理、历史、自然园艺等项。所以笔者认为，常识教科书乃至近代教科书对于中国人常识体系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教科书造就了近代中国人。
     梁启超是较早表达“常识”观念的人。他在1910年发表的《论常识》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然则常识竟无标准乎？曰：有之。凡近日欧美日本诸国中流以上之社会所尽人同具之知识，此即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也。”或许这可算作任公先生的“普世价值”观念。他认为，以“世界公共常识”为基础，加上各国的特别常识和各种职业人的职业常识，才算得一个“常识具备之人”。此文和饮冰室合集中的《说国风》、《中国道德之大原》、《论公德》、《论私德》、《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论进取冒险》等文章，被合编成“可为学校用亦可为自修用”的《常识文范》，由中华书局出版。1910年任公有此论断，其气魄和眼光之超凡令人叹服，加以他的影响力，当时中国知识界同仁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启发，或由此有所振奋。
     在常识诸科之中，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的可圈可点之处，笔者认为是1920年代的“公民”教科书。如果我们打开那时的“公民”教科书，就会发现它们多是商务或者中华这类民营机构组织聘请专家学者编撰，由出版人员校订而成。例如中华书局出版舒新城编撰的《初级公民课本》和朱文叔编撰的《新小学教科书公民课本》，总经理陆费逵都是主要校订者。这类“学者型教科书”对于守法、参政、地方自治与全民自治、社会进步和个人人格等方面的教育尤为强调。1920年代末以后，政权结构变动使教育环境相应改变，教科书面貌也因之改变。以课程标准来看，对于“公民”课的规定确有“忠孝仁爱”的气息和意识形态上的收缩。例如，1936年叶楚伧和陈立夫共同主持编撰的“建国教科书”《高级中学公民》就是一套“恪遵党义”的教科书。这个年代的“公民教科书”往往以“总理遗嘱”为第一课，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成为课文的主要内容。这也就是所谓的“党化”教育时代到来了。比较之下，我们更能体会到1920年代“公民”教科书对于塑造现代公民的价值和意义。
     笔者主要强调了近代教科书的思想文化史意义，但阅读这样一本侧重出版史的著作能够生发出许多感触，也许正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书。

刊于中华读书报 2008年9月24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