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唯有我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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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唯有我知音

文/傅光明   

     第一次用毛笔写字，还是在小学的大字课。而第一次将毛笔字用于实践，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抄写“大字报”。那真的只能叫用毛笔蘸着黑墨写在大红或大白纸上的大字，横着书写，歪歪斜斜，不成章法。但态度虔敬无比，觉得是在经受“文革”的洗礼。1966年“文革”红色风暴开始如火如荼席卷神州时，我才1岁。不知别的同龄人如何，反正我儿时记忆中的三原色是红色、绿色和黑色——“红海洋”、“绿军装”、“大字报”。小学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就系上了红领巾，那时不叫“少先队”，而叫“红小兵”。因为“小兵”的上边还有更“大”个的“红卫兵”。我是多么渴望能尽早地融入其中，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书写大字报！
    这是那个年代“猛男”、“超女”的偶像标志，我的自卑心理也由此而来。班里有一半同学都是部队子弟，上学时常穿着父亲肥大的“的确良”面料的绿军装，一脸傲慢的神情。那时没有军衔，哪怕谁的父亲只是个排级干部，他也是穿着四个兜的军官服。我央求早年当过兵的父亲给我弄身军装，他托朋友带回一件只有上身两个兜的布料士兵服。我只穿了一次便扔还给父亲，因为遭到了那些穿军官服的同学们的奚落。    那时填个表什么的，都要填家庭出身。同学中有一半都神气活现地填“革干”、“革军”，而我只能无奈地填“工人”。心里直抱怨父亲干吗早早复员，要不在“空司”当过警卫员的他，怎么着也能混上个营级首长。那样，我又何必要等到学校请老红军“忆苦思甜”时，才出风头儿。听完忆苦报告，老师让同学们第二天说出谁的家庭出身最苦。放学问父亲，知道奶奶在农村时是贫农，生活很苦。我问贫农是不是最苦的，父亲说最苦的是雇农。第二天，我骄傲地告诉老师，我的家庭出身是雇农。这下，我成了班里家庭出身最苦的孩子。后来再填表时，我把“工人”改成了“雇农”。    原来自卑与虚荣是一对孪生子，而且生命力异常顽强到会与孕育其生的胎宫终老至死。至少我在学习书法、篆刻时，又经历了一次这样的轮回。    学写楷书对我是一种折磨，无论欧体、颜体，还是似乎完美到无懈可击的柳体，怎么写都不出形，更不要说书法的味道。主要不在用笔，而在字的间架结构。不知这是否同我的方向感、空间感极差有关。但我确信它可能会遗传，刚上二年级的女儿，一年级在书法班学柳体，一年下来，若非摹写，临贴的字与我当年写大字报可有一比。虽然女儿班里有个小男生柳体字写得像模像样，我还是抱怨打小就练柳体有点儿勉为其难，因为它太严密，太严格，太严谨了，与少儿好动好玩的天性相左。而事实是，女儿跟她爹一样，天生就不是写楷书的料，也不知能否仰赖后天的笔补神功？    楷书写不好，行楷、行草就成了无根之木，柔弱无骨，杂乱无章，势在必然，遑论“书法”。庆幸的是，我又可以用“雇农”的虚荣，来掩饰并非“革干”、“革军”的自卑。这已经是上了大学的事，看到同学中有人会刻印章，心下生馋，也想运刀于石上。但要刻好印章，第一步须先学写篆书。于是，我报了一个书法篆刻班，开始每天在废旧的《参考消息》练习篆书。而且，很快为自己找到一个儿时写不好楷书的正当理由，记得好像是邓散木的《篆刻学》里说，“学书，必先究于篆。”    这样，我也就没有理由不“先究于篆”了。工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过去，自己觉得写得有点样儿了，便开始在元书纸上练篆书。那时，还跟父母住在大杂院里。院里一位年龄比我小许多，照辈分却要叫我哥哥的小女孩，常来看我练字。一天，她说我不是在写字，而分明是在“画”字。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小孩子在瞬间生出的感悟往往是那么的充满了灵性。是啊，那之后，我就真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画”字了。试想，最早的汉字不就是祖先“画”出来的嘛。    没想到，我居然对“画”写篆书上了瘾，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拿出三四个小时，练习篆书、篆刻。我几乎临遍了能找到的所有篆书字帖，从甲骨文、石鼓文、《史籀篇》的商周大篆、秦李斯的小篆，直到清邓石如、吴让之的篆书。我喜欢石鼓文的古拙，喜欢铭文的逑劲，喜欢小篆的严谨，喜欢吴让之的散淡，最喜欢邓石如的秀逸。    随着“究篆”的兴浓，开始尝试在一方方的石料上分朱布白。按篆刻老师所说，先笨拙地临刻了一些秦印、汉印，等运刀稍熟，便照着印谱临刻起诸多篆刻大家的印章。刻完，盖在宣纸上，“虚荣”地顾影自怜。有的石料刻了磨掉，再刻，石料一点点变小，直到变成一个小四方块。我曾把一小四方块，六面都刻满字，送给了那个说我“画”字的小女孩。    我依然最心仪邓石如，他的篆刻像其篆书一样，书卷气自然溢于行间，书之秀逸，印之俊雅，使我醉然于那一寸盈方的情韵、情致与情调之中了。其实，不论其书、其印，都是其人。而书、印之品在学养，学之不深，养之不厚，书之品亦不够。我想，这也是当下难出书法、篆刻大家之根由，尘世浮躁，匠人多如过江之鲫，此当归孔方兄之功也。古人云，一等胸襟作一等学问，有一等学养，习书、治印或可成一等之品，物欲则几使之成赝，不为也罢。    上大学时，篆书使我的“虚荣”又一次得到满足。那是与日本大学生书法交流，学校要选赴日参展的书画作品。水墨人物、山水，我也曾想染指，花钱报班学了几天，便发觉老天似乎只让我有“画”篆的命，只好半途而废。因此，我领命交上一副篆书唐诗。题款时，犯了难，便又开始了“自卑”。因当初没先“究”好楷，竟让我此时在尚看得过去的篆诗下无力着笔，写下自己的名号。最后，我那副篆书之所以被选上，至少有一半应功归书法老师为我捉刀题款。    也正因为此，我几乎从没以书篆送朋友。另外，也有不知情的朋友看到我狗趴一样的硬笔字，对我会抹两刷子“书法”表示疑惑。每逢此时，我都会解释，我是“先究于篆”，好像我的篆书真写得怎么样了似的。最近，为了陪上书法课的女儿继续练“柳体”，我也开始“究”楷。趁此也提请蒙其不弃，想让我抹一笔书篆相赠的朋友，在令我“自卑”的题款达到令我“虚荣”之前，您是没有指望了。    虽也未见得就拿得出手，我倒给友人刻过些名章。父母有时为了能让孩子学有所长，常会不失时机地让你以“虚荣”打败“自卑”。拿我来说，父母肯定是向同事吹嘘了儿子会刻图章，要不怎么会给我找活儿干。我甚至干过这样的苦活儿，母亲有位同事想在有机玻璃上刻下手写体的名章。为不让母亲丢面子，更是为了让自己挣“虚荣”，我把几乎半个月的业余时间都耗在了那块坚硬无比的有机玻璃上。    闲章我很少刻，似乎只刻过两枚，一是“大雅”，刻在一方瘦长的寿山石上，印面也不大，前不久刚让一位听说我有此好的女编辑朋友“生抢”了去；二就是一直留在手边，任谁“抢”也不撒手的“看来唯有我知音”，印钮是个端坐的弥勒佛。记得这是一枚仿刻的印章，出自哪家印谱早已经忘了，也可能是今人刻的，因喜欢这七个字的象外之旨，且朱白颇有韵味，便掠美至今，并慢慢对它生出了感情。原因不外有二，它是我许多年前临刻的“旧作”，是对自己曾几何时运笔走刀的一个念物；更重要的，它还是认知自我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它镌刻下我这个主体至今尚存的“自卑”，另一方面，也可以继续满足我把客体引为知音的“虚荣”。比如，读过哪本书，觉得跟作者仿若有了心灵和思想的契合，便饱蘸印泥，有章不假地盖上，纵使子期不遇，“看来唯有我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