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知识人的出路——《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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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知识人的出路——《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

潜山个案   　　七岁那年，抗战爆发，余英时被伯父带到安徽潜山县官庄乡，在那里一待就是九年。偏僻的穷乡僻壤，几乎与现代文化完全没有接触，一切都保留着一百年前的习俗、传统，只不过更衰落，更贫困而已。人生非常重要的受教育年纪，在那里却没有当时已经相当普及的现代学校，余英时只能上私塾，习诵《三字经》、《四书》、《古文观止》，拜孔夫子的像和“天地君亲师”的牌子。   　　故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以为很悲惨，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少年，即是以后跟上了时代潮流，也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可是，多年后，余英时回忆起潜山九年，却认为那是一种特殊的幸运，是“个人生命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因为“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身体认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九年的乡居生活，让余英时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有了最真切的了解。   　　这样说，多少让现代的中国人觉得有怀古遗老的心态。可是，那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即使在余英时成为享誉国际的史学家之后，他仍旧记忆犹新，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价值尝试接隼西方现代化的重要个案。   　　一九三八年的春节，即便是在战乱的年岁，普通百姓家家过年还延续着写春联的旧传统。余英时的伯父写了一堆应景的红纸春联。同时，他还写了“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贴在放祖先牌位的厅堂中间墙上。伯父向余英时解释，这五个字原来是“天地君亲师”，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成了“国”字。一字之改，虽然整个价值系统的结构原封不动，但已经显示出了努力跟现代接壤的痕迹。   　　这段蕴含丰富传统价值的乡村生活，显然让以后留学美国、一生都倾注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余英时能与反传统的潮流拉开距离，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价值。   　　文化的现代化   　　余英时发现，他的外国同行同样关注到这样的问题：整个二十世纪，包括印度、中国、日本、南非与中非、阿拉伯等几支文化，毫无例外，都没能创造出特别引人注目的新东西，足以与西方媲美，无论就哲学、文学、科学或艺术而言，都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特的状况呢？专家们的解答大体上也是一致的：整个二十世纪，这几支文化在学术和思想上的主要努力都在于怎样适应现代世界，怎样对付西方的行动方式和思想形态。这导致对既有文化的不自信乃至嫌弃，继而慌乱、病急乱投医，不能冷静、笃定地去整理、发现自己文化中的核心价值。   　　在余英时新近出版的最新文集《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一书里，集中回答了以道、维护道统为己任的知识人，是以怎样的方法，努力维护中国文化独立而独特的内涵。因而，就如余英时在序言里所说，这并不是一本随意杂凑的文集，而是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   　　跟他的老师钱穆不同，余英时很少直接宣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更不与海外的新儒家为伍，而是把自己定位为历史学者，志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思想、社会和文化变迁”，从而“尽可能辨识中国历史变迁的独特模式”。这本书可谓是他集中讨论中国文化价值内核的著作。   　　从各大文明的源头上说起，在轴心时代形成的几大文明（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各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也就是各自的价值系统，这本就无所谓好坏，只有各自发展的高潮、低谷。其实道理简单，就如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一个人的成长，不是说要长成同样的类型，而是能够趋利避害，在经验和智慧上能够进步。我们说有所坚持、不苟且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好的品格，同样的道理，在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身上也合适。   　　余英时认为，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而西化又有各种不同的层次，科技甚至制度层面的西化并不必然会触及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的核心部分。中国传统的自我观念只要稍加调整仍可适用于现代的中国人。正如，敬畏“天”、“地”，尊重“亲”、“师”可以是普世价值、生活方式，而“君”的有无、用何替代，却是可以接受别人的经验或教训的。   　　问题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集合了很多人性的弱点，而群体的躁动更容易病急乱投医，继而扩大偶像崇拜的氛围，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一种整全的方案、寄托于一个人身上。结果，各种弱点集中而爆发，危害可想而知。   　　同时，近百年来知识界在思想上的分歧和混乱，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一直没有机会获得有系统、有意识的现代清理。相反，情绪纠结掩盖了理想思考：不是主张用“西方文化”来打倒“中国传统”，便是主张用“中国传统”来抗拒“西方文化”。这种现象到了今天的国学热，还是没有丝毫改变。被学界公认为民初西学第一人、同时自认庚续乾嘉学统的王国维，说过一句至今犹未过时：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   　　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这样理想清澈而胸襟开阔之士，只是他们的声音本已十分微弱，在上述两种吼声激荡之下更是完全听不见了。所以中国的价值系统未经过自觉的反省与检讨，至今不能与时俱进，获得现代意义并发挥创造的力量。   　　虽然如此，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文化在这样的近代化继而是现代化转型中不知所措的命运，并非孤立的个案，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国家在20世纪面临过同样的危机，只是程度不同，解决之道不同。这有助于我们打开视野，不至于那么坐井观天地过度悲情。   　　“知识分子”与“知识人”   　　知识人是intellectual的日译。余英时将约定俗成的“知识分子”改为“知识人”虽出于偶然，但一字之改，却牵动重要的观念转换。   　　余英时读到一篇谈“分子”的文章，说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这让他恍然大悟，分子是阶级划分，其实无形中剥夺了“人”的尊严，把中国古代的孔、孟、老、庄也称做“分子”更是别扭。相信，明白此中真意的中国知识人，会欣然接受这一新称谓，所谓“必也，正名乎”。   　　而人的尊严，在“文革”曾经荡然无存，子女清算父母，夫妇之间划清政治界限，学生们斗争老师等等，完全取代了孝弟、相敬如宾、尊师之类的传统价值。余英时认为，在那个年代，承担着价值世界的知识人更是古今中外最不幸的人群。因为中国读书人则深受“士可杀，不可辱”的影响，往往把个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吴宓日记》具体写出了自己身上的传统知识人的价值怎样一一被摧毁的具体过程及各种方式。最近台湾整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余英时写序）也真实记录了这一过程。   　　中国知识人，特别是儒家强调“道”，甚至提倡“道统”有一个重大的意义，他们要以超世间的“道”和世间的“势”―――主要是君主的政权相抗衡（明代理学家吕坤直接说“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以“道统”来驯服“治统”，是后世儒家知识人最为重视的一件大事。宋明理学的积极意义也在这里。   　　最近秦晖先生撰文指出：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内圣”），“不能治国的儒便只能‘治心’了”。这样的解读是有所偏颇的。他所举孔?V也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但并不意味着历史上就只剩下趋炎附势的叔孙通，儒家完全失去了孔子的理想。事实上，正如余英时的思想史研究所指出的，是为了保持“理”的尊严，中国知识人才不能不讲心性修养的，否则“理”有何能不为“势”所夺？更何能使“理”常伸于天下万世？这是“内在超越”（他认为，这是中国文不同于西方文化“外在超越”的重大的气质差别）的知识人，在传统格局下的唯一出路。   　　虽然同是唯一出路，是不得不为之的被迫选择，但内在的理路是完全不同的。在前者的解读里，“内圣”显然是狡猾的生存之术，而后者则把“内圣”看成是儒学自我价值的回归，以及促成使命感、维持道统的有力武器。   　　正是在这个脉络里，余英时在去年获得克鲁格奖的演说词最后强调：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到“道”的主张，中国相对的一系列问题也将随之而终结。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