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理：当批评家走出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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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理：当批评家走出书斋

《中国在梁庄》，梁鸿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25.00元。 　　“地方感”比理论更有说服力 　　《中国在梁庄》(以下简称《梁庄》)初刊于《人民文学》杂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近来引起不少关注，并一举捧得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批评家手出多面，换一幅笔墨表达对时代的思索，并获得认可，当然是可喜可贺之事。但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似乎有点尴尬，梁鸿意识到某些复杂的思索已无法被为惯性所操弄的知识生产方式所容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意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正是这样的自省推动着梁鸿走出书斋，回到故乡中原大地上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这是长篇调查报告《梁庄》的诞生。 　　近年来，一些优秀的学者在进入中国研究时，往往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单位(比如区域、省份或地方)，在文化统一性的前提下，意识到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凸显中国叙事的多样性，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奇地反映一个均匀、无差别的存在，反而有益于更加分明地呈现整体的轮廓。从特定空间内的特定经验出发，“从梁庄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这是“中国在梁庄”这一标题和文本所提示的方法、意义所在。然而紧接着的问题是：《梁庄》和那些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报告有何不同？晚近的社会史研究热衷于强调“地方性知识”，其实用“知识”来描述“地方”民众的生活经验与资源，已经有了一层精英化的比附与取舍。故而有识见的学者倡议用“地方感”来取代之(参见杨念群：《“理论旅行”状态下的中国史研究》)，“地方感”是基层民众超出“现代知识”分类的想象、感受和表达，可能很少文字记载，也缺乏证据史料，但无疑更接近民众的真实感受和生活状态，比理论概括更加拥有说服力。 　　有多少春梅式的悲剧 　　我想举证的正是《梁庄》中春梅的故事：丈夫长年外出打工，过年也不回家(因为春节看矿一天双倍工资)，有位读过高中的堂嫂是春梅在村里唯一的朋友，帮忙出主意，以春梅的名义给丈夫写封信，说自己生病了，要他赶紧回来，信上加了些抒情话。“这下可坏事儿了，从寄出去第二天，春梅就开始天天等信，在村口等，有时还到邮局等，一看见邮递员来，就前后跟着……”婆婆说她得了“花痴”，“想男人想疯了”，当着村里人的面这样骂春梅，“春梅脸挂不住，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最后这俩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村里也开始有人拿眼看春梅，背过去还议论。”不巧正在这时候，邻村“一个小媳妇上吊自杀了。她丈夫回来，两人好哩不行，一块同进同出十几天。走有月把天，这媳妇一直下身发痒，她忍着，不好意思去看，最后开始发烧，才不得不去医院，一看，说是得性病了。还问她丈夫接触过什么人？要抽血查艾滋。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媳妇又羞又气，上吊死了。”春梅听说后更加痴狂，但因为文化低也不敢找去丈夫打工的矿区，最后在一次和婆婆吵架之后喝下敌敌畏…… 　　春梅的故事一路讲来未见得惊心动魄，似乎是一个年轻圆润的生命闷在密闭的牢笼里，看着她煎熬、折磨，奄奄一息，却连挖个窟窿透气的办法都没有……中国有几亿流动大军，“我们的政府、媒体，包括知识者，在探讨农民工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很少涉足他们的‘性’问题”，但正是这样一个被忽略的“小”问题，日日夜夜折磨着春梅，终于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改革开放，‘劳务输出’一词成为决定地方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并没有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之内。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临时小家庭，它们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 　　追究这些被忽视的、并发症般的问题，是由春梅的故事引出的，我以为这样的洞察首先需要“地方感”的支撑。“地方感”密切关联着具体的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生存细节与精神隐秘，它的获得更需要以心证心的感受力(而非单靠理论推演与数据排列)，“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上文曾表达过对时下文学批评的某种不满，但此处引以为贵的感受力倒与文学密切关联，借梁鸿的话说，需要文学提供“一种整体的眼光”，带着体温和情感，与知识分类日趋细密的景况相比，文学“整体的眼光”在不同的区域和层次中穿行，将被遗忘和压抑的事物重新打量。 　　有没有可能，农民在农村过上幸福日子？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我们很熟悉马克思的这段著名论述，它也可以作为这么多年来乡土叙述的一个比喻：“密闭”状态里的乡村，是神秘而瑰丽的田园牧歌；但是当它遭遇“现代”之后，必然开始走向“解体”和残损……我们所熟知的往昔/今日、回忆/现实等乡土叙述的视角与模型，基本上都源自上述这一二元结构的经典比喻。这样的认识与想象本就来自现实的遭际，所以万难突破；但是我依然瞩望一种“文学”，它来自与现实的血肉砥砺，同时又驳难当下现实的坚硬逻辑，而且以一种具备充分感染力与说服力的叙述(卢卡奇所谓结合“深刻历史性”与“惊人的艺术性”所创造出来的形式)，来展现另一个“新世界”，它关乎未来的远景，关乎平等、正义等美好承诺。这自然是一种“至难的文学”，但正因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勉力尝试。 　　《梁庄》的作者有着双重身份，首先是一个经受过现代知识教养和学术训练的学者，她深知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于是追问：“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梁鸿对现代知识的霸权与僭越有着充分警觉，她深知任何语言都无法呈现、穿透乡土的复杂，她不会将故乡作为任何理论的“试验田”，不像书中提及的那位学者，“三五天就走，然后就写一篇上万字的文章”。其次她是乡土之子，与其笔下的人物在一处生息，了解他们的委屈与困顿，发见其中人性的温厚与美善，也更能体贴乡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款曲委婉……以上这理性的警觉和关联着生命源头的朴素感情(“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使她“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当然，这仍然只是一种努力。”由此我们惊喜地发现“锐意进取、希望做一番事业”的基层官员；也无奈地听到“文化茶馆那麻将的哗啦声”；还惊叹于巧玉的故事，有悖于传统乡村伦理道德，但显然更趋向于人性的圆融与和谐……这一切将“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而只能“用心倾听”，但我以为这恰是一种“整全”的文学的视野，它通向最终的追问是：“有没有可能，农民不离开自己的村庄，不进入城市沦为贫民或底层，在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也能够过上幸福、团圆、现代，同时也有主人公之感的生活？” 　　《梁庄》还未到达我理想中“至难的文学”，但是当梁鸿走出书斋，倾听村庄的呢喃与隐痛，“用脚步和目光丈量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之时，她迈出了最可贵的一步…… 　　●金理(文学博士，上海) 　　书·微博 　　@李长声：《村上春树杂文集》1月31日(日本)上市。第一刷8万册，但书店抢着要，还没上市就加印2万，到底是所谓“十万作家”(出书必印10万册的意思)。不是《鲁迅杂文集》的杂文，而是杂七杂八地汇集成书。 　　@潘采夫：看完《中国少了一味药》，无限惋惜———慕容雪村应继续卧底，遇到一精神力强大的首领，被彻底洗脑，心领、神会，成为大师级成员，用他的滔滔口才，创造出传销盛世。某天警方破获该组织，解救出慕容雪村，新闻发布会上，他还歪着嘴，顽强地讲传销有多美好，脑壳已经坏掉……这样的牺牲更牛逼，更深刻。 　　@无事乱翻书：周作人的文字可看做时间的木纹，不同年龄阅读，有不同的光泽感受。许多年前读《雨天的书》，觉其寡淡而已。前天拿到新版，翻开一看，竟放不下来，其内心波澜，文字承转启合，每每让我惊叹。这是不是自己也开始老了呢？要不然，怎可以读出他的体贴来。 　　@谭山山：《坦白说，亲爱的》，如果要开列读者最期待的港台作家名单，迈克肯定可以占一席之地。梁文道说他是“当今华文世界最bitchy的男作家”，而所谓bitchy，是“美丽、性感、淫荡、三八、刻薄、绝，还有贱”。北京贝贝特拿下舒国治之后，又拿下了迈克，给力啊。老男人是有范儿的。 　　@必读呢本：《最糟也最棒的书店》，这大概是春节期间最好的读物了，当然对象是那些忙碌的上班一族或爱做梦的人。难得空闲，躺在暖暖的被窝里，回想上班那种转陀螺的紧张，看看人家是如何“只工作不上班”的创意，也许有所收获。但生活需要多样化，上班就须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宏愿，辛苦也是一种自由。 　　@颜桥：西西的《缝熊志》是一本创意奇书。不是一般常见(西方)泰迪熊的样貌，糅合中西方历史与幻想人物类型，缝制系列化、主题化(甚而家族化)又各有生命之独立熊，如“中国古代服饰熊”之西施、王羲之、成吉思汗，及《水浒传》英雄、埃及女王、恺撒大帝等近七十只，自饰件到造型再到神态，无不逸趣横生。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