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经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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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经验的年代

1978年春节前后某个星期天早晨，我同父亲一起出门准备上街，走到传达室被人叫住，“有你家一封信”。我清清楚楚看到牛皮纸信封的右下方印着“南京大学”的字样，但一时却想不起来这与我本人有什么联系，记得很清楚是父亲打开了信封。父亲是那种十分内敛的性格，有喜欢放在心里也不说出来。他一句鼓励的话也没有说，但是我能体验得到他内心的充实和满意。我分享了父亲的感受，也一句话没有说。 　　回到插队的地方办完了手续，我带着一只小箱子奔赴南京，箱子里装着一些换身衣服，还有一套竖排的线装书《唐诗三百首》（上下两册），书中注明由“蘅塘退士手编媚古居士重订”，这是几年前从邻居的孩子手中得来的。这套书一直跟随到我现在。 　　名为77级，实际上是78年二月份进校。我们中文系全班不到五十个人，九个女生，有一位是稍后扩招进来的，南大子女，她住在家里，其余我们八个则住在一个寝室里。我们早起跑步，天色未明就甩开脚步狂奔。学校的大喇叭比我们起得更早，不停地播放那几首歌曲，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因为当它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我们恰好头顶着深蓝色的天空，那上面依稀挂着几颗闪烁的晨星。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胡福明，是我们学校哲学系的老师。我因为私心喜欢哲学，便经常与哲学系的女生在一起。有一位不仅是我老乡，而且还同我家住一个院子。我会听她说，“胡福明从北京回来了，在哲学系做了一个报告，我们都去了”。“读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最早我是从这位女生的嘴里听说的。 　　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一切都在重新开始。每天听到的消息总是令人振奋的，每个月出版的期刊都会有“爆炸性的”内容出现，阅读是当时一件十分紧张热烈的事情，伴随着痛苦也伴随着希望。所遇到的最大尴尬是一个留学生向我提起的，她是一位加拿大左派，她问我“你们粉碎了四人帮，但是用什么办法来阻止新的四人帮产生？”这个问题令我感到十分气闷。因为回答不上来，所以她消瘦坚定的形象至今记得很牢。 　　后来翻译哈维尔描述1956年对他本人的震动（当时他20岁，与我此时年龄相仿），感觉十分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他称之为“对于世界的最初经验”。那是一个人确立他与这个世界基本关系的时期，是奠定他一辈子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场的时期。在一个否极泰来、百废待兴的年代度过自己的青春，培育起对于世界的基本感受和视角，那种深刻的经验足以影响一个人终生。哈维尔接着说，从那之后十年，人们都在这种气氛中生活，那是“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的时期”。对我本人来说，所经历的大致也可以这样表述。 　　除了阅读经典文学著作，当时最热衷阅读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正好哲学系调进了一位教员叫做孙伯骙，他原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此人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炉火纯青，每一节课都有许多灵感的火花。本科时我一节不拉地听过他讲授的“马哲史”，还蹭过他给研究生开设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是一字一句地研读过去。这本起先被认为是费尔巴哈的著作，文体晦涩，深藏的玄机也最多。念研究生时，我干脆隔系选了孙老师的课程，第一次拿到这个老师的学分。不仅是听课，原著是一定要读的，而且读得非常起劲。尤其是那些早期著作，一本接一本地读过去，关于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有些篇章爱不释手，比如从1851年底开始动笔写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7－1858年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比起仅仅见到马克思的结论，去了解马克思本人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不知道有意思多少倍。在那个年代，马克思是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窗口。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体现在一篇四、五千字小文章里，这文章发表在80年代中期的《云南社会科学》杂志，标题不记得了。 　　1984年底我做完关于黑格尔美学的硕士论文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感觉非常不适应。 　　不要杀害那个无辜的人 　　疏异的感觉并不是从书本上开始的，而是深藏在个人经验之中。一次与徐友渔先生的争论中，我表达过某种不同的经验。对于友渔他们那个年龄上的人说，历史是从某个可以理解的地方开始的，比如1966年的文化革命，在它正在开展和进行的时候，友渔与他的同伴便能够从自己的立场去分析考察，“指点江山”，他们被赋予了某些重大使命和责任。我与友渔相差半代。正当天翻地覆的时候，还没有从童年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对于周围每天发生的事情，除了茫然还是茫然。激情与愤怒都需要力量，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培育出任何所需要的力量。 　　应该是1967年的某个夏日，我们几个孩子正在家里玩扑克，听到有人在外面喊：“xxx（我们的同学）的妈妈跳河自杀了。”放下手中的牌，我们一窝蜂跑了出去，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结果当然非常尴尬：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被水泡得肿胀的硕大的尸体，半个肚皮露在外面，还有一头散乱的头发。我第一次感到大河上方灰色天空的存在，感到自己所站立的地面正在塌陷。我的祖母是一位不识字的小脚女性，当她的某个儿子或者媳妇在体育场开完批斗大会后被游街示众，她就不停地上厕所，经常是我扶着她去。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一旦听见锣鼓家伙响，我的任务就来到了。我分享了祖母的悲哀与无力，也感到自己是十分无力和无奈的。不久之后祖母被遣散回老家，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姐姐下乡插队，我们（长我一岁的哥哥与我及两个妹妹）整个儿调进历史的缝隙之中了。我们像它的腹腔中的一截盲肠，或者不体面的“私生子”。 　　因此，与友渔他们处于历史的“正面”不同，我们处于历史的“背面”；与他们自觉地处于“历史意识”之中不同，我们不得不处于“历史的潜意识”当中；与他们从“历史的最强音”开始不同，我们是从历史微弱的一声呻吟开始的。福科曾经谈到1934年，当陶尔斐斯总理被纳粹刺杀时，所感到的震撼和恐惧（当时他8岁。）“我相信我这一代的男孩和女孩的童年都是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所造就的。……我们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的情况也可以说是这样。 　　当我学习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时候，这样的经验被压抑下去了。当然，此类经验很难找到恰当的形式来加以表达。如果它永远找不到形式，便可能永远不存在。当八十年代开始，一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时，尤其是存在主义，与许多人一道，我是属于坐前排沙发的。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萨特、加谬、还有一位西班牙人乌纳穆诺（有一本他的小书叫做《人生的悲剧意识》），这些人的著作，所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生存情绪，是表达与世界的疏异关系，它们非常对我的胃口——从未有过地，它们帮助我接近自己及自己的生活体验。所谓“荒谬”对我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对于周围世界的迷茫心情，实际上片刻没有离开过我。此前多年头脑与感情之间分离分裂状态，在阅读这批著作时，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些人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加谬、克尔凯郭尔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加谬的《局外人》，以一种十分冷峻笔调，描绘个人极度的脆弱不安，具有一种钻石般的品格。他的那本小书《西西福的神话》（杜小真译）和收在《正义者》中的几个剧本，有一种从黑暗中提取光明、从废墟中建立永恒的非凡力量。克尔凯郭尔将“个人”形容为“只身”的“隘口”，只有通过这个“隘口”即先成为“个人”，才能成为别的什么；如果不能成为“个人”，则将一事无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起点。它意味着如果是真理，哪怕坚持到只有你一个人，你的背后只有悬崖峭壁，乃至你自己就成为悬崖的一部分，也要坚持下去。相反，越是大多数人都赞同的立场，越有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将存在主义当个人主义来理解和接受的。迄今我仍然觉得，是否经过这样的“隘口”，成为这样的“个人”，是我与许多我的同龄人的分水岭。我们那个年龄上的人，大多数过着一种鱼贯般的生活。也许每个年龄上的人大都如此。 　　比较起来，陀斯妥也夫斯基是最能够与我们所处文化进行有效对话的。他的那本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论战小说《罪与罚》，所讨论的问题在我们的环境中，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他的论战对手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观点支持了不止一代“革命者”，即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是不怕弄脏自己的手的”。它将允许一些自诩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们，在追求理想的同时，突然掉过头来追求“现实”，拾取非常“现实的权力”；它也将鼓励一些自以为是地骑在历史背上的人们，将没有理想的人们当作马蹄下的尘土随意蹂躏践踏；它迎合和满足了那种没有根据的自我误认或虚荣心，不仅认为自己的观点总是比其他人高明，而且从人格上来说，也比别人高出一等，因而可以随意凌驾于他人之上。《罪与罚》中的那个老太婆，是在“理想”的名义下最早被划掉人们之一。 　　陀斯妥也夫斯基对我来说，是一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阅读他的著作，体验他的思想，反观自己的存在，结果是将我自己从“历史”或者“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从那种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轨道上彻底放逐。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等于宣称自己拥有某种不言自明的真理。 　　1988年下半年，我写了《重读》一文，这文章中的东西奠定了我此后思考的基本方向。在本人2000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看不见的声音》的序言中，这样的表达与其说是一种立场，毋宁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心情：“把自己放到无名的人们、无名的声音当中去，放到不幸失事与失败的人们当中去，放到被‘历史’的身影所掩盖的那些生活和生命的‘缝隙’中去，使得你与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人们有一种血肉相关的联系。在阴暗的潮湿的街道，夜晚笼罩下的城市与大地，空荡荡的墙角的拐弯处，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两声尖锐痛苦的喊叫，那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生命根部的疼痛，是你自己生命的尴尬、无奈和失去耐心。” 　　专业与业余 　　我把道德上先声夺人的做法，也看作一种Kitch（自媚）。1987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先后买过不止一本送给学生。经常有朋友对我说，“你是从米兰·昆德拉开始的”，尽管不是十分准确，但我并不准备反驳这样的看法。与许多人不同，“消极自由”对我来说建立得更早，我是从“消极自由”一步步走向“积极生活”的。至80年代末，我变成一个对于政治毫不关心的人，电视上几乎每晚出现的大人物的面孔，比如总理与副总理，我不能从相貌上把他们分辨出来。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对此深表怀疑，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专业即文学修辞学方面。上一代人丢失专业的情况对于我们肯定是一个刺激。许多人弄了一辈子文学，毕其一生所写的文章，在后人看来竟然与文学毫无关系，对于这种局面，正在步上批评道路的年轻一辈感到非常不满。比起“符号功能”一说，当时更加佩服的是英美“新批评”。主张文学的问题要放在文学的框架之内；重视文本内部的各种照应关系，即使是涉及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要转化为文学内部能够消化和吸收的形式，而不是服从任何文学之外的权威。这一套对于我们非常有吸引力。这个立场并不等同于所谓“纯文学”的要求，因为它并不是要拒绝外部世界，而是强调以文学的眼光和手段来处理外部世界。 　　近年读到一些反思当年“纯文学”的文章，感觉比较难以认可。也许，“纯文学”的提法需要商榷，但是它所传达的信息肯定超出了字面上的含义。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是一个对于文学自身合法性的诉求；是在除魅的世界上，各领域自行营造其文化意义的一个现代性诉求，即“审美现代性”的诉求。这项诉求的深远意义并不在宣布文学与外部世界脱节，而是声明任何文学之外的力量都不可能给文学提供任何现成的意义，任何有关现实的描述都不可能直接担保作品的文学价值。有没有经过这个合法性论证是非常不一样的，需要文学本身给文学立法，站在文学的立场去思考社会政治诸问题，而不是站在社会政治的立场去要求文学。很可能经过论证之后，仍然继续强调文学表现社会现实的立场，但这回是出于文学的自愿，出于文学本身活力的考虑，而非一个高高在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的强迫。即便是政治，也并非只有政治家、社会运动家的政治。文学家也有文学家的政治，德国作家海因利希·伯尔用在作品中安放“倒钩”来代表作家的政治策略，它们是“是思想的火药和社会的慢性导火线”，而不是“炸弹”。 　　作为一种专业，不管是文学还是电影，对我来说，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它是一种有自身历史的领域，有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有这个领域之内的人们所要面对的难题。那是一个艰难进展的过程，往往探索很多年并不见得有什么眼下的效果。但因为是面临挑战，所以令人欲罢不能，殚精竭虑，觉得中断或者离去是十分不忍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专业是一道门槛，需要经过长时期恰当的训练，才能得其门而入。当下“知识分子”这个词包含了更多社会角色的色彩，但是我理解的知识分子首先就是这样的专业劳动者，是在自身的领域中有所建树、有所进展的人们。而一个人一旦在专业上形成训练有素的眼光，他看待其他问题时也可能比较练达和成熟。因为在专业上缺少积累与耐心、在自身领域中站不住脚的人们，当他们对待社会现象发言时，也会摇摇晃晃、底气不足、因缺乏自律而漏洞百出。只化很短时间（一两年）就习得一种新语言而夸夸其谈的人，是比较不能够信任的。专业经验也是一种经验，而今天时代的宠儿仿佛是“理论”而不是“经验”。 　　当我为已故青年诗人海子一首总共八行诗句的诗篇，写出八千字的细读评论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哈维尔。因为不关心政治，我虽然知道“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但是对于谁上台、谁下台这样的事情始终记不住，此前没有听说过哈维尔的名字。我后来知道在九十年代初，有一个手抄本的《无权者的权力》中译本在某个范围内流传，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应该是93年春天的某日，我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一位加拿大朋友读完丢下的红色封面哈维尔著作“OpenLetters”时，我不知道此公何许人也。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该书作者是一位总统，我不会去翻开哪怕一页。 　　除了专业的经验，一个人还有他的生活经验，包括社会生活经验。谓之“经验”，所谈及的都是一种较长时期的积累。社会生活经验是你在所处社会生活中，通过你的眼睛、耳朵、鼻子所感受到的那些，是与你周围的人们共同分享的，甚至无须特别用语言来加以沟通，是你们之间的密码和暗号。当然不是说这些经验具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不需要反思和批判，但是对于“反思”这个东西也需要“再反思”，不能因为“反思”而把自己架空起来，觉得自己是民族生活中的“超级人类”，脱离了民族生活的血肉与土壤。哈维尔的那些文章不是“理论”，是深深扎根于捷克民族社会生活经验之中，是他所处社会中人人每天吸进与排出的污浊的空气，是外人看不出来，里面人说不出来的那些。能够将这种经验加以表达，不仅需要道德上的忠直与勇气，而且需要一种特别的敏感与穿透能力。 　　而当某种深刻的民族生活经验得到表述，将不可见的共同体验转化为可以说出的句子，它同样是一种知识，而且是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知识：因为具有某种原生的、不规则的形态，是此前的书本上不具备的，缺少学科特点的，你甚至可以否认它是一种知识，但是恰恰是这种不完备的知识，可能成为某种专业知识的起点和取之不尽的源泉，在某些时刻，甚至引导着专业知识的方向。秦晖先生说“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别人，能够提供关于自己民族生存状况的知识，因为它同样是一种创造性文本。辨认这种知识，将它们也当做一种知识，这需要去除许多傲慢和偏见。 　　在很长时间之内，我将翻译与介绍哈维尔，看作是“业余的”工作。它花了我大量的时间精力，却丝毫不增添我在专业上的深度和高度，在单位里这样的“成果”我也拿不出去。当然我不会为此感到片刻的后悔，但是专业的要求始终在咬啮着我的内心，令我感到十分不安。在我看来，一个缺少专业知识的人几近于一个寄生虫，放弃对于自己专业知识的要求，就等于放弃做一个知识分子。当然还因为我始终十分喜欢我的专业，不管是曾经从事的文学还是后来逐步进入的电影，在专业工作中我感到心满意足，专业领域中小小的进展都会令我十分开心。一度我给自己定出的工作规则是——半年从事专业的工作，半年从事非专业的工作。实际上差不多也是这么个节奏，“专业”与“业余”工作成果双方各一半。某种挣扎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候变得十分尖锐。可以肯定地，如果不是遇上这个不安的年代，按照我没有出息的天性，我会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我心目中难以超越的榜样是中国社科院杨绛、黄梅先生。这二位的人品与文章都是我暗中研习的功课。在伍尔芙与波伏瓦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我与这个世界 　　大约是1991年或者1992年，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听了北大乐黛云先生的一个讲座，关于一本没有翻译过来的书，主题是“沟通”，也许是一本捷克人写的。随后我给乐黛云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自己感到最痛苦的莫过于“精神与现实”之间不能沟通，从精神到现实之间仿佛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去过缸瓦市教堂和别的教堂。有一次在教堂遇见一位胖胖的女士，她笑眯眯地问我“哪儿不好？”是“工作”、是“家庭”还是“身体”？听上去口气就像一个大夫，言下之意我是出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才来寻找上帝的。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

来源:崔卫平：《思想与乡愁》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