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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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唐士其：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

——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摘要：30年来，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伟人并不多见，而能领风骚于一时的思想家更是屈指可数。冷战刚刚结束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意指自由主义已经一统天下，今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再会有关于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即意识形态的争论。 　　1979年以来的30年间，整个世界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政治变化。由于过去的30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研究这30年世界政治的变化，对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 　　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日益增加的复杂互动关系。30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程，意味着它对自身在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格局中实际及预期地位的调整，意味着它对西方精神、价值观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再评价，也意味着它在观念和制度领域的重新选择。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1/5的大国，中国国内的变化本身就改变着世界政治，同时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回顾30年来的世界政治，特别是美国、欧洲、苏联/ 俄罗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变化，都以各种方式牵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依历史顺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和保守主义的兴起，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化，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苏联、南斯拉夫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民族分离和国家解体，所谓的“三股恶势力”(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中亚等地区的猖獗，高加索和东欧中亚等国家的“颜色革命”，以及古巴、朝鲜等国对本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执著坚持，对中国政治既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冲击，又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政治进程同世界政治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 　　本文所指的“世界政治”，主要涉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内部政治而非“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概念，更多涉及的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机制，如冷战及其结局、海湾战争、核不扩散机制等。国际政治事件与国际格局变化与世界政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关联，但国际关系本身不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过去30年的世界政治发展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而在后半期，自由化和市场化受到新的考验和质疑。那些已经采纳了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不得不通过艰难地探索民主的 “本地化”以巩固和完善其基本制度，“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批判，曾经作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不断遭到质疑。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公共社会①(civil society)迅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等)凸显，宗教与民族问题政治化，以及各种极端主义的兴起，都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且重新定义着世界政治的内涵。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在这个时间段内，世界历史似乎已经实现了一次螺旋式的上升，完成了某种形式的“轮回”，虽然绝非降落在原点上。它不仅体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也体现了各国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甚至可以说，世界政治真正的多样化过程才刚刚开始。总之，与冷战时期相比，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多姿多彩、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变得更为不确定。 　　30 年世界政治的变化，表现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制度、结构和过程领域、社会经济政策领域，以及民族和宗教领域等等。虽然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但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这段时间内，各国和各地区的政治变迁又表现出某些相似性甚至趋同性。通过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在这30年中政治发展过程的系统分析，总结世界政治发展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可以帮助澄清一些以往可能产生的错觉，对政治生活的内在规律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更有把握地预测世界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的应对之策。 　　一、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 　　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西方国家过去30年的一个基本趋势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这一趋势与西方社会的进一步自由化同步，表现为各种亚文化群体大量出现，社会宽容度扩大、少数民族和族裔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受到尊重，等等。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对生态环境、人权，以及战争与和平这类所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关注正在替代原来对与阶级问题相关的物质主义价值的关注，他因此相应的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时代称为“后物质主义”时代。②与之相适应，建立在阶级分野基础上的、以左右对峙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政治格局也开始向多元化、碎片化的方向转变。 　　当前，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或者说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文化政策的指导原则，西方社会正变成一种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多元异质”的社会。这一指导思想的出现，与西方社会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多样化相适应。几十年来，为数众多的新移民从拉美和亚洲涌入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亚裔人口快速增加，来自北非、中东(特别是土耳其)、东南欧的大批移民进入西欧。此外，新移民与少数族裔的出生率大大高于北美、西欧的白人。这种社会变迁不但改变了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也将同西方传统不同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带入发达社会。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宽容以至吸纳来自异质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西方社会就会出现更大的分裂以至动乱，西方政治思想也将丧失其生命力和主导地位。 　　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7年表示：“如果能够证明我们可以在欧洲文化不占支配地位的状况下生活，那么这就将成为美国的第三次伟大革命”。非洲裔的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而且是以带有自由思想色彩的民主党人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这可以被视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向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观察到一种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在客观上推动了思想和价值自由的追求，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追求只能体现为受到批判和压制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75年7—8月苏联和东欧7国签署《赫尔辛基最后决议》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此后，基本上只能存在于地下状态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首先在一些东欧国家公开化，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继而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呼声。 　　1985年以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改革”和“公开性”的口号，全面放弃党和国家对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此举极大地推动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多元化进程。虽然改革者的初衷是让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在与其他思想的自由竞争中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但思想自由和多元化的进程在苏联东欧国家一旦开始，便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国家的政治自由化，最终汇集成导致苏东剧变的巨大力量。 　　在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当前前苏联与东欧地区已经基本上认同于西方国家。西方一些主要的亚文化与反文化现象，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对应物。自由主义在这一地区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思潮在1990年代占了上风。虽然到21世纪初，要求恢复俄罗斯国家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本土主义”抬头，强国意识复苏，社会主义思想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更加多元化，但是，维护民主和人权，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新闻自由的意识，已经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扎根。 　　值得注意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段时间内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多样化”。曾经被冷战结构所分裂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其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逐渐开始摆脱机械、僵化地皈依某种教条的状态。无论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教条，还是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教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扬弃，而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重新在国家公共生活中得到承认乃至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趋势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的“文化多元主义”具有其一致性，甚至也可以说得到了后者的促进与推动。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复兴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又表现出某种张力。换言之，非西方国家出现的文化多元现象并不必然与西方主流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甚至可能与后者相冲突。这一点在伊斯兰国家有明显的体现。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它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标志着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对西方世俗主义、物质主义文化的反叛。以此为起点，众多的伊斯兰国家进入了一次“再伊斯兰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化”，即非西方国家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摆脱西方主导的“自由化”，但这种“自由化”所指的方向，恰恰挑战着西方版本的自由主义与自由秩序。 　　因此，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化既不意味着“同质化”，也不可能无条件地保证各种思想文化因素的和睦共处，更不能说自由化本身就意味着发展与进步。在西方国家，由自由主义所推进的文化多元主义在保护少数民族和各种亚文化群体的权益方面固然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成果，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与宽容度，③但由此导致的价值和文化相对主义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也开始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言：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男女同性恋者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是爱国主义的……他们否定国家认同，否定民族自豪感。”④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实质上具有反民主的倾向，它因对各种少数群体的保护而背离了作为民主政体基本原则的多数主义，进而把国家分裂为一个由各种少数构成的社会。这些群体分别遵循各自的信念与偏好，最终将把国家推向分裂。⑤ 　　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也强调指出：文化多元主义具有自我封闭的特征，它会极大地压缩政治公共空间，同时无助于解决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在美国，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受到几乎是无条件的保护和尊重，由此形成林林总总的“政治正确”标准，并且在实际上造成大量公共言论的禁区，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与政治生活的想象力大受限制。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针对这一现象指出：“民主政治的公共生活不可能长时期内维持一种因在道德问题上不着边际而形成的温文尔雅的假象，……当政治论辩失去道德色彩的时候，一种要求公共生活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压力就会以人们意料之外的方式表达出来。道德上的多数与基督教右派会以狭隘的、不宽容的道德主义覆盖荒芜的公共空间，自由主义退出的领域也会被原教旨主义侵占。”⑥ 　　秉承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思想传统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这种思想和文化领域过度自由的倾向导致了人们道德水准与公共精神的严重下降，文化多元主义已经蜕变为文化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西方社会面临着失去其主流的核心价值规范的危险，而自由主义也将丧失其“绝对的基础”；⑦另有保守主义者不无根据地担心，无限制的自由化与价值观念的相对化，将威胁到一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美国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甚至因此提出了“我们是谁？”的疑问。⑧ 　　事实上，面对无限制的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西方一些即使态度不那么极端的人士也深感忧虑，他们热切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战略，以实现思想文化自由与共享价值观念的结合。这方面代表性的理论，包括交往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新共和主义(new republicanism)和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等等。在美国，一方面是价值和文化的多元主义不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却是从里根到两位布什政府，保守主义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美国政治因这两种倾向的冲突与角力而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了总体的平衡，但也并非不具有“失衡”的危险性。可以肯定的是，奥巴马的当政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这种角逐，甚至也不能排除这两种政治原则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⑨这意味着，当自由主义在西方甚至世界的大多数地区大获全胜的时候，它的内在缺陷也已经异常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第三条道路”则是在过去十来年中出现的调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在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于1998年出版了《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并且成为布莱尔工党政府的执政纲领。之所以需要探索“第三条道路”，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后福特生产方式的普遍采用、信息时代的来临、经济全球化等等)，西方国家传统的社会经济政策模式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福利国家与政治民主在历史上形成的结合，这一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整合了国民国家⑩并使其合法化的模式已经注定要崩溃了”； (11)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对基本的社会公正及人的价值的否认也为人们所不取。 　　“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希望在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福利国家主张的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价值之间寻找某种折衷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它主张兼顾个人和群体的价值即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的统一，在个人自主、个人责任与社会公正之间寻求某种新的平衡，同时强调超越单纯的政治党派划分与对立、注重从官僚式的政府集中管理向多层次治理的转变，提倡灵活、高效、民主的政治体制，追求更为公平有效的、多元化的社会福利体系，等等。 　　“第三条道路”的提法很快就流行于欧美各国，并且得到积极反响。在探索“第三条道路”方面，荷兰与丹麦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例子，另外美国的克林顿政府也被视为这一理论的追随者。(12)但是，对“第三条道路”的批判也很多，最主要的就是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与民众之间，它明显地倾向于前者，因而最终仍将屈从于资本的压力而不可能真正体现广大民众的利益。有人甚至认为，“第三条道路的领导人确实要求商界和权力机构做出负责任的行动，他们借口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他们从没有像要求劳工、贫困以及弱势阶层那样苛刻地要求商界人士。”其结果是，“在追求贸易优势的过程中，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劳动力标准都已完全不是布莱尔、克林顿的决策范围。” (13) 　　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国家。从叶利钦执政后期开始，俄罗斯就逐渐与自由主义拉开距离，其他转型中的东欧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对自由主义进行反思，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本土文化与思想因素的复兴现象也应作如是观。事实上，民主化和自由化本身就促进了非西方国家本土文化的发展。总的来说可以认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又导致了全球性的地方化(glocalization)(14)以及不同文化因素的直接接触与冲撞，以至于亨廷顿在一些人欢呼“意识形态的终结”时警告人们要正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当然，亨廷顿的错误在于，他过于简单地把以宗教界定的 “文明”视为一种同质而封闭的整体。事实上，在每一种文明内部都可以发现相互冲突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反过来，每一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都可以在所有的“文明”中找到它们的支持者。 　　简言之，在过去30年的思想文化领域，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冲突远未终结。但是，这种冲突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俄国十月革命到冷战结束的70多年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列宁主义同自由主义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主线，并且分别由苏联和美国所代表。随着苏联的衰落与最终解体，随着全球化迅猛发展对传统观念的冲击，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球意义上，自由化与多元化的对立面不再是以国家为名的赤裸裸的思想专制，而是以软性的社会凝聚力、社会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等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实现个人价值与维护社会稳定、共识和团结之间的紧张，也就是自由和秩序的矛盾，在每一个国家都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一意识形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对立双方都无法建立有类似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那样具有代表性的、强有力的跨国组织。同时，国家作为意识形态或宗教符号的现象，也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二、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自由化及其界限 　　1979年和1980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开始主政英国和美国。他们的上台，标志着西方国家战后建立在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上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以及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社会经济政策指导原则的时代的开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在国家全面管理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社会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它既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是造成西方国家经济停滞、社会丧失活力及政治官僚化等弊端的根源，主张国家应该尽可能地约束自己的职能范围，让自由市场充分发挥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协调作用，并且刺激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与主动精神。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是非国有化、减少国家的经济干预(由财政政策转为货币政策)、减少税收、削减社会福利等。其中，私有化和减税两个方面的“成果”尤为明显。在英国，有45家大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从业人数占英国国有企业从业人数的2/3，而在税收方面，基础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从33％和83％下调到25％和40％；(15)在美国，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分别从50％和46％被消减到28％和34％，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也逐年下降。(16)放松金融监管，也是从撒切尔和里根时代开始的。其他西方国家紧随英美之后。同时，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西方国家普遍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采取了高压措施。 　　基于对本国体制弊端的反思，随着对外部世界的逐步开放，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几乎与西方国家同步，也先后开始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活力尽失，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但是，绝大多数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如中国那么成功。它们的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基本失败的经济改革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反过来又迫使这些国家走上更为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道路，并且最终导致了政治制度的巨变。苏东解体之后，这些国家成为新自由主义(或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试验场。它们普遍采用被称为“休克疗法”的经济转轨方式，即以最快的速度放开价格、推行私有化、开放资本和金融市场，以及实行贸易自由化等。客观上说，针对原苏联东欧积重难返、各种复杂关系十分难以理顺的经济形势，“休克疗法”并非毫无作用，至少是迅速稳定了各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遏止了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一步到位地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一成就的巨大代价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无一幸免地陷入了一场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经济衰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贫富分化与贫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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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受到新自由主义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以拉丁美洲尤为突出。拉美各国先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推行经济开放，特别是资本自由化，因而很快陷入了巨额的债务危机。为克服危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洲开发银行和其他一些机构共同提出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指导拉美经济改革。“华盛顿共识”要求拉美国家进一步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推动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并以此作为向它们提供金融和货币方面支持的条件。不幸的是，“华盛顿共识” 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实践结果基本上是灾难性的。由于各相关政策严重削弱了拉美各国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控制能力，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势迅速失控，经济停滞与大众的贫困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恶性循环：经济停滞导致贫困的普遍化、贫困化致使国内市场萎缩、市场萎缩推动经济结构畸形发展、畸形的经济结构又进一步加剧贫困化。
　　非洲的经历与拉美有相似之处。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一些非洲国家也陆续展开了私有化进程，并且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政策”(SAPs)。虽然对这一政策调整的成果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它的实施基本上是失败的。一方面，上述政策导致了非洲接受的直接投资减少，从而使其经济发展失去了最重要的资金支持。仅在1994-1995年间投往非洲的直接投资就下降了27％，实际投资总额仅为21亿美元，即世界投资总数的3％。(17)另一方面，该项政策把非洲国家现有的资源导向生产用以偿还债务的出口产品，特别是原料与经济作物，其结果是迅速恶化了非洲的自然和资源环境，导致非洲经济畸形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出口额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19％，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富足。(18)因此，也有人把这一“结构调整政策”称为“反人民的、甚至是灭绝性的”政策。(19)一个基本事实是，非洲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困化最集中的地区。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统计，世界上最贫困的 50个国家全部集中在非洲。(20)

　　从总体上看，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是延续至今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反过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体现就是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化。(21)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东西方对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分割被打破；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或主动、或被动地向资本和市场不同程度地让出了诸多原先由政府控制的领域，各种关税和贸易壁垒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商品与货币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自由度和各国贸易依存度不断增加。作为其结果，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整个世界经济开始融为一体。因此，虽然不能否认交通与通讯技术在过去几十年的飞跃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仍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新自由主义“功不可没”。

　　尽管在过去3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表现出凌厉的进攻态势，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时至今日，完全可以说这种政策已经走过了它的黄金时期，政治与经济关系中的固有逻辑再次顽强地表现出来。首先，西方国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曾经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输出这种社会经济政策，但就在这些国家，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也从来没有不带折扣地完全贯彻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社会政策方面，虽然西方各国一再宣称要削减福利，但实际上很多国家的相关支出基本上还是稳中有升。(22)另外，面对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西方各国也没有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撒手不管。在美国，所谓“战略贸易学派”的学者就为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理由，即塑造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克林顿政府时期，这一学派的学者大量进入联邦政府，使他们的政策主张成为政治实践。1993年，克林顿政府公开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计划，并且在此后通过了旨在推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电信法》。在此期间，美国政府为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共投入了760亿美元发展制造技术、高速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原材料和加工技术，以及生物工程和基础科学六大项目。政府在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开发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奠定了美国在这些领域的绝对优势。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正因为从20世纪 90年代开始推行这种“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才再度得以改善，而国家的财政能力也才能在90年代中期得到进一步加强。(23) 美国的此类做法很快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效仿，这表明，“在不断扩展的国际化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各种形式的干预，在许多关键的产业和经济发展领域都是一种广泛而持久的现象”。(24)

　　在日本，1982年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也举起了与“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类似的旗帜，即中曾根所称的“新保守主义”。在经济上，中曾根时期把变革政府功能、提高效率和应变性、减少财政支出作为改革方向，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企业和民间活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曾根执政期间已开始着手缓和各种行政规制，扩大民间机构的活动范围，推进市场自由化和国营企事业的民营化。民营化改造的成功，是中曾根改革取得的一大重要成果。但是，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并不主张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竞争，而是强调借助国家权力和法律的力量建立有序的市场。而且从根本上说，日本式的福利模式是以使全体国民共同努力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以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方式来体现的，中曾根及其后续者以“小政府”为目标的改革是否能够真正颠覆这种模式，还在未定之数。

　　至于前苏联和东欧等转型国家，在经历“休克疗法”的阵痛之后，人们纷纷开始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俄罗斯在普京时代重新恢复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控制，政府特别是在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社会公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东欧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开始意识到，国家大规模地放弃其必须履行的职能，是导致东欧经济普遍衰落的根本原因，因此凯恩斯主义在这一地区又重新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的学者们在总结20世纪末金融危机和经济衰落带来的教训时也认识到：“这些年的经验表明，发展是国家行动与市场、保护与自由贸易相结合的结果，而这种结合是以灵活的方式解决的。”“拉丁美洲的前一个阶段表明，国家不能也不应当取代市场。近些年的经济改革进程告诉我们，市场不是万能的。……只有当市场经济释放出的增长推动力受到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活动支持和矫正，而国家又自觉地去造就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平衡及环境或地区间的平衡时，发展才是可能的。”(25)

　　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化带来的经济危机之后，拉丁美洲国家通过深刻的反思，提出了一种所谓的“新结构主义”经济理论。“新结构主义”的要点是：第一，必须有选择地把本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但前提是通过设计出色的产业政策创造竞争优势，内容包括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提高经济的知识基础和国家的技术能力等；第二，承认市场的力量、私人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但必须由政府去管理市场；第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必须对社会公正和减少贫困问题予以更大的关注并且采取具体行动；第四，转向世界市场应该立足于 “内部发展”的战略；第五，通过有选择的自由化、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出口导向的产业和增长政策等手段在世界市场某些关键性生产领域取得竞争性优势，等等。(26)

　　综上所述，在对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问题的认识上，世界各国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自由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已经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得到普遍承认，但同时相信“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已经被人们所抛弃，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盛极而衰。美国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斯蒂格里兹曾经针对该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结构调整政策”总结道：该政策之所以归于失败，原因就在于它“错误地假设(在放松管制之后)市场会迅速满足各种需要，但问题在于，政府的许多行为恰恰来自于市场并不能提供一些基本服务这个起码的事实。”(27)

　　至于在社会政策领域，新自由主义最受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它导致了整个世界范围内及每一个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而这一点既与各国内部社会政治矛盾的激化及国际范围内各种极端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从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来看，如果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分为5等份，那么最富有的一组与最贫困的一组之间的差距，1987年是57倍，1997年已经扩大为92倍。如果从贫富两个极端的情况来看，则1960年世界5％最富有人口所在国的年收入总额是世界5％最贫困人口所在国年收入总额的30倍，到1997年，这一比率迅速攀升到74倍。(28)另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与最穷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1820年是3比1，1950年是35比1，1973年是44比1，到1992年就上升到72比1。(29)

　　许多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同样引人注目。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恰恰是倡导新自由主义最积极的美国。据统计，这个国家5％最富裕人口和5％最贫困人口的家庭收入差距，在1947-1973年之间已经有所减少，但是在1973-1996年之间却又增加了50％以上。(30)根据1991年的统计，美国人口中最富裕的10％已经拥有全国总资产的83.2％。(31)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约有38％的财富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家庭手中，而底层的80％的家庭则只拥有财富的17％。(32)英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从1975年到1985年，英国完全失业的家庭比例从6.5％上升到16.4％，到1994年又进一步上升到19.1％，随之而来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明显恶化，经济不平等大大增加。从1977年至今，英国实际收入低于平均水平1/2的阶层的人数已经增加了3倍；而在1984-1985年间，最富有的1/5的人口的税后收入达到了国民总收入的 43％，是战后的最高水平。(33)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更为严重。巴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 90年代初期，巴西人口中最富裕的5％和最贫困的5％的收入的差距已经达到26倍。(34)至于在那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自由化同样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在俄罗斯，从1990年到1997年，人口中最富有的5％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从32.7％上升到46.7％，而同期人口中最贫困的5％的收入比例则从9.8％下降到6.2％。(35)这种趋势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及前苏联各共和国也有明显的体现。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在哪一类国家，贫富分化的加剧不仅仅意味着贫困者收入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及社会处境的全面下降。可以想见的是，这又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最终破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已经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分化才是此次遍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36)这一看法值得认真考虑。至于当今世界上日益严重的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与贫富分化之间的相关性，也已经得到众多研究的证明。

　　20 世纪末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人们再次深刻地认识到不受国家监管的市场经济巨大的破坏力量。(37)随后，比一切理论争辩都更具说服力的是，2008年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到来之际，从西方国家开始，各国都不约而同地把政府当作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而各国政府也都毫不犹豫地为“救市”迅速行动起来。在这方面，作为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做得毫不逊色。面对全球性的危机形势，以及政府在缓解和克服这种局势中势必承担的责任，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重新找回了他们的自信。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危机来临之际就高调评价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认为人们应该从危机中吸取教训，甚至应该把德国模式奉为全世界的榜样。这一观点虽然不乏夸张，但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个确切无疑的信号，它表明在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问题上、进而在更宏观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人们的理解将再度发生方向性的变化。

　　当然需要看到的是，近十几年来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遭遇的巨大挫折和在理论上受到的严厉抨击，并不意味着市场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从此失灵，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将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更不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国进民退”将成为一股主要潮流。美国奥巴马政府正试图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为突破口，促使美国经济结构实现深刻转型，使其自由市场制度向管理更为严格、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方向转变。2009年9月14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奥巴马发表演讲时称，“我永远是自由市场力量的坚定信仰者。我相信商业和企业创造就业，而不是政府。我相信政府的角色不是贬低财富，而是扩大它的范围；不是窒息市场，而是提供有助于市场活力的基本规则和杠杆。”(38)

　　概括起来，在过去的30年，新自由主义否定了国家过度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和缺乏活力的苏联模式，而后新自由主义盛极而衰，又遭到了世界经济实践的否定。但是，传统模式的简单回归是没有希望及可能的，而哪种理论和制度将取代新自由主义，尚无定见。可以预期的是，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将“自谋出路”，根据自身传统和条件，在市场动力和政府干预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各国也将努力游移于“开放市场”和“保护市场”之间，完全的保护主义与无节制的自由化同样没有出路。

　　三、政治民主化与制度多样化

　　过去的30年，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化浪潮，这不仅指一大批原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纷纷采纳了西方式的多党制议会民主政体，而且就是西方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一场“再民主化”的洗礼。

　　西方的“再民主化”或者如吉登斯所说的“民主的民主化”，体现为对其既有民主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充实，具体内容包括选举制的改革、议会制的完善、权力下放、机构精简等等。另外，传统民主制的一些缺陷和弊端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因而出现了若干主张对竞争型代议民主制加以改进与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运动包括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论和慎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39)论等等。

　　政治制度改革方面，英国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设立了地方议会，使其在广泛的领域内独立处理地方性事务，以实现权力下放。这一举措不仅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有效地克服了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官僚化，而且也为解决北爱尔兰冲突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使北爱和平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布莱尔政府对英国的世袭君主制和上议院也进行了若干改革，废除了英国王位的男性优先继承权和上议院的贵族继承制，特别是后一方面，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在实现公民政治平等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

　　日本是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再民主化”的西方国家。在过去30年，日本告别了战后形成的“五五体制”，政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并且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开始推行一系列旨在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扩大地方权力的“结构改革”，其内容包括中央政府各部门的精简和重组、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制”，以及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限、强化地方自治等等。经过一系列改革，日本在克服官僚主导型的决策机制、政党内部的派阀政治，以及自民党一党独大等这个国家特有的政治问题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与制度改革相伴随的是制度创新。在西方，过去30年间有越来越多的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意识到，传统的竞争性多数决民主制具有其内在的不足。在这种体制之下，胜者全胜，负者全负，产生了两方面的重大缺陷。第一，复杂的政治决策问题往往被简化为相关政策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人数对比，即政治力量对比，结果导致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缺乏理性与共识。第二，少数群体的利益，尤其是一些恒定的少数群体的利益往往被忽略、被牺牲，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乃至冲突，因为一旦那些恒定的少数群体意识到他们在多数决民主体制下注定只能成为牺牲品，他们就往往会做出退出相关政治过程或者政治共同体的选择，政治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就不可避免。正是为了克服传统民主制中存在的上述缺陷，共识民主论和慎议民主论应运而生。

　　共识民主又称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40)是针对奉行简单多数决的所谓“多元主义”民主模式而提出的，强调政治决策必须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的共识基础之上。共识民主论总结并提炼了欧洲一些国家，比如荷兰成功的经验，标志着欧洲传统的统合主义(cooperativism)模式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与多数决民主相比，共识民主突出的优点就是其灵活性与包容性，因为这种民主形式更注重对不同利益与要求的协调而不是单纯地根据数量上的多少进行政治博弈。共识民主在增进社会团结、降低政治成本方面的积极作用得到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大多数证据表明，共识体系中的输家比多数主义体系中的输家更认同政治体系及程序。民主越具有共识，失败者越有可能对民主的功能作用感到满意。”(41)

　　慎议民主则是一种近年来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实践的民主理论，它强调政治决策更多地应该体现政治利益与政治观念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不是简单的力量对比。慎议民主在西方国家的实验具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它使政治决策更具开放性、也更加理性化；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普通民众在传统民主制之下因感觉到自己对决策无能为力而出现的政治冷漠，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层面上的“民主赤字”的问题。在美国，1981年由17个非政府组织发起成立了“国内政策协会”，1989年进一步发展为“国是论坛” (National Issue Forums，简称INF)。20年来，该组织举办了大量的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公共政策讨论，内容涉及家庭与子女教育、健康与社会福利、人权、移民、外交与对外政策、经济、教育、能源与环境、政府与政治等方面，广泛吸收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虽然该论坛并不以提出具体政策为宗旨，但它的活动在推动相关政策问题上理性的、开放的讨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的来说，共识民主与慎议民主都强调政治决策的开放性、参与性和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区别则在于，共识民主更注重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协商合作，而慎议民主更注重普通民众的参与，以及不同政治观念与立场的沟通与交流。当然，从实践上看，无论是共识民主还是慎议民主都还处在实验和探索阶段。前者仍然主要局限于原本就具有统合主义传统的北欧国家，如何在不具备这种传统的其他国家推行还是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后者关注的焦点当前主要是对公共舆论的建构，虽然其最终结果会影响政府的政治决策，但仍然难以抵消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过程的强大影响(特别是在美国)。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再民主化”是对传统民主制的发展和完善的话，那么一大批非西方国家则刚刚开始其民主的制度建设过程，其中既包括前苏联东欧的转型国家，也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原来的一些军人政权或者专制和独裁国家。大致来说，随着冷战的结束及西方国家的大力推动，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在建立以多党议会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方面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有许多国家甚至是在“一夜之间”被民主化了，这被亨廷顿称为民主的“第三波”。(42)但是，由于任何政治体制的生长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之这些国家又普遍缺乏西方式民主的传统、甚至缺乏民主所必需的基本文化条件，所以它们在巩固民主制度及使民主本土化方面仍然面临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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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曾经尝试过西式民主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民主制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再度站稳脚跟，但其具体的制度体现仍然有待探索和完善。转型期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和矛盾使这些国家普遍意识到，保证一种独立于社会利益纠葛的强势行政权的存在至关重要。因此，它们在制度上一般来说没有可能考虑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相互牵制的美国式总统制政府形式，也没有可能考虑政府与议会中的多数同进退的英国式议会内阁制，而是选择了一种介于议会内阁制与半总统制之间的制度，使总统既能够获得议会中多数党的支持，又能够作为不同政党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者与仲裁者。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具体的政治过程往往也富于戏剧性，比如俄罗斯前任总统和现任总理普京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就是如此。
　　至于原苏联的五个中亚共和国，虽然在独立之后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多党制民主政体，但随后出现的政治动荡甚至武装冲突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制度上进行调整，而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强化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机构独立于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地位，从而转变为一种强势的总统制。要有甚者，有两个国家(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的总统被赋予了“无限期行使总统职权”的终身总统地位。由此可见，虽然代议民主政体的根本原则乃是对国家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但在这些转型国家，一种相反趋势的存在似乎仍然具有其必然性；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强人往往发挥了超越制度之上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这些国家最终可能采用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形式，目前还难以进行确切的判断。

　　在伊斯兰世界，20多年的民主化进程已经使民主制在当地大多数人的眼中成为最好的政治体制。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是人口最多的四个伊斯兰国家，其多党选举制都日臻成熟，其中印尼在摆脱苏哈托统治后的总统直选尤为成功。不过，政治民主化在伊斯兰国家中发展很不平衡。例如，中东国家民主化相对缓慢滞后，而伊朗尽管实现了总统直选，仍然是一个神权国家。

　　伊斯兰国家存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它们往往在认可民主化的同时反对西方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教与西方的世俗主义与物质主义世界观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事实上，伊斯兰国家在使民族和宗教传统与自由民主制相结合方面已经做出一些独特的探索，但其具体做法往往让西方人充满疑虑，而且也的确还不能说已经取得了成功。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的制度建设与政治过程。在伊斯兰世界，一个看似无法走出的困境在于：任何政府如果意欲强行世俗化即对伊斯兰主义采取压制政策，那么它就不仅在理念上与其自由取向相矛盾，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不走向威权化的道路，从而与民主原则渐行渐远；而如果它试图与伊斯兰主义结盟，那么从西方通行的意义上说它就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世俗的政府。换言之，一个民主的、世俗化的政府与伊斯兰宗教传统能否并行不悖，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但也有观点认为，许多西方研究者断言伊斯兰教同现代民主不相容，现已被事实证明是一种错误的结论。(43)看起来，在伊斯兰世界政治发展的问题上，无论是伊斯兰国家，还是外部世界，都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宽容与更多的创造性，也许更需要某种崭新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智慧。

　　除了古巴以外，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已在形式上实现了多党民主制。在亚洲和非洲，民主化同样获得了重大进展。在东亚和东南亚，继韩国的民主化之后，原来的威权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泰国相继建立了多党制民主政体，长期一党执政的新加坡也出现了多党选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大部分走上了民主化之路，南部非洲国家则都已经成为宪法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另一方面，在这些地区，民主的实际运作仍然问题重重。在亚洲，“第三波”中出现的民主国家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政治动荡的困扰，一种法律至上、相互宽容的民主政治文化尚未形成；而在非洲，由于家庭、村落和族群仍然是人们生活的重心、忠诚的对象及基本的政治单元，国民国家的建设仍未彻底完成，因而民主或者往往成为削弱了政府行动能力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干脆蜕变为一种选举游戏。(44)另外，类似中亚转型国家的强人政治现象，同样也出现在众多的非洲国家。

　　总的来说，与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远未完成。但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第一，不能以西式民主制作为衡量非西方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标准，一种“普遍同质的国家”(45)并不值得追求，也不可能获得实现，因为实际上就是西方各国之间，民主的制度表现也各有不同，而且其民主制的完善过程至今也尚未终结。第二，非西方国家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固然妨碍了这些国家向西式民主制靠拢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些本土因素也有可能成为新制度的生长点，这种可能性尤其需要得到各相关国家的政治家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比如李普哈特就认为，与西方各民族相比，亚洲与非洲的人民天生就具有深思熟虑、追求共识的倾向。在非洲国家，各部落的决策往往都要经过集体讨论，并且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因此可以说共识民主制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基础。换言之，非西方世界追求共识的政治文化既可被视为反对多数决民主制的保守势力，但同时又意味着这些国家能够提供一块培育共识民主制的沃土。(46)因此，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寻找一种能够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对政治民主的理解，这将是非西方国家成功实现民主本土化的基本前提。这个探索必将是一个痛苦的、但同时又令人充满期冀的过程。

　　四、新社会运动和公共社会的兴起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亦是过去30年世界政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所谓新社会运动，指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于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和平主义、女性主义、人权运动，以及旨在争取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同性恋者权利的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特点：首先，它超越了阶级界限和传统上左与右的划分；其次，它追求的主要是非物质性的利益，因此它的兴起也被视为西方进入“后物质主义时代”的一个标志。新社会运动对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某些新社会运动，如主张环境保护主义的绿党已经融入原有的政治格局，并主动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立于1980年的德国绿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在1998-2002年与社会民主党一同组成了联合政府。至于新社会运动的一些基本追求，比如环境保护、女性主义和人权运动等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已经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从政治上说，虽然新社会运动的活动方式类似于压力集团，但又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们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民国家的框架，往往成为国际性的现象，并且成为全球化进程中非常令人瞩目的一个侧面。

　　其次是公共社会及其理论的发展。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再次出现公共社会研究的热潮，(47)其直接诱因则是西方对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反政府组织、特别是波兰的团结工会的关注。因此，这一时期关于公共社会的理论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强调公共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天然联系；第二，强调公共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对立，甚至强调公共社会的发展对极权国家的瓦解作用以及对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基础作用。但有意思的是，这种关注很快就转移到西方国家内部，原因是不少人认为，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普遍出现了公共社会的衰落，这既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建设导致公民对国家的过度依赖，也来自于新的生产方式(后福特主义)和新的社会交往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越来越疏远，还来自于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过度的市场化与社会分化和原子化等等。当然，除去这些直接而具体的因素之外，从根本上说，自由主义本身就拒斥一种积极的、内容广泛的公共生活。对这一政治理论在政治与公共道德方面的缺陷，桑德尔有一段比较中肯的评论：“自由主义通过把自我置于政治之外、把个人变为信仰的目标而非(政治生活)持续关注的对象，使之成为政治的前提而非政治的不确定的成果。这么做固然避开了政治中的悲伤，但同时也错失了政治最激动人心的潜力。它忽视了这样一种危险，即在政治堕落的时候，导致的不仅是个人的失落，而且是人性的沦丧；它同时也忘记了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当政治清明之时，我们能够共同发现作为独立的个人永远无法了解的善。”(48)

　　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致力于推动西方国家公共社会的发展，其中包括加拿大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man)，特别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等等。哈贝马斯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官僚制国家机构的膨胀都严重压缩了公共社会的空间，从而使公民之间的关系原子化，使他们只能一方面听任市场力量的摆布，另一方面消极地仰仗官僚国家的恩赐，其结果自然是市场力量得不到有效控制，官僚制国家机构的权力日益强化，公民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团结面临威胁。哈贝马斯提出的方案是重建和扩展社会公共空间，形成一种所谓的政治性公共权力即“交往权力”。(49)这是他著名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

　　20世纪末以后西方对公共社会问题的关注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出于对市场的怀疑和对国家的怀疑，希望公共社会能够同时超越或者说弥补这两种机制的局限。美国政治学家科恩(Jean L Cohen)与安德鲁·阿拉托(Andrew Arato)的理论典型地代表了这一新的倾向。他们强调，除传统上对国家与市场的两分之外，还必须承认公共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社会领域的存在与作用。这是对 20世纪70、80年代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两分与对立的西方公共社会理论的矫正。由此产生的所谓“第三部门”的概念也具有同样的内涵。

　　西方公共社会理论的复兴与大批非政府组织(NGO)的出现与活动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公共社会论者认为，在政府与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地发挥社会整合与协调的功能，因此，积极扶持和促进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发挥更为广泛、更为主动的作用已经成为基本共识，各国政府包括一些主要的国际组织都将此视为一项主要的任务加以实施。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公共社会的发展不仅同步而行，而且从根本上说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具体体现在相当数量的非政府组织本身就是新社会运动的载体，或者说它们追求的就是“后物质主义”的目标，比如环境保护、和平主义、人权，以及普及基础教育等等。

　　公共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不仅明显改变了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形式和内容，而且也促使人们以不同的理论框架对这一新现象加以认识和把握，由此产生了所谓的“治理理论”。一般而言，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治理”(governance)是一个与“统治”或“政府” (government)相对的概念，如果后者指的是与国家权力结构(即广义上的政府)相对应的政治活动的话，那么前者则是一种与“公共社会”相对应的现象和过程，是各个“公共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的“公共社会”之间通过自发的、自愿的联系产生的结果。

　　在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N·罗西瑙(James N. Rosenau)看来，治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公共社会的发展必然超出传统的地域性政治组织、包括国民国家的范围，(50)并且导致与之相区别的多重“权威空间”的产生。所谓的“权威空间”可以与国家边界重合，也“可以不与固定的领土相连接。遵守的人群也许遍布整个世界，而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51)罗西瑙把当今这个由多重“权威空间”构成的世界称为“碎片化的世界”。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上，层出不穷事件的发生或是贯穿、超越或是沿着长期建立的国家边界，在此过程中，权威重构的方向向上为跨国或超国家组织，横向为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向下为次国家集团。这是一个治理逻辑不必遵循等级制度的世界、在其中最远的也是最近的，政治的时空向度被碎片化力量揉在一起，使得事件发生摆脱了任何直线性顺序。今天的因果链条仿佛是碎片缝成的被单，依然把国家和政府置于首位的本体论不可能清晰地加以辨别。”(52)

　　在西方，有相当数量的机构和个人倾向于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及由众多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治理，不仅是解决西方国家“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问题的有效手段，更是克服非西方国家存在的各种政治弊端的重要途径。世界银行分别于1989年和1992年发表了题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发展》(53)和《治理与发展》的报告，后者特别强调指出，所谓治理，就是指各种各样的政府性和非政府性组织、私人企业及社会运动“为了发展而在国际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54)报告并且认为，治理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技术领域”的，其目标是建立“发展的法律框架”和“培养能力”，其中包括实现法治、改进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率等；第二个层面是支持和培养包括志愿性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在内的公共社会的发展，其基本途径是提高这些组织和团体的责任心、合法性、透明度以及参政水平，最终目标则是把权力归还给公共社会。

　　在各方面强有力的推动下，公共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或者说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迅速延伸到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并且在相互之间形成了广泛而复杂的网络。至2008年，仅匈牙利一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就已经达到56694个，而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于2004年修订后的《非洲非政府组织名录》(第3版)就收录了3776个有较大影响的非洲非政府组织。应该说，公共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的确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开放程度和民主化进程，并且推动了它们在人权、环保、教育、医疗卫生和济贫等领域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也有可能导致相关国家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政治上的动荡，这方面极端的例子就是1994年的卢旺达内乱。还有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往往把自己的组织和行为模式强加给非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而忽视甚至完全不尊重当地的社会习俗及社会联系方式，因而实际效果往往不甚理想抑或适得其反。另外，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活动中通常绕开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被认为不民主、不自由的国家的政府，而直接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联系，或者向它们提供各种支持和援助，从而又引发了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误解、矛盾和问题，同时也妨碍了它们自身活动的开展。

　　五、民族、宗教与移民问题的政治化

　　近 30年来世界政治中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政治化与极端化。20世纪50和60年代是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期，在这段时间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非殖民地化运动蓬勃发展，涌现了大批新独立的国家。然而，民族独立运动并没有因为旧殖民帝国的瓦解而消亡。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特别是冷战的终结，民族运动的烈焰进一步燃向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国家的数量，从30年前的13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190多个。新出现的60多个主权国家中，因民族宗教因素从原主权国家中独立出来的占大多数。2002年，东帝汶正式脱离印度尼西亚统治，成为21世纪第一个新生的主权国家。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过程中，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可以不夸张地说，民族矛盾的爆发加速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在冷战结束的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发生了分裂，而现在的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地区仍然为民族问题所困扰。如科索沃已经脱离塞尔维亚的实际控制，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于2008年在俄罗斯支持下分别宣布“独立”，尽管仅有少数国家对它们的地位在外交上予以承认。

　　在民族运动的大潮面前，西方国家同样不能幸免，表现为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比利时的佛莱芒人和瓦龙人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等等。至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一些新兴国民国家，民族矛盾更是频繁爆发，甚至发展为激烈的暴力冲突，对相关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异常严峻的挑战，其中最为典型的包括 1994年的卢旺达民族屠杀、1996年的车臣战争，以及2003年的达尔富尔问题等等。

　　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决作为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进步力量，为世界政治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在殖民帝国早已寿终正寝，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又都是多民族国家的情况下，仍然没有限制地追求民族独立或者民族自决，就有可能不仅不能解决各民族之间的确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的问题，而且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动荡。问题是，传统的苏联模式，即所谓“通过民族繁荣走向民族融合”的模式已告失败；而自由主义的模式，即把民族问题化约为人权问题的模式也未见成功。事实上，对于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人们至今为止尚未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因此，国民国家的治理结构仍然面临民族主义的严峻挑战。

　　使问题变得更为尖锐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民族问题表现出进一步复杂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且常常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冷战结束后，宗教问题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中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位置。借助亨廷顿的观察，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普遍的宗教复兴现象，他指出：“20世纪的下半叶，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它遍及所有的大陆、所有文明，实际上所有的国家。”(55)同时，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东正教都经历了原先的因某种原因皈依宗教的信徒掀起的信奉、传播教义和举行仪式的新浪潮。在所有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其方式是好战的，并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56)

　　根据亨廷顿的看法，从根本上说，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与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乃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产物。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57)也就是说，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复兴现象具有明确的反现代倾向，是非西方世界中的民族宗教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物质上进步和精神上受挫的结果，是它们在精神上对西方世界或本国“主体民族”失望的结果。

　　由此看来，对那些处于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来说，宗教复兴运动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冷战的结束不过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契机，使宗教问题在意识形态淡出之后更明显地突显出来，而且也使宗教迅速填补了意识形态崩溃之后人们在政治思想认同方面的空白。但是，亨廷顿的理论尚不足以说明西方国家宗教势力的上升。必须看到，西方国家宗教势力的回潮具有其自身的社会根源，至少，自由主义的极端化导致的相对主义盛行与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刺激因素。从里根政府开始，宗教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明显提高。甚至最高法院法官威廉·伦奎斯特也在1985年表示：“政教隔离之墙是根据坏的历史作出的一个比喻。它应被坦率地予以废除。”(58)继共和党之后，原来在宗教问题上比较超然的民主党也急忙表态，认为“民主党不谈宗教给自己造成了空前的伤害。”(59)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还在“9·11”之前，即在 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宗教的重要性据称已经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总统选举，而小布什则成为在公共场合谈论上帝最多的一位美国总统。(60)宗教因素在美国政治中地位的上升，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9·11”恐怖事件在美国社会激起的反应具有如此强烈的反理性色彩。总统布什就明确表示，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十分明确，那就是应对攻击，消除野蛮世界，上帝在这场自由与恐惧，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不会保持中立。”(61)亨廷顿认为，这是美国对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挑战的一种被动回应：“正像冷战促使美国人从政治上和信念上确认自己一样，穆斯林的敌对促使美国人从宗教上和文化上确认自己的特性。”(62)但情况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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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宗教因素与民族因素的结合是导致文明间冲突的根本原因。(63)可以断言，在当今世界上并不存在大规模“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但出现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已经充分证明了极端化的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所具有的危险性和破坏性。恐怖主义因其明显的反人道性质而受到普遍的谴责和打击，但是，对于恐怖主义的根源却需要世人予以深刻的总结与反思。
　　同民族宗教问题相联系的另一个世界政治现象是移民问题。3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洪流将数千万人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裹挟到世界发达地区，而这些新移民的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特性同接受他们的国家的主流社会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差异，难以同化融合。加之大多数新移民在其所在国经济地位较低，移民同主流社会的民族宗教矛盾遂同阶级矛盾和经济矛盾相交织，产生了复杂的政治问题和在移民政策上的两难选择。

　　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和俄罗斯等国的移民问题更加突出。在整个欧洲，殖民历史加上移民网络使得每个国家都出现了穆斯林群体。现今穆斯林占法国总人口的10％以上；在荷兰、德国、比利时、英国，穆斯林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分别约为4％、3.7％、3.7％、3％。其中法国的情况比较典型。法国在巴黎郊区建立了大量的移民聚居区，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日益凸现。移民并不能享受普通法国人拥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年轻人失业非常严重，是法国经济状况恶化的主要受害者。法国政府一贯主张对移民实施“共和同化”政策，通过新的立法来控制移民，强调外来文化与法兰西文化的融合，这种做法增加了穆斯林移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更为严重的是，21世纪初法国右翼势力迅速抬头，极右派政治家勒庞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他提出的著名的口号就是“法国人优先”。2005年秋天在巴黎及其附近爆发的严重社会骚乱，是移民矛盾长期累积后的一次总爆发。另外，2004年3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发生的爆炸案、2005年7月发生的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据称都同当地的穆斯林有关。这些事件又进一步加深了移民与原住民的矛盾。

　　移民的增长正同样悄悄地改变着俄罗斯的面貌和人口结构，在俄罗斯社会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担忧和争议。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曾宣布，俄罗斯移民涌入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二，2005年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人数达1210万人，占世界移民总数的6％。(64)保守人士就此认为，无休止的移民会将俄罗斯变成一个文化“马赛克”；工资低廉的外来移民造成当地失业率增长；外来人口造成了更大的交通拥挤和更多的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担忧引发了俄罗斯社会的反移民情绪。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沃罗涅日、罗斯托夫和萨马拉等地，甚至出现了“光头党”等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也出现了采用恐怖手段袭击外国人的排外事件。与此同时，移民也频频组织示威游行，对抗情绪日益高涨。有人预言，长此以往，俄罗斯将会成为巴尔干式的种族分立和冲突之地。

　　尽管美国的移民归化问题解决得相对较好，美国社会对新移民相对宽容，但非法移民的融入也遇到相当多的困难。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安全当局加紧对新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盯梢、监控，出现了许多非法拘禁、限制公民自由、侵犯人权的案件。穆斯林和主流社会的矛盾时时引发暴力事件。

　　种族、民族、宗教、移民问题搅在一起，形成全球化进程中许多难以化解的冲突和矛盾。历史上，“种族优劣论”或“民族优劣论”曾大行其道，宗教迫害层出不穷。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甚至以此作为对待和处理种族、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今天，这些论调已被绝大多数人所唾弃，公开的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制度也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种族歧视、民族歧视、宗教歧视仍然根深蒂固，并以某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如巩固国家团结、社会稳定等)，维系着现存的不合理的法规和制度。

　　六、结论：同一性与多样化并存的世界

　　总结近30年世界政治的变迁，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一)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

　　一个国家民主与自由的程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志，而独裁与专制政体已经为世界人民普遍抛弃。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一直稳定，即使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或一般性社会危机，也不会出现政治体制向法西斯式的独裁转型的可能。1970年代时，采用竞争性多党制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是少数，到1990 年代后期已经占绝大多数。(65)今天，即使像缅甸、伊朗这样一些被人们认为是独裁专制的国家，也在表面上维持着多党政治或普选制。

　　从长远来看，非西方国家向民主政治的过渡表现出某种不可逆转的势头。但需要注意的是，伊斯兰国家中尚未出现一个完全成熟的民主体制，中亚国家在短时间内从模仿西方民主回归到更为熟悉的强人政治，而保留着西方文化传统的中东欧国家却能很快适应多党民主。这说明：一方面宗教、文化与政治传统对民主化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程度同民主化出现的迟早没有必然联系，但同民主化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

　　(二)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异的诉求和特色

　　发达国家的传统民主制显出一些缺陷和弊端，比如少数人的权益在“竞争性多数决”制度下遭受牺牲，于是“共识民主”和“慎议民主”应运而生。西方国家也在选举制度、议会制、中央政府同地方的分权、公众舆论对政府的监督等方面进行种种改革。

　　民主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各国民主化的过程、形式与结果都是丰富多彩的。对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方面的探索不应过多指责，而应该表现出更多的理解、耐心和宽容。

　　在冷战格局之下，美国与苏联分别向其“卫星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强加了诸多与它们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制度因素。冷战结束后，广大非西方国家得以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虽然出现了美国使用武力“解放”伊拉克和阿富汗、强行推动当地“民主化”的情况，一些国家的“街头政治”和 “颜色革命”也有西方势力挑动的背景，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总体来说是内生、自主、反映国内民众普遍政治要求的。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的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政治对立等等，并不能否定民主本身的价值和各国“试错”努力的意义。

　　(三)在公民自由和民主制度之外，稳定与秩序也是各国政治所追求的目标

　　经验证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自由和民主、稳定与秩序，是一个天平的两头，必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过度的个人自由和小群体自由会导致社会分裂、价值观扭曲、公共生活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对抗。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在刺激人的欲望无限膨胀的同时，不仅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还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恶果。在新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上述问题比在西方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够完善，法治不够健全，但人们在西方生活方式的诱惑面前，不断增强的欲望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的可能性。在一些国家，部分公众的不满通过激烈的形式表达，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秩序的努力，又往往转变为超越法治的强权，压制了个人自由、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权利。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维持这一动态平衡的砝码，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都未能提供完整的答案。

　　(四)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及其思想指导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

　　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20世纪80-90年代初曾被认为代表着普世价值；但过去十多年来，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迷信遭到普遍怀疑和否定。人们认识到，过度的国家干预抑或全面的国家控制固然是社会的灾难，但彻底的自由放任却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紊乱。但是，如何在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寻找一种合适的平衡，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在每个国家内部，贫富悬殊均在急剧扩大。环境恶化、生态失衡、金融动荡、社会分裂，都呼唤政府起到克制贪欲、维护公正的社会平衡器作用。但是，如果政府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过程不透明，其权力越大，社会失衡就越严重。“第三条道路”难以找到实质的精神内涵与政策支撑，原因即在于此。

　　随着冷战终结而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受到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的强力推动。西方国家政府与跨国公司相互合作，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也同跨国公司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真、电脑、互联网、手机和其他信息技术的推广，加大了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加深了社会的精神危机。由于“世界政府”不可能出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由亲资本、亲垄断利益集团的政府所领导，横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思想尽管受到理论批判和社会抵制，但尚未出现能够真正与之抗衡的政治潮流和社会思潮。

　　20世纪初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革命思想，以终结资本主义统治、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为远大目标的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在21世纪初如同空谷足音。以推翻邪恶的美国资本主义霸权为表面目标的零星暴力活动，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为国际社会所不齿。所谓“反全球化运动”，亦只能由缺乏坚实思想后盾、经济基础和组织力量的乌合之众所推动。针对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目前受制于政府间静悄悄的合作、竞争与交易，而不能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五)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公共社会的成长，正在超越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民国家的界限，成为纠正全球社会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和动力

　　在全球范围内，和平、环境、人权等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分量，成为每一个国家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之同步的，是国家之外的新的社会认同，如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以及出于对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的担忧所形成的观念认同和利益认同。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球意义上，自由化与多元化的对立面不再是以国家为名的赤裸裸的思想专制，而是软性的、国家以外的社会认同。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和公民效忠对象，但仔细考察世界政治史和思想史便不难发现，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并非人类历史上的永恒。

　　30年来，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伟人并不多见，而能领风骚于一时的思想家更是屈指可数。冷战刚刚结束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意指自由主义已经一统天下，今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再会有关于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即意识形态的争论。萨缪尔·亨廷顿则断言，以宗教界定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冲突，将取代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的冲突，成为世界政治的主线。他们提出的观点的偏颇之处不难指出，其谬误亦已为近20年来的历史所证明。但是，批判家却一直未能提出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甚至未能竖立起产生类似影响的新靶子。我们只能说，“普遍同质国家”不会出现，而“文明的冲突”也不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政治的主题。苏联模式固然已成为不会再重演的历史，而今日西方也不再能够为人类展示一种更为光明的发展前景，因此也就无法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力。新兴国家点燃了新希望，但既是 “新兴”，一切皆只在探索阶段，其普世意义尚待历史考验。在这一意义上，旧的历史确实已经终结。除了展示世界政治的“同一化与多元化并存”之外，我们也只能说，新的世界历史也许才刚刚开始。

　　注释：

　　①civil society在国内多译为“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笔者认为，考虑到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社会不是由公民组成的，所以“公民社会”有令人迷惑之处；而“市民社会”给人以城市居民的社会的印象。其实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强调的恰恰是公共性和非政治性，所以本文将此译为“公共社会”。

　　②Cf.，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and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通过司法判决和国会立法，规定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违反宪法；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已经使同性婚姻合法化。

　　④Richard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

　　⑤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pp. 31-32.

　　⑥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2ed edi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16-217.

　　⑦Leo Strauss， “Relativism，” in Helmut Schoeck and James Wiggins eds.， Relativism and the Study of Man，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1， p. 140.

　　⑧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⑨ 美国政治学家沃勒斯坦对1999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弹劾克林顿总统进行表决的情况进行过如下评论：“赞成弹劾总统的共和党一方，是清一色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南方，除一人外全部是男性。反对弹劾总统的民主党一方，有天主教徒，犹太人，黑人，妇女，一名同性恋者，一名来自南方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男性白人。从这种激情中难道看不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男性因感到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业已降低而发起的造反吗？”转引自塞缪尔·P·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88页。显而易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冲突在美国已经具体化为种族的、地域的、宗教的和党派的冲突。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所谓的“文明的断层线”已经在美国社会内部隐隐约约地浮现出来。

　　⑩中文一般用“民族国家”对应英语的nation state，但这种译法容易让人联想到nation这个概念的生物学意义，并且也容易引起对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的误解。实际上，近现代政治学中的 nation更多地是一个政治概念，是近代西方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的结果，因而是对忠诚于同一个地域国家的个体的总称，因此本文一律采用“国民国家”这样的表述。

　　(11)Ulrich Beck， “What is Globaliza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p. 100.

　　(12)克林顿曾经表示：“我们的政策既不是随便的，也不是保守的；既不是共和党的，也不是民主党的。我们的政策是新的，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参见傅殷才、颜鹏飞：《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西方两大经济思潮概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13)参见欧阳景根：《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2页。

　　(14)Jan Nederveen Pieterse，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in Frank J. 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p. 102.

　　(15)参见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202页。转引自陈志瑞：《英国30年的政治变迁》(内部稿)。

　　(16) 斯坦利·恩格尔曼与罗伯特·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20世纪》，蔡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3—765页。宋凤轩、江月，《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减税改革及借鉴》，《税务研究》2004年第5期，第21页。

　　(17)Bernard Cassen， “To Save Society，” in Frank J. 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p. 14.

　　(18)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Globalization with a Human Face，” 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9/en/.

　　(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第三世界的蹂躏”，转引自[美]迈克尔·坦泽尔：《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参见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20)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t a Crossroads： Aid， Trade and Security in an Unequal World， http：//hdr.undp.rg/reports/global/2005/pdf/HDR05_complete.pdf.虽然从1995年开始，非洲国家的经济出现增长，但这种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结构调整政策”，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这一时期非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非洲国家的政治趋于稳定，以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开始向非洲大量投资。

　　(21)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从1991年到1997年间，总共有151个国家对其国内经济体系进行了调整，其中136个国家调整的方向就是自由化，只有16个与之相反。Cf， Richard Langhorne， The Coming of Globalization： Its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Conseque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6

　　(22) 比如，欧盟国家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百分比1980年时平均为24.3％，到1990年上升到25.4％，1997年又进一步上升到了28.2％，参见李军鹏：《政府社会管理的国际经验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12期，第11页。另外，西方主要国家政府税收水平的变化也表明政府职能仍然有增无减。据统计，2001年时世界主要国家政府的税收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十年前相比是上升了而非下降了。世界上对资本最开放的两个国家丹麦和瑞典，其税收水平也是最高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参见Roger King and Gavin Kendall， The State， Democracy and Globalization，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pp. 154-155。有研究甚至证明，福利国家的社会开支还在继续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参见Jens Alber， “Social Dumping， Catch-up， or Convergence？ Europe in a Comparative Global Context，”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Vol 10， No. 2， 2000，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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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参见卡尔·格奥尔格·齐恩：《全球化的获利者与失败者：20世纪最后25年的经济发展》，[德]乌尔利希·贝克等：《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张世鹏等编译，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179页。 　　(24)R. J. Barry Jones，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6-67. 　　(25)豪尔赫·涅托·蒙特西诺斯：《治理全球化：谋求民主治理的世界政策》，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文版，第200、203页。 　　(26)参见罗伯特·格涅、克里斯托瓦尔·凯：《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和前景》，见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第303页。 　　(27)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2， p. 55. 　　(28)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Globalization with a Human Face， 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9/en/. 　　(29)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0， Human Rights and Human Development， 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0/en/. 　　(30)Barry P. Bosworth and Gary Burtless eds.， Aging Societies： The Global Dimens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 3. 　　(31)William， I. Robinson， “Globalisation： Nine Theses of Our Epoch，” Race and Class， Vol. 38， No. 2， October-December 1996， p. 21. 　　(32)Lawrence Mishel， J. Berstein and J. Schmitt，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2000-2001， 转引自刘洁《社会保障政策演进分析》，《当代财经》2005年第2期，第62页。 　　(33)Cf.， John Gray， 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pp. 29-32. 　　(34)“The State of Human Development，” UNDP REPORT 1991， see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1991_en_chap2.pdf. 　　(35)“Changing Today‘s Consumption Patterns for Tomorrow’s Human Development，” UNDP REPORT 1998， see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1998_en_overview.pdf. 　　(36)崔宇：《贫富分化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09年9月15日，http：//chinese.wsj.com/GB/20090915/CWSl80758.asp。 　　(37)Cf.，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Governance， London： Polity Press， 1999. 　　(38)转引自宋伟：《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编：《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09年第39期，2009年12月5日发表。 　　(39)中文通常翻译为“协商民主”，但有其不妥之处，一是容易与中国的“民主协商”制度混淆，二是没有体现出这一民主理论与实践所强调的通过相关各方深入细密的讨论以达成共识、形成决策的含义。 　　(40)Cf.， Arend Lijphart， 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Plur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Netherlan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李普哈特在1984年发表的《论民主：21国的多数政府与共识政府》(Arend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一书中又进一步对共识政治与所谓的多数政治进行了区分，并且认为，共识政治制度包括五项要素：庞大的内阁、行政与立法的平衡、多党体制、多维的问题向度和比例代表制。后来他又补充了统合主义(cooperativism)这一要素。 　　(41)马库斯·克里帕茨：《全球经济与地方政府：李普哈特的共识民主和包容政治》，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42)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43)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2009年4月13日发表社论说：“当代流行在西方国家的所谓‘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最突出的表现是断言，伊斯兰是保守、落后、反动的宗教，与现代民主不能兼容，但是事实证明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的谎言。人们注意到，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多党制和民主选举蔚然成风，波澜壮阔，形成了光彩夺目的亮丽风景线。”参见“伊斯兰之光”网站，http：//www.norislam.com /html/53/n-5553.html. 　　(44)这一方面反映在“反对党抵制大选和大选结果不被失败候选人接受并造成社会动荡加剧、在任领导人经选举发生的更迭减少以及选民投票率呈下降趋势等方面”，另一方面则反映在“当权者利用权力修改选举法，制定不利于竞争对手的条款或规定，使政治竞争处于非公平状态”等。参见贺文萍：《论非洲民主化》，《西亚非洲》2002年第6期，第26页。 　　(45)“普遍同质国家” (universal homogenous state)是法国黑格尔研究者科耶夫(Alexander Kojev)提出的概念。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运用这个概念，指历史的终结之处出现的、与人类基本需求相一致的国家。 　　(46)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7)第一次关于公共社会的理论热潮出现在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代表人物为亚当·福格森，后来又影响到19世纪的德国，黑格尔关于公共社会(市民社会)的理论广为人知。 　　(48)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p. 183. 　　(49)Jü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50)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全球性公共社会的发展，恰恰在这一方面超越了国民国家的框架。 　　(51)詹姆斯·N·罗西瑙：《面向本体论的全球治理》，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52)詹姆斯·N·罗西瑙：《面向本体论的全球治理》，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第61页。 　　(53)World Bank.， Sub-Saharan Africa：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89. 　　(54)World Bank，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2. p. 3. 　　(55)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56)同上书，第94页。 　　(57) 同上书，第67—68页。第二个层面的宗教复兴现象显然并不是非西方社会所独有，而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实际上，正如有不少学者所指出的，亨廷顿对世界范围内文明冲突问题的理解，从根本上来自于他对美国国内多元文化主义导致的社会矛盾的关注。他自己也多次暗示这一点。 　　(58)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88页。 　　(59)Quoted in David Broder， Boston Globe， January 3， 1996， p. 11. 　　(60)Michael Sandel，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2. 　　(61)Kristin Henderson， “In the Hands of God，” Washington Post， April 30， 2006， p. W08. 　　(62)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98页。 　　(6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第201页。 　　(64)《安南宣布俄罗斯移民涌入量居世界第二》，新华网2006年4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06russia/2006-04/17/content_4433484.htm. 　　(65) 据称1970年代时只有3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而1990年代后期这一数字增加到60％。关于整个20世纪世界政治制度变迁的历史和相关统计数字，参阅Map：20th Century Governments，http：//users.erols.com/mwhite28/govt1990.htm.^NU1DA20100916

来源: 国际政治研究 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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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


——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周晓虹**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夏季卷（2009年6月）



摘
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的同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嬗变。经过30年的社会转型，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呈现出鲜明的“边际”特征：即传统与现代的抗衡、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但从总体上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越来越主动和积极，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30年来中国人民经历的这场社会心态的巨大变革是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或者可以干脆将其称之为“中国体验”，它是30年的改革开放带给13亿中国人民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并因此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 词
改革开放
社会心态变迁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



On changing of Chinese social mentalit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up
——Another explaining of Chinese Experince


Zhou Xiaohong



Abstract: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reform and open-up in 1978, alongside tremendous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people’s values and social mentalities have also been apparently converted. Afte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spanning three decades,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s values and social mentalities are now characterized by distinct “marginal” features, namely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gap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ies, confront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lash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Nevertheless, Chinese people’s values and social mentalities in general are presenting increasing sensibility, sophistication, open-mindedness and pluralism. They are showing more and more initiative, activism and global awareness as well. In a sense, this radical mental transition undergone by Chinese people through the past 30 years exists as a component of the increasingly noted “Chinese experience”. The transition, which might as well be termed as “Chinese feeling”, signalizes sentiments and mentalities of 1.3 billion Chinese population shaped by three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up, and thus bestows on Chinese experience a spiritual integrity with values and meanings.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up; social mentality transition; Chinese experience and Chinese feeling



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在这30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国民生产总值（GDP）从2650亿美元增长到3.6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三的国家，而且我们通过制度建设、民主法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正在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迈进。进一步，经过这30年的巨变，在整个社会发生结构转型的同时，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或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心态，同样也发生了令人惊异的转型。像社会结构的转型一样，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变化不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而且因其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和独特性在给中国人民五千年的精神嬗变历史打上鲜明烙印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迈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心理范本。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30年来中国人民经历的这场社会心态的巨大变革视为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中国经验”（China Experiences）[1]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将其称之为“中国体验”（China Feelings）。以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及其感受为核心的中国体验，是30年的改革开放带给13亿中国人民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它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一、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态及其近代嬗变



社会心态是不断演进过程中的社会的主观精神状态，因其变动不居和现实可感而常常成为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在常见的社会科学表述中，社会心态常常与价值观相提并论，这是因为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社会心态，都是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现象或主观表征，并且广义的社会心态也常常包含了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不过，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有相互区别的一面：前者是一社会成员用以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观点，并因此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深蕴性；而后者则是一种弥散而变动的社会心理状态，是价值观赖以形成的一般心理基础。

长期以来，由于关注个体和小群体研究的心理学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君临天下，[2]导致“社会心态”一词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基本处在边缘位置，它“并不是一个积累了很多成果的领域”。[3]在对社会心态研究感兴趣的社会学家中，我们一般可以发现，他们都着重强调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宏观、动态及与重大社会历史变迁的关联等特征。比如，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3]周晓虹认为：“在那些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时期，都会伴随着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重塑”；[4](P39)马广海更是直截了当地辨明：“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动态社会心理现象。[5]我们认为，在讨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这一主题时，恪守上述核心特征不仅具有准确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早在1886年，恩格斯就说过：“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6](P245)
要准确阐释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我们首先要回到30年前甚至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去，因为这不仅是我们30年来精神嬗变的起点，也是判别今天的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不可或缺的参照系。自1840年西方入侵而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的嬗变开始，尤其是自包括现代心理学在内的近代科学从西方传入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以及所谓“国民性”就一直成为中外学者谈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时津津乐道的主题之一，[①]并且至今仍然构成了诸多中国学者的学术旨趣。[ii][②]

从最为简略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影响传统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制度结构和文化氛围入手，讨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讨论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时，能够发现，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会论及这样四个方面：即农耕社会、封建皇权、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进一步，可以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在几千年中确实从不同侧面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具体说来，（1）在有6000年以上历史的中国农耕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它不仅阻碍了商品或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国民性格中勤俭耐劳和冷漠无知、坚韧和保守的两重性；（2）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皇权统治，给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社会心理都打上了抹不去的烙印，使得中国人具有鲜明的权威主义人格，或表现为面对强权时的安命不争，或表现为大权在握时的残忍无情；（3）同样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法家族制度，使得中国人缺乏自我主义的情绪表达和普遍的社会关注，他们讲究人伦关系、推崇忠孝礼义，但却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缺乏公德心，以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7] (P27)（4）在上述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伦理，它所宣扬的核心内容就是封建等级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而它所推崇的“仁爱观”、中庸之道以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既造就了中国人仁爱慈悲、中庸谦恭、安贫乐道的一面，也使中国人常常摆脱不了虚假伪善、随波逐流、明哲保身以及“君子不器”等恶习的侵扰。

变化出现在1840年。在这一年的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封闭的大门，在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面前，中国被迫踏入现代的门槛，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文明在向自己十分陌生但却充满生机的工业文明做出让步之后，也开始了向后者的缓慢但越来越迅速的转变。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废除科举、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一件件巨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近代中国的走向。尤其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和宗法制度宣战，并明确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否定，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制度层面，进一步引申到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层面。随后的文学革命和提倡白话文运动、批判传统人格和改造国民性的主张，造成了传统人格和社会心态的坍塌。此后，伴随着古老的中国向外部世界的被动开放，首先是沿海地带开始从传统经济中剥离出来，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与内地相对立的特色：在物质和文化上都置于西方的示范效应之下；经济以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为主轴；文化上向工商社会的价值观念迁移；租界的存在使行政和司法具有中国和西方双重主权和标准；最后，社会具有了面向世界的全方位的开放性质。 [8] (P144-45)如果不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中国社会的近代变革无疑会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1949年的革命，再度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但是，一场以反对封建和殖民文化为目标的革命，在其胜利后的近30年间却形成了更为坚固的传统或者用华尔德的话说“新传统”，[9]这却是当年的革命者自己也预料不到的事情。在1949－1978年的近30年间，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业学大寨和“文化大革命”，这些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制度性变革和广泛的社会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人民的期望与选择，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改变发生了诸多积极的影响，但也造成了许多消极后果。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人民在这30年间因上述重大社会事件所激发出的“革命”热情与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有很大的差别，但无论怎样也不能算是现代的。革命的胜利推翻了皇权，但却没有扫清以高度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阴霾；革命的胜利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样制约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发育；革命的胜利铲除了血缘家族统治，但无所不包的单位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在限制人们的流动和迁徙自由之后，也弱化了他们的创造性和竞争意识；最后，革命的胜利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儒家封建伦理和刚刚萌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活的、崇尚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却成了束缚人民群众创造力的教条。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左右下，一个有10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高度政治化，同时又高度同质化或曰“去个性化”的社会心态。而从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一系列世所罕见的政治颠狂，都是这种社会心态的直接产物。

1840年后的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着中国原有的历史传统和西方后来的现代辐射的双重影响。这样一种带有历史判断色彩的话语所具有的隐含之意是，在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也不会因为一次甚至一系列革命而消失殆尽，有时传统甚至会借“革命”之名卷土重来。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一系列“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在传统文化及作为其载体的物质遗存被颠覆和破坏的同时，对领袖人物的膜拜和盲从作为另一种传统则获得了声势浩大的复兴。其实，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直到今天为止，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和重塑过程中，旧有的传统仍然常常体现出了巨大的现实力量。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轨迹



历史是延续的，但不同的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的影响是不同的，这又使得人们的历史感是断续的。纵观30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过程，我们可以以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里程碑，将这30年的嬗变粗略地划分为六大阶段。

传统价值观的断裂，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第一个阶段。造成中国传统价值观断裂的真正原因，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由中国人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历史大悲剧。这场悲剧不同于1840年后每每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所导致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次次动乱，因为它使中国人“痛定思痛”之余第一次有可能将“反思”从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移到自己文化肌肤的毒瘤之上。“事实上，只有这种‘不可推卸’的‘自我反省’，才可能产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文化批判，也才能造成几度欲断未断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真正断裂”（周晓虹，1988）。[10]断裂首先出现在青年一代身上，因为这些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的一代率先投身于伟大领袖倡导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最先遭到了这场“大革命”的无情抛弃。因此，在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之际，他们即以“伤痕文学”的形式对整个十年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唤起了整个民族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iii][③]而且借助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力量，直接酿就了足以导致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发生断裂的巨大震颤。

传统价值观的断裂的直接后果是价值观的空白状态，这是嬗变的第二个阶段。对扭曲、窒息、摧残人的灵魂和尊严的外在社会力量的批判，震塌了传统价值观这堵中国文化的“老墙”，也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暂时身陷于精神世界的荒原之中。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由于旧的偶像破灭、新的人生目标尚未确立而产生的迷惘感和失落感。尽管这种迷惘感和失落感由于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所刊发的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以及其后主要由年轻人参加的关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而被当时的人们理所应当地归结为年轻一代的社会心态。但在事实上，当时的年长一代在他们几乎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所遭受的空前劫难之前，其所感受到的迷惘和失落远甚于年轻一代。

嬗变的第三个阶段是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萌生。催生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力量来自改革和开放两个方面：其一，就改革的力量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导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使得农村经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在这一基础上，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决定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二，就开放的力量而言，由于世界文明浪潮的波及、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仅使1984年的中国掀起了一场“现代化”的学习热潮，也使人们普遍经受了“全球意识”、“第三次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等现代观念的冲击。在改革和开放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在相当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中间开始萌生了富有现代气息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他们开始渴望能够主动地介入而不再是被动地依附经济生活和社会事务，开始积极地从商、从政、从事任何自觉能够发挥个人才能、提高生存价值的工作；想名、想利、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留下自己的足迹。一时间，“深圳速度”、“步鑫生”、“‘傻子’年广久”、“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观念更新”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在文化与教育领域，“异化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文化热”以及“文凭热”也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不仅缓解了改革开放之初年长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和西方学术界长期隔离……，跟不上他们在这30年里的变化”[15]而产生的“苦恼”，而且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和观念更新。进一步，在沿海开放城市，年轻一代甚至开始同一些陈旧的观念展开了直接的交锋：比如，1988年，蛇口、深圳和北京等地的青年就公开对当时的几名声名遐迩的“青年导师”的作用表示怀疑，并对他们所宣扬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

嬗变的第四个阶段是顿挫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必然结果。在新价值观开始萌生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矫枉过正的危险，因为传统的价值观虽然已经发生颠覆性的断裂，但孕育全新价值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完全形成，而拂面而来的改革开放之风却使相当多的人开始变得浮躁。加之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诸多新事物泥沙俱下，它们既可能使一群人兴奋，也可能使另一群人不满。比如，社会政策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经济上的“双轨制”则为部分权势阶层先富起来创造了条件。这样，在“相对剥夺”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许多人的社会心理天平失衡了。到了1980年代末期，整个社会竟形成了一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复杂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形成了结构性的张力，而一些突发事件则成了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导火索。自此之后的三年顿挫中，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转变不但停顿下来，而且陷入了新的迷惘和困惑之中。

接下来的第五个阶段可以称作是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复苏阶段，它的标志十分清晰，就是邓小平1992年2月的“南巡讲话”。在此之前，作为“六四风波”的对应物，中国社会再度出现了“左”的思想潮流。有人认为，这场风波是阶级斗争的最大反映，因此反和平演变是当务之急；也有人认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孕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土壤，而“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坚持搞经济建设，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不但稳定了人心，更重要的是引发了随后而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热潮。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并通过其后的《宪法》修正案固定下来。至此，市场经济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不可遏止地奔腾开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重新进入复苏阶段，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心态开始孕育而生。

不要低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冲击。美国《时代》周刊曾数次将邓小平的头像刊登在其封面上。1979年，当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时，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而1992年的南方旅行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文章写的则是“航空母舰”在13年里的第二圈。[11]从1992年开始，这第二圈走了五年。1994年，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市场经济的热潮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当年度我们完成的流行语评选中，下海、炒股、申办奥运、第二职业、大哥大、大款、发烧友、发、打的和老板名列前10位，充分显示了1992年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景况； [12]而同期完成的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呈现多元化的趋向、代际之间的差异变得更为明显、隐私权开始受到尊重、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变得愈加宽容，但在人们旧有的道德观发生裂变的同时，全新而清晰的道德观尚未形成。[13]

最后，我们以1997年为界，将其后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划为第六个阶段，或者称其为发展期。1997年所以会成为这一时期的起点，是因为在这一年的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撒手西去，而这一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将沿着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从1997年开始，一晃又是10年过去了。在这10年或第六个阶段中，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再出现过改革开放前20年中出现过的大起大落，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变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稳健从容。我们认为，邓小平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塑造了一个民族成熟的社会心态——她不再会因自己的领袖人物的交替而出现动荡不安，而这恰恰是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的基本前提。



三、边际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群像



　
边际人（Marginal Man）也可称为“过渡人”或“边缘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赋予的。齐美尔不仅在《陌生人》中论述了与边际人十分类似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 [14]而且他本人实际上就长期扮演着一种“异乡人”或“陌生人”的边际角色。接着齐美尔， 1928年，罗伯特·E.帕克发表《人类的迁移与边际人》一文。沿着齐美尔的思路，帕克将边际人形象地比喻文化上的混血儿，他们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之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协调的。用帕克自己的话说，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不过，这种边际性，不仅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因为“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边际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15]

我们曾将边际人划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处在两种社会形态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两种时代交界处的特定人格，就像当年恩格斯称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这是所谓历时态边际人；其二是处在两种文化接壤处的特定人格，他们由于国际联姻、出访、留学、移民等原因而生活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因此又称共时态边际人。[16] (P532)

我们可以将历时态边际人称之为“过渡人”，而将共时态边际人称之为“边缘人”。其实，无论是过渡人还是边缘人都是边际人，其间的区别只是在前者是文化转型的结果，后者是文化交融的产物。但是，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和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融常常是一种相伴而生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因与外部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融而发生或加快了变化；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因变化和转型更增添了对外部尤其是西方文化吸收的紧迫性和包容性。因此，在整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又常常以比以往的社会快百倍千倍的速度发展的现代社会，边际人确实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转型人格，甚至可以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社会成员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孕育着边际人格的萌芽。

早在1958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D.勒纳就通过对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成为“过渡人”或“边际人”时，这个社会就开始由传统走向现代了。在他和后来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看来，“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以及使自我适应变迁的准备……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在人格上有所调整，即要具有一种‘心灵的流动’及‘移情能力’”。[iv][④]在勒纳眼中，边际人是置身于“传统－现代”连续统上的人：他既处在传统之中，又置身于传统之外；他既跨进了现代的门槛，又未完全投身于现代的怀抱。与此相应，他的行为也受着“双重价值系统”的支配，他渴慕现代的刺激，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制肘。

1996年，叶南客在论述“边际人”时，曾将现时中国人的人格和社会心理特征归结为一种积极的“人格分裂”或“二元人格”。这种“二元型的人格，在历时性上身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是个‘过渡人’；在共时性上又身负相异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个‘边缘人’”，[17] (P115)它是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或者说是转型或过渡社会给“边际人”烙下的最深刻的标志。如果说“边际人”真的准确地刻画出了现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群像，那么这种二元化特征就是“边际人”的最本质特征。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将这二元特征视为一种连续统，这种非绝对的两分法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合适的分析构架。我们也可以按这一思路，论述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

（1）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表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的颉颃。传统与现代这一对主题，已经缠绕了中国人100多年。显然，如上所述，如果我们不将传统和现代视为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两极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任何社会既不存在纯粹的传统性，也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这100多年来的历史视为“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或者视为传统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 [18] (P18)这样一来，虽然传统和现代仍是一对相互颉颃的主题，但1919年“五四时期”讨论的传统与现代和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区别；而今天的中国人所以更为现代，也就表现为他们不再将传统和现代视为绝对对立的两极，也不会为了“恭迎”现代而将传统打翻在地。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已经看到，传统与现代虽然仍然有发生冲突的可能，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是能够共存共生的。不仅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证实，传统和现代的心理特征是能够同时并存的，[19] (P456)而且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推行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民间传统文化确实在许多地区都展现出了互为依托的现象：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为民间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民间传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在地方工商业的兴起与社会互助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20] (P150)

（2）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反映出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理想所以还会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是因为中国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年来的进步，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希望；但是，现实又令人不满意，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眼界的不断开阔，人们对生活产生了更高的要求。当然，经过30年来的嬗变，中国人不再会固执于某一个极端。在面临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他们既不会因屈从现实而放弃理想，也不会因固守理想而无视现实。相反，他们往往会力求在两极之间寻求某种兼顾。2000年初，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了根据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保尔这样的英雄人物依然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同年进行的一项对北京高校学生的调查表明，大学生们在对美国微软帝国的创始人比尔•盖茨顶礼膜拜的同时，依旧对保尔•柯察金保持了足够的敬意。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更倾向于将盖茨视为现实世界的榜样，而将保尔视为精神世界的偶像。[21]与此相似，另一项调查表明，在北京青少年的择业观念中，理想和现实也一直处在一种有限度的张力之间：他们最崇拜的是科学家，但他们最想当的是企业家。[22]理想与现实之间既有落差，又对这种落差抱以宽容之心，说明一种多元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中国人行为选择的标尺。

（3）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体现出了城市与农村的对峙。早在19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L.沃思就指出过，“城市与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城与乡各有其特有的利益、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特有的人性。它们形成一个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二者的生活方式互为影响，但又绝不是平等互配的。……随着城市的影响不断地向广大农村渗入，农村人也在被改造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差异最终是会逐渐消失的”。[23] (P275-81)在中国，由于城乡分治多年，加之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直十分巨大，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前者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后者则是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敦厚、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 [17](P147)其实，人格特征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对峙，并不仅仅发生在市民和农民之间，每一个具体的人也都可能同时存在这两种不同的人格和行为特征。因此，有的市民在行为方式上可能更“乡村”一些。比如，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公共卫生，因为他们本质上尚不适应同生共济性更强的城市生活。同理，有的农民在行为方式上则可能更“城市”一些。比如，在我们的研究中，苏南的周庄农民为接触现代工业文明付出的代价较小，并因此形成了适应变迁的“秩序感”；而温州的虹桥农民在建立个体所有的乡村工业的过程中付出了较高的心理和社会代价，但也获得了高度的个人自主性和效能感。[24] (P317)再比如，在李培林等人的研究中，由于进城以后获得的利益在不断增长，“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较低的收入水平和经济社会地位而表现出消极的社会态度，反而呈现出预料之外的积极社会态度”。[25]

（4）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体验到了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的东西方冲突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进入颠覆了中华帝国的“天朝”心态。紧接着，1870年的洋务运动推动了西洋器物文化大规模流入中国；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又使得科学、民主、人道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开始了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不能不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留下二元性的结构特征，这也是造成现时中国人的边际性的主要成因之一。


西方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东方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或是家族主义的，[v][⑤]或是情境或关系主义的，[vi][⑥]1949年后则是集体主义的。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论[vii][⑦]，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西方文化崇尚个人的自主和独立，他们在社会互动中也具有平等和民主的行为模式；而东方文化强调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强调服从权威，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国家权威，概莫如此。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利益更是取代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开始主导人们的行为。作为集体主义精神之典范的“雷锋精神”，就倡导“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拧到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这种集体主义片面强调集体的至上性和绝对性，严重忽视个人的存在，不能实际地满足个人的正当需求，最终必然迫使个人去关心自己，脱离集体去谋求自己的发展，使得集体主义最终也只能徒具其表，成为一种“虚假的集体主义”。[26]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上述“虚假的集体主义”开始向“真实的集体主义”转变，力求在集体和个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这种集体主义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现实的价值取向，乃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兼顾个人与集体的两重性：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以追求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必须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社会分工和高度社会化的产物，它需要每一个社会主体间的分工合作，这又为集体主义留出了生长空间。可以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充分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选择的同时，“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27] (P23)就一定能够走出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的困境。



四、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变迁趋势



我们用了万余字的篇幅，论述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心态，论述了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尤其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这100多年，尤其是这30年以来，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的嬗变是巨大而又深刻的，从我们叙述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总体态势来看，与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相一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在发生着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和跃升。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延续了近30年，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又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第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而成熟，他们的社会心理承受力将进一步提高。社会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社会心理结构系统，是因改革开放而生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甚至这一概念本身就产生于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28]因为改革开放，因为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也因为改革开放，新的社会或利益阶层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还因为改革开放，我们原有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暴露出来，各种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也大为上升；这一切都使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受到冲击，导致了人们的精神震荡和心理失衡，所以自1978－1989年间的改革初期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剧烈的动荡，1988年的经济大恐慌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为这种动荡写下了注脚。但是，自1992年后，尽管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前10年，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改革或变化，这些改革或变化在造福一大批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生活，但整个社会却并未因此出现危机的征兆。这说明人们对改革进程不再抱以盲目的乐观态度，问题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素养，并且学会了参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问题。[29]尽管在目前的大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与政府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有关，也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提供一定限度的心理舒缓和社会支持有关，但中国人社会心理承受力的提高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多元，他们对各种外来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接受能力也不断提高。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折过程。和1840年的被动开放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十分高涨，但这种积极的接受态度在1999年美国攻击中国使馆以及日本首相三番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后曾出现了短暂的变化，但最近几年随着“奥运会”的来临和召开，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对外民族的文化接受形成了相映成辉的局面。2000年对中日韩三国青年社会意识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同日韩两国青年相比，中国青年不仅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而且还具有较为强烈的为国家富强做贡献的愿望。[30]相似的多元文化心态也表现在不同的代际之间，我们的研究发现，同改革开放早期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相比，现时的两代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更为融洽与和谐的代际关系，一种被我们称之为“文化反哺”的代际沟通方式正成为中国社会不同代际之间的沟通桥梁。[31]

第三，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主动和积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主流国家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对国家的未来也越来越充满信心。2000年进行的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市民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国人对新世纪的中国发展充满了信心。[32]中国人自信心的提高，并不仅仅是精神嬗变的单纯结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以中国社会30年来的经济变革和国力增强作基础的。进入21世纪，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Made in China”取得了全球通行证；中国经济经过连续20余年的高速增长，早已摆脱了“短缺经济”时代的困窘，成为GDP总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位居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和壮大。[33]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先单纯付诸于口号和游行的极端的政治参与方式变得理性而多样化：在几亿农民继续他们的“村民自治”的政治实践的同时，在沸腾的中国城市中，不但普通的“白领”中产阶级和私营业主都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34]而且“海归”精英阶层也同样希望能有自己的“政治平台”，“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声音”。[35]
第四，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随着中国一步步融入全球经济和社会体制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具有世界意识，他们精神生活的全球化特征日渐明显，风险意识、环保意识、诚信意识、平等意识、公共服务意识及对他文化的宽容意识逐渐养成。全球化和先前中国社会单纯的向外开放不同，它是在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通过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交流和互动，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与生活样式成了全球通行的标准样式。正因此，金耀基才会说，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比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总和的影响都更为剧烈。[36] (P39)如果说，自1840年起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是单向的话，那么全球化以及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使得这种影响过程逐渐双向化甚至多向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会更为普遍；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及因这种认同而生的民族文化的复兴也会日益昌盛。可以相信，不但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求，而且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都使得中国社会不可能重新走向闭关锁国的回头路。在未来中华民族实现自己渴望已久的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一定会更为自信而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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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②]
参见李亦园、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和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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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③]“伤痕文学”的代表之一、作家刘心武在纪念“文革”中被迫害而死的100多个作家时，以一种深邃的目光追问道：“为什么在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昌盛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刘心武：《向母亲说心里话》，载《上海文学》1979第12期）。这说明，许多人对“文革”悲剧的思考已经从毛泽东个人的独断专行深入到制度和文化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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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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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⑤]
参见Parsons, Talcott, Social System, Toronto, Ontaria: Collier- Macmillan,1966,p.96.和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载李亦园、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格》，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xiii][⑥]
参见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和Ho,D.Y.F.（何友晖）, “Psychological of Collectiv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Case and Maoist Dialectics”, In Echensberger, L. H., W. J. Lonner & Y. H. Poortinga(eds.), Cross-Cultural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Lisse, Netherlands: Swets ＆ Zeitlinger Press,1979.

[xiv][⑦]
相关争论，可以参见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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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反哺：科技进步与社会变迁中的代际关系”（02BSH022）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