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文化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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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文化概观



2010-02-25








　　近日，北京日报记者李庆英邀请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葛剑雄，山东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刘德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海中，就中国地域文化一题进行了访谈。
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记者：自古以 来，中国就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不同的地域塑造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究竟什么样的文化才可以称为“地域文化”呢？ 　　葛剑雄：地域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特点的文化类型，这一文化类型和周围的其它区域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可以将中国文化划分为比较大的文化区，如“华夏（汉）文化区”、“西北文化区”、“岭南文化区”等。也可细分为若干个亚文化区，即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下面再根据文化类型分为更小的区域，如“西北文化区”下可分为“秦文化区”、“陇文化区”等。地域文化一般包括比较大的空间范围。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需要较长的年代，也有很长的延续性，目前常说的地域文化往往能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如秦文化、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至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地域文化的个性 　　记者：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认识和界定某种具体的地域文化呢？ 　　葛剑雄：地域文化的表现，是指这一区域中特有的，最有特色的，而不是普遍现象，集中反映在以下方面。 　　其一，方言。不同的方言会造成不同的文化心态，而同一方言又是同一区域人群交往的媒介，是地域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因素，成为区别不同文化区的重要标准。 　　其二，饮食。主要是指民间的日常饮食。 　　其三，婚丧礼俗、民风民俗、节庆。维持一种风俗或礼仪需要物质条件和经济实力，平时往往难以保持，但每逢婚丧喜事或节庆，就会不惜工本，即使下层贫民也会尽力而为，因而最能显示地方特色。 　　其四，民间信仰。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相当淡薄，而民间信仰非常强烈。民间崇拜的对象一般都与当地的利益有密切关系，因而长盛不衰。 　　其五，民居。官房建筑、公共建筑、祭祀性建筑有一定的规格，可以不惜工本，但民居既要适合当地环境，又能为平民所接受，因而必定是有强烈的地方性。 影响地域文化的因素 　　记者：地域文化的成因有哪些呢？ 　　葛剑雄：地域文化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环境限定和人口变迁有关，也与行政区划和民族分布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制约于外来文化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不便的情况下，不同的自然环境，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消逝，会长期保存。中国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基础，所以形成了不同地域的物质文明，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精神文明。 　　另一个方面就是人的因素。一个地方的文化说到底还是当地的人在起作用。某个地方的文化变化，最重要因素就是移民。移民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流动。 不同地域人的性格差异 　　记者：不同地域人的性格鲜明地体现着地域文化特点。从大的方面来说，“南人”、“北人”的文化性格具有什么特点？ 　　刘德增：实际上，中国南、北的分野以“淮河――秦岭”一线为界――这是中国自然环境也是文化传统的分界线。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化传播呈现出“东西交流、南北并峙”的格局，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了国人的地域性格。 　　一是南人诸业并重，北人重农贱商。历史上，重农成为北方人的传统，工商被视为“末业”而横遭贬斥。南方人从来没有像北方人那样囿于稼穑一行，能农者农，能工者工，能商者商。 　　二是南人奢侈，北人俭约。南人嗜尚鲜衣美食，北人崇尚俭约。尤可注意的是：南方人之奢，乃自奢，他们自己厚滋味。北方人之俭，乃自俭，他们自己省吃俭用，对他人却慷慨大方，热情好客。这一差异表明：南方人注重自我，北方人在意他人。 　　三是南人开新进取，北人持重守成。北方人持重守成，墨守成规。南方人富于进取精神，不墨守成规。 　　四是南人文弱，北人粗犷。南方人文雅，文胜乎质。他们有才子的风流，乏武士的彪悍，凄婉文弱，能言善辩。北方人体魄强悍，粗犷刚烈，嗓门粗大，不善言辞。从行为指向来看，北方人锢抑自我，贬抑个性，是一种“非我主义者”；南方人释放自我，强调个性，是一种“自我主义者”。 地域文化是推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动力 　　记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掀起了一股地域文化研究热，那么研究地域文化有何现实意义？ 　　杨海中：从文化人类学来看，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多元的外在呈现和内在结构丰富的直接体现，也是推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动力，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历史素材。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文化犹如无字的“习惯法”，在弘扬和谐文化传统，创新和谐文化内涵中具有无形的强大力量。

（《北京日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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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发生之特征 　 2006年11月03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内容提要：在统一体的中国文化发生之前，抽象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性文化的形式而存在着的。中国文化的发生阶段，约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文化时期相当，其发生标准，需就考古发现的器物类型学上的若干一致性而言。国家统一，共同体文化才有可能出现和形成；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生，各地域文化必然要经历一个“互渗－统一”乃至局部消亡的过程，但中国文化的地域特色将会永远存在。 关键词：文化发生，地域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历史场景 作者：叶岗，男，1965年5月出生，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如在1996年正式启动、2000年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重点研究了夏代、商代和西周的年代问题，成果最后以报告简本的形式公开出版[1]。此项工程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给夏代的年代上限提供了一个估计数字，即公元前2070年，这就把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提供的第一个有确切纪年的年份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上溯到在此之前的两千年即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这一贡献意义非凡，启迪良多，“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也引申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有关各方一致认为，应该循此前进，汇合更多的学科，采用更多的科技手段，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作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做出新的更大的学术贡献”[2]。本课题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进行的一项学术尝试。 　　正如文章标题所揭示的，本课题的意图在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索中国整体文化的发生。下面，我们对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方法，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学术界对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诚然已有深入的研究，但对文化发生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这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研究的侧重点并不一致。文明起源问题是相对于早期“中国”[3]人克服自身的野蛮状态而走上文治教化、礼义规范和德性修养之路而言的，它与天下、国家、政治等概念的形成和出现紧密相联，故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重点就是探索中国最初几个王朝即“三代”的年代。这一研究重点的确定既出于可行性方面的考虑，但更多地是出于对“文明”概念的把握。文化发生问题是相对于早期“中国”人克服自身的动物状态而走上人之为人、谋求自身以及相应群体的物资和精神发展之路而言的，关注的视野较之文明起源问题更为广阔，而且考虑到根据各地现有的考古文化材料所证明的，先人在寄身王朝之前早已在各自的地域以及地域交流之间发生和发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故而我们又更多地关注王朝形成之前的文化发生以及早期发展的情况。这一侧重点的确定，与我们对“文化”较之“文明”有所区别的概念把握有关系。事实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就已感觉到有必要对中国文明作更久远更广阔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研究，至少在中原地带，考古文化的链环已经连接起来，从仰韶、龙山，以至夏商周，文明的萌生形成，直到发扬光大的历程，应该说尽在视野之中了”[4]。在此，李先生已由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朝着含义更为丰富的文化发生问题作连续性思考了。 　　在文化发生阶段，统一的中国文化远未形成，文化的发生和早期发展都在先人各自存在和活动的地域之内进行，因此，所谓的“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文化的形式存在着的；同时，由于存在着地理阻隔和交通不便的实际问题，各地域文化之间虽说很难做到绝对的声息不通，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各地域文化是以自身的主体文化为骨干和主要血肉并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独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此期间，各地域文化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虽有高与低、充分与不充分之别，但互相之间，很少存在着一个压倒另一个的所谓“强势文化”。“强势文化”的出现，对悠远的中国历史而言，实际上是较为晚近的事。本课题既已把关注的历史时段重点转向王朝即夏商周形成之前，这就决定了在地域文化与王朝文化之间，前者应是我们研究的主体内容；然而，本课题绝非是针对某一个地域文化的专题研究，也不是整体地域文化的纯粹研究，我们的立足点是探索在中国文化发生阶段，各地域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情况以及它们对于日后的共同体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5]。因此，我们研究的幅度在“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存在”与“地域文化的中国化存在”之间。 　　本课题从文化发生的角度去探索中国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鉴于既往的研究在此方面的相对阙如以及在中国文化的本质、独特发展路径、文化的民族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存在着的晦昧不清的争执。西方启蒙哲学家有一句箴言：懂得了发生便懂得了本质；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话：与生俱来。这一些，都道出了事物发生与日后本质之间的联系。我们认为，虽然文化在日后的发展也会造成本质的某种变异，但其最基本的本质，却是在发生阶段就具备了的；并且，文化共同体在发生阶段，往往以地域文化的形式而存在，“这种具有地域个性的文化现象，成为后来居住在这一地域的居民的人文环境，会世世代代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导向”[6]。因此，对于文化发生问题的把握，事实上与学术界对于上述重大问题的理论认识密切相关。这项研究，试图给正在进一步推进着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本课题研究的可能性在于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探讨和记录从未有过中断，特别是自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当代学者从振兴中华民族大业的愿望出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文化研究的热潮，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几部标志性成果，例如文章副题所标示的《中华文化通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中华文化通志》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萧克将军主持编纂、由全国百余位专家和学者通力撰写的一部大型文化专志。全志分“历代文化沿革”、“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制度文化”、“教化与礼仪”、“学术”、“科学技术”、“艺文”、“宗教与民俗”、“中外文化交流”十典，每典十志，共一百卷，约三千六百万字。它以齐全的门类和浩瀚的卷帙，全方位、多视角地记述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包括 全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这是到20世纪为止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中华文化的巨著。 　　相对来说，地域文化方面的基本文献和研究成果较少。《禹贡》和《诗经》等反映了三代及其之前的地理和文化情况；汉代的《史记》和《汉书》奠定了中国正史的纪传体体例，其中《史记·货殖列传》创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地域经济学之始，《汉书·地理志》开地理志之先声，两书对理解地域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此外，《汉书·地理志》所附朱赣的《风俗》[7]是专门讨论地域风俗文化的作品，扬雄所辑录各地之方言而成的《方言》一书，依据方言情况对秦汉的疆域作了划分，是秦汉文化分区研究的重要依据。在20世纪的30年代，以当时集聚上海的一批学者为主要力量，开展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研究，在长江流域的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经过将近60多年，随着文化研究热的高涨，地域文化研究也引起学界的关注，出版了一些综合性丛书、集成和专著。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如《中华文化通志》中的第2典（“地域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8]、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地域文化集成》[9]。这些成果，尽管与整体文化的研究相比显得数量不足和深度不够，但毕竟积累了一部分学者的思考成果，给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考古学界对史前文化遗址作了卓有成效的发现和研究，在此方面，尤其是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对本课题意义甚大。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非常丰富，“迄今已发现七千多处，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年代大约起于公元前六千多年，一般延续至公元前二千年左右。根据目前正式发掘的一百多处遗址来看，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面貌基本是明确的”[10]。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几个重要区域，即黄河中游文化区（仰韶文化和半坡文化遗址）、黄河下游文化区（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遗址）、长江上游文化区（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长江中游文化区（彭头山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址）、长江下游文化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遗址）、燕赵文化区（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遗址）。除这些之外，还有许多遗址包含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因素，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发生和早期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物证和数据。 三是远古神话传说记载了许多创造文化的氏族和部落集团，反映了王朝出现之前的文化概貌。对于神话传说的可信性，中国古今学者有不同的态度但又渐趋一致。战国两汉的学者对神话传说多有整理和采录，其中，司马迁编着《史记·五帝本纪》，就采录了相当比例的神话传说；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也波及到对于神话传说的认识；后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发现和简帛文献的出土，证实了神话传说的部分真实性，学术界逐渐从疑古过勇的思潮中走了出来，认为神话传说的流传及其内涵实在是文化传统嬗变中其来有自的现象，不会凭空产生；它们既是先人们对远古历史和文化的表达方式，又是一种介于前逻辑和逻辑之间的思维方式。利用神话传说，结合考古发现，就可能勾勒出中国文化发生阶段之内的新石器时代至三代形成之间的大致面貌。 　　（三）本课题研究的方法主要在于： 　　一是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三代形成之间的地域文化现象作为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这一范围和对象的确定，源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1）依据对中国文化发生阶段的基本认识。我们认为，发生阶段的上限是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交，也就是说，并不把旧石器时代划入到文化发生阶段内。这是因为旧石器时代主要是由动物变为人、人在与自然界抗争中初步谋求生存的历史时期，这从泛义的文化角度出发当然也可作为文化现象来看待，但实际上会使论题变得漫涯无际。与此相对的是，新石器时代较为集中地出现了诸多文化现象，在以生活与生产活动为主体的其它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先人们的生产文化、宗教文化、个体和集体的居住方式、艺术活动的技术和水平等等。同时，对文化发生阶段下限的界定，学术界认为“可划在秦的统一，甚或汉武帝以前”[11]。我们认为，就本课题而言，这一下限过于宽泛，而应提前至夏商周三代的形成。主要的考虑是国家的形成就喻示着文化统一体或文化共同体的出现，文化至此进入了发展阶段而不再停留于发生阶段。（2）依据对文化发生阶段内中国文化地域性存在的认识。在王朝文化出现之前，中国不存在共同体文化，而是以地域性文化的形式各自存在着，各地域文化的总汇就是广义的中国文化。因此，地域文化较之共同体文化而言，是更为先天的，也具有更为充分的本体意义和实质意义。 　　二是积极吸收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比较中进一步确立论旨。“夏商周断代工程”把中国文明史明确地追溯到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就本课题而言，这只是中国文化发生阶段的结束和中国文化发展阶段的开始。我们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倒着回去接着做”，即从地域文化存在的角度广泛考察公元前七千余年到公元前2070年夏代出现之间的文化现象。《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地域文化”典，以宏大的视野研究了出现在中国辽阔大地上的10种主要的地域文化，足资借鉴。然而，由于受“典制”体例的限制，采用了就各个专题作横向铺展的研究方式，未能对各地域文化历史作纵向的深入研究，也未能就整体的地域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作系统思考。本课题吸收了该丛书中对于各地域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现象的考古数据并且予以整合，在此基础上，就文化史中的发生阶段作一探讨，同时着眼于各地域文化对于中国整体文化形成和早期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二 　　研究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发生之特征，其目的是探索中国文化发生的历史场景，而这与发生阶段内的地域文化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地域文化是文化在空间地域中以特定人群为载体的凝聚和固定，地域文化研究的工作就是“研究文化原生形态和发展过程的以空间地域为前提的文化分布。它将具有相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特征的集结作为单独的认识对象，然后进行历史的和文化学的分类和归纳，从而重建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观”[12]。在此意义上，它与重在揭示文化历史性变迁的发生问题研究相沟通起来。 　　在三代形成之前，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存在表明中国文化自有渊源于其自身环境、人群和传统的特定历史。在人类近七千余年的历史中，曾经产生过不少文化和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列举了21个文明，考古学家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等书里列举了有独立起源的9个文明。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发现中，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和文明也在此时期以地域性的方式存在着，并且逐渐走上文化统一体的道路，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西方文化学派中，有一家形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传播论文化学派，它认为文化最初都是在一个地方产生的，后来经过传播才在其它各地发展出来。这种观点，容易导致认为人类文化只有一个中心，否认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早在18世纪，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文化是受埃及文明影响的，更有人认为中国人本身就是埃及的移民。19世纪，一些所谓的汉学家又认定中国文化是由两河流域传播过来的，其理由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很相似，中国的彩陶艺术同中亚的彩陶风格类似。目前，随着文化理论的日渐成熟与中国各地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即便是西方学者，也认为“两个地区之远古文化的相似，只能说明文化起源地域的多元性和内涵的一元性，而不能断定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13]。我们在下面将要列举的事实，将更为充分地论证中国文化发生和形成的自身历史传统。 　　本课题所指的地域文化，其名称主要是指在西周诸侯分封之后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的自然区域是以周分封之初的疆界为中心范围，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版图为大体界限”[14]，它们被概称的依据是周初分封的自然区域与各诸侯国的社会结构的结合，并不纯粹是自然区域。实际上，这是一种存在着遗憾的借用，是以后起的名称来界定在此之前一直存在和发展着的事物的做法。然而，舍此我们既无法杜撰新词，也无法借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所列举的地名再缀以“文化”二字以作某种地域文化的概称，因为那实在过于零碎。虽说地域文化的名称与王朝出现之前的地域文化的原生相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但是，我们结合论题，还是尽可能地列举那些最能代表其时土著文化的考古发现。 　　下面，以《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地域文化”典所包括的10本书籍为依据[15]，把主要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即本课题所界定的中国文化发生阶段的考古材料整理成表。在下节中，我们将围绕着论旨对此作些说明和分析。 中国文化发生阶段的考古材料表 地域文化名称 考古文化类型 遗址名称 地点 年代 主要内容 秦陇文化 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 老官台文化 陕西华县 7000年前 陶器 李家村文化 陕西西乡 房子、陶器、墓葬 大地湾文化 甘肃秦安 7800年前 房子、陶器、墓葬、黍 母系氏族部落文化 半坡文化 陕西西安 5000－3000年前 彩陶艺术，刻画符号是古文字的渊源之一；粟 姜寨文化 陕西临潼 彩陶、黄铜片、贝饰 父系氏族部落文化 龙山文化 陕西西安 2300－2000年前 陶器、半地穴式建筑、农业发展、装饰品 马家窑文化 甘肃临洮 3300－2050年前 彩陶（有许多记事符号），铜刀（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陶器（有的是生殖崇拜物） 齐家文化 甘肃广河 2000年前 手制和轮制陶器、铜器（已跨入了青铜时代） 神话传说时代 姜炎部族文化 以宝鸡为中心 奠定中华民族始兴的基础：1、教民耕稼，推动农业发展；2、制作陶器，促进原始手工业；3、尝草创药，对原始医学作出贡献；4、造琴创舞，开原始艺术之先河 黄帝与华夏部族文化 兴起于黄土高原，后以中原为中心 统一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中国文化的开拓者和奠基者：1、注重德治，任贤用能；2、智慧非凡，发明创造；3、发明文字，创造文化 中原文化 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 裴李岗文化 河南新郑 8000年前 原始农业和畜牧业 母系氏族部落文化 仰韶文化 河南渑池 6000－5000年前 石纺锤、骨针、彩陶、窖穴、房基 庙底沟文化 河南陕县 大河村文化 河南郑州 晋文化 新石器时代文化 前仰韶文化 汉水上游 6000－5000年前 农业经济、细石器和陶器 母系氏族部落文化 仰韶早期文化 东庄村遗址、古城东关遗址 5000－3000年前 农业生产、多种手工业、红色陶器 仰韶中期文化 北橄遗址、西阴遗址、马家小村遗址 仰韶晚期文化 西王村遗址、白燕遗址 庙底沟二期文化 桓曲东关遗址、乔山底遗址、岔沟遗址、白燕遗址 3000－2400年前 灰陶、木耜、家畜饲养业、住宅建筑 父系氏族部落文化 龙山时期文化 三里桥遗址、陶寺遗址、白燕遗址、小神遗址 2400－2000年前 农耕业、轮制陶器、墓葬、建筑（国家和文明形成的前夕） 神话传说与文明时代 古唐国 都于平阳 炎黄后裔中的一个主族系。夏朝建立时，古唐国开始衰落。 晋国 由古唐国而来，境内有许多戎狄部落。既是华夏民族的一支主脉，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燕赵文化 新石器时代文化 磁山文化 河北武安 7300年前 陶器、骨器、朴树籽、粟、农业经济 兴隆洼文化 内蒙古赤峰 8000－7500年前 房基、墓葬、石器、陶器、骨器、玉器 红山文化 内蒙古赤峰 5000年前 村落建筑、祭祀建筑、农业经济、积石墓、玉龙 仰韶文化遗存 华北平原 7000－5000年前 半地穴式建筑、黑彩陶器 龙山文化遗存 5000－4000年前 轮制陶器、原始瓷器、 齐鲁文化 新石器时代文化 后李文化 8000－4000年前 北辛－青莲岗文化 刘林文化 大汶口文化 会意字（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龙山文化 蛋壳陶 岳石文化 巴蜀文化 新石器时代文化 三星堆遗址 四川广汉 分为4期。最早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的在商末周初。其中第2、3期，时间为4070－3200年前 城壕、全世界最大的青铜雕像和最长的黄金权仗、玉石礼器、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和象牙、来自中原的青铜酒器 荆楚文化 新石器时代文化 彭头山遗址 湖南澧县 8000－7800年前 原始陶器、稻谷（考古史上年代最早的稻谷遗存） 屈家岭文化遗存 湖南、湖北 新石器时代中期 城址（中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 闽台文化 新石器时代文化 大岔坑文化、富国墩－壳丘头文化 台湾北部、福建东南 6000年前 贝丘堆积、石器、陶器 昙石山文化 福建闽侯 5000－4000年前 石器、陶器 圆山文化 台湾西部 4500年前 石器中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陶器 凤鼻头文化 台湾西海岸 4000－3310年前 石器、陶器 东张文化 福建福清 3500年前 石器、陶器 黄土仑文化 福建闽侯 3250年前 印纹陶 吴越文化 新石器时代文化 河姆渡文化 钱塘江以南（浙江余姚） 有4个文化层，其中第4层在7000－6500年前 稻作遗存、榫卯构件遗存、彩陶、木浆、玉器、象牙雕刻、木质漆碗、 马家浜－崧泽文化 钱塘江以北（浙江嘉兴、上海崧泽） 5000－3900年前 农业生产和渔猎经济的遗存、残布片、墓葬、陶器、石器 良渚文化 钱塘江南北（浙江余杭） 3300－2100年前 犁耕、丝织品、玉雕礼器 北阴阳营文化 江苏南京 4000－3000年前 墓葬、彩陶、石器、 岭南文化 新石器时代文化 独石仔文化 广东阳春 石器、骨器、角器。农业文化 黄岩洞文化 广东封开 石器、骨器、陶器、家庭式的群居生活 石峡文化 广东曲江 石器、栽培稻、陶器、建筑、墓葬。社会规模较大，是岭南农业文化的典型代表 陈桥文化 广东潮安 6500－ 3500年前 石器（牡蛎啄）、骨器（鱼 叉）、陶器（纹饰丰富），是贝丘遗址，海洋性文化 沙丘文化 广东珠江口 6000－3500年前 陶器、石器（石网坠）、纺织品。主要是渔猎生活 西樵山文化 广东南海 6000－3000年前 双肩石器（农业生产需要）、细石器（渔猎经济需要） 三 　　上表以“地域文化名称”、“考古文化类型”、“遗址名称”、“地点”、“年代”、“主要内容”6个栏目，整理了《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地域文化”典所述的10大地域文化有关新石器考古文化的主要内容，借此勾勒在中国文化发生阶段各地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概况。 　　值得作出重点说明的是，“考古文化类型”主要是指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此为本课题的主要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以农耕和畜牧业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表明人们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或渔猎业、饲养家畜、具备了一定的宗教活动为基本特征。由于“地域文化”典所包括的10种书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叙述详略不一，有的概而论之，有的细分阶段如“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母系氏族部落文化”和“父系氏族部落文化”，有的更进而涉及到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之紧密延伸的“神话传说与文明时代”。我们认为这种细分或延伸均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含蕴著作者们的苦心，因此在整理时不强求一律，保存了各书在此方面的叙述原貌。然而，本课题不取有的作者所提及到的“青铜时代”的内容，因为青铜时代约相当于夏商周之际，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以及将此铸造技术应用于细瓷器是三代在工艺技术水平和宗教礼仪方面区别于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标志。此时，随着王权政治的出现，国家也逐渐走上疆域分封和文化统一的历程，各地域文化的继续发展均置身于国家的文化统一体的环境之中，渐渐脱离了原有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独立发展的路径。 　　下面，结合表中内容，就三个问题做出初步的探讨： 　　（一）关于文化发生的标准问题。1958年在美国召开关于近东文明起源的研讨会上，西方学者提出了几个衡量文明起源的标准，即：（1）城市的出现而不是一般的简单的聚落；（2）应该有文字；（3）要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这个观点经英国学者丹尼尔《最初的文明》的出版而传播于世。中国和日本学者还补充了一个标准，即冶金术的出现。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标准“是目前考古学、历史学界衡量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的几个标准、文明的因素。当然只有一个因素，还不能说是文明社会，一般认为要有两个以上的因素，才能算一个文明社会”[16]。在其它文章中，李先生认为这些界说主要是依据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现象，与中国古代是否符合，尚有待论证。 　　我们在此介绍国际上和中国学者对于古代文明起源标准的看法，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化发生的标准问题。鉴于古代文明时代的文化发展程度高于在此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确定文化发生的标准，可以设想有三种方法：一是降低这几个标准的文化含量，二是减少这些标准的数量，三是换用其它的标准。在这之间如何取舍，其实还得看上表中的“主要内容”一栏。 　　由于各地域文化的发展受到客观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故而水平并不一致，因此，我们要注意取平均值，即注意器物类型学上的若干一致性。例如，不能因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就以文字的出现作为中国文化发生的标准。此外，由于有些文化遗址是层累式地堆积着的，如果这个遗址所生活着的先人不作迁徙而历代居住，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其最下一层有可能会出现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内容，而最上一层有可能出现青铜时代的考古内容。当然，这样层累丰富、跨越几千年而被完整保留下来的考古遗址和实物遗存是非常稀罕的，但是，那些层累不完整而同样跨越阶段的实物遗存还是有所出现，这也处于排除之列。例如，不能因为齐家文化遗址发掘了铜器而以冶金术的出现作为中国文化发生的标准。 　　如此，根据各地域文化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我们以这样几条内容作为文化发生的标准：（1）生产活动已经发展到改良工具的程度，这在上表中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2）房屋建筑或墓葬建筑的出现，前者往往表明婚姻习俗的萌芽或形成，后者则部分地说明了古人对生死两判现象的体认或生命意识的萌芽，如果墓葬中有陪葬品并且多寡不一，那么就能说明宗教礼仪的初步出现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初步形成；（3）有一定的艺术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在新石器时代大多以陶器制作和陶器上的纹饰作为代表，有些考古遗址中发掘到了艺术性程度较高的生活装饰品或礼仪装饰品，但这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这些文化发生的标准，也可以作为发生阶段的文化内容来看待，它们对文明起源的标准，既有部分借鉴但更有必要的变易。 　　（二）关于中国整体文化如何形成的问题，亦即中国文化如何发生的问题。从文化史的演进结果来考察，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个各地域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整合和融汇的趋势。作为这一趋势的直接表像，就是辽阔的疆域被少数人或统治集团所掌控，《汉书·地理志》对此就有所反映： 《汉书·地理志》对神话传说时代和文明时代的疆域统计表 文明时代 疆域统计 备 注 黄帝时代 万国 尧时代 十二州 禹时代 九州岛 班固在此据《夏书·禹贡》而作 夏 “无所变改” 周 九州岛 与禹时代的“九州岛”内容不一，此时有“千八百国” 春秋 自“数十国”至春秋五国 齐、宋、晋、秦、楚五国 战国 “天下分而为七” 秦、韩、魏、赵、燕、齐、楚七国 秦 三十六郡 汉 “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三、侯国二百四十一”） 此资料统计“讫于孝平”即汉平帝元始年间，盖因此时“汉极盛矣” 　　文化融汇的社会条件是地域界限的消除，也即是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实际上，就是国家对疆域实施有效的控制，亦即国家的统一。国家统一，共同体文化才有可能出现和形成，对本课题的论旨而言，这就是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发生。在此之前，各地域文化必然要经历一个“互渗－统一”乃至局部消亡的过程，构成这一过程的具体方式，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一般有这样几种：（1）战争。战争不论规模大小，都具有侵夺和征伐的性质，是对文化的摧残，但是，它又是一柄双刃剑，在摧残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2）盟会。盟会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在碰撞中也会形成文化的交流；（3）婚姻。在文化统一进程中，政治性婚姻较之民间性婚姻带有更多的文化交流的意味；（4）人员外来和迁徙。这主要是指民间人员在各地域文化之间的移动，突出的现像是商人所进行的交换活动。 　　文化统一体的出现还意味着各地域文化中的土著人口的民族身份的渐趋模糊。中国文化告别了发生阶段以后，其主体民族从长时段来看，是汉族占绝对多数。但汉族人口的增加，实际上是在历史过程中融合了各土著民族人口的结果。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争和迁徙之后，各地域文化本身的民族血液和文化纯洁都已不复存在，被大量融进其它民族的异质文化成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血统很纯粹的民族。民族既非单元，文化也就不会单元。反过来，文化越灿烂，民族的血统似乎越复杂”[17] 　　（三）关于中国文化发生阶段中的各地域文化的发展状貌。《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地域文化”典所述的10大地域文化分别是：秦陇文化、中原文化、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首先，就这些文化名称所指称的自然地域而言，基本上集中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长城南北、珠江三角洲一带。可见，中国文化不是单一地发生于黄河流域，而是呈多元汇聚的趋势，因此，单纯地以黄河流域的地域文化为依据来总结和归纳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均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形成之后的中国文化更多地染有黄河流域和北方各地域文化的色彩，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自然选择。 　　其次，任何一种大范围的地域文化都不可能是一个源头，都具有一定的多源融合的特点。例如，中原文化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融合力，能把中国其它地区的文化和外国文化吸收进来。河南东部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遗物，河南南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湖北屈家岭文化的遗物，这说明早在远古时代，中原文化就受到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影响；再如燕赵文化带有自然地理和历史背景条件下所形成的双重蕴含，即平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这是地域民族融合，互吸优长，共同发展的结果。因此，燕赵文化既具有全国的共同性，又具有地域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燕赵文化的全国共性愈来愈大，内容也愈来愈丰富，而南北交汇的地域特点，将成为一种历史特征；又如从空间上看，闽台首先接受吴越文化，然后以此为中介，接受中原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吴越文化就对闽台文化有明显影响。圆山文化石器中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最有代表性，前者起源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后者起源于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 最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文化既基本统一又千差万别、丰富多彩，“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地域、不平衡发展的原因有地理、气候等自然方面的因素，也有人文传统的延续等社会与文化的原因在内。这种多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晚期”[18]。秦代以后，及至现代，各地文化由于趋同性的作用以及儒家和合思想的影响，其差别虽不如秦代以前那么明显，但仍有不同程度的区域特色，中国文化的地域特色是会永远存在的，这一点在共同体文化的发生阶段已经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本身就是从各地域文化中脱胎而成的。 参考文献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宁可主编：《中国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版。 6、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8、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9、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1、邱文山、张玉书、张杰、于孔宝：《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上），（山东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版。 12、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启良：《中国文明史》，（广东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15、胡兆量等编着：《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朱渊清：《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8、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9、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0、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1、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22、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3、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2]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5页。 [3]班固在据《夏书·禹贡》而作的《汉书·地理志》中对禹时代统治疆域的叙述有“咸则三壤，成赋中国”之语，颜师古注曰：“中国，京师也。”可见，即使是禹时代，亦尚无“中国”的后来义，更不用说在此之前辽远的历史时期。此后来义其实相当于同篇中的“声教讫于四海”的“四海”一词。针对统一王朝出现之前的历史而言，文中出现的“中国”一词，均应在此背景下去理解。 [4] 李学勤：《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文明》2003年第5期。该文后收入作者所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5]事实上，在我们的课题里存在着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即：在中国整体文化发生之前，不可能存在“中国文化”的称谓；但是，从中国文化发生之后的历史情况来看，发生阶段所出现的各地域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可能剥离中国文化的整体历史背景来谈某个具体的地域文化。因此，最好的一种做法是在本课题的每个“中国文化”的名称前，都打上引号，以与形成之后的中国文化的含义相区别。但这样过于繁琐，而且容易使一些不太深究的读者产生怪异之感。如此，折衷的办法，是在这里加注一并说明。 [6] 董楚平、金永平等撰：《吴越文化志》（《中华文化通志》2－01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7] 《汉书·地理志》：“汉承百年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张禹使属颖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着于篇。”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640页。故此可见，当时朱赣写有类似《风俗》方面的著作，而且影响很大，故《汉书》予以采录；只不过在采录过程中，班固结合了刘向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故曰“辑”（集）。 [8]俞晓群主编，凡20余种，（辽宁沈阳）1991－1999年出版。 [9] 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编，（北京）1998年出版。 [10] 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页。 [11] 李学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12] 王健：《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论略》，（江苏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12－115页。 [13]启良：《中国文明史》，（广东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14] 邱文山、张玉书、张杰、于孔宝：《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上），（山东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4页。 [15] 葛存雍：《秦陇文化志》；单远慕：《中原文化志》；乔志强、李书吉等：《晋文化志》；杜荣泉、谢志诚等：《燕赵文化志》；王恩田：《齐鲁文化志》；袁庭栋：《巴蜀文化志》；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董楚平、金永平等：《吴越文化志》；方宝璋、方宝训：《闽台文化志》；张磊、黄明同：《岭南文化志》。此10本书组成了《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2－020），编委会主任萧克，此典主编宁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6]李学勤：《代前言：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7] 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页。 [18] 雷虹霁：《秦汉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研究综论》，（广西南宁）《民族艺术》2002年第2期，第104－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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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书札记：地域文化的力量




熊红久
2011年08月08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直以为，任何物质都是有力量的。大到一座高山、一条长河，小到一缕花香、一丝微笑，经过我们心灵的映照之后，这些具象，都会成为引导我们思想抵达幽深境界的桥梁。所谓渺小，是你还没有发现它的伟大，或者它正朝着伟大的方向发展，只是尚需一些时间而已。

　　由此，我想到了新疆精河县域的文学创作，恰如一圃已经破土的笋芽。它带给我们的赞叹，不是目前诞生了多少惊世骇俗的篇章，而是找到了一方拔节的土壤，一方在这块地域中越来越茁壮的景象。

　　我桌前摆放着一摞《杞乡心语》的手稿，它是精河县九位本土作者的合集。总觉得，是书把九颗跳动的心凝聚在了一起，迸发出了更大的共鸣；是书把九个多彩的梦叠加在了一起，描绘出了更加丰富的色泽。

　　这九位作者都是我熟悉的，他们业已成为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学创作的骨干。无论是疆内的《新疆日报》、《新疆都市报》，还是州内的《博尔塔拉报》，都彰显着他们对文学执著的步履。

　　一片地域会诞生一种思想。这是故土带给我们的营养。当一脉情感被身边的山山水水滋养成一种依赖的时候，表达就成为早晚的事了。对于以文字为工具的作家来说，将囤积于心的情愫诉诸笔端，便是对家园最好的报答。

　　这九位作者没有忘记脚下的这片土地，几乎都是将家乡的美景和生活的境遇，幻灯般一帧帧展示给我们。陈晓波的《相伴一条河》、《八家户的阳光》，许栋华的《小城的后花园》，黄雪丽的《天湖赛里木》、《寻根冬都精》，赵世勇的《精河赋》、《阿恰尔的篝火》等，还有其他几位作者的文字，都是将自己内心真挚的情感与外界秀美的景色联袂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片可供心灵休憩的秀山净土。同时，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又不乏对人类如何珍爱这块土地进行了深层的探究和叩问。宋红霞的《情系艾比湖》，孟庆红的《仰望那一片胡杨》等，都表现出了对环境的忧思，对现实的喟叹，折射出良心所应有的沉重。当然，还有不少文字是对精河特产枸杞的眷顾。作为“中国枸杞之乡”的精河县，将自己的特色产业，假以文化的翅膀，使优质的品牌，得到更好的提升。陈晓波《家乡的红枸杞》，孟庆红《杞乡的春天》，宋红霞《杞林中的记忆》等，都通过对枸杞的形象描述，寄予植物一种美好的憧憬，表达了由此带来的心理专注和情感依恋。

　　在这部作品集中，作者们更多关注到了日常生活的朴素和人们之间水乳情感的交流，如许栋华的《快乐邻居》，纪荣朵的《美丽的夏日》，张勇的《乡村随笔》，赵世勇的《精河味道》，赵秦岭的《冬日行走在乡村》等，在平凡中品味细微的感动，在乡村间找到淳厚的民风。当然还有一些励志类的散章，如赵秦岭的《生命深处的那盏油灯》、《西行之路》等，都闪烁着作者哲思的光芒。

　　这是第一部由精河县九位对文学执著追求的作者共同展示给我们的感动。他们中有机关干部、中学教师、医务人员、水利职工，还有自由职业者。是文学的魅力，让他们成为了一个整体，并使得精河这个被称之为“精神之河”的地域，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现在来看，他们的合唱也许算不上嘹亮，但从诞生伊始，他们就坚持用自己的喉嗓，吟诵心里的乐章。这是这块地域赋予他们的音律。每一个节拍都唱和着与众不同的特征：稚嫩里包含着真诚，朴素下蕴藏着爱心。这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恩，也是对自己灵魂的触摸。

　　精河这个地域是有文化的。它的文化来自于一大批对文化十分尊崇的人，这让文化很容易找到自己停泊的港湾，这是文化的幸运所在。其实，从短期效益来看，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套上“现实需要”这双靴子的，一如《离骚》无法提携楚怀王的施政理念一样。楚怀王可以放逐屈原，却无法销毁文化的传承。最终，帝王将相和他们的亭台楼阁早已化为古丘，而遗留下来的文化，却千年不朽。这是文化的特殊属性。

　　我想，精河的文人们，一定是发现了它的属性，才将这片地域文化，高高举过了头顶。

　　对于一个地域的决策者而言，能看重文化的力量，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这就像前人栽树，它的绿阴会恩泽后代。在这一点上，我十分钦佩精河县的领导对文化的前瞻和支持。

　　在文化面前，我们应该是卑躬的，就像农民膜拜土地；在文人面前，我们应该是敬重的，就像河流倾慕潮汐。

　　（本文为《杞乡心语》一书的序，此书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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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网站，亮出你的文化“剑”来源:站长网 作者:邵贵虎 2008-08-31

　　地方网站如何在同地域网站的激烈竞争中杀出重围，实现网站突破性进展是地方站长最关心的话题。在地方网站的建设与推广中，地域文化的统筹与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然而又容易被站长忽略的因素。
　　笔者认为地域文化恰是地方网站的一把“剑”。地方网站不同于一般网站，它的目标受众具有特殊性，也因此更加注重受众体验。关于这一点，站长可以参考我的另一篇文章《地方门户网站受众群体分类及推广对策初探》。目标受众的地域集中性决定了地方网站不能四处撒网“捕获”用户，地方网站发展策略必须保持精准度。地域文化能够让网站“剑”指当地的目标受众，更容易吸引本地人们的眼球;目标受众的相对稀缺性又决定了地方网站不应盲目追求全国门户网站那种大而全的姿态，地方网站内容布局应该体现专注性。地域文化能够快“剑”斩乱麻，使网站内容删繁就简，突出特色。
　　地域文化建设对每一个地域的地方网站都是极其必要的，同时也都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每一个地域，从省级到市级，哪怕是县级的地域都必然拥有自己当地的文化。地域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已经满足了，那么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一块探讨地域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与方法了。
　　笔者习惯将网站中的地域文化建设具体细分为以下内容,如果要将每个内容作为网站的频道或板块名称的话，不妨再其后面加一个当地的地方名。
　　悦读
　　“悦”读非“阅”读。“悦读”顾名思意，它是一种愉悦的阅读。怎样使地方网站更具可读性和趣味性，这取决于网站内容的方向与品味。“悦读”部分的内容即有关当地的文史资料与多元化的记录。
　　地方站长不妨尝试精心整合一下互联网上的当地文史记录，这些资料在互联网上并不是十分集中，需要站长用心去寻找，并且要坚持不断地积累。这对很多站长来说是一种考验，因为这需要站长真正能够摒除拼命想着赚钱的浮躁之心，这有时需要站长能够坐得下“冷板凳”。“悦读”这部分内容更多见于当地政务网站、本地或上级地域的文化网站、本地文化部门人士的个人博客以及当地相关的贴吧、博客圈等各个角落。总之只要你用心，内容总还是有的。可能这些内容一时不能很快给你带来多大的利益，但是如果能够做好，并且一直坚持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线上寻找这方面资源是一种途径，同时也要注重在线下获取更多的内容，因为这些可能是互联网上最稀缺的资源。你可以通过朋友找一些地方志、地方文化杂志之类的，然后通过扫描或者打字，将这些内容发布到你的网站，这是对互联网空白的一种有效填补，也会成为受众更加关注的焦点。
　　图文
　　“图文”即有关当地的图片资源。“一图胜千言”，图片内容远比文字内容形象可感。如果你的网站拥护一定数量的当地精彩贴图，可能会更快地赢得当地使受众的芳心。
　　图片内容相对于互联网上的当地文史记录等文字内容来说更为多见，所以地方站长在这方面的素材收集上相对好做一些。首先，关键是要在浩如烟海的互联网资源中做好这些图片内容的统筹与优化，可以将它们分门别类，按照自然风光、社会民俗、人物肖像等频道将它们呈现给受众;其次，你尽可以将眼光在从电脑前扩散到户外，不妨用你手中的相机拍出最美的家乡;再次，图片与其他的文化内容不同，在充实网站内容的同时，还可以兼作网站推广之用。针对图文内容，可以展开多种有效的网站推广，诸如图片水印、刷新换新图、精华贴图整理发布等，各种方式不胜枚举。各位站长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更多更好的图片推广方法。
　　影像
　　“影像”是指视频方面的资源。很少有地方网站能够关注到视频这一内容，其实如果能够有效利用，这恰恰可以是地方网站制胜的一点。
　　相对于其他的内容来说，视频内容是最有限的，它的有限性倒更容易使站长将它做精做细。有关家乡的视频无外乎宣传片、当地新闻、名人专访等。不妨将你收集到的有关家乡的精彩的视频做一个精美的内容页，将其作为受众了解自己家乡的崭新的窗口。此外，在视频内容中只有当地新闻能够经常保持更新，所以这也是最重要的突破口。地方站长要不妨与当地的地方电视台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如果当地电视台还没有自己的网站，那么作为地方网站在视频建设中自然也就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精英
　　“精英”要求地方站长做好当地精英人物的推介与访谈，实现这些人物与当地网友的互动。人物当然应该是地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因素了。如果在地方网站中渗透了当地精英人物的身影，那么网站自然便也成了生机勃勃的风景。
　　精英人物资料与当地文史记录的收集方式大同小异，毕竟人物资料也是文史记录的一部分。收集得来的精英人物资料，很自然地让我们把它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人物等部分。针对古代与近代的精英人物，只能是做好他们的推荐与介绍了，当然最好也是图文并茂的内容更能吸引人;而对于现代的精英人物，则有更多的“文章”可作了。除了展示他们的风采以外，还要在网站上尽可能地实现他们与网友交流互动的最大化。可以专门为他们开辟网页，建立在线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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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地域文化不能一味的复古2011-10-11 　来源: 光明网(北京)　
“湖北简称鄂，还是楚？”“秦汉之间是否有楚朝？”昨日，省委省政府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透露，将组织对上述课题的研究。（见10月9日《长江日报》）
近些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和经济已经难舍难分，那些躲在历史深处的文化正在与现代产业结合并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目前看来这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而湖北重视楚文化的挖掘、包装、宣传只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
湖北是古代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在长达800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尤其是楚文化中的精华，如青铜冶铸、丝织刺绣、屈宋辞赋以及端午民俗，堪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之作。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也是生产力业已成常识。因此，弘扬楚文化，打造荆楚文化名片也就成了城市规划者的题中之意。
弘扬荆楚文化固然可以增添城市的人文魅力，增加城市的品牌效应，但要想打理好文化城市的这张名片并非易事。在现实的语境中，我们缺乏对历史文化的真诚审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发展理念的存在让文化暗淡无光，本该从中收获到历史知识、对历史真实的敬畏，但目前类似这些事件却基本上变成了与文化无关的利益主导下的经济行为、商业行为，文化俨然已成为经济的马前卒和开场锣鼓。


前有湖北襄樊改名襄阳就砸了一个亿的案例，此次湖北改简称的研究引公众高度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公众担心类似事件重演并不无道理。其实，地名只是一个文字代码，城市文化底蕴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的，湖北改简称会不会像上次一样瞎折腾，这才是民众关注所在。从城市长远发展审视，笔者以为我们不能做一个历史文化的“啃老族”，更不能把城市的发展寄托在复古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上来，谋求城市发展还需要新的思路、理念。
有文化学者曾说，文化是既向后看也要向前看的。向前看，就是我们的文化态度、我们的文化眼光、我们的文化理想、我们的文化精神，不能故步自封在历史、传统中，不能保守，不能因循守旧，不做文化的“啃老族”，而是积极地发展文化，创造新文化。透过这些对文化的深层次阐述，我们期待城市的规划者能给城市发展新的定位，那就是期望能把文化和经济置于一种双赢的平等位置上，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和追求经济增长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能实现文化价值的真正实现，又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周显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