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争相打造假古街 “假的比真的好看”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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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争相打造假古街 “假的比真的好看”成共识2012年02月14日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张松

假古街奇观

真的文物古迹保护起来麻烦很多，也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利用。于是拆除那些不完美的真古迹、年代不够久远的历史建筑，按现代生活需要或旅游开发规划建造各类赏心悦目的“假古董”，便成为了地方政府不由自主的选择。
文/张松
据1月17日权威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称，截至2011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情况。这些年，这么快速大规模的城市化推进，其动力来自工业化、经济发展，还是美好生活？这个问题暂且不去讨论。而作为城市化结果的城市空间形态，空洞化、单一化问题，即“千城一貌”现象越来越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新区继续快速开发建设，旧城更新改造仍然剧烈推进的状态下，在一些城市，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
这场全面复兴古城传统风貌的局势，正如北大中文系李零教授在《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中所描述的：现在，“复古的狂风把山都吹倒了”。可以说，在这些城市、这些历史文化名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老人家当年作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示，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山西大同，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2300余年的建城史。2008年开始实施名城保护与修复工程，计划投入资金100亿元，全面恢复大同古城历史风貌。其中的城墙修复工程投资10亿元，按照“原材料、原形态、原工艺、原技术”的修复原则，全面完成四面城墙及瓮城的修复。而为了进行东城墙修复工程，仅2009年就拆迁建筑487942.72平方米。
河北山海关，2001年增补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了实现山海关古城“重现旧颜”的宏伟规划蓝图，2006年4月6000米山海关长城本体修复项目启动。2007年3月古城内四条大街街景整治项目，已建成150套形态各异的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据介绍，新建的仿古建筑群已在北京奥运期间正式开城接待游客，让人感觉仿佛来到了一个明清文化世界。
山东台儿庄，2008年4月在“台儿庄大战胜利”70周年之际，枣庄市政府决定投资重建台儿庄。以“存古、复古、创古”的重建理念，完整保存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古迹。古城规划按照大战故地、古城墙、古码头、古民居、古街巷、古商埠、古庙宇、古会馆等历史遗产进行逐步修复。如今，运河古道北岸的街巷、民居经过修复重建后，一派江南美景已呈现在游人面前。
自1990 年代以来，我们的社会时尚中就似乎充满了古色古香的气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变得很怀旧、很有历史沧桑感。一些城市也开始大规模兴建仿古街道，这种过度怀旧的做派，这种大规模走火入魔式的复古行动，是因为现实中历史环境消失得太快，人们开始真的需要历史文化遗产了？还是反抗城市特色危机复兴文化的义举？现在作结论恐怕为时尚早，但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明清老街”、唐宫宋城，充满虚假的氛围和功利的意图，将城市的生活空间环境影视化、虚拟化得厉害。
假的比真的好？
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真的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假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垃圾。但是贯穿我们2000多年历史的“复古”艺术思潮，以及发生于80年代的仿古建筑思潮，一直都在告诉人们，假古董比真古董好看，便宜，省钱，制造一个假古董还不会被求全责备，因是仿造、模仿，基本像那么回事就可以了。就像你在家里没钱和没时间认认真真养盆花一样，退而求其次，买盆假花摆设起来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省钱，省事，有时还可以臭美两下，也不用担心它是死是活。
基于几乎完全相同的“假比真好”理由，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建造“假古董”，复兴唐宋城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若你认为摆假花和重现盛世面貌还是有差别的话，就让我们再翻看一下贾平凹先生的《废都》吧，在这部早在1993年上半年就出版了有关城市生活的长篇小说中，有一段对西京这座古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状况的描述，既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又揭示了伪文化泛滥，“假古董”盛行的主要动因。
“西京是十二朝古都，文化积淀深厚是资本也是负担。各层干部和群众思维趋于保守，故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比沿海省市远远落后，若如前几任的市长那样面面俱抓，常因企业老化，城建欠账大多、用尽十分力，往往只有三分效果，且当今任职总是三年或五载就得调动，长远规划难以完成便又人事更新；与其这样，倒不如抓别人不抓之业，如发展文化和旅游，短期内倒有政绩出现。市长大受启发，……干了一宗千古不朽之宏业，即修复了西京城墙，疏通了城河，沿城河边建成极富地方特色的娱乐场。又改建了三条大街：一条为仿唐建筑街，专售书画、瓷器；一条为仿宋建筑街，专营全市乃至全省民间小吃；一条仿明、清建筑街，集中了所有民间工艺品、土特产。”
现实中，各个城市复兴汉唐都城也好，重塑明清风貌也罢，都会有这样的理由和那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的驱动力可能与废都西京并无二样。真的文物古迹保护起来麻烦很多，也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利用。于是拆除那些不完美的真古迹、年代不够久远的历史建筑，按现代生活需要或旅游开发规划建造各类赏心悦目的“假古董”，便成为了地方政府不由自主的选择。
此外，近年来国家和各地方都出台了历史文化名城、历史风貌或历史建筑保护的相关条例，保护工作被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因而，大概没有人敢于公开大胆地反对历史遗产保护了，在无法大规模、简单地拆除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时候，对偷换概念或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事情也是需要人们高度警惕的。前些时候在新浪微博上引发微友热议的北京玉河地带的开发项目、宁波月湖历史街区的改造规划等就是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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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破坏
前文说到“复古的狂风把山都吹倒了”。这“山”就是传统文化的真实根基，这“山”就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底线——“原真性”。面对历史上幸存下来的真实的文物古迹，被这些“好心人”狂热地“修缮”一新，甚至面目全非的种种状况，有时候会有人以保护技术经验不足为借口、以“交学费”来搪塞；有一些人会以“总比拆了要好”的评价尺度来“宽容”；甚至有人会认为：中国古建筑本来就以砖木结构为主无法长久保存，这些做法具有“中国特色”，可以大胆尝试。
缺乏历史文献依据、脱离历史空间关系，一座座再建的现代“假古董”和大规模拆真造假的古城“复兴”，说到底是一种“保护性破坏”行为。首先，它违反文物保护相关法规，违背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所确定的保护原则和精神，《文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复古、创古”建设行为混淆了真文物古迹与伪文化赝品的界线，损害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多数的仿古建筑、人造景观都是以模仿或杜撰传统建筑形式建设的，加之建造周期有限、工艺技术失传等原因，“假古董”建筑远没有真文物古迹所具备的品质、细节和岁月痕迹。
其次，“盛唐想象”的规划设计策略，会造成历史文化是可以任意打造、随意打扮的思维和“创意”，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当历史可以成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那些不愿意保护文化遗产的人更是可以肆无忌惮进行破坏和拆迁，如果何时需要了、到时候有钱了，一切“历史”都可以从头再来。这其中还有文物保护的一些误区，如保古不保近，总以为历史悠久，对近现代的和当代的东西往往看不上眼；保大不保小，重宫殿、庙宇等宏伟建筑的保护，对四合院、石库门等普通民居保护没有兴趣；保美不保“丑”，因人、因事而废物，譬如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故居至今未被列为“国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喜欢张爱玲小说的人也许越来越多，但张爱玲生活居住过的公寓要列为上海的保护建筑，来自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权威意见总是在最后一刻作出“No”的决定。还有那些像老厂房、破仓库、旧监狱等建筑本身不够美好往往难以逃避毁灭的命运，近年来，在上海的一些工厂地区由于艺术家打破禁忌地进入，才使得那些旧厂房改建文化创意园区能够生机盎然地存活下来。
第三，大量兴建假古董，重塑所谓传统风貌的做法，还会直接阻碍新建筑的创新和建筑文化的发展，有人以为“假古董”这种建筑形式就是“既有时代气息，又有民族特色”的代表，新建筑的创作方向。这完全是一个误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际建筑协会通过的《雅典宪章》中就明确指出：“以艺术审美的借口，在历史地区内采用过去的建筑风格建造新建筑是灾难性的做法，无论以何种形式延续或引导传统风貌都是无法容忍的。”
诚然，在一个假文凭、假简历、假公司流行的时代，在一个充满着各种造“假”行为的社会，“假古董”泛滥、伪文化流行，恐怕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历史文化一旦进入市场，马上被符号化，文化与经济结合、文化与旅游结合、文化与地产结合，生产出各种各样的“怪胎”也就不可避免。问题是时下全国都要文化大发展文化大繁荣了，你们还在这样地“复古”打造、“创古”造假，是不是走错了方向呢？
(作者为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为谁保护城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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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这个筐
走在景山公园东侧的三眼井胡同里，赵盛国突然停下来，指着胡同东口一栋正在建造的高层建筑说，如果没有它，从我们站的这里，本来应该可以望得到嵩祝寺。
那是一座灰色的大型建筑，有水泥的墙体和寥寥无几的窗户，兀立在这片皇城根儿底下的四合院群落中，像电影里丑陋的无脸人。赵盛国说，就连年三十晚上，他们都不停工。
67岁的赵盛国遇到过两次“胡同改造”，一次是1958年建造人民大会堂，她搬离了位于现在大会堂西南角的从小长大的四合院。另一次是嫁到三眼井胡同几十年后，三眼井胡同作为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被列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四合院群落整体改造”。
现在回头看，2004年的那次改造似乎还算不错。按照媒体的报道，三眼井区域有自然院落124座，其中103个院落基本格局遭到破坏，改造的结果虽无数据，但很多此前的私搭乱建都被拆除了，而原计划中打通死胡同和将胡同拓宽到6米等想法，也让位给了保持原貌。
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两年，赵盛国就在门前发现了拆迁的告示。与前门大街类似，胡同里住的大多是薪资微薄的退休老人，大家都不愿意离开，赵和其他10个拆迁户决定，集体起诉规划委。过了一段时间，法院的判决下来，拆迁合法，官司输了。但因期限已过，拆迁不了了之，客观上，赵盛国把这看做一场胜利。
但改造仍在继续。2007年，北京为迎接奥运，斥资10亿元启动旧城区街巷综合整治改造修缮工程，来年工程完成，紧接着又是强制取暖“煤改电”，改完赵盛国觉得不对劲了：不光她家院子里房管局的违章建筑没人过问，胡同里好多本来该拆掉的违建，反而加固了，变大了，更糟的是旧的没去，反而添了新的。
三眼井胡同14号70多岁的王方华和刘玉珍老两口，也许是这次改造中最郁闷的人之一。这个四合院位于三眼井胡同中部的一条巷子里，巷子尽头是东高房小学的后门。老两口大学毕业当年分到河北不常回来，家里只留下双目几乎失明的弟弟王方来。
奥运过后，老两口从河北回到北京的家里，大吃一惊：小学的后门被隔壁的16号院堵上了，盖起了一间房子，更添堵的是，房子上面还有一间房子，而且还没窗户，他们居然在四合院改造中把平房改造成了炮楼！
老两口赶紧去找城管，城管说，这个我们管不了。去法院起诉对方侵占公共通道，法官说，你这个得告他们影响采光我们才能受理。但是起诉采光的判决下来一看，判决书上说：被告自建二楼不高于2米3，并未影响14号院的采光。
老王当场就被气倒了，8米高的楼房，怎么法院只量出来2米多？有明眼人点拨说，这得告规划委。但一年过去，院子里四个老人你方病罢我登场，老王一声长叹，这官司就算能打赢，我们也没人打得起了！
与14号院不同的是，三眼井12号院的汪敏正和李红军想打官司也没法打。自始至终，老两口都没有盼到人来改造他们的家，这个典型的满族三合院，自从同治年间起，就是汪家的私产，“文革”期间，大门口被违章修建的房子挡住了一半，下雨天要出门，伞都撑不开。
去年7月，厢房的房顶被雨淋塌，但维修队没法从仅能过一人的过道进料，不给修。汪敏正找到房管中心和规划委，要求他们帮助解决修缮问题，换来的只有一句话，这个我们管不了。
按照北京市1983年落实私房政策的规定，不影响私房院内交通的，才可按公房保留。汪据此向建委等部门上访，得到的答复是“只发还房产权，不发还地产权”，汪陷入了怪圈：不放弃违建地块的土地权就拿不到房产证，拿不到证就无法起诉；但如若希望拿证，又必须先放弃保持院落完整的“奢望”。就这个意义而言，所谓改造，不过是个筐。
想法与办法
即便这一切全不存在，嵩祝寺也早就不是原来的嵩祝寺了。这座曾经气势恢弘的寺庙，在一次次的改造中早已面目全非，它如今龟缩在一栋银行大楼底下，变成了“本着保护文物原则为供各界贤达聚会交流之所”，不时有名流在此结婚聚会，这样的窝心景致，不看也罢。
赵盛国对此已经见怪不怪。当年打官司的时候，有人偷偷塞进门一沓红头文件，其中一份写得明明白白：三眼井的开发，政府每年从红利中分成10%。借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份不需任何投入就可以获得的暴利，足以让任何人、任何机构疯狂。
“旧城何需改造？把胡同和四合院还给它们本来的主人，取缔侵害私产的坏法和坏条例，房子的主人自然会保护和修缮他们自己的家。”华新民说，“这比任何政策和手段都更有力，更根本。”
在90岁的文保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谢辰生看来，仅仅保护物权并不足以解决目前的所有问题，“目前的文保环境，从中央到市政府都没问题，但下层有法不依，先斩后奏，确实是目前最根本的矛盾，从官员这一级反腐倡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否则即便保护私产，但政府不按规矩办，你也徒唤奈何。”
“北京旧城改造荒诞的‘山寨’做法，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此后的情况并不如过去严重，但外地的情况却有恶化的趋势。”谢说，“我今年向有关部门建议，建议实行红黄牌办法，对特别严重的，实行摘牌和事后问责，据我的了解，全国此前的117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名不副实，可能会达到两位数。”
至于东城区要打通国子监等胡同的大手笔，谢辰生表示“没这回事”，“没门！”他说，“那怎么能动？国子监那边保护得很好，他们要动任何手脚，必须经专家论证。坦白说，现在小规模破坏旧城保护仍然很多，我们不能一一制止，但大规模的破坏行为，只要我们知道，一定是可以制止的。北京之前改造旧城定下修缮、改善、疏散6字方针，当时只做完了前两项，接下来的疏散是只出不进，保持原住民留在旧城里，这只能慢慢来，大家要有耐心。”
燕瑛对自己的耐心很有信心。她平时的生活，除了每周固定和邻居们去市府“要说法”，就是回到鲜鱼口去喂那些和她一样失去家园的老猫，她相信，总有一天她和老猫小猫们都能回到自己的家园。以前强拆时欺负她最凶的那个，前崇文区城管大队长罗少杰，因为自己在某拆迁服务公司的女情人“知道太多”，杀人碎尸，去年底被警察抓走了，燕瑛觉得很解气，“我等着，看他们还能神气多久。”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方华、刘玉珍、王方华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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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造前，成都宽巷子的悠闲生活。

未改造前，成都宽巷子的悠闲生活。

变脸的锦里，变脸的老字号
一条无中生有的古街，拿什么来谈文化？
文 _萧菡
“现在模仿锦里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时刻都有很强的危机感。”面对不断崛起的古镇古街，锦里管理公司总经理刘承志说了这么一句很有喜感的话。
锦里公司的2010年报显示，2010年，锦里全年接待游客近580余万人次，各省市学习观摩团50多个。
自从问世，锦里就获誉斐然，2004年被文化部授予“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05年被评为四川省文化产业先进经营单位；2006年被文化部授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07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及中国景区媒体旅游业联合会评选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旅游示范区”……2010年，锦里被四川省商务厅评为四川首批“四川省特色商业街”。
不过，表面的光鲜下，未必好评如潮。某知名旅游网，驴友们谈到锦里小吃时，很多人都认为乏善可陈、不过尔尔。更有评论一针见血指出，成都人说那里的东西吃不得，正宗的小吃都不在锦里。
无中生有
锦里是成都当下的旅游名片之一，我不敢妄自揣测，那里的小吃究竟是什么来路。但是，我从小就住在武侯祠大街，对武侯祠和南郊公园烂熟于胸，可以负责地说，1980年代是没有任何古街的。
事实上，2001年武侯祠在改建前，还是用红墙包围，亦与南郊公园(曾改名，应为刘湘陵园，现并为武侯祠)分隔。至于现在锦里的位置，确实也有这么一条陋巷—槽营坝。此地相传曾是蜀军的养马场，因装饲料的马槽连成一片，故得名。另一种解释是诸葛亮北伐中原时，将俘虏的魏军押回川，安置于成都南门外，因此被叫做“曹营坝”。
听家人讲，1950年代，槽营坝并无建筑，一条逼仄小巷，走进去拐几个弯，疏落着几间农民房。这些农民，应属于永丰公社武侯大队某小队。再往后，就是大片田坝菜地了。
印象中的槽营坝，则是和“锦官城外柏森森”联系起来，黑灯瞎火、人迹罕至。二十年后，这里竟成为了人头攒动的“西蜀第一街”，成都版清明上河图？！
我颇有兴致地想找“锦里古街”的典故，皆因众多宣传资料甚至维基百科也写：传说中锦里曾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之一，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
遗憾的是，诸多史料文献均未提及有锦里这条街。甚至锦里公司官网，对这段历史也避而不提。
“锦里”之称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史学家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之蜀志中：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
古巴蜀另一个重要地方志是梁蜀人李膺的《益州记》，据其记载，锦官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水南岸，号锦里”。
诗人杜甫曾居城南，其诗中多处出现“锦里”，从“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到“雪山斥候无兵马，锦里逢迎有主人”，所提锦里之处，皆为代指。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卢照邻、李商隐等人的诗中。
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著的《成都街坊古迹考》和《锦里街名话旧》，“成都旧有太城、少城。少城(非清代之少城)，古为主锦之官所居，因称锦官城。故址在今城之南。”
彼时，除了城南的“锦官城”，还有城西的“车官城”。然而几经战乱，锦官城遗址已不在。与三星堆、金沙等其他遗址不同，锦里在缺乏任何考古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就横空出世，冒充古街，严重扰乱视听。
至于武侯祠，若要深究，也就是昭烈庙，从杜甫诗句“先主武侯同閟宫”可知盛唐时已是君臣合祭了。历代多次重建，也多次被毁。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总督蔡毓荣下令重建，民国时期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再加修缮，门题“汉昭烈庙”。1949年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武侯祠博物馆落成。虽然几番重建，但这个地址是经得起推敲的，武侯祠中的参天古树就是证据，不少建筑仍留了满清痕迹。
2004年，锦里古街(一期)建成，建筑风格以清末民初为主，灰瓦白墙青石板红灯笼。2009年，水岸锦里(二期)又连通了武侯祠的亭台轩榭。在仿古这个层面上，锦里竭力和武侯祠一脉相承，让普通游客难以甄别。
并不是每个游客都会去考证“古迹”的真伪，在这个问题上，锦里公司总经理刘承志亦承认，锦里的硬伤在于纯属“无中生有”，诞生之初就“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历史不提也罢，主推民俗风情即可。
我并不反对仿古，然而，现有遗产都无法好好保护的情况下，就搞城市大跃进，好大喜功于打造所谓城市名片、以古迹之名商业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利字。
锦里，其实是武侯祠博物馆于本世纪初的一个构想，2004年，武侯祠与刘承志的文化公司合资组建了经营管理公司。“锦里古街”的品牌、土地和店面所有权属于武侯祠，经营权属于管理公司。其中武侯祠占有锦里公司40%的股份，年底结算时，武侯祠方面除了享有股东应有的收益外，锦里公司每年还需向武侯祠缴纳定额的管理费用。
投资近2000万元，锦里在2004年10月底开街一路走红，次年的销售收入就有数千万。这条总长仅850米的商业街，2010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从2007至2009年，锦里连续三年成为成都市武侯区的纳税大户。它也带动了与之共生的武侯祠，后者过去门可罗雀，如今旅游大巴已停满了西侧百米长的停车场。其门票价也从早年的个位数飙升至60元。
锦里公司年报称，“锦里提升了城市形象，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现实意义超出了一条街，是成都对外文化宣传交流的平台”。
让人费解，一条无中生有的古街，拿什么来谈文化？
老字号变脸
大的不说，成都素以花样百出的小吃著称，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最后被导游带到锦里宽窄巷子，吃到的老字号不伦不类，完全亵渎了成都小吃的美名。
我去年回家，特意陪人去了趟锦里，惊喜地发现了昔日东大街著名的“牛肉焦饼”。我兴冲冲地说起“三义园”哑巴牛肉焦饼的典故，以及从小对它的向往。而拿到手的饼，味同嚼蜡，难以下咽，于是垃圾桶成了它的归属。无独有偶，垃圾桶里还有它不少残缺的同伴，掩埋着“三义园”的盛名，让人痛心不已。
然而，二十年前，哪怕武侯祠一带，也有不少曼妙美食。凉水井的“一瓢油”凉拌兔丁、南郊公园门口的蛋烘糕、611所对面的甜水面……哪怕是武侯祠对面公交车场旁的小笼包，都不知甩了锦里小吃几条街。
为什么锦里小吃那么差劲，冒牌货云集？与招商不无关系。锦里公司总经理刘承志对眼下的局面很满意，称现在的商家“削尖了脑袋想进来”。而那些不断被拆迁又无政府扶持的老字号，未必交得起进门费。
我不知道那些老字号都拆到哪里去了，家人也不知。好在成都本地媒体会孜孜不倦地寻觅，为了成都人的胃，更为了成都人的记忆。
今年春节，奶奶兴奋地告诉我，正宗的牛肉焦饼已经找到了。全家驱车几十公里，赶到文殊坊去鉴别真伪。和店家讲讲老成都的古，就知道确系真传。
说到文殊坊，也是官方的新把戏。与主打三国文化、川西民俗风情的锦里不同，文殊坊则被冠以“中国都市第一禅林”。幸运的是，文殊院丝毫未动，只是四处各立一块牌坊，周边新建些仿古的商业街。与团队游络绎不绝的武侯祠相比，羽流沙门的文殊院，至今票价仅5元。
一个正常的成都人，绝不可能没事去武侯祠。不过，有些成都人就是爱凑热闹，他们也去不收门票的锦里、宽窄巷子，正如逢年过节逛春熙路。我很好奇，他们是否和我一样，怀着一颗探索的心，走进这片今非昔比、闻所未闻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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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民国迷梦

人和建筑在武汉的历史，正被大拆大建的浪潮所摧毁。没有记忆的地标，陌生的街道和迷路的人，正构筑着一个城市的未来。
记者 _钟刚 武汉报道
被媒体称作“武钢病人”的徐武从武汉红钢城一座“精神病院”逃离后，到汉口火车站找一位可以帮助他的朋友，他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生活多年的城市迷路，他不知道这是哪，该往哪走。
武汉在短时间发生的巨变，对于徐武，乃至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是一件错愕的事情。他们在这座城市累积的记忆和生活经验，几乎全部失效，大拆大建的工程摧毁和击碎了过去。
曾经是汉口火车站地标建筑的钟楼，于2009年炸毁，乘客不可能再凭借高耸的钟楼来判断自己的方位；而建于1991年的汉口车站，曾是一座白色的现代风格建筑，在城市的拆建大潮中，被“穿衣戴帽”工程改造成一座欧陆风情的“老车站”。如果不是硕大的“汉口站”三个字，任何人都会以为自己穿越到了民国。
谁也没想到吉庆街也会加入到汉口火车站这样的“民国阵容”。
这条武汉最著名的消夜一条街，原本依托一些兴建于1980年代的居民楼而搭建起来的大排档，吹拉弹唱的民间艺人行走其间，并涌现了“麻雀”、“老通城”等为首的吉庆街“四大天王”。2011年年底重新改造开放后的新吉庆街，呈现出来的却是一派民国风情和小资情调，大排档全部迁入室内，管委会规定，艺人表演必须零点停业，而在此之前，凌晨曾是吉庆街最为热闹和疯狂的时刻。
这座沉寂多年的中部超级城市，一度被当地市民视作是一个被中央政府遗忘的“大象”，脏乱差的城市景观也被人讥为“中国最大的县城”。正是为了彻底改变这样的城市形象，这座城市才以革命的动员方式强力推进旧城更新。武汉的行政长官们认为，一旦错过了这次发展机遇，这座城市的复兴将成空谈。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于2008年甫一上任，就积极推动大拆大建，他也因此得名“满城挖”。阮认为，武汉要发展，大拆大建必不可少，而他的目标就是要让曾经遭人诟病的“旧武汉”改天换地。
即便有人认为武汉变化太快，城市的记忆连同短命的房屋和树木一起被连根拔起，“是武汉的一场灾难”，但阮面对媒体时依然自信地表示，自己在任期内不做这样的事情，是不负责的表现，“不背骂名，将有愧于这座城市”。
嫁接历史
武汉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正以“月”为单位发生巨变。
汉口最大的汽车站新华路汽车站被拆平，而闻名海内外的武汉鸭脖子一条街精武路早已被夷为平地，一座座城市地标，正以爆破这种最为迅速的方式陆续从城市的街头闪电般地退场。
即便是武汉最有名的一条步行街—江汉路也因为地铁车站施工，在这股大潮中13座百年建筑被拆除，其中包括武汉最有名的老字号之一四季美汤包店。曾经闻名遐迩的书店一条街交通路也在这次拆迁中彻底没了踪迹。
在地铁公司许诺的还建方案中，拆除的老建筑将原地复建，但这种破坏老建筑的举动，全城为之哗然，包括武汉老城保护专家刘谦定在内的众多市民力斥这一方案，但结果显示，反对的声音并没能阻挡拆迁的进程。
地铁公司发布公告表示，这是一项“不得不拆”的工程，希望市民从大局考虑。而地铁公司在对外展示的复建效果图中，13座建筑光鲜亮丽，它们将于今年年底随着地铁车站的完工而重新出现在这条街上，尽管它们是假的，但它们将代替已经消亡的建筑向游客诉说过去。
而与之相对的，是在一江之隔的武昌，由万达集团新建的楚河汉街，红灰相间的清水砖墙，石库门头，青砖小道，营造出一股浓郁的民国气息。尽管这片区域在此之前曾是武昌有名的棚户区，因为东湖和沙湖的连通，万达作为地产商介入，硬是在这片区域盖起了一条与周边建筑毫无关联的风情街，让人恍若民国，更让一些长居武昌的人不用过江就到了一个疑似汉口的地方。
如果对武汉三镇历史缺乏了解的游客到楚河汉街，或许会认为曾经的武昌和汉口有着一样的洋派街区和漂亮的西式建筑，“但这绝对是一个笑话”，武汉一位作家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历史建筑密集的江汉路步行街被大规模拆毁，而在一个完全没有历史渊源的贫民区新建民国风情一条街，这反映了武汉在大拆大建过程中的吊诡逻辑。这位作家认为，武昌虽有大量优秀的珞珈山建筑群以及昙华林别墅，但武昌的建筑样式与汉口有巨大的差异，楚河汉街的建造，其实是以一种混乱的区域规划来消融武昌与汉口的差异，“他们甚至是以对城市的历史嫁接来误导市民”。
没有故事的建筑
尽管武汉在大拆大建中新建了大量仿古风情街和车站，但这座城市更为亢奋的目标其实是建造更多的摩天大楼和CBD。
目前武汉正在动建的商务区已达到三处(分别是王家墩商务区、武昌沿江商务区和汉口滨江商务区)，而其中最受争议的沿江商务区正是规划于汉口老建筑最为密集的老租界区。
汉口老租界区一直被武汉视作一个老建筑保护区，是武汉弥足珍贵的“万国建筑博物馆”，尽管多届市政府在这片区域零星地批准了一些新的高层建筑项目，但它一直处于低度开发的状态，除了洋行建筑和领事馆建筑等经典建筑被一些银行和事业单位占据外，大量的民居建筑、里分得到了保留，但因疏于管理，景象衰败。而在这一轮大拆大建的发展潮流中，大型基建项目的推进给这片区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根据武汉老建筑研究者胡榴明的实地考证，由于长江隧道经由青岛路穿过，大片文物建筑因此让路。即便临近隧道的咸安坊，也难逃厄运。
咸安坊是民国时期的武汉最为高档的社区之一，建于民国初年(1915年)，由汉兴昌、袁端春、阮顺兴、永茂隆等营造厂承建，若干华商业主集资采用“挂旗经租”的方式进行经营。“钢窗(金属窗户)蜡板(打蜡的木地板)”是咸安坊“高级身份”的象征。
当记者于春节前后实地踏访早已挂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咸安坊，整片区域景象破败萧条，曾经干净、整洁、充满生活气息的里分已是人去楼空，仅剩几家钉子户在残砖废瓦中坚守。而根据武汉媒体报道，武汉一家地产公司计划将这片区域打造成武汉的798艺术区，主推创意产业，但由于拆迁工作未能顺利进行，咸安坊项目一度搁浅。
包括胡榴明在内的老武汉人都会有里分记忆，当时住在里分的人，体面，讲究，与城中村的脏乱差不同，里分保持着非常好的街区自治。胡榴明认为，如今脏乱差的武汉以及粗鄙的武汉脏话，其实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这些年来“发展”的结果，武汉的上流阶层以及体面人在历次运动中遭到打压，而码头文化、下层文化在这座城市日渐强势，后者甚至成为武汉文化的代表。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胡榴明投入大量精力寻访武汉老公馆和民国建筑，曾出版《武汉老公馆》、《武汉建筑百年经典》等书，而比较前后这两本著作，武汉的老建筑在大拆大建的发展中已经大量消亡，但让胡榴明意想不到的是在老建筑消亡的同时，大量仿照老建筑的假古董开始层出不穷地出现。
胡榴明相信，新的建筑仍然会有一些市民喜欢，因为让旧的、破的建筑从这座城市的景观图中退场，一定能让城市变得更为现代和时尚，但对历史与城市记忆的抹去则会让这座城市和它的建筑丧失自然的沧桑感，而老建筑之美，也是大量仿造建筑无法比拟的。
每有挚友到访武汉，胡榴明都会带着他们从英租界走到日租界，沿路讲述一座座传奇建筑的故事，而胡榴明告诉记者，如果一座城市成为时髦的都是假建筑，它们除了梦幻般的外壳，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与人述说的。
尽管胡榴明像这座城市的众多文化人一样，他们会谨慎地谈论这座城市的变化，并能意识到其中的灾难，但她们并不会发出严厉的批评，“一介草民，人微言轻，不可能叫停任何一个项目”，胡榴明认为自己能做的，就是记录那些曾经美丽建筑”，“尽管无法留住它们，但应该记住，而不是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