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陈寅恪：力荐对方 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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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陈寅恪：力荐对方 惺惺相惜2012年02月22日

来源：文汇读书报 作者：李传玺

陈寅恪（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但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一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
王国维，胡适与陈寅恪建立联系的精神纽带
陈寅恪生于1890年7月3日，比胡适大一岁多。1902年春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赴日，1904年夏天返回，随之冬天考中赴日官费留学，1905年冬因患脚气病回国，在家调养一年多，于1907年插班考中复旦公学。胡适在家乡一直呆到1904年2月才由三哥带到上海。先入梅溪学堂，第二年春入澄衷学堂。一年半后入中国公学。虽然两人几乎同时到上海读书，但由于学校不同，家境不同，更由于年龄尚小，不见有丝毫联系。1909年陈寅恪从复旦毕业，在亲友的资助下，赴德国留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一片混乱，陈寅恪不得不回国。先是担任蔡锷秘书，后去湖南担任省长公署交涉科长，不久又去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考试阅卷官，三年后，申请到赴欧官费留学资格，于1918年再度赴欧美。先是在哈佛学习三年，接着再赴德国，在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和多种东方文字。胡适于1910年夏天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直到1917年7月10日才回国。虽然此时两颗学术之星已经冉冉升起，但由于时空错位，他们在学术的天空中并没有相聚。1924年初，清华学校在各方要求下，顺应时代大潮，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于是历史的风云将两人吹到了一起。
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准备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院长，没想到胡适坚辞，同时建议曹云祥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云祥同意了，这才引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陈寅恪是接受时任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的吴宓邀请回来的，正是在吴宓那儿他首次形成了对胡适其人其文的印象，并在随后的留学生涯中经历了印象从反到正的转变。在哈佛时，他和吴宓订交，而吴宓正是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反对者。吴宓在1919年12月14日《日记》中这样说：“……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之大，而其实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这给陈寅恪很大影响，1920年2月12日，“……陈君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呜呼，安一生常住病院，洞天福地，不闻世事，不亦幸哉。”但当1921年离开美国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他又听到了对胡与吴截然不同的评价。陈到柏林不到两年的时间，傅斯年、毛子水、赵元任、杨步伟等人也先后来到这里学习。傅与毛都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和忠实信徒；而赵是胡适早年留学美国的同学，情同手足，杨又是赵的妻子。以上四人都是胡适新文学主张的大力支持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与开拓者。傅斯年1934年8月5日与俞大彩结婚，俞是陈寅恪表妹，又是表弟兼妹婿俞大维的妹妹。陈寅恪在和这些好友的了解接触过程中，对胡适思想与学术的认识开始客观全面立体起来。
陈寅恪回国后，每逢星期六的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郊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而胡适也与这位钢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相同交往的人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王国维是胡适巧设妙计拉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曹云祥接受胡适建议后，拿着聘书去请王国维，王国维不同意。曹云祥回来请胡适想办法。胡适说好办，他通过溥仪给王国维下了道“圣旨”，因此时王国维正在给溥仪当老师，王国维只好来了清华。陈寅恪在法国留学时，通过王国维介绍认识了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王国维还把陈寅恪当作自己学术事业的传承人。当王国维决定投湖自杀时，其遗书上明白写着：“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因此，陈寅恪不仅对王国维学术上崇敬，更对他充满了感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方针是胡适确定的，王国维先生是胡适设计请来的，再加此时胡适又开始大力提倡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通过这一切两人实现了学术精神上的沟通。陈寅恪第一次正面评价胡适正是对胡这一切的肯定。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杀后，陈寅恪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下了《王观堂挽词》，文中说：“鲁连黄鹤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前一句高度称赞胡适推荐推出王国维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功绩，正是胡适的推荐，才使中华学术许多方面的“绝业”得以在清华研究院通过王国维得到传播得到承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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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荐对方，胡适与陈寅恪惺惺相惜的结晶
抗战时期两人虽身分两国，但彼此从未淡释对对方的牵挂。
胡适力荐陈寅恪出任牛津中国学教授。1938年，牛津大学“中国”教授Monle退休后，由谁来担任，牛津大学想从中国的学者中挑选一位，陈寅恪作为候选，牛津大学是十分乐意的，但对他能不能在那儿安居表示怀疑。抗战爆发后，胡适被国民政府委派前往美国进行抗战宣传，1938年7月13日，胡适前往瑞士参加世界史学大会，19日到达巴黎，24日到达伦敦，得知牛津选聘中国学教授消息后，先是于1938年7月29日写了一封信推荐陈寅恪为牛津大学教授：“陈寅恪教授〔原文是“ProfessorYingchiuhChen（陈寅恪）”〕年约47，江西义宁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在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乃著名的旧体诗人，兄长之一陈衡恪是一位甚具天赋的画家。他不但是古文的大师，而且也懂梵文，我想他的梵文是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懂得藏文。他曾在佛教研究方面和已故的钢和泰（BaronA。vonStaelHolstein）合作。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已经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论，包括他对中国佛教、道教、唐代文学、唐皇室的种族源流等方面的历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他惟一的英文著作是他关于韩愈及其时代的小说（这里指的是《论韩愈与唐代小说》）的研究，该文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The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1937年，他获由中国基金颁发的历史学科学研究奖。在任职国立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的同时，他已担当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达10年之久，该所是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之一。”又于9月2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明了牛津的怀疑和对此事的关切：“剑桥大学（由于剑桥是从牛津分出，两者那时在一些外人那儿往往不分，故胡适此时用的是剑桥）的中国教授席，寅恪最有望。但剑桥的朋友有两点怀疑：1。寅恪能在此留五年以上吗？2。此间书本不充足，他能安居吗？我到剑桥去看了一次，藏书确不多，图书馆虽新造，但远不如美国图书馆便利舒服。剑桥的人都对寅恪期望甚殷。若寅恪能带一些应用书来，安心住五年，可在欧洲立一‘中国学重镇’。此二点乞兄与寅恪切实一商……”后来牛津确定聘请陈寅恪为教授，遗憾的是陈由于抗战时期路途艰难以及身体等原因一直没能成行。
陈寅恪力推胡适出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由谁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一问题成了当时学界甚至政界的热门话题。陈寅恪一直主张由胡适来担任，在刚刚开始议论这个问题时，他专门跑到重庆，并说此行来就是为了专门投胡适一票。当有人说要投翁文灏、朱家骅和王世杰时，他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总不能单选这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当听说蒋介石专门写了个条子发了个指示，要把顾孟余选上后，在正式选举前一晚翁文灏、任叔永宴请大家的酒席上，刚一谈到此事，他即站出来慷慨陈辞：这是在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它是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我们一定要坚持学术自由的立场，同时院长也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有影响，否则还要我们来投票干什么。让蒋介石下条子选顾孟余，本是王世杰等人的运作，因王世杰等人早知学界要选胡适。在许多人眼里，驻美大使是美差，许多人眼红觊觎，此时主掌行政院的孔祥熙因这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早想把胡适换回，此刻就在造谣要换胡适。王世杰等人生怕行政院以此为由头把胡适换掉，故而通过陈布雷运动蒋介石下条子令选顾孟余，以期保住胡适。没想到条子一下，相反更激起这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弹，更坚定了他们要自主选举以及非要选胡适的意志。结果胡适入选，顾落选。
1948年12月初，北平解放前夕，陈寅恪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他曾对邓广铭先生说：“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跟胡适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但到了南京后陈寅恪并没再跟胡适走，而是去了广州。而胡适去了美国，后又回了台湾。两人从此隔海相望。
（本文摘自《纵横》2010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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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王国维：和而不同，彼此尊重对方学问2012年02月23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清华研究院和四大导师

清华研究院和四大导师，是清华人文学科最初的辉煌。清华研究院的导师 制是曹云祥校长根据胡适的提议设立的。四大导师有三位是胡适推荐的。
梁启超是胡适少年时代的精神偶像，赵元任是胡适留美时的挚友。那王国 维又是怎么赢得胡适的敬重，并被胡适推进清华呢？文利用第一手史料， 叙述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幕后行为，并首次披露王国维的聘书。               
王国维怎样进清华？                           
胡适看重王国维的学问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得出的 结论是：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 的”（《归国杂感》）。随之，胡适在中国学术界大红大紫，为新学领袖。
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 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8 月28日，胡适又一次表示出对王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 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 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 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922 年《努力》周报第29期登出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文中， 他把王国维与章炳麟、罗振玉，并列在“学者”项目下）。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信（王信的写作时间只署“初三日”，无月份） 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 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文献》第18辑，1983年12月）1922年9 月9日，胡适在上海得见焦循《剧说》六卷，他看后说：“焦氏此书是《宋 元戏曲史》的先声，搜的材料很有可以宝贵的。”（《胡适的日记》）      
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作序时，写道：      
“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 鉴赏与提倡。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 同时他在这年的2月10日又写了《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的书评文章， 以表示对王国维曲学研究的肯定。      
胡适与王国维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念不同，但作为学人，他们彼此尊重 对方的学问。尤其是胡适，他最看重王国维的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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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胡适的心理震荡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 真精神。王氏对胡适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 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 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
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 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 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 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 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 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 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 也。      
这短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真正使胡适感到了王国维的存在。王氏对古 今中外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注和独到的见识，是同代旧派学人所不曾达到的， 也是新潮学界所不曾注意的。王国维仍保持着年轻时借助叔本华的哲学来解 读《红楼梦》的敏锐和好奇。      
王国维所谈的三点都是建立在一种比较文化意义上的问题。戴震在人们 的共识中是大学问家。胡适认为在清代有学问，没有哲学；有学问家，没有 哲学家。王国维是学问家，但他同时关注一位学问家的哲学思想。这说明他 的思考不是单向的。戴震作为清代大学问家，他的哲学思想也有十分引人注 目的东西。他的一元论思想，他反对宋学的空泛和虚无，反对程朱理学的以 理（礼）杀人，崇尚实用的思想和学术，使他成为清学的一个高峰。小说 《薛家将》的作者不可能看过古希腊的悲剧，更不可能知道恋母弑父的“俄 狄浦斯情结”、“哈姆雷特情结”，而王国维却在考虑一个比较文学上的问 题。他熟悉古典戏曲，对中国戏剧舞台上那种虚拟的神似效果也十分清楚。
戏剧舞台上一将几卒，摇旗挥刀，在锣鼓声中，走几个来回，便表示有千军 万马。而西方的电影却不同，他们把千军万马真的拉到电影的拍摄现场，投 入的实际情形很大，追求的是一种宏大、真实的艺术效果。这是在当时所谓 的中西艺术的不同。王国维的这份关注是一般文人所不可能有的。作为一个 在世人看来保守的旧学者，他考虑的问题却是十分现代的，他的思想没有停 滞，他对新知的追求没有停止。更何况在自己不明白的情况下，又主动地向 一位后生请教。      
我们只有在王国维这样的大家身上看到如此的人文景观。      
胡适不能不对王氏的问题投下相应的关注。      
王国维所谈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适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对他产生了相应 的刺激，使他自1917年“暴得大名”之后，那一直处于巅峰状态的学者心理 受到了一次意外的震荡，多年来他真正有了一次与学界高人交流的机会，并 得到了一次学人少有的高峰体验。也使他进一步明白学术界同样是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高山仰止。从王宅出来，敏感的胡适便到马幼渔那里借得戴震后 学焦循（里堂）的《雕菰楼集》一部。当天晚上，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 为陶行知发起筹建的“东原图书馆”试作一篇“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 的短文（未完）。      
由此可见胡适敏于思，勤于学的学人精神。      
作为老一代学人和“帝王之师”，王国维自然也懂得胡适在当今新派学 界的地位和如日中天的社会影响。他更不能轻视胡适的存在。深谙学界礼数 的王国维，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适府上回访。      
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
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 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 力。说王“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 是个风流才子呢！”（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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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向曹云祥校长力荐王国维      
胡适在学问上日益进取，地位和名声也与日俱增。这时，他没有得意忘 形，没敢忽视王国维的真实存在。他时刻在想着王氏的热能还没有完全发挥 出来，王氏身上还有一定的待开发的文化余热资源。从个人情谊上讲，他要 回报王氏（是王国维启发他写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书，帮助他编了《词选》）。      
这里先说胡适与曹云祥校长的前期联络工作。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 云祥于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说聘请“先生担任筹备大学顾问”（耿云志 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同时，又动员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 究院院长（职位同各系科主任）。胡适推辞不就院长（后改为吴宓任主任）， 但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 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胡适还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 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1924年12月8日，胡适陪同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在 致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      
适之先生台鉴：      
昨承偕访王静庵先生，晤谈之后，曷胜钦佩。敝校拟添设研究院，即请 王君为该院院长。兹将致王君一函并聘书送请察阅如蒙同意，即祈转致，并 恳玉成是荷。      
此颂      
道安      
曹云祥谨启      
十二月九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随之，曹云祥校长在12月11日又致信胡适，约定胡适同王国维到清华聚 餐（共商聘请王国维之事）：      
迳启者：订于本月二十日星期六□□□□□，驾临敝校午餐，藉以畅谈， 未知是日有暇光降否？倘因公忙或改二十七日星期六亦可，即祈裁定，并约 同王静庵先生来校，是所至盼。相应函达至，希查照见覆是荷。      
此致      
胡适之先生      
曹云祥谨启      
十二月十一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校长曹云祥亲自写聘书      
由于曹云祥校长求贤心切，在未与胡适、王国维协商妥当的情况下，按 本校聘教员的惯例，给王国维送上了校方统一印制的印刷品聘书。事后，曹云祥方发觉此法不妥，忙致信王国维解释，并附手写聘书一件。信和聘书均 请胡适代转。      
信及聘书如下：      
静庵先生大鉴：      
前奉聘书，因系印刷品，表明本校聘请教员事同一律，所以先填送览。      
兹以添注涂改，殊欠敬意，特另缮一份，肃函奉送。      
敬祈察存      
专泐顺颂      
道安      
附聘书一件      
曹云祥谨启      
十二月三十一日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聘书      
兹聘请      
王静庵先生为本校研究院主任，担任国学研究事务。即希      
查照后，列聘约办理为荷。      
（一）每星期内授课拾点钟以内。      
（二）每月薪金银币肆百元，按月照送。      
（三）一切待遇照本校规定研究院教员任用规则办理。      
（四）此项聘约以叁年为期（自民国十四年一月起至十六年十二月底止）， 期满若得双方同意再行续订。      
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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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胡适积极主动地做废帝溥仪、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和王国 维本人的工作。现存胡适给王国维的两封信，可见胡适本人对此事的投入， 尤其是他自己从学术着眼，也希望王氏“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的那 份诚意。其一：      
静庵先生：      
清华学校曹君已将聘约送来，今特转呈，以供参考。约中所谓“授课拾 时”，系指谈话式的研究，不必是讲演考试式的上课。      
圆明园事，曹君已与庄君商过，今日已备文送去。      
适之上      
（原信无日期）（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      
信中，“庄君”指庄士敦。      
静庵先生：      
手示敬悉。顷已打电话给曹君，转达尊意了。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敬 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 雨僧君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 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日内稍忙，明日 或能来奉访。匆匆，即送      
起居佳胜。      
适之上一四，二，十三      
（1925年2月13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      
“吴雨僧”即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吴宓同时奉曹校长之命拜访王国 维，征求他对生活上的具体意见。      
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于是，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 究院去看一看。胡适便用自己的车子拉着王氏，往返陪同，走了一趟清华园。
从此，清华园中晃动着一个曾为“帝王之师”而如今仍为废帝之师的学人身 影，清华学子也获得到了一代国学大师的教诲。这是清华人的骄傲，也是现 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幸事。      
王国维本人在内心深处也会为此事而感激胡适的。      
然而，后学胡适的这份真诚之意和曹校长的求贤之情，并不能完全医治 和抚慰王国维那早已伤透的心，无法再给他一个健全的没有裂痕的灵魂。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向颐和园的昆明湖纵身一跳，一代学人的生命和一个 时代结束了。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提及王氏晚年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鲁连黄鹞绩 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为安徽绩溪人）。人们时常忆念清华研究院 时代的人才辈出和“四大导师”的卓越贡献。而“四大导师”的背后，摇曳 着的是胡适的身影。                                                 摘《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