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钱穆——摘自钱行著《思亲补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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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钱穆——摘自钱行著《思亲补读录》

2012-03-02       天津日报

摘自《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钱行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有删节 　　推荐理由：本书是钱穆先生次子钱行近二十年来阅读父亲著作、理解父亲思想、思考文化人生所写下的若干短篇汇集。作者还在书中追叙了钱穆先生生平略历与一些不为人知的家庭轶事，针对他认为读书界对钱穆生平、学术思想存在误解的一些文字和观点，作出了更正或商榷。对研究钱穆其人和思想，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1990年8月30日，接到从台北传来的噩耗，得知家父钱穆9时许在家中谢世，不禁悲从中来，肝肠寸断。我1984年与父亲在香港会面以后，总希望有朝一日能侍奉左右，聆听教诲，尽人子之责，但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有了。 　　父亲一生为学不厌，诲人不倦，著有《先秦诸子系年》等书70余种。晚年他视力衰退后，把最后一部75万言的著作命名为《晚学盲言》，目虽盲而仍要学。他的治学精神是留给我们子女与国人最宝贵的财富。 　　不论环境如何艰难，学术上怎样忍受孤独，受到批判，或者得到荣誉和颂扬，父亲始终自然率直，从来不哗众取宠，无意世俗名利。他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对历史文化的挚爱之中了。 恂恂一介儒者 教学备受推崇 　　我们家世代书香，祖居无锡七房桥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宅。但到父亲这一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亲１２岁丧父，中学毕业后，知道无望进大学深造，乃刻苦自学。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据说他执教之时，一口无锡官话，讲课生动，两眼炯炯有神，居然把学生们都吸引住了。没有人会打瞌睡的。当时有“北胡（适）南钱（穆）”之说。胡适有开创学风之功，而钱穆以学识渊博备受推崇。 　　父亲一直以继承祖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职责，围绕中华文化、民族精神为中心进行教学和研究，１６岁时，他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和国民责任》一文后，心灵上激起极大的震动。他不是走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研究，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这个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之后８０年的历史研究中。如他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出版的重庆版《国史大纲》的扉页上写道：“本书将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的百万将士。”可见，父亲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在那个年代，他就多次演讲，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 　　1935年10月，父亲和顾颉刚先生、钱玄同先生等百余人，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早定抗日大计。1949年春，他应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去广州后，又应张晓峰先生之邀至香港办学。那时香港环境复杂，人们关心的都是政治和军事，但父亲和唐君毅先生等却在1950年秋创办新亚书院，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所不谋利的学校，学生近百人，大多免费入学就读。 　　新亚书院是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的，校内挂孔子像。1954年起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之后，父亲提出，雅礼协会可派人驻校联络，绝不能过问校政。新亚书院新校舍落成后，雅礼协会代表建议在孔子像边挂耶稣像。父亲说，新亚不是教会学校，断然拒绝。 　　1963年，香港政府集新亚、崇基、联合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父亲觉得办学和研读不能兼顾，决定引退，随后赴马来西亚作短期讲学，后因香港秩序混乱，迁居台湾，那已是1967年了。 分离３２载 香江三代团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和父亲的联系中断了，也不知道父亲去了台湾，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了联系。父亲和我们分离得实在太久了，他再也抑制不住和子女见面的愿望，1980年夏，继母胡美琦女士很快帮我们办了去香港的手续。当时每天因私出境的名额很少，我们兄妹一下子要走５个，难度很大，但在有关方面的特别照顾下，总算批准了４人。 　　1980年8月底，大哥、三弟、小妹和我终于通过罗湖桥海关，坐上了去香港的列车，当时心情很是激动。当年父亲离家时我只有１６岁，那时我们住在苏州娄门小新桥巷的耦园，父亲在无锡江南大学教书，课后就回到苏州家里，就在那小小书房里写作。我们走过书房时，总怕弄出声音打扰他。至今这一幕，历历在目，父亲不苟言笑，在我们的心中始终是严厉的。从地铁出口处出来，我们还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继母却先凭着照片认出并招呼了我们。在继母旁边站着一个身穿长袍的老人，这就是与我们分开了三十多年的父亲。 　　父亲患有青光眼，视力模糊，他常走到我们身边，从近处审视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确还把我们当作孩子，每天先自己正襟危坐，然后令我们挨次坐下。他问我们每个人的经历、生活、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们兄妹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时，十分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知道１０个孙子和外孙都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读书时，更是眉开眼笑。当谈到我们曾遭遇过的艰难困苦时，他唏嘘说：“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他又说：“我对你们也没有尽到责任，尤其对小女儿，总觉得对她很惭愧。”他离家的时候，小妹钱辉只有９岁。这次来港，父亲和继母对她特别的好，在相处的短短一星期中，父亲还给我们讲中国历史，教导我们做人治学的道理。几乎每晚都要谈到１２点以后，有时午睡了，他刚进卧室躺下，忽然又走到我们房间，讲起他刚想到要关照我们的话，他把所有的爱、所有的期望，都溢于言表。 　　半年以后，堂兄钱伟长和大妹钱易去香港访问，我们兄妹５人就都和父亲见面了。 　　第一次和父亲在香港见面后，隔了４年，父亲９０岁生日，香港的朋友和学生们为父亲祝寿。在金耀基等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再一次去了香港。这时大哥钱拙已因病去世，他是苏州大学物理系教师，从小聪颖能干。他的去世对年迈的父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亲自给大哥的儿子钱松写信，要他学习伯父钱伟长。钱伟长也是少年丧父，依靠自己努力而学有所长的。去香港祝寿时，我们带了两个孩子，一个是钱松，他代表大哥一家；一个是我的女儿婉约，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学习中国古典文献专业，是孙辈中唯一读文科的，由于这个原因，她得到爷爷奶奶的特别青睐。 　　这次，我们住在香港中文大学。祝寿活动热烈而隆重，新亚校友特别安排了一天时间参观了最初的桂林街校址，以及其后的农圃道校址，回忆当年新亚发展的历程，大家唱起了父亲作词的校歌：“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我们开始懂得父亲创办新亚书院是提倡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弘扬中国文化，正体现了父亲对中国文化的深情。这次香港一家三代团聚，使父亲非常高兴，有时说着说着会哈哈大笑起来。他的《师友杂忆》中写道：“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此亦难得。”父亲对骨肉离散的痛苦，比我们深刻得多！ 西山风景独好 魂归故土安葬 　　父亲去世以后，我的两个侄子钱军和钱松代表大陆的儿孙们往台执孝子之礼。堂兄伟长悼词曰： 　　燕山苍苍，东海茫茫。呜呼我叔，思之断肠。幼失父怙，多赖提携。养育深恩，无时或忘。国学根深，闻名远邦。桃李万千，纷列门墙。忧国忧民，渴望富强。骨肉暌离，分隔两方。人道何如？含恨泉壤。海峡未通，此心怏怏。家国团圆，并非梦想。心驰台北，魂牵灵旁。挥泪哀悼，伏维尚飨。 　　父亲生前曾经表示，如果人不能回去也要葬回去。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我们兄妹都急着为他觅一归宿之地，尽我们最后的孝心。父亲生前在苏州、无锡教过书，两地的乡亲和学生们都欢迎父亲归来。 　　继母终于下了决心：择地西山镇秉常村俞家渡石皮山。1991年4月，她来到西山办理建坟手续，并在墓地附近造了几间房子，说要父亲从自己的屋子走向墓地。小屋里备了很多书，继母说，她和学生们会常来大陆探望父亲。 　　父亲西山墓中，陪伴他长眠地下的，有他一生各个时期的著作多种，这些书是他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留给子孙及国人的宝贵遗产。近闻北京商务印书馆今年将再版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和《国史大纲》的新版本；父亲生前在台湾建立的一个基金会准备筹款购买一批父亲的著作，分送有关学校，这当是对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最好的纪念吧！现在父亲永远在我们身边了，什么力量都不能使我们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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