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诒春（1883～1958），字寄梅，安徽休宁人。1913～1918年任清华学校校长。后历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农林部长、卫生部长等。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后因人口问题被严厉批判，至1960年被迫辞去校长职务。
陈序经（1903～1967），海南文昌人，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兼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于一身，学贯中西。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出生即受洗为天主教徒。耶稣会神学博士，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
李登辉（1872～1947），字腾飞，祖籍福建，生于印尼华侨家庭。受人尊敬的复旦老校长。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
2004年6月10日傍晚，我走进老清华园，坡地草坪上新立起了一块校友捐赠的巨石，上面刻着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不远处，大礼堂的穹顶沐浴在薄暮余辉中，科学馆的门已经锁了；绕过大礼堂，图书馆旧馆不时有学生进进出出；再往前走，西操场前的体育馆内有几个白发老人和年轻人在比赛篮球。
我来到工字厅，找到一位熟人。他是清华的毕业生，留在学校人事处工作。我问他，你知道周诒春这个人吗？他摇头。“不过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可以进内部的人事数据库帮你查查。”
其实，他未必能查到。因为周诒春每天出现在清华园的情景，已经过去了八十余年；并且，也用不着查。因为作为清华学校的老校长，周诒春留给清华的东西很多——在他任内确立了那句著名校训，并亲自规划督造了清华早期的“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
在今天的清华，大家天天看见“周诒春”，处处看见“周诒春”，但却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不仅是那位人事处的干部，在清华校园，随便问几个学生或老师，大多不知道周诒春是何许人也。只有一个新闻学院的女生，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我知道他是清华以前的老校长，别的就不太清楚了。”
帮我联系采访周诒春后人的一位清华校友总会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其实我也是前不久调到校友总会后，才刚刚知道周校长的。”
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清华怎么也不肯遗忘这位周校长：1918年初，他辞职离校那天，全校曾经集合，学生们身着军操制服，一齐举枪向他致敬。比他小16岁的温源宁教授后来回忆说：“他离职的那一天，对于他领导下的教职员、他的学生和他自己，全都是悲哀的一天。”
温源宁说：“在学校时，人们会躲开他、规避他；如今，他却成了人们寻找的对象。从他的身上常散发出一种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不常见的温暖。”
老一代的清华人，包括清华大学最著名的校长梅贻琦，始终以“老校长”称之。20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曾经发生过“校长风潮”，几位不受欢迎的校长连续被教授会和学生会驱逐离校。这时师生们又想起了他们的老校长，于是派代表到他家里“劝驾”，同时在校刊上发出“请教育部任命周诒春为校长”的呼吁，后因周诒春本人坚辞而作罢。
周诒春任职期间，清华学校还只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但按照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的研究，是他在1916年首先提出把清华逐步过渡到一所完全、独立之大学的完整计划。
周诒春在清华学校以严格著称。他曾经推行了著名的“强迫运动”：每天下午4时至5时为运动时间，在那一小时内图书馆、教室、宿舍一律锁门，学生都必须到户外操场或体育馆内去锻炼。所以他一直被视为清华体育传统的开创者。
“他很严格，这是毫不让步的；但是他人是很有善心的，就是说，你感觉他很温暖，他是为你好。所以后来我接触到的他的学生对他都是有好感的。”他的儿子、协和医院名医周华康老先生这样描述父亲。
周校长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就在他离开清华那年，他的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所以他的同时代人习惯称他为Dr．Tsur（周博士）。
1950年，周博士从香港返回内地后，和儿子周华康一家住在一起。那是位于外交部街的一栋二层小楼，他住在楼上。在那个运动频仍的年代里，周华康回忆说，他和父亲交流的机会很少，甚至连父亲最珍爱的清华都没有听父亲提起过。而在周华康女儿周琳眼里，爷爷“很静，像个中国的老学究，一点儿看不出当年西化的做派。整天也不出门，只干两件事：翻看一大堆线装书，还有就是练字”。
跑步是马寅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养成的健身习惯。就是几度关押在监狱里，定时定量的跑步健身，他也从没有间断过。80岁那年，他还能兴致勃勃地“跑”上北京香山的“鬼见愁”。
堂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讲话这样开头：“兄弟我今年七十三岁……”其后他大讲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甚至在火车上也必弄桶凉水来冲洗，“凉水一激，汗毛孔里的泥垢就出来了。”
这是北大老校友回忆当年初入北大，听马校长讲话时的情形，他们的感觉是“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真率”。而他们看见马校长，第一个印象是，“身体出奇地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寅告诉记者，父亲1961年以八十高龄回故乡嵊县视察，由于洗冷水澡而患上肺炎，才终于停止了这一习惯。
此前，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了很久，他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他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马校长搬张椅子坐在台上讲桌旁的场景，北大师生并不陌生。遇有领导人或文化名流来校讲演，他常常这样，以便随时和主讲人交流。一次，国家体委某副主任来北大讲话，按常理，马寅初不用陪同，可他不但往讲桌旁边一坐，而且不断插话，越说越起劲，最后干脆喧宾夺主地批评起一个人来，说这人不爱体育锻炼，身体很差，这样重要的会他竟然不来听讲。
被批评的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有当时在场的学生回忆，马校长这番背后的“人身攻击”让大家哑然失笑。“眼前浮现翦教授那清瘦、文弱的身影，再看看马校长壮硕的姿容，也真感到马校长的话有点道理。 ”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所以董桥曾撰文，让今人“学学马寅初的硬朗。”
这种“硬朗”，自在北大学生的回忆中：“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1958年前后屡遭点名批判期间，马寅初曾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
1960年1月，在“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这位不妥协的学者终于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搬离燕南园，回到东总布胡同的旧宅。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不能再公开发表文章。从此，马寅初在政治舞台和学术舞台上消失了。
马本寅曾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家里很冷清，少有人来拜访。但在如此境况中，马寅初根据大量的农村实际调查，写出100万字的《农书》。他坚信“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孰料“文革”开始，马寅初不得不痛下“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的决定，整整一藤箱、几十卷的《农书》手稿，在作者亲手点燃的火中灰飞烟灭。
马寅初的硬朗由来已久。1927年北大校庆时，他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研究者称，马寅初在50年代“单枪匹马”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与“北大之精神”若合符节。
有一本关于北大校长的书，写马寅初那篇，标题赫然是——“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
岭南大学康乐园，以及后来迁址这里的中山大学校园内，曾有这样一个身影，手里拿着拐杖或是雨伞，在绿草红房间信步而行。路上见着教授、职工或是工友，微微地点点头，笑一笑。
实验教室里的水龙头没关好，若是窗户开着，他便贴到窗前，伸进胳膊去，尽力地用手中的拐杖或雨伞去够龙头，折腾一番，终于把水关好。然后，拍拍手，满意地离去。
有时候熟门熟路地走到某家串门，而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校园里散步，像一个园丁在关照自己的园子。
康乐园真是幸运，一度拥有过像陈序经这样出色的“园丁”。这位奇才没有选择政坛作为自己耕耘的田地，而是选择了大学校园。上世纪30年代，他曾婉拒广东省教育厅长的职位。抗战胜利后，鉴于他在侨界的名望，同乡宋子文曾力邀他出任驻泰国大使，他再拒。1949年国民党在广州组织“战时内阁”，请他当教育部次长，他三拒。
然而，这个一生淡泊官场名利的人却有着极出色的统筹领导才能。1948年受聘岭南大学校长后，他为南国请来了国学泰斗陈寅恪、数学大师姜立夫、中国临床放射学创始人谢志光等许多名满天下的学者，还邀请一大批从国外归来的新锐到校执教……
上世纪50年代，陈序经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成为朋友后曾对他说：“当初岭南大学聘请到十数名一流的教授，每个人都是我亲自去请的。”后人感慨：无法想象，如果把这些名字去掉，广东的学术文化会是怎样的图景。
陈序经与陈寅恪，二陈的交往掌故历来为人所称颂。陈寅恪的传记作者怀着一种深深的感念写道，陈序经是陈寅恪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
这种“知音”，是二人认同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灵契合。以至于，校长陈序经特许教授陈寅恪除授课外，不参加校内的任何活动。事后看来，这样的关照卓有成效地保护了陈寅恪晚年的学术创造。
陈序经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我这个校长，是为学校、为教授服务的。后人回忆，这样的校长，以教师为友，他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信赖这位朋友的帮助。
他的女儿陈穗仙告诉记者，当年在康乐园东北区的那栋小楼里，从来就不缺为了各种事情来找校长的教职员工，“父亲从来不摆架子的。”她对父亲每日的散步也记忆犹新，“他总是到处去看看，了解校园和教职工的情况。他管理学校不是靠汇报，而是靠自己去看、去串门。”
陈校长乘车外出，沿途无论遇到学校出来的教授、干部，还是工人，只要车上还有位子，他都让司机停下来，请上车，顺路送一程。
当年陈序经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法律系主任燕树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只得亲自当街摆卖家私杂物，引起轰动。陈序经得知后，设法给燕树棠送去钱，还打躬作揖地恳求：“以后不要再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
在这里，作为“领导”，陈序经维护的是教授的尊严。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位大教授。上世纪30年代，他的“中国文化之出路”演讲，在全国引起一场关于“全盘西化”的大论战。他的东南亚古史研究，影响尤为深远。
陈序经评价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教书的”。后人评价：他是个永不失厚道的教书匠。“优容雅量”一词，是他一生为人办事的写照。
一位曾在中大轰轰烈烈领导过数次“运动”的前副校长1957年回中大接受审查时，与陈序经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对话。他对陈序经说：“你有涵养。”陈序经回答：“我还需学习涵养。高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般比较复杂，权力心比较淡薄，但也有其自尊心，甚至有怪脾气。与高等知识分子打交道，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有涵养。尊重对方的长处，不须过分强调对方的弱点。”
2005年5月的一个下午，雨后，中大校园内陈序经曾经住过的小楼显得破旧而落寞，而去年新立的故居石牌在阳光下有些反光，竟然看不大清楚。
从一场战争到另一场战争，这就是马相伯的个人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战争仍在持续，马相伯逝世。
百年间，他从容游走，留下一所享誉中外的大学和一个高山仰止的背影，正如柳亚子诗云：“一老南天身是史。”
当年风靡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那一期，以他的照片作为封面。此刻，这位老人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
作为教育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已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902年，他以“中西大学堂”理念，创办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而震旦学院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震旦学院最著名的校友，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1904年，这名被清廷通缉的陕西举人，化名“刘学裕”入学。
此后，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引发“震旦学潮”。马相伯明确表示同情学生，并于1905年在吴淞另立复旦公学。“复旦”之语，出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且含“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
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如果仅有一所复旦，马相伯或许不会作为一种象征，赫然出现在中国最流行刊物的封面上。举国上下对他的关注，还在于他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抗日民主集会。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面对如此尊荣，马相伯却有些落寞。寿辰之后不久，一日，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的这些“叫声”。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华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慷慨激昂发表抗日言论：“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4个月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他在上海土山湾的居所“绿野堂”，已成为国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七七”事变后，他发表《钢铁政策》广播演说，呼吁国人立即行动，誓死抗击日本侵略。
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马相伯另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簇拥下，端坐正中，尽现人瑞之相。
李登辉何许人也？
在大多数人看来，对一个在中国“臭名昭著”的人物提出这样的问题，若不是恶意搞笑，那多半别有用心。
前不久，有人在论坛上贴出题为“本人敬仰李登辉”的帖子，引来一片哗然。第一条跟帖：“风马牛不相及”；第二条：“跟那个汉奸狗贼同名同姓？？？”再往后：“我靠，你拿同名的人来骗我进来”；“那个汉奸真是侮辱了李登辉先生的大名”；“一场虚惊”……直到有人忿忿不平，“台湾那个登辉真作孽，白瞎这个好名字！”
原来，发帖人说的是“我们复旦的老校长”李登辉：“在复旦百年华庆之际，表达我对他的敬仰。”
全球互联网某著名网站，专门有一个针对“李登辉”这个名字的“消歧义”网页，注明此词条可能指以下中的一个：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
然而与那个李登辉的恶名远播相比，这个李登辉显得过于寂寞了。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复旦的学生有意为李校长立传，在他面前提出此想法后，李登辉一口否决，正色答曰：“Man much abler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why should I leave any？（比我能力强得多的人都没有留下记载，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载呢？）”
不知是否一语成谶，曾经为复旦这所著名学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登辉校长，果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记载只有7个字：“资产阶级教育家”。无怪乎后人替他鸣冤：历史没有给他留下空间，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史传问世，于是，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教育家群体中，他被淡忘了。在绝大部分复旦师生眼中，李登辉的形象也模糊不清。
复旦学者钱益民说，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趁着复旦百年华诞，才让李登辉姗姗来迟。作为刚出版的《李登辉传》的作者，钱益民不无遗憾，因为传记的执笔者已不可能是李登辉亲手培养的弟子门生，那些曾得到他教诲和恩泽的人们，早已全部作古，传记本该在他们手中完成的。
不过，虽未有皇皇大传，但李登辉的同代人对他从未吝惜过最高的赞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孑民先生在北方首先树立思想自由的学风，而在南方，则复旦大学一直保持思想自由传统者，是先生最大的功劳。”
李登辉对大学风气的信条是“大学之教，百家渊薮”。他的学生回忆，李老校长对于学术思想，完全是美国最先进大学的作风，是极其自由的，甚至，“康南海（康有为）先生明明是复辟派的重要人物，为了他的经学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辈学生却得了李老校长的许可，亲自到辛家花园敦请康先生来复旦讲学。”
1917年，在校长李登辉主持下，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原有文理两科，新增商科（即商学院）。后人注意到，世界闻名的哈佛商学院设于1908年，复旦设立商学院，仅晚哈佛9年。1920年，美国哈佛、耶鲁两校开办教育系，李登辉同时在复旦试设教育科，可谓丝毫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潮流。
思想上先进，但他在情感上却是极恋旧的人。妻子早逝，他终生未再娶，妻子生前遗物，一衣一巾，莫不保存得好好的，如她仍在人世。每年夏天太阳好时，他一定把妻子的皮衣一件件取出来晒，睹物思人，必会又伤心一场。
为筹建大学的新校园，李登辉亲赴南洋，向华侨募得巨款。归国后，他力排众议，以相当超前的眼光在当时远离市区的江湾购得土地，苦心经营，终成气象恢弘之学府，为日后杨浦成为沪上学术重镇奠定基础。
如今，在李登辉奠基的校园内，立着一座相辉堂，为了纪念他和复旦的创建者马相伯。很多人，包括很多复旦学子，不一定能说出相辉堂的来龙去脉，但他们会说，这座复旦最著名的建筑，是对一所大学过往岁月最真诚的纪念。
一个最近刚知道“这个李登辉”的年轻人，发出此般感叹：“哦，李登辉，原来可以是一个好名字。”
（本文摘自《民国风度》 ，徐百柯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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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4 18: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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