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当下中国需要讲什么，我能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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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当下中国需要讲什么，我能讲什么

文章作者：郭珊　来源：南方日报　2012-3-14

《梦话录》

　　钱理群 著
　　定价：29.80元
　　漓江出版社2012年2月

《二十世纪诗词注评》

　　钱理群 袁本良 注评
　　漓江出版社2011年10月
　　定价：38.00元

《我的精神自传》

　　钱理群 著
　　漓江出版社2011年10月
　　定价：35.00元



核心提示
　　今年1月，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用三年时间倾心撰写的《梦话录》正式出版，面对经济的崛起、民族主义的高涨、消费主义的蔓延、各类思潮的纷涌，针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问题、大是非，钱理群先生以自觉的民间立场，强烈的底层和现实关怀，提出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价值建设、生活建设等四大主张，显现了一个人文思想家的深刻洞识与全局性关怀。
　　《梦话录》以钱先生近年来从校园到社会，从书斋到企业，从大陆到台湾的演讲实录为基础，出版前经过精心编改，内容更为精密完善，文采与思想交融，批判与实践并重。在书中，钱理群先生主要面对青年群体，就鲁迅与“五四”传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高校教育与大学生就业、中国人为什么不幸福等话题侃侃而谈，并戏称为一个“老理想主义者”的“梦话”。
　　在《人生如梦》一文中，钱先生还总结了自己一生“做梦”的三个阶段。先生总结道：“我最感欣慰的是，自己的人生三部曲都发展得比较完整、充分：学生时期梦做得最彻底，工作以后现实和梦的矛盾特别尖锐，晚年的梦依然做得彻底，实现起来却更为从容。这应该是我最基本的人生和治学经验。”对于当今青年而言，这本书可谓提供了一个最切实的指引。
   1
　　关于价值观重建
　　与青年人只探讨不做“导师”
　　南方日报：您在《梦话录》中开宗明义指出，当今中国面临四项亟待解决的任务：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价值建设、生活建设，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四个“建设”之间的关系的？对于完成这一系列建设任务，您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
　　钱理群：不会有时间表这一说，因为我提出这四个建设，是我个人对当今中国的一种观察结果，一种朦胧的期望，提出来是想和大家一起探讨，而不是一套具体的社会实践设计。
　　也就是说，要创建一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幸福生活的，为中国老百姓所能接受并且欢迎的新的制度，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生活方式。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问题。
　　说到四个建设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制度建设”是最根本、也是难度最大的，普通公众很难介入；核心则是“价值重建”，生活建设和文化建设都是围绕价值建设展开的。我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体是80后、90后当中那些对于社会现状及自己的生活心存疑虑、想要寻找出路的年轻人，对于他们来说，面对物质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等等思潮的兴起，树立一种合理的价值观、找到理想生活方式，显得尤为迫切。就“价值观”来说，关键是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二是个人与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和全世界的关系。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要学会“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南方日报：您刚才也提到《梦话录》的目标读者，是年轻人当中比较理想主义的那一部分。您在后记中也谈到，在各地演讲过程中时常碰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有学子请教您怎么在学校里“搞好人际关系”。您是否担心这些“梦话”有过时的危险？
　　钱理群：《梦话录》可以视为我的另一本书《致青年朋友》的姐妹篇，我的演讲不可能、也不应该面对所有的青年，大体上可概括为鲁迅说的“醒着”的或者希望“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年轻人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听，或者听了毫无反应，甚至产生曲解，都是正常的。
　　这些年由于年龄、加上退休的关系，我也不可能与当今的80后、90后广泛接触，这些演讲基本上是一些小范围的交流。我并不期待它们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毕竟社会现实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我的期望就是两点：第一，能让年轻人听到一种和“流行的主流观点”不一样的声音，至少多一种活法；第二，演讲这种形式或许会激发瞬间的感动，久而久之被听众所遗忘，这也是很正常的。假设他们日后偶尔能回想起来一点，这就足够了。
　　和青年朋友打交道，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必须真诚，不要掩饰自己。面对青年人，胡适很自信，采取的是“导师”式的态度，可以包办青年的一切疑惑。不过，在今天要是摆出一副导师的姿态，是很容易引起反感的；鲁迅就不一样，他一开口就说“我实在不愿意来讲，因为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好”。这绝不是谦虚，而是真心话。他还特别怕学生鼓掌，说你们一鼓掌，把我弄得昏昏然，那就害死我了。他还经常质疑自己的看法。
　　我赞成鲁迅的态度，我觉得有很多疑惑，是我和今日的年轻人一起面对的。只是出于年龄、阅历上的一点优势，我愿意谈谈自己的看法，也欢迎和大家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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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北大
　　读书是为一辈子安身立命找到信仰
　　南方日报：在《梦话录》中您也谈到了对北大、包括对高校现状的一些反思，比如您提到北大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以做“成功者”、“人上人”为目标与动力的“伪精英”。在您看来，北大应该着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钱理群：关于北大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胡适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要培养引领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精英”。
　　鲁迅也说，北大的传统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在我的心目中，理想的北大，不仅要培养一般实用性人才，更要着力培养那些具有创造性思维潜力的人才，包括思想家和学术带头人，北大不仅有这个传统，也有实现的条件，更是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历年报考北大的生源和国家建设需要来说，北大人要做精英，这本身并不错。问题是，这是怎样的精英？我理解的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精英，必然是民族与人类良知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对世界、国家、民族、人民有高度自觉的责任感、承担意识和牺牲精神；同时，又是有着强烈的底层关怀的，既要“脚踏大地”，又要“仰望星空”。
　　但现实的所谓“尖子”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往往是一些“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论知识与能力，他们都属一流，但致命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人利益，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体制的弊病，迎合体制的一切需要，以谋私利，恰恰是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接班人，从而成为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根本性的隐患。
　　南方日报：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可说是一年比一年严峻，甚至“读书无用论”又有抬头趋势，您对此怎么看？上大学究竟图什么？
　　钱理群：爱因斯坦曾经强调：大学并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所、职业的培养所，它的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能是培养“和谐的人”。这其实也是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把“养成健全的人格”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上大学，不仅要求知识、学技术，还要培养自己的人文关怀，为一辈子的安身立命找到信仰，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曾经说过，某种意义上今天的80后、90后是最不幸的一代，中学阶段遇到了应试教育，大学毕业又碰到就业教育。据我的观察与了解，当下中国年轻一代最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活没有目标。那么大学阶段如何确立自己的信仰？我有两个建议：首先，要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大学阶段的自由读书，应该有两方面，一是古今中外基本经典的精读，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广博地泛读，尤其是专业之外的书。在广泛阅读基础上，必然会发现和你“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师，作为你一生治学和做人的基本精神支柱。除此之外，还要适当参加社会活动，特别是到农村去志愿服务，这对你了解中国国情民意，大有好处，这也是为学、做人的基本功。
　　真正能实现“精英梦”的永远是很少一部分人，大部分人都得做“泥土”。鲁迅也说过，做“天才”固然很好，但“泥土”也是不易做的。我想，假如那些奋斗在基层岗位的北大毕业生，能坚持培养自己终身学习的能力、研究能力、创造性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问心无愧地做有思想的“泥土”， 那么他们在同一行业中的表现也一定不会“泯然众人矣”，必有过人之处的。
　　南方日报：最近几年，高考状元弃北大投奔港大的消息引起议论纷纷，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钱理群：我很早就提出过老北大的辉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而今日的北大，不大可能再像“五四”时期一样，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如此深远、浩大的影响。用一个有点悲观的词汇来形容，可说是“大势已去”。
　　今天的学生不一定要以上北大为目标，他们有更多选择。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今日的北大应该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惯性，放下身段，主动调整心态和策略，积极参与生源、人才及学术领域的正常竞争。
    3
　　关于网络公共知识分子
　　韩寒的聪明在于对自我身份的警醒
　　南方日报：您没有开通微博，或许不少读者会为此感到遗憾，您怎么看待微博时代“底层民意”的崛起和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
　　钱理群：这些年我对网络的看法始终不变，网络技术兼具革命性和破坏性：一方面它的确具有打破时空、促进沟通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网络在现代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给人带来一种新的“奴役”的危险。微博的出现当然很好，多了一个发表意见的平台，但我觉得也不要把“底层民意”过于理想化，网络上最大声、最热门的声音是不是一定等于底层民意？我的意见是不能完全画等号，只能是部分代表。
　　我对所谓“网络公共知识分子”也持保留态度。比如韩寒，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人物，在他身上综合了“网络红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我记得他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有时候会发觉自己有被粉丝所操纵的危险，会不由自主地说一些大家希望听到的话。也就是说网络是一个陷阱，会无形中制约在这个平台上发声的人，如果过分自我陶醉，对这一点不清醒，就容易出问题。
　　包括最近很火的“韩三篇”我也读了，我觉得这些文章说明韩寒想要突破自己，要朝“公共知识分子”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他必须往前走，也非常适时地抓住了中国当下思想领域最热门的关键词；但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暴露出他对文中涉猎的重大课题，思考还不够成熟、存在不足。无论你对他的回答满不满意，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对自己的身份比较警醒，也不断在反思和自我解剖。怕的就是不清醒。
　　南方日报：您怎么看待目前网络争鸣的现状、它的作用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钱理群：当今的中国需要百家争鸣，需要在一个公平、理性的环境中各抒己见，把问题摊开来谈。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防止“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既不要过分理想化也不要妖魔化。举个例子，过去对民国时期评价很低，基本上就是“黑暗的旧社会”；我看到现在网上对民国时期的溢美之词又颇为盛行，一派清流绝响、风骨盖世，但真实的民国既不是一片黑暗也不会是彻头彻脑的光明。包括我们看台湾大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应当防止这种片面化思维。
　　我主张鲁迅的原则：对任何一种文化、制度、发展模式，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未加反思，就搬用到中国来，是最危险的；这也包括对自己的文化、制度、发展模式，如果不作反思，一味唱颂歌，那就更危险。当下最大危险，就是“不清醒”，不作反思和自省。
　　另外一点，我注意到现在网络上的对话，参与者普遍缺乏一种平和的心态，我不赞同那种把自己的见解视为真理、给不同意见加上各种“污名”的做法。即便对于反对的声音，也应保持尊重，而不是动辄指责对方是“汉奸”或者“五毛党”。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复杂了，谁也不敢保证说自己的意见就是百分百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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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文化复兴
　　现代化目标“根柢在人”
　　南方日报：名人故居“保护性拆除”之类的事件不断出现，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您怎么看待“文化强国”，中华文明往何处去？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钱理群：首先，我认为中国的确处于一个文化复兴的大好时机，所谓文化重建，当然不是凭空创造，而是要总结我们自己发展的经验之外，广泛吸收各种思想精神资源，包括向东西方文明学习，回归中国传统（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传统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现代传统），回到民间。所谓“现代化”、“现代文明”，还是鲁迅说的那句老话，“根柢在人”，这也是他一直倡导的“立人”的文明观——现代化目标的深意：“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必尊精神而张精神”，在鲁迅看来，“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才是现代文明之根、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不是“富国”，而是“人国”，富国是手段、过程，人国才是目的。
　　此外，在鲁迅看来，无论传统知识分子或现代知识分子，都非常容易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知识分子要处理和“官”、“商”、“大众”的关系，不要沦为这三者的帮闲，要做到“定”、“清”、“静”，这一点在今天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人物档案
　　钱理群，l939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受关注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对当代社会及文化思潮的批判，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
　　主要作品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钱理群讲学录》、《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等等。曾主编《新语文读本》，影响深远。
    延伸阅读
　　记者手记
　　关于“老钱”二三事
　　1998-2002年，在北大中文系读书那四年，正好赶上钱理群先生在北大工作的最后四年。那时候，中文系师生无论长幼，都爱称他“老钱”。毕业那一年，先生也退休了。转眼已经十年。
　　当时，先生除了给我们中文系的徒子徒孙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向外系学生开设了鲁迅作品精读等选修课。记得有一回，讲鲁迅的散文《腊叶》，先生一句一句地读、逐字逐字地品，四五千字的小短文，讲了整整一堂课。
　　讲到腊叶颜色一段，“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先生一手执书，另一只手抬起来在空中比划着，好像真的捏着一片“明眸似的”叶子，对着灯光反复赏玩。
　　学生们私下感叹，这才叫精读啊，原来自己读书连“牛嚼牡丹”都不如。
　　老钱的课很自由，随时可进、可走，甚至可以当场打断授课，欢迎“抬杠”。那会儿凡是经历过高考的人，估计对列为“必考点”的鲁迅都无甚好感，老钱也时常畅谈中学语文教育之弊端，为鲁迅“正本清源”。有一回在课堂上，他朗声向在场学子宣布：“请你们忘记上大学之前接受过的一切语文教育！”如风过麦浪，莫不伏倒。
　　老钱也是个“金句王”。怎样才不算在北大白混四年？他提出三点要求：学会怎样读书；结识一位值得终生交往的挚友；谈一段无愧于心的恋爱。据说“钱三点”在网上流传甚广，这次采访时，老钱笑着澄清：你们总结得太完整了，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怎能作为硬性指标？我不过是提醒你们，机缘到来时别轻易错过罢了。
　　电话那头，老钱还是像记忆中那样平和、豁达。和他谈 “妥协”，他说：妥协是肯定要的啊，年轻人一点不妥协，肯定会头破血流，没有一点成就感作支撑，也很难在妥协中坚守信念。所谓“不妥协”，是指守住底线。作为一名老而弥坚的“理想主义者”，先生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为，年轻时做梦做得比较彻底，基础打得比较牢，所以才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接着，他又感叹一声：追求真善美，应该从小学就开始打底子，等到大学才来弥补，为时已晚咯！
　　老钱今年已经73岁了。他告诉我，退休后谢绝了许多应酬和讲学邀请，每天至少伏案7、8个小时，每年至少要写50万-60万字，手头上正在写的，是一本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新书。十多年前，因为给应试教育挑刺，他惹了点麻烦，当时风传他要赴国外“休假”一阵。有一天中午，我去系里办事，经过老钱办公室时，透过虚掩的门缝，瞥见老钱端着一个大海碗在吃面，吃得满面通红、酣畅淋漓，吃完还咂咂嘴、抹抹汗，一派意犹未尽的样子，无半分落魄的影子，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我问他：在这个时代，有思想的人是不是必然是孤独的？他说：孤独是肯定的，但孤独不代表不快乐。我的原则就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越是孤独，就越是思考、越是做事，所以每一天，我都过得很踏实、很快乐。
　　忽然想起，有一年中文系团拜会，学生们送给老钱的礼物是一个浑圆矮壶，与老钱的面孔有些神似的意趣。老钱笑呵呵地捧着壶，和师生们合影——他一直都那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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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副教授裘锡圭

作者：濂江故客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浏览：83 次

编者按：下面发表的这篇通讯报道了中年教师裘锡圭同志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抢时间刻苦攻关，攀登古文字学高峰的事迹。
对这样的同志应当重视。我们要注意发现那些现在还没有发现的人材。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祖国大地宝藏万千。你可知道，在辽阔的地面下，不但有取之不尽的矿藏，还有掘不胜掘的文物。我们的祖先，把他们的文化刻在龟甲上，兽骨上，印玺上，铸在钟鼎上，兵器上，货币上，写在玉石片上，丝织品上，竹简上。种类繁多，美不胜收。它们在地面下、坟墓里沉睡了几千年。解放前后，特别是解放后和文化大革命中，它们一批一批地出土了。于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研究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便提到了考古学家们的面前。那些字人们从未见过、十分难认啊！攻克它，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是，研究这一门尖端科学的，老一辈专家寥若晨星，后起之秀也屈指可数。在后起之秀中，有一位被许多专家誉为“古文字学的陈景润”的人——裘锡圭。

一
裘锡圭是浙江省慈溪县人。生于一九三五午。一九五二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一进大学，他就对一位甲骨学专家——胡厚宣教授的讲课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胡先生给一年级同学教的是先秦史、甲骨学和考古学。课下，裘锡圭时胡先生说：“听你的课真痛快。象吃梨一样。”从此，他就一门心思钻进了甲骨学。他常常抱着大本大本的甲骨学著作，象入了迷一样地看。有人见裘锡圭一天到晚钻研那些老古董，都觉得好笑但他不顾别人的讥笑，只是看，只是钻。有些书买不到或者买不起，他就抄。郭老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续编》等重要著作，他都整本整本地抄了下来。一律钢笔小楷，字迹清晰而娟秀。这些渗透着他的心血的宝贵抄本，直到现在他还经常使用。四年的大学生活，他是在紧张的学习战斗中度过的。他身体好，精力旺，中午从来不睡。同学们睡午觉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读呀读，写呀写。同学们起床了，他也和大家一同上课去。四年中，光午睡他挤出了多少时间呀！假如一天两小时，一年就是七百三十个小时，四年就是二千九百二十个小时，等于三百六十五个八小时工作日，恰恰是整整一年的工作时间。这就是说，四年中他读了五年书。光阴荏苒，运行不息的日月微笑着送走了他的大学生活。一九五六年毕业后，他又当上了胡厚宣教授的研究生，专门研究“商代史与甲骨学”。不久，胡厚宣调到北京，在学部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员。裘锡圭也跟随胡厚宣来到历史所。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如火如荼。裘铸圭积极参加了反右派斗争和“双反”运动。他决心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白天，他积极参加政治运动，认真完成党交给的每一项工作。晚上在灯光下他孜孜不倦地读书。转眼间，又过去了四年。在这四年中，他参加了《史学十年》、《史学六十年》、《水利史》、《先秦史料汇编》等书籍的编写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建馆二作。虽然那些史书没有问世，但占去了他绝大部分时间。一九六零年结业的时候，毕业论文都没有来得及写。但是，胡厚宣惊喜地发现，四年中他积累了六大盒子资料卡片，约计六千张。这些卡片是什么时间做出来的？夜里。除了夜里就是星期天。当时，有人说:“裘锡圭白天开会谈政治，一到晚上又去钻业务，这是搞‘自留地’。”裘锡圭想不通。为什么看电视没人说，看点书就遭非议呢？想不通的事情他决不盲从，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一有时间，他就抓来向科学进军。

二
一九六零年底他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当助教。次年二月，《考古》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初露才华的裘锡圭在此后十年中没有继续发表什么著作。但是他的研究工作在允许的时间内却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不过，除了十分接近他的人，一般人都不了解他。人们了解他，是通过下放劳动和“四清”运动。就在一九六一年春天，他被下放到昌平县太陵村参加劳动。在这里，他和贫下中农生活了七个月。他的活茬是铡草。老贫农陈大爷入草，他和别的同志按刀。他从来没干过这种活，但是他肯钻。他对待劳动象对待科学研究一样认真。怎么用劲儿，用多大劲儿，他都细心捉摸，注意总给经验，很快就掌握了铡草技术。一刀下去，不返工，劲儿用得正合适，又肯卖力气。陈大爷笑呵呵地说:“裘同志干活真认真，我最愿意和裘同志合作！”下放干部要轮流做饭。轮到裘锡圭做饭时，他更是极端负责。头一天，同志们把饭登记好了。第二天，裘锡圭斤是斤，两是两，称出来分毫不爽。早晚要吃疙瘩汤，他把面合好，搓成很匀很匀的长条，然后切成大小一样的块，切完了就数，每个人该是多少，半点不差。不出一个月，他就成了当地下放干部中有名的大师傅了。下放干部有时要和老乡联欢，裘锡圭有一出拿手好戏，就是京剧清唱。不管什么时侯，也不论什么场合，叫唱就唱，从不推辞；唱就尽量唱好，唱准，嗓音宏亮，眼睛也瞪得大大的。那股子认真劲儿，人们看了没有不啧啧赞赏的。七个月的劳动，裘锡圭亲眼看到劳动人民的艰苦朴素和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想到自己今天能搞科研和教学，不禁深有感触。他说:“没有劳劝人民的供养和支持，我们是什么也搞不成的呀！”
每个月都要回城休息几天。这几天他不上街，不闲逛。回去之前已经想好了：该看什么书，要干什么事情。回来后就伏案写作和读书。他最善于见缝插针。
一九六三年，在中国农村，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裘锡圭又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去。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开始，他在湖北江陵搞了八个月的“四清”。人们对他的突出印象是查账特认真。他走到那里，就在那里获得“认真”的好评。一九六五年六月从江陵回校后，他抓紧时间整理写出了一万八千字的《战国货币考》一文。这是一篇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我国战国时期的货币，有的叫“圜钱”有的叫“布”(铲)，有的叫“刀”。货币的正面铸有地名，表示是什么地方出的。对战国货币的研究，以前大有人在，可惜一般都是古钱鉴赏家，货币上有很多字他们不认识，或者完全认错了。例如有一种“布”上面刻着这样的字:XX。古钱家们有的说这是“鱼昜行二”四个宇(由右往左读)，有的说这是“鲁昜二”三个字，有的说这是“衡阳”或“鱼阳”两个字，今人也有的说是“葡阳”二字，真是众说纷纭。裘锡圭首先指出，左边那个字下边的两横不是“二”，而是一种符号，表示两个字的合写，即“行”与“昜”二字的合写。然后又证明右边那个字不是“鱼”，不是“鲁”也不是“葡”，而是“南”。这样就确定那是“南行昜”三个字。又根据古书上“昜”、“唐，二字古音相通的习惯，确定“南行昜”，就是“南行唐”。“南行唐”是战国时期赵国的一个地名。象这样难度相当大的“布”文有二十五种，裘扬圭都提出了新的说法，考出了铸造每一种货币的地点和国别，时于战国货币的研究和战国文宇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惜这篇文常没有来得及发表，他就又转战到延庆县稿“四清”去了。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他这篇论文一直藏之书箧。今年一月他进行了修改，大概不久就可以与读者见面。

三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都争相登台表演。北京大学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阵地。裘锡圭用科学的态度观察、思考、衡量和检验他身边发生的一切。江青来北大，在大庭广众之下给毛岸青同志的爱人张邵华同志栽赃，他认为这个“大人物”水平太低；陈伯达来北大，胡说“教员何必吃大米，不能吃小术？”，他嗤之以鼻；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敬爱的周总理、朱德、陈毅、贺龙等老一荤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忿忿不平；“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歪曲历史，他百思不得其解：历史上根本不是象他们说的那样，周荣鑫同志指出的教育质量问题明明存在，为什么有人歪曲他的原意？邓小平同志讲的‘积重难返”是客观存在，为什么硬说是错的？周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献花圈有什么不对？本来群众是有秩序地进行悼念，为什么一下子就乱了？一幕一幕的历史丑剧在他眼前演出，他看不下去，他忿怒，他非议，公开的场合则是缄口不言——用沉默表示抗争。
大串联的洪流席卷全国，裘锡圭的足迹没有越出燕园；派性斗争的狂风逐步升级，他身居陋室潜心攻读。不妙的是，他同屋住着一个后来成了“梁效”成员的人。裘锡圭怕他说自己“白专”，当他的面不敢看书。每逢星期六下午那人回家去住，好了，学习的大好时机来到了。从星期六晚上开始，到星期一早晨为止，他手不停披，提要钓玄，连续作战，目不交睫。有一段时间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偏僻潮湿的角落里，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不在，竟没有人知道。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每天，工友从门底下塞进一张报纸来，他似乎没有看见。上厕所去，也不会顺便拣起来，回来仍旧坐在桌前钻研。到吃饭时问这才弯下腰去把报纸拣起来。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几年，他写了《古文字考释集》共三十七篇，约计二十万字。未发表。誊清笔记十多本，剪裁杂志有关资针，汇集成二、三十本。很多人在这段时间里荒废了学业，他却获得了丰收。
林彪、“四人帮”在北大的黑干将疯狂挑动派性。一九六八年夏天，派性斗争趋于白热化时，有些人翻开早有结论的历史旧账，突然大叫裘锡圭是“反革命”，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他泰然自若，听侯审查，而主要精力依然用在业务上。但是不久他被关进一个“监改大院”，失去了自由。他担负着繁重的劳动——烧锅炉。书，书在哪里？他见不到，摸不着。两个月后，他从“监改大院”获释回家，一见书，马上又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前年，他爱人问他:“你烧了多长时间锅炉？”“不知道，忘记了。”“那时你能读书吗？”“不能，根本不准带书。实在可惜！”一个人受这样大的冲去没能记住，唯一可惜的是耽误了读书——他心里装的是祖国的科学事业。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裘锡圭到江西南昌鲤鱼州北大干校下放劳动。一去又是将近二年。放牛，插秧，割稻，种菜，盖房子。半夜里有时还紧急集合，扛水泥，或者冒雨筑堤。裘锡圭迎著艰苦走在前，干得十分出色。因此而获得“裘大力”的光荣称号。那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许多人想改行。有的想学木工，有的想当中医。谁还有心思读书呢！裘锡圭却不然。劳劝就大干，开会也参加，休息便读书。他读的是一本《新华字典》，从头到尾地读，读了就能记得住。同志们说:“裘锡圭把字典都背下来了。后来，有人问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你为什么还能坚持读书呢？”他说:“我不读书就觉得难受。”

四
一九七一年九月，裘锡圭从干校回到北大。回来后又被分配到战备连参加劳劝。劳动之余，他把多年来积累的古文字资料卡片从床底下翻出来——啊，那是什么卡片呀！有发黄的横格纸，有变旧的书皮纸，还有文化大革命中的油印材料反过来也是他的卡片纸——可惜呀，它们随着主人去干校二年，许多都被水浸湿了。为便于保存，裘锡圭把它们分门别类一张张地誊清在黑皮笔记本上，约有七八本之多。
一九七二年他回到系里，从汉语专业调到古典文献专业。在科学上开始大显身手。起初，古文字学课还没开，他和同志们一道编写古汉语教材，注释古文。每个人将自己的注释稿拿出来互相传阅。他的稿子传到王力教授手里。王力看后说:“这个裘锡圭很不简单呀！学问很扎实。”并且在他的稿子上批道：“深为钦佩”。同志们也认为，他掌握的材料多，能够不拘泥于原来的说法，提出新的观点。准确，有根据。
汉语专业教授朱德熙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很欣赏裘锡圭。他对人们说：“在‘小学’方面，年轻人里头基础最好的是裘锡圭。”裘锡圭对朱德熙也十分敬佩。多年来他们经常在一起互相切磋。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他们合写了五篇文章，分别在《文物》和《考古学报》上发表。主要是研究战国文字。裘锡圭在甲骨文，铜器铭文(金文)、战国文字、汉简等古文字的研究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战国文字方面。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文字的应用日益广泛，新造的字、简化字和异体字大量流行，字形的变化十分剧烈，地区间的差异也十分大，不仅在不同地区文字异形，就是在同一地区文字的写法也不尽一致；这给战国文字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战国文字的研究是古文字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如果说，甲骨文的研究已经有了近八十年的历史，金文的研究已经有了八百年的历史，因而有较多的经验可以借鉴的话，那么，战国文字的研究就显得大大不够了。战国文字大下分是解放后和文化大革命中发现的。这是一门年轻的学问。毛主序和党中央对出土文物的关怀和指示，为裘锡圭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九六五年山西侯马出土了一种叫做“盟书”的文物。“盟书”上有四个字：“麻夷非是”，意思很不好理解。一九七二年，裘锡圭通过验证大量材料，反复考证，确定“麻夷非是”，就是“灭夷彼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消灭那个族氏”。裘锡圭还进一步联想到《公羊传》上的一句话“昧雉彼视”。东汉大经学家何休在这四个字下面有一个注，说是“视彼昧雉”的倒装句。(翻成白话就是:你们看见过宰鸡吗？谁要是背叛了盟约就那样处治他。）这种说法一直沿袭了二千多年。有的语法学家还当做倒装句的例句写进书里去。裘锡圭引用大量旁证材料，断定“昧雉彼视”和“麻夷非是”一样，都是“灭夷彼氏”的意思，一举匡正了何休的谬说。这就是他和朱德熙合写的《战国文字研究(六种)》的第一节。文章写好后，寄给了郭老。郭老转给《考古学报》发表。在《考古学报》出版前，郭老写了《出土文物二三事》一文，其中专门提到这个问题。郭老提前告诉人们裘锡圭的这一创见，高兴地写下了两个字:“至确”——对极了。
这是裘锡圭辛勤劳动结出的一只科研硕果。
这是郭老对裘锡圭的鼓励和赞扬。

五
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一批汉代竹简，四月份运到了北京。这是一批极其宝贵的古代兵书。但是大部分已经失传。特别是这些竹简都已经断残散乱，最厉害的断成五、六节，乱七八糟堆在一起，约有五千多片。要把这五千多片断残散乱的竹简整理成一本一本的书，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竹简运来北京后，一些老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距离成书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为了加快进度，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晚，裘锡圭被借调到文物出版社整理小组，和另外一些专家投入到整理出土汉简的工作中来了。那是多么紧张的日子啊！办公室彻夜灯火通明。一个星期只睡了一个晚上的觉。不到十天，他和同志们一起就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样书搞出来了。此后他又不断继续补充、修改，整理其他佚书，后来又参加了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简和帛书的整理工作。前后两年多的时间，他始终守在第一线。下了班还带一些竹简照片回家去研究，一弄又弄到十一、二点。他是主力中的主力，骨干中的骨干。整理小组中的同志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没有一个不称赞的。和他一块工作的朱德熙教授回忆那时的情况说，“裘锡圭的工作很出色。五千多片碎简，最小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要一点一点接起来，还要一条一条拼成书，那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工作是集体做的，但是他贡献很大。跟裘锡圭去文物整理小组实习的古典文献专业学生骈宇骞说:“拼接断简是一件很细致、很麻烦的工作。裘老师和朱老师是主要负责的。他们先对竹简本身进行研究，根据竹简上留下的缠绕它的线痕进行分类。然后从字体上和内容上辨认。有些字保留着上古篆体，很不好认，即使认出来是什么字，但究竟是什么意思还需要研究，比如有一支竹简，背面写着篇题是‘篡卒’二字。一时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裘老师发现，‘篡’与‘选’，古音相近，古书里可以通用，有的竹简上也有‘选卒’这个用法。于是断定‘篡率’就是‘选卒’。这样就好懂了。类似的问题他解决了不少。”
参加整理小组工作的沙市青年工人李家浩说:“裘锡圭的记忆力很好。他看到这片竹简的最上边一个字，能想到某一片竹简的最末一字，上下能连成一句话，就可以拼起来。可见他把那些竹简都装到脑子里了。他不但对自己的资料根熟，对别人手头的资料也很熟。发现某一片竹简是别人的，就马上交给别人。有一位同志搞《孙子兵法》校注，漏掉了不少材料，裘锡圭充实进去很多内容。他掌握的资料是很全面的。”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政烺一提起裘锡圭在整理工作中的表现，不由得眉飞色舞。他说：“裘锡圭出力最大，贡献最大，水平最高。他不但做好份内的工作，份外的工作他也很关心。”
说到这里，他拿出一本一九七六年第六期《文物》，翻到第十四页，指给记者看，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一批秦代竹简，其中有一卷叫做《为吏之道》。《为吏之道》里有一篇是讲《魏户律》的。其中有一句话释作:‘乃署其笈曰:故某虑赘婿某，更之乃孙。’某么也讲不通。后来裘锡圭看到这期《文物》上登载的《魏户律》的这句话，发现有两个字释错了:‘虑’应作‘闾’，‘更’应作‘叟’，逗号应去掉，这样就讲通了。他发现之后，马上告诉别人。他关心同志，关心科学，有关必攻。”
就在裘锡圭参加文物整理小组工作这一段时间里，系里有人看到他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就说:“发表文章不通过组织，这是搞地下工厂！”裘锡圭当时没有直接听到这种议论。他幸运地避开了“四人帮”搞的所谓“反回潮”。但是风声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多年来对他的类似批评他听过不少。他没有被吓倒。他说:“有人过去说我钻业务是‘搞自留地’。其实，如果那时我不努力钻研业务，临时调我去搞汉简怎么能行？写了东西就是为了让人知道，如果不让发表，就只好什么也别干了。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做贡献还不就是贡献这个？把知识用来为国家整理出土文物，这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什么不对呢？

六
裘锡圭有高度的科学事业心。他通过下放劳动和“四清”运动，深深体会到劳动人民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他感到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有责任。总要作出点成绩来才对得起人民。从这点出发，他对古文字学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他不是为古文字而古文字。他是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史而到古文字里去找资料。二十年来他积累的资料何止成千上万！现在他已经着手写作《先秦历史论集》，阐述从商代到秦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制度。他发现了古书上和前人研究工作中的很多错误。一九七四年，他写了一篇一万七千多字的《读<论衡>札记——文字校勘之部》。校出《论衡》一书中误字、脱字等七十六条，并且纠正了前人校释、集解工作中的许多错误。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写了文章没处发表，有时难得发表一两篇，却会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指责。尽管这样，他仍不动摇自己的决心，总是执着不放。他为了一心一意地钻研科学，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一晃就过去了，他还没有结婚，同志们替他着急。后来，在同志们和妈妈的多次劝告下，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他才举行了婚礼。
有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往往封锁资料。裘锡圭不是这样的人。他愿意把自己掌握的一切东西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在文物整理小组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看到一本《文物》，上面有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出土的木犊照片，是一种类似“阴间通行证”的东西，上面有几个字，《文物》释作‘遂少言”。裘锡圭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应当释作“遂自言”。他的这一见解很快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文物》编辑部的一位年轻同志向他请教，准备写一篇关于“遂自言”的文章。裘锡圭耐心地给他讲甘肃居延汉简甲篇上关于“自”字的写法，可资旁证。可是那位同志回去找了半天没找到。裘锡圭便自己动手，把居延汉简甲篇上凡是“自”字的写法都摹下来，另外还找了一些类似“阴间通行证”格式的资料，一起交给那位同志，让他去写文章。人们说裘锡圭奖励后学，一点也不保守。
裘锡圭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他的一个小本子上记着《颜氏家训•勉学篇》的一句话:“观天下书未编(遍)不得妄下雌黄。”他要求自己，不能象过去有些老先生那样，注意的面太窄。古代史、民族学、考古学、古器物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话学都要懂，经书、史书、子书都要读。单就古文字来说，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他都下过功夫。单就战国文字来说，无论是竹简、货币、铜器、陶器、兵器、盟书、印玺上的文字，没有他不注意到的。他考证一个宇，总要搜集大量的旁征材料。没有充分的根据，他不下结论。到目前为止，他发表的文章不过十几篇，还有根多东西没有发表。一篇文章拿出去之前，他总要反复修改。他反对那种“快写文章快卖钱”的坏学风。他说:“不能为了名利而损害文章的科学性、损害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在“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的时候，他的头上没有插着风向标，脖子上没有安着轴承。他说：“我不去专门适应气候的需要，我不写那些自己不相信的东西。分在文物整理小组工作的时候，围绕有些兵书究竟作为佚书处理好，还是收进《孙膑兵法》里去好，有一场争论。他根据这些兵书上既没有齐威王、田忌的名字，又没有“孙子曰”的字样，认为无法断定是孙膑的著作。为了保证整理工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他坚决主张应当作佚书处理，不同意为了研究孙膑的法家军事思想而把不一定是孙膑的东西归到孙膑的书里去。但是他的意见当时没有被采纳。他认为应当作为佚书处理的那些内容结果作为“下篇”收进了《孙膑兵法》。这本书问世后，日本朋友对“下篇”的真伪提出了疑问，另外又发现了新的资料，进一步证明那些内容作为佚书处理较为客观和妥善。现在他的意见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一九七四年初，他发表了一篇研究秦代隶书的文章。过去有很多讲字体的人，以为秦代权量上刻得比较草率的诏文就是秦代的古隶。其实，那是因为写得比较草率而具备了一点隶书的因素，并不就是秦代的古隶，而基本上仍然是秦代的篆文。秦代的古隶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裘锡圭没有见过。但是他根据将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遣册”(葬物清单)上的汉代古隶与秦篆中接近隶书的写法进行大量的比较，断定秦代古隶的面貌大概跟汉代古隶相当接近。两年之后，湖北云梦出土了一批秦简，事实证明了他的推想是正确的。

七
裘锡圭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人。让我们看看他在家里是怎样做的吧。他每天早晨起来后，拉拉弹簧，锻炼身休，听半小时新闻广播，看看报纸，除此之外都是读书。吃饭这点时间，他都舍不得耽误。楼里有时停电，急得他抱着书跑到楼道里去就着昏暗的灯光看。头一天晚上要是睡得好点儿，第二天中午就不睡，中午要是睡得时间长了点儿，晚上就干到很晚。上浴池都抽不出时间。洗脚也抱本书。要是出去洗洗手，一见别人在用水管子，扭头就走。别人一见他来，也主动让给他——“老裘来！老裘来！老裘时间紧。”
支部书记陈宏天住在裘锡圭旁边那个单元。“地震那工夫”，他说，“有别人都出来，他不出来。我去动员他，他说。‘你看我把窗子都打开了，急了就跳出去！’穿个背心、短裤，开着窗子，汗流浃背地干。
“他谈恋爱都舍不得时间。有一次约会，一看表，时间到了，女方还没来，扭头就走——不合算！”
时间呀，时间！你是裘锡圭最宝贵的东西。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裘锡圭珍惜寸阴胜过珍惜寸金。太阳未起他先起，太阳睡了他不睡。颐和园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裘锡圭顾不上去观赏。文物整理小组的同志们组织去风景区游览，多次动员，他不去。他不是不喜欢，而是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呀！他生活上没有任何要求，只要求有一个读书的环境，保证科研的时间，可是多年来就是满足不了，一次次被冲掉。他拼出全力挤呀，争呀，夺呀，抢呀，他和“四人帮”展开了一场时间争夺战。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质量，时间就是胜利。裘锡圭能在古文字学上攀登高峰，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呀！
裘锡圭又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对自己从前犯过的错误逢人便讲，对于自已的成绩却从不宣扬。清溪浅水，哗华作响；浩浩长江，无语东流。有一年，他的亲友在上海看电视，从荧光屏上看到了他，给妈妈来信讲了。妈妈问他:“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他说:“这有什么好说的！”校刊上报道了他二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业务的事迹，他的妈妈和爱人是从邻居那里知道的。他自已则感到是一件麻烦事。前些日子系里议论提级，他竟无所考虑，似乎不提倒是更好，提了反而是个负担。记者访问他时，他多次讲:“你来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我不能不跟你谈。不过呢，我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社会科学不象自然科学一样，有个什么发明创造。写了些文章，看法也不一样，有些人不一定同意。我做的都是些琐琐碎碎的工作，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动人事迹。我知道你的工作很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你向领导反映一下，不要报道了吧！”
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谈还是要谈的。谈到学习经验时，他打开一个小本子给记者看，上面抄的是《荀予•劝学》篇的一段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当然了，”他说，“我并没有昭昭之明，也没有赫赫之功。我是说，要坚持这样一种精神。”
冥冥之志和惛惛之事——专心致志、埋头苦干的精神，裘锡圭是当之无愧的;昭昭之明和赫赫之功也是可以预期的。
朱德熙教授说得好:“裘锡圭相当突出，文章是第一流的。他在古文字上下的功夫不亚于陈景润。他有很多发现，有突破前人的地方。他今后一定会做出很大成绩。”
胡厚宣教授也说，“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裘锡圭到我这年龄，贡献就大了！”
红旗指路，高峰在前。奋力攀登吧，年富力强的裘锡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