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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回忆录自叙传散文创作蔚为大观 类型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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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7 18:10:5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近年回忆录自叙传散文创作蔚为大观 类型多样


2012年03月29日09:23
来源:搜狐文化



  近年来,笔调优美的回忆录、自叙传在散文创作领域蔚为大观,读者众多,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种类型。
  失败者的乡愁
  齐邦媛的《巨流河》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王德威评论这部作品,用了“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的评价,可见赞赏之至。成都《看历史》杂志也将年度“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的历史图书大奖,颁发给了即将九十高龄的齐邦媛,广州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散文家奖也因此书颁发给了齐邦媛,各种报刊的年度好书评选与赞论,更是难以统计。一部老人的回忆录,何以受到如此的追捧?有人赞齐邦媛文笔之优雅,有人叹齐邦媛的精神之洁净,也有人论齐邦媛身世之悲壮,这些都是极对的。齐邦媛以她渊博的学识和端庄典雅的文笔来回忆自己的一生,从她的父亲齐世英的爱国努力,到她求学时所见识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悲情人生,再到战火纷飞中的爱情感伤,以及流落台湾后对于中国文化的坚守与执着,无不充满着令人慨叹的真情与感动。
  其实,与齐邦媛的著作《巨流河》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在香港写成的历史著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作品将个人记忆与史料挖掘融汇一起,可谓笔锋常带感情。龙应台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的军人一员,在台湾,与齐邦媛一样,他们都是外省人,同样,如龙应台自己所说,他们还都是失败者。《大江大海》正是失败者的后代所写的历史。除此之外,还有周志文的《同学少年》、张至璋的《镜中爹》以及聂华苓的《三生三世》,均是如此。
  虽然都是书写失败者的人生,周志文的《同学少年》以及张至璋的著作《镜中爹》却没有那么宏大的叙事,而是从微小的个人史来切入,同样令人感动。周志文是散文家,文笔清丽、朴素,带着一种淡淡的哀愁,他的《同学少年》写随父母亲流落来台后的生活,从细微之处落笔,诸如住房、读书、交友、出行、语言等等记忆,均是别出心裁的写法。张至璋的著作《镜中爹》则如侦探小说一般好读,他写到因为战乱中阴差阳错而没有能够在台湾团聚的一家人的心灵史,如何思念、追寻、探访以及各自坚守人生的往事,直到最后谜底的逐步揭开。其实,这本书已经不是在讲述寻找父亲的经历,而是在寻找那些没有父亲的生活遗迹,“父亲”在这本书中甚至成为了一种隐喻的象征。“镜中爹”可谓一种绝妙的寓言,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后代,“父亲”不在,身在遥远大陆的父亲,却只是一个“镜中爹”,那种迷茫与悲伤,焦灼与无奈,岂能不让人为之心动?
  漂泊者的记忆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在2011年出版了增订版,我特别要强调这次增订,因为相比之前的版本,更能理解高尔泰。他是知名的美学家,人生坎坷,命运曲折,学识非凡,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这样的人生自然是迷人,因为他把苦难转变成了精神的财富。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高尔泰的笔触才显得如此的厚重和沉静,相比他早年的美学论著,那曾是何等的激荡昂扬,也何等的美妙洒脱,苦难的确改变了一个人,包括他的思想,也包括他的文字。《寻找家园》是一册回忆散文集,但同时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从精神的早醒到挣扎,再到流落海外,如今的他以文字的方式归来。
  赵毅衡曾将这些在海外写成的汉语文学,称之为“流散文学”。在缺乏读者、缺乏汉语环境的写作状况下,海外的汉语写作是一种极为孤独的写作状态。但正因为这种孤独和清净,也才让他们的写作更纯粹和自由。与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一样具有代表意义的,还可列举出同样是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燃灯者》和《我在故宫看大门》——前者的作者是赵越胜,上世纪八十年代京城赫赫有名的哲学学者,如今定居法国;后者的作者是维一,如今定居美国,据网友介绍,维一原名黄其喣,与作家阿城为多年好友。这几册著作的共同点是:从海外回顾人生坎坷,也追忆青春年华。
  赵越胜的长文《燃灯者》写了他的私淑老师周辅成——北京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充满沧桑与忧伤的深情文字,若没有真性情,很难写出;若没有真感动,也是难以动笔的。赵越胜在文章中为我们刻绘出了灿烂动人的精神雕像,也写出了独守大道的知识分子情怀和那个时代的风云气象。
  维一的《我在故宫看大门》则显得有些寂寥,因为作者有意隐没自己,只留文字给人间。其沉静、幽默、质朴,甚至略有尖刻,令我想起杨绛的著作《干校六记》。作品一方面描述了从“文革”到八十年代之间,很多故人的命运,其中因为对于乌托邦梦想的追逐而导致的悲惨人生,极为冷静又刻骨;一方面叙述自己的人生,则又充满了诙谐与幽默,竟有不亦乐乎之感。这种道家式的生存方式,如今看来,恰恰是一种对于世事的嘲讽性的行为艺术。
  还应该谈谈北岛,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享誉中国的朦胧诗人,在海外写诗之余,更开始了一种记忆的回归之旅。从关于读书经历的《时间的玫瑰》到关于少时记忆的《城门开》,再到主编关于一代人青春记忆的《七十年代》以及近来出版的关于北京四中的回忆《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的北京四中》,皆以一位归来的游子身份,款款深情地书写记忆,温柔中带着尖刻与悲伤。
  从梦中惊醒
  熊景明的《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人与岁月”丛书之一,也是这套丛书中影响最大也最为我所爱的作品。熊景明的笔触温暖,细腻,也柔软。她的家庭虽不是声名显赫,但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留下了雪泥鸿爪,而熊景明正是试图记录曾为民族兴衰做出过自己独特贡献的这群人的命运,平淡之中洋溢着人性的高贵,即使在暴风雨来临之际,也绝不害怕。
  与熊景明的著作一样令我惊讶的是袁敏的《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与“总理遗言案”始末》(此书曾连续三年在《收获》杂志“亲历历史”栏目连载)。同样是女性的著作,但袁敏记录的是人生中的一个突降之灾的前前后后,以及由此改变的人生命运。作者试图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政治的灾难,不管它的大与小,也不管它的对象是什么人,都是充满了伤害的,甚至是永久性的。难得这本书能够平静查探那段往事,且深入到历史的现场之中,以侦探的手段层层推进,让我们进入到哑谜的最后,却并未给出答案。这是作家的高妙之处,更是历史的微妙之处。
  诸如袁敏这样被“历史”撞了一下腰的著作,还有很多,诸如徐晓的《半生为人》和朱正琳的《里面的故事》等等,均是如此。由于青年时代的独特经历,他们仿佛从噩梦中早早醒来,从此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历史、世界、现实和人生。关于“文革”记忆的作品很多,上述几册书之所以被关注,除了由于作者的笔法技巧的高妙,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在写作中,都显现出一种节制而清醒的态度。这态度让我们可以直面历史的许多细微之处,不只获得认知,也体会到涌动的深情。(来源:作家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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