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城市与城市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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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城市与城市文学
——兼谈对文学未来发展的一点思考
王纪人
来源：文学报  

一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下，上海文学与前30年相比，呈现出崭新的精神面貌。以巴金、茹志鹃、白桦为代表的一批老作家摆脱了精神桎梏，创作了具有强烈反思色彩的散文、小说和剧本。中青年作家人才辈出，不仅在知青题材方面卓有建树，在国内一度占有领先的地位，而且随着阅历和创作经验的丰裕，渐次拓展题材领域，在文体实验方面也有成功的实践。如为“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的《于无声处》等现实主义话剧，先锋派的小说和诗歌，以及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都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同样拥有突出地位，在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王元化、蒋孔阳、徐中玉、钱谷融等老一辈理论家开风气之先，带动中青年理论家、批评家为文艺理论建设和文学评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谈论近三十年的上海文学，不能把其中前十几年的成就束之高阁，否则就割断了历史，低估了新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文学对中国大陆文学的重要贡献。90年代以降，由于商业化、市场化的冲击以及某些清规戒律的重新设定，文学的生态环境不如以往，挫伤了文学创作者的朝气、锐气和韧劲，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变得步履维艰。一部分作者走向通俗或时尚，而少了人文的关怀；另一部分作者找到了其他谋生方式，或对文学缺乏信心，文学写作不再是他们的主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再悉心关注现实的创作问题，回归学院，专注于学术，或凌虚蹈空，媒体批评乘机取代了专业批评。凡此都造成了上海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不甚景气、风光不再的尴尬局面。在全国纸质文学的一线作家中，上海仅剩王安忆，从《长恨歌》到《天香》，记录了她孜孜不倦独立特行、影响跨越国界的写作历程，除了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内奖外，又曾入围英国布克奖。目前上海文学创作虽然初步度过了青黄不接人力资源匮乏的困境，但仍然缺乏高素质、具有原创力的人才。对文学人才的扶植和培养，仍然是当务之急。上海当前的文学创作缺少更厚重和震撼人心的作品，艺术上的创新也相对薄弱，作家的人数不少，但综合实力不如一些文学大省。至于“80后”的部分作家，尽管他们的作品常常名列畅销书的排行榜，但他们的拥趸主要是比他们更年轻的读者。这种代际阅读的壁垒，也限制了他们更广泛的影响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撰写并发表的《2010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中，在年度2000多部长篇小说中列举了有影响的38部，上海作家仅有潘向黎的《穿心莲》。在青春文学类里，郭敬明的《小时代2.0：虚铜时代》和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因为“拥有众多的读者”被特意提出。在列举的24篇中短篇小说中，有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在提到的有影响的15部诗集和9部散文集中，没有上海作家的作品。在列举的24篇有影响的文学评论中，上海仅有郜元宝的《论“中国批评”》。《状况》对“有影响”的作品的列举不一定很准确，但还是多少反映了上海文学不甚景气的“状况”，值得我们反思。
　　其实上海文学的传统和优势主要在城市文学的创作，离开这个传统和优势，很可能是缘木求鱼，画虎不成反类犬。显而易见，不必期待上海作家写出《白鹿原》、《尘埃落定》这样的作品，也不能满足于类型小说家的悬幻与穿越。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表现这座大都市的扎扎实实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和剧本。
　　
二
　　在近现代文学阶段，中国的城市文学就首先产生于上海。如较早的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包天笑的《上海春秋》、陆士谔的《新上海》、朱瘦菊的《歇浦潮》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多数以城市为背景，并以市民阶层为受众，这当然得益于当时纸质媒体的发达，杂志有一百多种，副刊和小报有四十几种。如果说戏剧离不开舞台，那么近现代小说是以报刊杂志为舞台。中国近现代的城市文学是由通俗文学开创的，但渐渐地城市叙事不再是通俗小说的专利，而进入了严肃文学和普罗文学的视野。资本家、小市民、革命党取代了性工作者、嫖客和拆白党成为城市叙事的主角，叙述也由津津乐道于城市丑陋，转向批判。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其杰出的代表作是茅盾的《子夜》。虽然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浪潮声中，这部杰作曾被指认为“主题先行”而遭贬低，可惜至今我们还没有等到一部“主题后行”到能够超过它的作品。三十年代新感觉派的城市叙事，趋向于写都市摩登，如爵士乐\狐步舞\鸡尾酒\雪茄和八汽缸的跑车，在时尚的光怪陆离和物质主义享受中表现都市病。而在孤岛时期，张爱玲等一些女作家以女性的视角和小叙事的方式，使上海的市民文学精致化、意味化。三四十年代在戏剧和电影作品中，更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叙事。粗略地统计一下，在近现代海上文学的小说和戏剧文学、电影文学样式中，城市叙事明显地优于乡村叙事，更多地表现了作家对城市和城市人的关怀，这是海上文学依托上海大都市不同于外省市的地方。但是过去的文学史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对城市叙事是忽视的，其实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今天的城市文学写作，无论历史的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借鉴。
　　进入当代史，由于政治和经济上对资本主义的限制，以商贸金融为经济基础的城市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而日渐萎缩，市民阶层中最活跃的经济力量资本家和精英文化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受到了打压；文学创作在题材和服务方向上推广了延安时期的工农兵导向，于是城市叙事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果说还存在着城市文学，那么其场景也仅局限于车间、郊县，驻城兵营，而恰恰少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市民阶层中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只有处于改造或被嘲讽的地位才能进入作品，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有幸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总的来说，城市文学风光不再，与现代文学史期间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状况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出现了转机。在上海作家，尤其是在女作家群体的笔下，城市叙事开始复苏，但在相当一个阶段，它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怀旧和感伤，描绘上海大都市昔日的繁华和后来的衰落。殷慧芬的《汽车城》倒是一个例外。而有些年轻的作家，则倾向于描写时尚的上海和欲望的都市。赵丽宏的《沧桑之城》融叙事与抒情于一体，为有史以来唯一一部表现上海的长诗。
　　上海不仅是一座工业的、商贸的、金融的城市，也是文学的城市，这一点已经在上海市作家协会主持出版的131卷《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中得到了充分证明。所谓文学城市，就是拥有文学大师和优秀作家辈出的城市，是媒体发达出版繁荣的城市，也是拥有海量读者群和文学青年的城市。作为文学城市，上海曾经是当之无愧的，在现代史上无可置疑地首屈一指，而现在却岌岌可危。在上海未来的文化发展规划中，理应认定上海作为文学城市的历史地位，制定出改善文学生态环境接续这一地位的方略。
　　
三
　　作为文学城市的上海，城市文学的创作自然是重中之重。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的历史并不长，就其历史渊源而言，既不能与中国所有的古城相比，也比不上欧洲的诸多城市。但在短短一百多年中，却迅速地从一个老城发展成国际大都市，从“被”开放到主动迎合世界的潮流，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和后现代。其间有多少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的博弈，多少党派和利益集团的纷争，多少新旧阶级、思潮、观念的兴替，多少华洋杂处的融合与冲撞，以及现代与传统的纠结，有多少传奇故事和悲喜剧在这里发生，又有多少历史人物和移民经历过希望、追求、动摇、幻灭或浴火重生。作家们完全可以在这座尚未充分开采的富矿中挖掘出闪闪发光的宝石，截取某个历史片断，在某几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或虚构的主人公身上，演绎他们在上海这个都会中所经历的人生故事。无论是传奇或平凡的日常生活，都不仅表现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也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和人的心路历程，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城市的沧桑变迁。城市叙事需要拓宽对城市空间的营构，在现有的一些较成功的城市叙事案例中，包括王小鹰的《长街行》和王周生的《生死遗忘》等，对城市物质空间的描绘，尤其是精神的、人文空间的营造还可以加强。物质空间属于第一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属于第二空间，这都是一个城市特性的重要表征，有待作家的进一步发现和凸现。而作家更大的原创力还在于对这两个空间的解构和想象性的重构，在城市空间的物质、精神维度中导出第三个空间维度，也就是艺术的、审美的、形而上的空间维度，把真实与想象、具象与抽象、客体与主体、必然与偶然、意识与无意识融为一体。既然我们曾在福楼拜、雨果、普鲁斯特笔下看到了各个文学时代的法国作家对巴黎的不同风格的城市叙事，也曾在中国作家笔下浏览到各个时期的巴黎的生活图画，那么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出现更多更新更好的抒写上海新与旧的文学作品。
　　城市是近现代文明的发源和荟萃之地，它见证了人类文明由前现代走向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发展。如果说前现代文明是由乡村推向城市，那么现代和后现代文明则由城市推向乡村，从而在新的文明高度实现城乡的一体化。文学作为文明的载体，它描绘文明发展演变的生活图景和历史轨迹。我们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总是可以感受到某个历史时代达到的文明程度，以及在新旧文明的交替中人们所处的境遇或内心冲突，包括灵与肉\情与欲的纠结。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衡量，那么很明显地可以发现当下文学的不足。当下中国文学主要是乡村叙事，乡村叙事是文学的主潮，而城市叙事没有得到作家的充分重视，这样就不可能在文学中感受到文明发展的趋势。曾有论者为“乡土文学仍是主流”提出理论依据，认为“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20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几乎全部来自乡村，或有过乡村生活经验。乡村记忆，是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文化记忆”。这是以静止封闭的观点来看中国社会和中国作家群。按习惯的说法，二十世纪上半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其实资本主义在上海等大都市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市文化经验”也有丰富的积累。正是这种态势，使一部分从乡村和小城镇到大都市生活的作家，尤其是其中占很大比例的留洋归国的作家，转向了城市题材的写作，并且创作出了足以与乡土文学比美的城市文学。其中有对都市全景式的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茅盾)，有运用现代意识流和电影蒙太奇修辞的主观感觉式的叙事(新感觉派)，也有以表现人和城的神韵的世俗叙事(张爱玲)。影响其叙事观念的，有社会学的和分析心理学的，以及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仅此三类叙事模式的作家作品，就足以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的作家作品匹敌。随着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即使乡土和中小型城市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剧变，更何况如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等特大城市。毫无疑问，城市化的进程本身就提供了崭新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经验，它要求作家在题材内容\书写对象以及书写方式上都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型。如果今天的中国作家(其中来自乡村的作家大多进城已有二三十年)仍然固守原来的乡土经验或乡土记忆，而不去尝试表现新的城市经验和城市体验，或者在乡土叙事中无视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巨大压力和影响，那么我们的文学必然是落后于时代的，最终也将失去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