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2012年春读书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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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春读书小记

□湖北-孝感-孝南区教研室语文教研员

管季超

    无官无职，就不会有人要密切联系你；工资低，就不敢打麻将。这就有了一个好处：即或再忙，也挤得出时间来读书。
    今年春季，读书较多，没有偷懒。

    ——购《读书》杂志三十年（1979—2009）精粹《灵蛇之珠》、《一灯风雨》、《星斗焕文章》、《旧锦翻新样》、《启蒙之星辰》、《现代性的悖论》凡五册。
    大约在1992年底，我曾将市教科院高思平先生所订的《读书》杂志借了30几本看了，自己却一直没有订。这次一口气读完该杂志30年间的重要文章，算是补课。

    ——漓江版林贤治著《中国散文五十年》、《中国新诗五十年》是前后接着看完的。我自觉地被林先生“洗”了一回“脑”，颠覆了此前对散文和诗的一些观念。
    《中国散文五十年》只有143页，看了两遍，自信已将此书读得薄了。《新诗》的这一册有再读的必要。
   
    ——原东门中学的老同事余胜安兄上世纪八十年代参加“中国文化书院”学习时，听过武大邓晓芒先生邓晓芒　http://www.douban.com/group/14988/
的课，听他说过这个名字。我本人也在网上看过几篇邓先生关于德国哲学的论文，看不太懂，主要是语言上“进不去”。春节后买到一册福建教育版东南大学“名家讲谈”丛书中邓先生的演讲集《在张力中思索》，因全是口语，演讲对象又是普通大学生，一下子就看进去了。
   改变，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四年多前，我还只会开机关机，今天，不就可临屏而敲这篇帖文么。

    ——《人生与学问》是北大金克木先生的集子。金先生是1912年生人，很老了。看他的文字，却连一点儿障碍也没有，仿佛听老人在聊天。这老头儿挺会逗人，有几个幽默处我差点把皮带笑断了。
    用农村散养的老母鸡炖汤，文火熬，鸡汤没有不香的。

    ——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和葛兆光《汉字的魔方》翻了一下，没后悔买下，但也暂时没积蓄起一口气读完的冲动。留着吧。慢慢看。这两本书值得收存。

    ——北大版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第二版）浏览了一下，看得不细。大学教材，怎么会看起来有趣呢。
    任何的好东西，一但变成了“教材”，就不好玩儿了。不好玩儿就生分了。生分了，就亲近不起来。这有点儿像听领导作报告。
    不过还是有收获的，仅仅只翻了一下此书，再看《槐荫文学》上的某些 “文学评论”，就知道只能叫“文学吹捧”了。

    ——韩寒的文字，此前只买过一本《三重门》，但一直没看。今年找出来瞄了10分钟，又扔到旧书堆中了。近日，在书店里看到一套韩的新书，却用塑料膜包着，两册，只卖10元钱。据说这傻小子为了证明没有人代笔，每卖一套，倒贴四块钱。
    余杰《沉默的告白》一篇不落全看完。最感动我的是《我生命中的三位女性》这一篇。余的妻子是他的读者，主动追求余，舍弃了南方一家香港公司部门经理的高薪，跑到北京去和这位穷书生过日子。郎有才，痴女爱。

    ——许知远《祖国的陌生人》十分好读，语言上的吸引力、思想上的新意，足够过瘾！

    ——先读了一册杨照著《故事照亮未来》，广西师大版的，昨天又买了一本三联版《对照记》。《对照记》的三位作者杨照、马家辉、胡洪侠正好和我同岁，分居台湾、香港和大陆，三人同写一本书，用三十个日常词汇写“同题作文”。有味儿！！
    躺在床上看这三位同龄人讲两岸三地的故事，挺过瘾！

    ——天津教育版《最有价值的阅读》是一个译本，却没有一般译著常有的那种语言障碍，非常好读。但此书太厚了，多达416页，必须两手按住要翘合的书页才能读，不能躺着看，只看了一小部分。

    ——新星出版社凤凰网博报年度文选2011《给理想一点时间》和黑龙江教育版魏嘉琪著《美国中学是怎样的》两本书都只花了两个小时就看完了。看得快的原因是：前一本是网文的结集，网文都不会太有文字障碍；后一本有故事，看故事就会看得很快。后一本是在汉川买的，当晚就看完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松泉语文教育思想研究》一书是大16开本，厚达380页，定价98元。
   这本书是该书主编曹颖群女士挂号寄赠的。我在《教师之友网》上发的两个帖子被收入其中。不过，都砍掉了一多半，也没稿费寄来。

    ——春季读书，觅得有关胡适的三本书，均以极虔敬的心细读过。法律出版社版《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由台湾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先生编辑，以胡适的思想关怀为主题，是我手中唯一的胡适文章集子。广西师大版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妙趣横生。尤其是唐德刚的注文，大概是世上少有的“跟帖”文字了。近日又买到一册新星出版社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日记体，记录了胡先生1958—1962年间的日常生活和谈话，非常好读。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德国爱尔克曼的《歌德谈话录》。
    三本书看完，想起“胡适”这个名字，就感到亲切。

    ——前年读了一本何兆武的《上学记》，整整一个暑假都有了趣味。今年买到一册中国华侨出版社王小妮著《上课记》，昨天只看了其中一篇，也是同样的愉快。
    拟将读《上课记》的感悟，从语文教研的角度去表达，另写一文。

2012年4月26日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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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诗人王小妮？不，老师王小妮

    2005年至2010年，在一所非著名高校(海南大学)的人文学院，王小妮用了6年时间教授戏剧影视专业的写作课、诗歌欣赏课，有了这本《上课记》。这本书是今春读书界和媒体的一个谈论话题。
    任教之前，王小妮更为世人熟知的身份是诗人。作为任何一名中文系出身的人必知的当代著名诗人，王小妮的名字与朦胧诗、与吉林大学的“赤子心”七人诗社联系在一起。
    2005年8月，王小妮站在这所非著名高校的讲台上，她多了一个称呼：小妮老师。

1.世上最好的倾听者

    她的丈夫、著名诗评家徐敬亚在《我的诗人妻子王小妮》中说，“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倾听者。”诗人的倾听姿态一直延续到她的老师生涯，读完这本《上课记》，世人也必说：她也是这世上最好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几年来，一茬一茬的学生在王小妮的眼底奔涌。她亲身经历着“教得心痛，学得反胃”的大学教育现状，看着一个一个小兽被过早地扭曲的过程，“他们不避讳我，当我是个倾听者，做不做某老师的线人，学生助学金分配中的奥妙和不公，学生社团中的猫腻……一般我不会直接说我的意见，满心的意见。”
    常常会有超越一时一事的大悲哀撞击胸口，“当一个人用了心力，滔滔宣讲两个小时下来，听者想的说的做的，恰恰和刚刚宣讲者的‘布道’背道而驰，甚至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两者该有什么关联和冲突。”
    即便在看到更多的上行下效后，她亦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告诉这些小兽们什么是底线，只因底线是一个人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凭证，“我自己已经这么老了，这么多年始终被外在的力量摧毁着，又始终感受到自己依旧在，并没有被毁掉，靠的正是纯洁气息的不断补充和滋润。”“我要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重申个人的洁净观，让他们感受到一个自由多元而无强制的小环境。我告诉他们我的底线，只是表述上有差异而已。”
    从2006年到2010年，5年，她完成了这些琐碎的记录。她希望这些所谓的记录，不仅是某人某校某年度的记录，也许它能启动更多的人了解关注我们后面的一代，她期待能有更多的对中国当代大学教育的关注，“应当有人写得出真实的‘办学记’‘保研记’‘晋升记’‘考核记’‘评估记’‘申报课题记’‘论文辅导记’。写写这些被习惯的常态，不会比走近学生更难。”


2.平实中见到的陡峭
    诗评家陈超对王小妮的诗有过这样一句评价，“王小妮的话语总是在平实中见到的陡峭”。如果将这句话沿用到王小妮的这本《上课记》，莫如说，《上课记》的“平实”之处在于它大部分时间不动声色的细节记录，而它的“陡峭”却又恰恰隐藏于这细节之中，读来心痛。
    比如2009年大一新生的班长对同学们说，“很多人我还不认识，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来认识我，不要我一个个认识你们。”这一刻，王小妮被“雷”了。
    一个大二的班级，女干部对学生们说，申请贫困生助学金的举下手。17只手长时间地举着，默不作声。但只有13个名额，怎么办？下课后，班长说，申请助学金的留下来。王小妮注意到，留在教室里的，恰恰是一些朦胧僵硬的面孔，很多还叫不出名字，那是平时沉默着的。王小妮心痛不已，“如果一个人家徒四壁了，他是不是就不再需要任何保护，他就随时可以‘被裸露’，被要求长时间举手给别人看清楚？”
    大一的第二次课，一个男生抢在响铃前跑上讲台，“同学们都听着，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请大家踊跃写入党志愿书。”王小妮对此耿耿于怀，“在心里我不断想，这些孩子心中的‘祖国’和‘报效’究竟意味着什么？”
    她介绍老家在河南的学生田舒夏读《中国在梁庄》，还书的时候田舒夏说这本书不是她喜欢的，她期待读到优美的文字，在这本书里没有。美和真实，她觉得它们二者有冲突。王小妮一时没想出什么书才合她的要求。她想，这肯定和以往的教材只选虚妄美文有关，可见教材害人多深。


3.一首教育诗，比十个春天还要多
    从诗人到教师的缘起，是2002年春天王小妮与崔卫平的一次聊天。崔卫平对她说，你能做老师，因为你能循循善诱。王小妮心中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我想试试，在后一代人身上，理想主义还有没有最后的空间，在21世纪中国，一个偏远的海岛上，一个最平常的教育机构，一些平民百姓的子女，是否能让他们在十八岁的时候见到那闪光的片刻出现。我也需要从他们身上得到动力，每次课都准备最新资讯和对于作业的各种想法奔跑着去和人讨论。”“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两个理由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让这徒劳发生。总不能什么也不做，任由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人随着现实的惯性，被一路推搡着跑。”
    当年鼓动她做教师的崔卫平不吝对《上课记》的赞美，“诗人王小妮转而从事教育，她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一首教育诗。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
    王小妮的学生来自全国至少20个省市，家庭所在地是县城以下、父母是农民或常年在外打工的学生经常占到一半以上，一个班里有十几个学生需要助学贷款。但再普通的大学，背景和基础再薄弱的学生，都有那么多闪光动人之处和充满各种可能的可塑性。关于“梦想”的作业，一个叫梁毅麟的学生这样回答：“保持正直、清醒和善良，到死。死时能向自己微笑，不对任何人怀有愧疚。”在“关于梦想”的上课笔记中，王小妮摘录了不同学生们的80多个梦想，她珍惜它们。
    在写作课上，她提示孩子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要诋毁和清除“好词好句”，直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原本的感觉，并在这其中生发对语言的敏感。王小妮笃信，没有新感受的不断发现，文学当然是死路一条。
    王小妮后来在课前安排十分钟的时间谈新闻，讲时事，“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事件，都关乎我们活着的背景和未来。”王小妮还是一个绝佳的朋友，她定期请学生们到家里来，有点主题沙龙的味道。
    他们应该保留着小兽的激情和敏锐，尽管它常常被教育的成见所扭曲。在王小妮看来，即便最后以鸡蛋撞墙的方式走向自己的人生，他们也应该是精神的尖顶锋刃。
    王小妮所给予孩子们的，也许到日后他们才能领略得到。但这并不妨碍王小妮以圣徒般的品质对待自己的每一名学生。有人打击她说，不管你做什么最终都会白费，他们走出校门，很快会被社会吞没，丧失自我，随波逐流。王小妮说，“我不相信人人如此。”


访谈

珍视小动物身上的纯洁干净

    记者：为师几年，你最初的理想主义现在还在吗？在这几年中，最初的这份动力有没有什么变化和调整？
    王小妮：还在，并逐渐在90后身上发现人的本性里是很接纳和需要理想主义的。
    记者：你说，你能体会到“教得痛心，学得反胃”的大学教育现状。能具体说说你的痛心在何处吗？
    王小妮：写这句话的时候和现在有变化，原来以为他们很难进入和理解，现在觉得他们是以他们的方式在理解着——— 并且是进行时。沉淀下来，我要矫正自己，并相信他们可以期待。
    记者：印象深刻的，除了你的思考，还有你笔下的诸多学生。在他们身上，你珍视的是什么，你无奈的是什么？
    王小妮：珍视小动物身上的纯洁干净。曾经很多无奈，今天想这些无奈多数源于强加给他们的外来因素，生活给他们什么，他们就无可逃避地得承受什么，这是宿命也是历练。
    记者：你说，给你什么样的学生，你就教什么样的学生。但不同的孩子，由于禀赋、出身等不同，总是有不同的潜力的啊。在你的心里，是否有偏爱和轻重之分？你希望你的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
    王小妮：个人以为不能有偏爱。但是，我要注意不强加，有些孩子是要和别人保持距离的，要尊重他们的个性。他们都成为独立的他自己就很好，不见得要赞同我的观点，不见得要喜欢诗歌。
    记者：你的书中对来自农村的学生着墨更多一些，谈谈他们的精神和物质现状吧。如果一个贫寒的学生更紧迫的是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物质需求，梦想和精神的价值在哪里？
    王小妮：物质的时代使很多家境窘迫的学生有更强的自尊，他们的独立性如果依赖于生活现状的改善就很难不内心纠结，他们中间有人将受惠于此，也有人会受害于此，前者就是保持得住梦想和精神的。物质现状：有人会算计今晚吃个荤菜还是只吃素菜。
    记者：我看过一个段子——— 小学：“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考不上初中。”初中：“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考不上高中。”高中：“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考不上大学。”大学：“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找不着工作。”工作：“你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光顾着学习了？真傻×”，你怎么看这个段子？我觉得挺写实的。
    王小妮：越学越傻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现实，这种贻害后代的情形居然理直气壮地任由它一直这么下去？
    记者：你不担心吗，你教给学生的东西，日后可能真的会令他们鸡蛋撞墙壁？
    王小妮：那该教他们怎样屈服？怎样看人脸色？怎样趋炎附势？可是我自己就不会那个，我只想在他们20岁的时候提醒他们做个真实的自己很重要。
    记者：你说过，面对这些孩子，你所有的优势和劣势都是自己的年龄和经验。但我觉得，人如果不亲自经过跌倒和站起来，是难以做到真正懂得的。在这个本该随便去尝试的年龄，谁会听你的这些经验？
    王小妮：是的，千说万说不如亲身经历，非常对。可是在本该随意尝试的年龄他们被限制得似乎不敢尝试，对未来充满了害怕和迷茫，我想跟他们说“在人们都这样想的时候，总有人不那么想，他要走自己的路”，我给他们一些实例，供他们现在和将来慢慢琢磨和调整自己的时候参考。
    记者：跟孩子们相处的这几年，你自己有什么变化？
    王小妮：越走近他们，越觉得他们不错，哪个时代都“出人”。他们使我能更开阔更客观更包容地去想事情。如果拿出“2006年上课记”和“2010年上课记”比较，我的变化会看得很明显。正在写的“2011年上课记”会更多写到这个——— 我的变化和从他们身上所学。
    记者：你的书中有一种观念：个人的思考远胜文笔和辞藻，这与中学语文的教育不太一样啊。可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如何才能得到思想？
    王小妮：我发现他们根本不缺思想，只是他们分开了“公共思想”和“自己的思想”。思想不是外来的是自生的。
    记者：说说你的诗吧，知道你的名字，还是我读中文系的当代文学时。还在写诗吗？诗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王小妮：写诗不多，但一直有写，有想法就记下来，它很重要，像有失眠症的人要时刻备有安眠药。

来源：燕赵都市报 http://epaper.yzdsb.com.cn/201204/08/1484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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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上课记》(组图)2012-04-23　来源: 海南日报(海口)　

王小妮近照

《上课记》封面

　　文/海南日报记者 王亦晴

　　从2005年到2011年，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诗人王小妮“变身”为教授王小妮，这份工作和以往的很不一样。

　　在海南大学的这几年，王小妮把一些关于上课的片段，连同感受一起记录下来，每学期整理一次，尽量保持其原貌。2011年结集出版，取名《上课记》（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书出版至今，仍不断引起文化、教育界的关注，引发系列对当今教育的思索。

　　近日，王小妮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谈她在海南大学工作的感受、她的学生，以及她眼中的教育。

　　关于上课：尝试着做一个好老师

　　在《上课记》这本书里，王小妮透露，当初到海南大学任教的直接起因，是大约一次和评论家崔卫平聊天，崔卫平认为王小妮能做老师。“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因此，2004年，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虽然学校在偏远的海岛上，既不悠久也无名气”，但“这个教职或者成为潜在的提示和鼓舞：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海南周刊： 您当初是抱着尝试的心态开始当老师的吗？

　　王：没有很明确的心理预期。

　　海南周刊：海南大学“既不悠久也无名气”，您为什么选择了它？

　　王：不适应北方了。2004年时候的海南岛和2011年比较，已经完全不同了。

　　海南周刊：在海大上课的这些年，整体感受如何？在海南的生活感觉又是怎样？

　　王：整体要感谢一批批的年轻人，给我温暖的推动力。

　　海南该做的太多，做事太慢，它要真进步，必须培养自己的稳定而清晰的中产阶级，起码是有担当的白领阶层。它不能迷糊糊地总在午睡中。

　　海南周刊：一开始，您对上课这件事有没有感到不适应？

　　王：现在看，从上课中学生们给予我的更多。感谢和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那些默默地从我一个人读一首诗，到大家渐渐跟进来诵读的片刻。

　　过去不懂上课是可以“开发”出不同、新意和创造性的，没有最好的课，它是可以无止境地讲得更好的。

　　海南周刊：您在书中写到，很多学生是调剂过来的，知识、见识也都不太多，一开始您对此失望吗？如果可以选择，您更愿意教什么样的学生？

　　王：始终都有心理准备：给我什么学生就教什么学生，给我什么课就讲什么课。失望会片刻地冒出来，再快速地淡下去。我没想过可以选择，因为没享受过选择的可能和机会，始终都是无条件地接受着。

　　如果能选择，可能选择给本科的多来自底层的低年级上课，再给爱好和可以深入地进入语言的神秘的内部的同学交流，互学互进。当然，活着本身就不是选择而是被选择。

　　海南周刊：您上课的形式到内容都和传统的课不一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这些年下来，收效怎样？

　　王：传统就是个教书匠的生活，这个不是人人受得了，宁愿费力我也不容忍重复。

　　他们还小，还不到看得见收效的时候吧。起码学生们知道这个老师很认真，这个老师爱惜学生。

　　一个2005年教过的学生发来邮件说，看我寄给他的《上课记》，同时又找出《许三观卖血记》一起看，发现和大一时候的感觉完全不同，看到许三观大哭的时候，他也哭了。这是男生，他现在一边在电视台工作，一边还教影视课，他都当老师了。现在每次课的前十分钟，他读一段《上课记》，他说借用了老师的方式。这个学生大一的时候专门上课睡觉，铃一响他又准醒，怪的是，讲了什么他似乎全知道。

　　关于《上课记》

　　在《上课记》中，王小妮说，在7年来的上课，多花费了力气，有课的几个月几乎不再写别的东西，尽量推掉校外活动，腾时间看更多的作业，听任何一个愿意说心事的学生的故事，“普通的大学老师一般不这么做，太耗神”可是，再三投入其中的冲动又不可消灭，“只好顺应它”。

　　海南周刊：您现在还在继续给海大学生上课吗？以前的学生还保持联系吗？

　　王：2011年《上课记》正在写。我教过七届学

　　生，都有联系的。有的已经在作电视，作独立影人，在教书，在各种公司里。

　　海南周刊：《上课记》写作过程很特别，在上课时将感受随手记下，过后再整理出来，像工作记录一样。写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王：随手记，尽量当场记，有时候记在手机里，上课期间只是记录，课停了之后再看记录整理，有些用上了，有些不能用，不能用的多数涉及同学个人的部分，尽量避免他们被伤害。每年都有在刊物发表过，现在这个是个结集本。

　　写作的心情是复杂和沉重的，这和写诗很不同。

　　海南周刊：您是诗人，在大学上课和写《上课记》，有没有影响您的诗歌创作？如果有，您会觉得遗憾吗？

　　王：当然影响，上课的时间会读书，但静不下心来写什么，心是不断起伏的。没什么遗憾，谁也不是为一个目的活着的。采取什么上课方式都是自己的选择。

　　海南周刊：《上课记》结集出版时，您有意保持当时记录的“原貌”，在写作课上，您也让学生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避免使用所谓“好词好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您是想倡导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么？

　　王：《生活本如此》一书里写到了，谁说我们一动用了文字就去给生活涂脂抹粉和虚假造作？不秉承和抛离生活的本真，是汉语几十年来都面临的问题，这样形成了两种语言，真语言和假语言，随之而来的当然有真面目和假面目等等。我只是试试从语言开始还原真实。

　　关于教育：致力培养“平凡的好人”

　　《上课记》一书中，王小妮写到，海南大学“是一所地道的底层的大学”，它的生源大半来自底层，他们将来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未来社会的根基。他们个性中的淳朴务实很多是天然的，如果他们能清晰设定做人的基本的底线，我们或许不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她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平凡的更多的好人。

　　海南周刊：您2005~2011这几年在大学当老师，和预想的有差距吗？

　　王：差距很大，超过了预期，本是想安静地躲在小岛上写诗看风光的，最后变成了一个准老师，从学生身上得到了从不敢预期的有重量的回报。

　　海南周刊：看《上课记》，感觉您总是和周围环境保持距离，以审视的目光看待这一切，包括学生、大学、教育体制。是性格使然，还是您有意为之？

　　王：性格，做截然独立的边缘人是本性。

　　我知道别人在干什么，那不等于说人人都本该如此，大多数的所为就是正确的好的必然的。我的课上不断地告诉他们，总是有人在别人都这样的时候偏偏遵从自己的内心走另外一条路。不然这世上就没有诗了。

　　海南周刊：您觉得，您这种有些理想化的教学模式应该在大学里推广，取代照本宣科的传统模式吗？

　　王：很难，要看每一个教师自己的选择，况且，任何个人都只是个人，是不可重复的。《上课记》只是一个人的视角和努力的记录而已。

　　海南周刊：当下，许多大学以“杰出校友”为荣，以“今天你以某校为荣，明天某校以你为荣”勉励在校学生奋斗，您怎么看待这其中传递的价值观？

　　王：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为荣，并无其他。

　　海南周刊：您希望多一些学生成为“杰出校友”吗？您认为怎样算成功？

　　王：我的期望很低也许是很高，希望我的学生都找到工作，能养家糊口和善待长辈，在这社会上站住脚，别被各种风给刮丢了自己，同时别忘了心里有底线有个做人的标准，像待自己一样地待周围的每一个人。保持守护住自己都是最大的成功。

　　海南周刊：您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

　　王：真爱学生，真有学问。

　　王小妮，1955年生于长春市，曾随父母到农村插队和作为知青插队前后7年。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作电影厂编辑。1985年迁居深圳。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曾出版过多部诗集、随笔集和小说。近年作品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诗集）、《世界何以辽阔》（诗文集）、《安放》（随笔）、《一直向北》（随笔）、《倾听与诉说》（随笔）、《上课记》等。

　　惟有生命真实可贵（2010年上课记）

　　现在的学生看来轻松懈怠，但我的邮箱里常收到他们发来的诗歌散文剧本、书评、影评、感想、意见、求职信、策划书。春运期间学生们在火车站整夜排队却买不到车票的维权信，经多人以不同方式转给我。所有这些都和大学课堂无关，这些也是他们正自觉“学习着”的行动力。我个人不欣赏激昂愤慨，拍案而起，我那代人的特征不该平移切换给下一代，他们有理由更理性更淡定更包容，具有多向度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也听到这样的故事：

　　学生：老师，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上学期就为争当学生会的头儿，两伙人在校运动场看台上打起来了。

　　我问：谁打谁？

　　学生：一个男生被一女生叫来的一大帮男生追打，真打啊，都有人打电话报警了。

　　我问：为什么打，就为争着当头儿？

　　学生：真开眼了，恐怖吧。

　　我问：当头的吸引力那么大？

　　学生：当然，有权有钱啊。

　　就在类似故事发生的同时，更多的是下面的故事：

　　老师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大一问题特多的小姑娘啊，老师我快毕业了，后来我得了忧郁症。

　　一个男生告诉我，那天有个同学发短信说：咱俩一起去死吧。男生回答：好啊，你快来吧，我先把你杀了。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超平静。我说：怎么就说到了死，这不是随口说着玩的。他说：就是吗，所以我没搭理他。



　　刚开学，有个即将毕业的女生跳楼轻生。虽然我不认识她，仍旧有4个和死者相识的学生跟我谈起这事。唐惠子搭在讲桌上说：老师，她到底为什么呀，漂漂亮亮的，平时可爱说话了，当过主持人，一直很阳光一个人啊，说走就走了？

　　上课铃都响了，唐惠子还不离开，好像要追问出结果。当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之后，这些在黯淡的角落里的年轻人靠自身散布的微小光泽存在，他们最后可依赖的只有生命的本能，以求得自己的精神支撑。如果有人要说90后注定了就是一代可怜虫，他们又是被如何造就的。四下里看看，哪个人不是可怜虫。我们的90后不来自火星，不来自恐龙蛋，每个都是这土地上平常父母所生。在生命面前，谁有道德优势？

　　（摘自《上课记》） (本文来源：南海网-海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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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王小妮《上课记》记述"教的痛心学的反胃"

2012年04月10日

来源：
山东商报

　　很多人知道，王小妮是个诗人。这个春天，更多人发现，她还是位好老师。2005年8月底，王小妮第一次在大学上课，听起来似乎会有前景的诗歌研究中心，虽然在偏远的海岛上。“现在，我有了从2006年到2010年，连续五年的五篇‘上课记’。”
　　一 关于“好”老师
　　“希望我的学生快点站稳在这‘现世’，对自己这个生命负责，不饥渴不受冻而有尊严。”
　　山东商报：您说“在高校做了8年老师，上了7年的课，我相信做一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王小妮：一个人规范和督促自己不是太难的事情，难的是一己之力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个人是不可控的。体制不变，你就是同风车作战，所以任何个人都不能从中得到单纯透明的成就感，受挫才是现实。
　　有时候越努力就越失望，越把自身处于尴尬和被侧目的状态。还好，我不怕这些，但是，一个年轻的老师想做这个尝试恐怕很难，各种阻力都会来。我们生存的环境常常是，你与众不同就等于威胁甚至伤害到了别人，你就会“享受”种种不愉快了。
　　山东商报：您曾说，“我在课上提示他们人活着不只有‘向前向前再向前’这一个方向，我会始终关注珍视他们中间的少数，看这样的人怎样以鸡蛋撞墙的方式走自己的人生。”在现世安稳和鸡蛋撞墙之间，您更希望学生走哪条路？
　　王小妮：多数人是要安稳的，这个没问题，生命本能如此。
　　我很希望我的学生们都找到得以糊口的工作，快点站稳在这“现世”，无论这“现世”如何，都要对自己这个生命负责，不饥渴不受冻而有尊严。一旦有可能，也会对自己的父辈有回报，使他们也能过上相对安稳舒适的生活。
　　但是另有少数的人，他们的生命不满足于只是“活着”，他思谋着做更有胆识和影响力的事情，不仅仅是只负责任于自己一人一家，这样的年轻人显然更需要理解关注和支持。他们的努力可能也更接近我私自的想法，但前提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山东商报：大家都说需要“好”老师，您心目中的好老师是怎样的？您自己做到了几分？
　　王小妮：好老师起码有两点，爱惜学生和学问深厚。
　　我想我只是个能及格的老师。我能爱学生，想和他们成为朋友，愿意听他们讲述困扰或高兴。但是我只是在尝试用各种更富有人性和灵气的办法，把我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告诉他们一小部分。
　　我只做到了60分。未能达到的四成，其中有我的局限，我还不能对汉语的演变有更精深的有穿透力的认识和总结，而把一门功课上好，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同时，也有他们的局限，现实的高等教育对本科生的要求，只是泛泛地知道一些“知识点”似乎就过关，就能兑换文凭了，未来的就业和本人的兴趣都不支撑他们更深入。
　　除非个别人有了个人的兴趣，和他们的交往只能在课外。有个小姑娘跟我说，老师，你看到了么，我眼睛里有光！当然看到了，但是我要背后跟她说，当着大家的面会让其他人感到厚此薄彼，这我不喜欢。好老师应该喜欢每一个学生。
　　山东商报：学生们面临的问题和困惑集中在什么方面？能举一个情况最复杂、困难的学生的例子吗？您如何帮助他的？
　　王小妮：显然是最实际的问题：顺利就业，养活自己，报答父母，赚很多很多的钱，由此换来好日子和尊严。
　　一个同学去年毕业，书中有写到她。一个单纯的姑娘，刚工作了一两个月，常给我电话说老板总是想让她陪客户喝酒，脱身几次，老板很不满，她很害怕。有时候接到她的电话，听到她那边是街头的汽车喇叭声，刚从酒楼里跑出来，正怕着呢。今年初，老板找个理由把她炒了，还拖欠了半个月工资，她去讨工资，老板动手打她。最后打电话报警，去医院定为轻伤。现在，怕老板报复，她已经离开了那个城市。
　　由于就业难，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了最廉价最可呼来唤去最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群体，表面看来这只是每年一届，大约600万人的事情，其实它对各大学在读的大学生的潜在影响非常深远，这一阴影的伤害深度早超过了“寻找一个饭碗”。社会学学者早该研究相关问题。
　　我的学生们的家长多为外出农民工，一旦病了，负债累累，这些学生背负的压力太沉重了，不可能再要求他们安心听课之类，父辈一病，他们就会自动地边缘于所谓的丰富的大学生活。
　　还有一个问题，我会在“2011年上课记”中写到：留守儿童的背景对当今的学生的心理阴影。当代大学生问题不是孤立的，更多的是社会问题。
　　二 关于90后
　　“90后更个性化，更不容易被‘忽悠’，这是他们身上最可贵的。90后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山东商报：今天我们给大学生上课要有什么改变？
　　王小妮：信息时代的90后，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只要他想得到的知识，一台电脑就能给足他全部知识储备，而一个老师如果还是照着自己编写的老掉牙的教材“念经”，实在是浪费别人的青春和教育资源。
　　中文专业的老师，应该提示他们有更多的方法更宽的眼界，讲述你个人的经验、调查和认识，特别是亲历的。
　　山东商报：书中用敏感而生动的语言记录90后学生思想和生活的各种细节，90后和我们80后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记得多年前大多数人用的评价是“脑残90后”，如今呢？
　　王小妮：90后更个性化，更不容易被“忽悠”，这是他们身上最可贵的。有个词叫“真假难辨”，他们恰恰早早地就懂得了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我在90后身上得到了很多的温暖和友情，我想说，他们的心是很容易“捂热”的。
　　山东商报：学生们的点名诡计、对老师的奉迎讨好、助学金的分配不均等都从实记载。这一代孩子身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王小妮：还没有获得责任感，还要假以时日。
　　山东商报：您曾说：“有时候去上课，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一个悲观的人能在今天这么做，真是自我的拯救，多亏了这些年轻人不间断的提示和陪伴。”
　　王小妮：2011年同样的课时，同样的大二学生，由于课的设计不同和我投入的精力不同，最后效果相差很大，在付出比其他班多三倍的努力的一门新课上，同学们有很好的呼应互动，有更认真真实的作业。尽管反复说作业不要写太长，还是有人写出22页打印纸的作业。
　　最后的课，安排了应同学们的课下阅读的反馈而临时加的自由讨论《巨流河》的环节，六个学生没有一个有稿子的，都是自动站起来，侃侃而谈，很个人很感性的意见和交锋争论，大家一起完成了一次很好的课。铃响的时候，一个男生忽然说他提议大家起立给老师鞠个躬，我马上也还给他们一个深深的鞠躬。这个男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不是学生干部，只是一个普通同学。90后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个我个人以为很可贵很重要。
　　三 关于诗意
　　“诗意常常待在最没诗意的地方，因为真正的诗意必须是新鲜的。”
　　山东商报：《上课记》书封上写着：“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这话怎么解读？
　　王小妮：这个恐怕要问崔卫平老师，话是她说的嘛。“十个春天”应该来自海子。
　　山东商报：诗人当老师，听起来就很传奇。如何把诗意带到课堂上的？会特意给他们多讲诗歌吗？
　　王小妮：没有，完全按照课程，不会特意，我想好的东西都可能蕴藏诗意，不必只是强调诗歌这一形式。
　　山东商报：您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现在流行一个词叫“高帅富”，关注“穷挫丑”的学生是基于人文关怀吗？
　　王小妮：不是有意地去关怀别人。我14岁就和父母下乡，对土地和农民有情感。
　　山东商报：在全民被成功学洗脑的当下，您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平凡的更多的好人。”中国人不是深深恐惧平凡吗？
　　王小妮：人人都要踩在别人头上去谋取成功是很可怕的。
　　我理解的正常的社会，人人谙于和满足于自己所做的，不好高骛远，也不仰慕权贵。好人是好日子的基础。
　　山东商报：这时代，说“理想主义”这个词是以卵击石吗？
　　王小妮：用嘴说说“理想主义”不会太难，但是一丝一毫的行动都会领悟到“执行难”，拿“以卵击石”来形容都太简单苍白了，常常由它带来懊恼沮丧的强度不可形容。
　　■ 记者手记
　　沉重的“人文”
　　王小妮在网上看到有关高校教育讨论的一个只有八个字的跟帖：“教的痛心，学的反胃”。“这话说得不好听，但是真实”。说这话的时候，她在那座海岛上的大学，已经教了整整三届戏剧影视专业的写作课。“我能体会到‘教的痛心，学的反胃’，它部分地说出了高等教育在今天的无奈。”
　　在她的描述中，人文传播学院的学生平时没有电视看，新生宿舍不能马上开通网络，占地三千亩的校园里只有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报摊。“主要卖英语报、电脑报、花花溜溜封面的《读者》杂志。当然，如果真想关注，可以去街上找网吧，可一旦进了那里，更吸引他们的当然是上QQ聊天和打游戏。八十个人都没有去关心那个叫肖志军的人。我们具名为人文传播学院，人文就是这么学的？”
　　王小妮无疑是具有人文关怀的，在满世界讨论“高帅富”的时候，她用了不少篇幅关注与之相对的那个群体——如果用“穷挫丑”来形容，似乎本身就带有了贬义。她的诗歌课作业有过一题“谈生活背景对人内心的影响”，很多人跑了题。王小妮把这些话摘录在书中，让我们看到当今学生的困惑与自省：“好背景意味着内心足够自信强大，因为有退路。普通背景就怯一点，别人输了，输的只是钱，我输了输的是生活，没有那么多青山可以留着烧柴，内心就会保守。”
　　在说到“好词好句”时，她提到，“我提示他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直接说出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原本的感觉。”旋即，又表示了忧虑：“我真怀疑他们还有没有‘原本’的感觉，十二年的语文教育把这些感觉给彻底毁灭掉了？”
　　我也受教于这位诗人老师——第一次被采访对象指出，有个问题设计的过于生硬，“希望把问题设计的柔软一点，这是个技巧，也是个境界”。我体会到诗人的完美主义和老师的责任感，像是回到学生时代面对自己的老师那样，看到这样的教诲，心里不是不惭愧的——她原本可以不讲，那我也不会进步。（记者 张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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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教授出《上课记》：做与众不同的教师是为自救2012年03月12日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陈祥蕉





一位诗人教授在大学课堂播下理想主义的种子，一本《上课记》录下当代大学生的困境王小妮与“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
核心提示
在微博上，很多普通的读者自发向朋友或者素不相识的网友推荐王小妮的这本《上课记》，用的是跟学者和书评人截然不同的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大学教育一直是大家很关注的话题，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围绕其中的种种问题、争议和困惑都不少。大多数老师在这个巨大的机器中完成自己的工作，照本宣科、中规中矩。王小妮作为一个诗人，一个当了六年大学老师的教育者，也作为大学老师中的“极少数”，尝试着关注和记录自己的一个个学生，以各种努力重建他们的常识体系。她对学生的爱的教育，也让不少同行反思：跟学生的心灵距离变得日益遥远，这难道不是老师阶层自身的病兆吗？
王小妮简介
王小妮，1955年生于长春市，曾随父母到农村插队和作为知青插队前后7年。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做电影厂编辑。1985年迁居深圳。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曾出版过多部诗集、随笔集和小说。近年作品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诗集）、《世界何以辽阔》（诗文集）、《安放》（随笔）、《一直向北》（随笔）、《倾听与诉说》（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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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家里写作的，忽然去做老师，看来有点偶然。直接起因大约在2002年的春天，和崔卫平聊天，她说，你能做老师。当时听了感觉意外，从来没想过做老师。问她什么原因，她说看你能循循善诱。或者是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也许真的能做老师？……2004年，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听来似乎会有前景的诗歌研究中心，虽然学校在偏远的海岛上，既不悠久也无名气。这个教职或者成为潜在的提示和鼓舞：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王小妮在从诗人变成大学老师之后，第一个学期没能记录下学生身上很多生动的细节，觉得可惜。从2006年开始，她就在上课的间隙，随手记录下和他们相处时发现的有趣的部分。
《上课记》就是这样一本“教后感”结集。它记录了来自城市、更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其中不仅收录了2006至2010这五年间，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开设影视写作课程期间的教学笔记，还摘选了部分学生作业和邮件。
作为一位诗人，王小妮有更为敏锐的心思，去反思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种种经验，也耐心观察着年轻学生们的精神和思考状态。她深深地理解学生们的焦虑：“面对现实，批评今天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是最无力和最不人性的。如果他们不焦急，不知道养活自己和改变父母的生活，反而有问题。”她反对学生们使用僵化的“好词好句”，让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去朗读诗歌、表演小品，唤醒最亲切鲜活也最原初的感觉。她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
学者崔卫平表示，诗人王小妮转而从事教育，她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一首教育诗。“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由她的笔下描绘出来的那些同学，各显各的神通。这是我们时代最好的灵性教育读本。”
作者访谈
王小妮：学生才是大学的主体
1
大学教育的问题最大问题是没人把学生当做主体
南方日报：现在大家常常在谈大学教育的种种弊端。从你所接触到的层面，最有感触的地方来说，你觉得现在大学教育的问题主要有哪些？这些问题最让人困惑和难以解决的地方在哪里？
王小妮：大学最大问题是没人把学生当做主体。
南方日报：你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背景，发问卷了解他们的家庭出身，来自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年收入等等。有点社会调查的感觉。对他们做这些细致的调查是不是跟记住他们的名字一样，转入对他们个体的关注？
王小妮：如果全来自大城市，家境宽裕，常有课外书看，课就不是这个讲法。老话不是说“因人施教”吗？
我的插队经历和多年边缘的生活，也天然地使我更关心这些并未享受到平等教育机会和生存权利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更昂扬快乐，因为他们的艰辛生活本身就是“珍宝”，每次面对新学生都会说这个。2011年我给学生推荐了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
南方日报：朱大可老师说，我们给本科生上课，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纠正中学教育的错误，把被洗过的脑子重新洗回来。你怎么看待中学和大学之间的洗脑与反洗脑？
王小妮：中学也有好老师，所以书中列了那么多完全不相识的老师的名字，那些老师可能不会想到还被人记得。当时是灵机一动，请同学们写出对他们的价值观有影响的老师，这提议就是课间休息铃响的几秒钟内发出，上课铃再响，名单重重叠叠已经交到讲台上了。无论这些老师在多偏远的地方，希望他们也能看到这本书。
大学里照本宣科的是绝大多数，像朱大可和我都是少数。我试着做的应该只是人之“常识”、“常态”。而洗脑和抗拒洗脑是个巨大的话题，呵呵。我毫无给人洗脑的能力和企图。我抗拒“洗脑”这个词，它是个坏词。
南方日报：有学者提到，现在关于大学教育，从钱学森之问到北大校长的化学歌，都是大众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孔庆东也作为大学教授中的一个极端形象，成为人们谈论大学形象时一个有趣的存在。有人质疑，为什么某些缺乏基本常识和人文关怀的人也可以在“兼容并包”的保护伞中存在？在这种环境里面，大学生的是非判断能力如何建立？
王小妮：2001年听过孔庆东给北大本科上的一节课，中规中矩。我想大学不能管束教师的思想，他怎么讲是他的自由，他的言论由他个人负责。社会也不用“过度爱护”，把大学生想象成应声虫，听多了，听到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自有判断。一个来蹭课的学生曾跟我说她不能全接受我的看法，她表述得很矛盾又有点怕伤我的心。我说很正常，你多听多看多想。
谁的价值观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特别是20岁，正是敏感多变的年龄。我20岁那年还在跟农民学习种谷子呢。和大道理大学问相比，我更相信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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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众不同的大学老师上课更多的时候是自救，我很不喜欢好为人师
南方日报：在《上课记》的封底上有这么一些文字：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大学老师，总会不自觉地关注学生而不是书本。朱大可老师在书评中也说：“她敏感的女性触手，每天都在精细地捕捉学生的反应。”你的这种捕捉源于什么？是跟你是女性、是母亲有关，还是跟诗人善于观察和发现的特质有关？或者是作为一个教育者的本能和责任？
王小妮：都有关，喜欢孩子喜欢年轻人。
写诗的人一定与常年教书的老师教到麻木不同，细微而敏感。
有“教育者的本能”吗？我觉得没有。教育者是一份职业，糊口的饭碗，而母亲、诗人都不是职业，因为不是混饭吃的，才入心，才假不了。
南方日报：我看了你在书中对所有学生的记录，非常感动。同时也觉得很沉重。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经历的种种，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的？就像心理医生面对病人，他们向你袒露内心的真实情感，会不会让你觉得有负担？
王小妮：我有孩子，有在乡下插队七年的经历，有多年来远离庙堂的感受，所以比不得医生，医生管救人。在大学七年，给超过一千个学生上课（不是都来上课，逃课的也在名册上），更多的时候我是自救，不这样上课还有什么乐趣，轰轰隆隆讲两小时混两小时的钱？
从来，我的孩子和我说什么我都会默默听，最后再说出我的看法。跟学生也差不多，但后者我会很谨慎地给出意见或者请他们再想想，再听听家长的意见，我很不喜欢好为人师。很多时候，学生并不是想听你的“指引”，只是能对一个大人说出来，这份信任我珍视。
南方日报：你尽量去记住每一个学生的名字，这对于你和他们意味着什么？
王小妮：坐在下面黑压压的他们，各自有名有姓有脾气有故事，开始我没想到，叫出一个学生的名字能让他快乐一个中午。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多好。有了这个开始，我们才可能成为朋友，我的“念经”才可能被听进去。一个名字不过两、三个字，你叫他一声，他会忽然觉得自己存在着，被人在乎着。我的学生中很多留守儿童，跟父母长久分离，他们的内心都快孤僻成冰了。
南方日报：你书里面的学生都个性鲜明，正如你说的“在生活的角落里，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可以看出你用一种理性和爱交织的目光来看待他们、温暖他们，他们给了你什么？
王小妮：当一个孩子默默跟在旁边，忽然低声说：老师，我信教了……那是什么感受！这七年我很感恩，我眼里的“80后”“90后”很多都是内心丰富、情谊深厚的。
3
“上课”这件事无用功他不愿意付出时间精力，这是多年教育的“硕果”
南方日报：你说有时候去上课，感觉是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为什么这么着急？谈什么？
王小妮：从2007年的“肖志军孕妇签字”事件他们起初的冷淡，我们的课上开始加新闻时事，直到2011年底我的课结束，没间断过新闻环节，有很多时候是谈谈最新资讯。
另外，我理解的“备课”和写作一样，它应该是个灵感突发、不断修改、激情涌动的过程，有时候，一次课的讲法会反反复复变好几回，如果能被最后确定的方案激动，会急着去上课，去对他们说。好像改来改去字斟句酌，把一首诗改得很好，急着想找到人读出来。恰恰有个房子里有人正等着你说点什么，多好的机会啊，写诗的人一定理解我说的这感觉。
南方日报：对于在戏文课堂中加入新闻时事，应该也是你的一个创举。你认为这些孩子为什么并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事物？以及在“强迫”他们了解这些新闻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
王小妮：不关心，因为没用，和他本人没关，无用功。他不愿意付出时间精力，这是多年教育的“硕果”。有学生说，过去他的电脑上一跳出“新闻栏”，他就骂一句关闭它，现在他会打开看看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就此逐渐地学会担当，那可就太庆幸了。
南方日报：你在书中多次提到，让学生抛弃所谓的“好词好句”，而他们接受起来很困难。但是后来我们在书中所附的学生作品中还是看到了很多朴实的好文字，你是怎么让他们完成这样的转变的？
王小妮：开始困难，一旦开了头，就毫不困难了。真正的困难是离开了这间教室，他们还会翻出“好词好句”，自觉地又跳回老套子里。不能全怪他们，社会太强大，潮流太严酷，他们顶不过，就随波逐流，一个学期18周课，和个人无奈的一生比算什么。所以，悲哀。
南方日报：当大学老师这些年，你对于学生，对于教育的心态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有没有什么改变？
王小妮：开始像普通老师一样总想要教他们，甚至带有“教育者”先天的强势，后来渐渐变得很多，我发现过我身上不知觉的暴戾和他们身上被压抑久了正暗淡下去的光泽。这些都得改变，不然不配做个施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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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记》之后我本性就是不谋求“正途”“正位”的人，不然就没有《上课记》了
南方日报：有人称这本书为“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对于它的价值和意义你本人怎么看？
王小妮：如果说它有价值，它的价值在于真实，没有虚构。如果不能带来改变，它也只是一叠印了字的纸。
拿到实体的书，我的感觉很奇怪：读者不会想到为写这些字得付出什么。
南方日报：你的学生看到《上课记》有什么反馈？你周围的人呢？
王小妮：收到学生的邮件，多是感动，文字间的好多东西其实他们还没懂，或者永远不会懂。周围人？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感觉做老师的眼神游移，好像听到他们心里说你在干什么？我知道我出位了，我本性就是不谋求“正途”、“正位”的人，不然没有《上课记》。
南方日报：书中的很多细节让一些同为大学老师的人深受触动，比如通过算一笔账，发现学生要为每一节课付50多块钱。现在我们接触到很多老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一节课对于学生的价值。
王小妮：我大概也知道正常的大学老师们在干什么，看他们为2万元的经费争，真想笑。
不要以为避害趋利天经地义人人皆如此。人世间总会有例外，我对学生说：在别人都这么想的时候，总有人要那么想，这40年来，这个土地上的诗人们一拨拨都是这么过来的。知道他们没听懂，但是我要说。
南方日报：你说“上了六年课，我相信做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这些问题具体指什么？
王小妮：教育体制不变，或者更大的东西不变，一个人所做的绝对只是飞蛾扑火。
南方日报：那么在付出这么多之后，有时候可能看不到明显的成果，或者像你书中所说，这些理想主义，这些单纯，可能在他们毕业之后就会荡然无存。那么你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王小妮：首先，是为我自己坚持，一个写诗的人本能的抵御和挣扎。还有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们，他们也必须为自己争得未来。
南方日报：很多人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都会遗憾自己没有遇到你这样的老师。对于这些人，你认为他们应该怎么样进行自我教育？
王小妮：我只是死心眼了点，把写诗的气力滥用于四面八方了，只要不违抗一个生命渴望自由的本性，人人都能获得自救。
众议《上课记》
朱大可：一种充满细节的教育
在一个喧嚣的时代，没有人会如此使用教学听诊器，静静地倾听那些年轻心脏的跳动，看到“在生活的角落里，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她如此耐心而友善地对待他们，感受他们的疼痛、喜悦、忧虑和希望。这是一种充满细节的教育。良好的教育，必须具备这样的细节；而只有善良和爱，才能产生如此丰富的人性细节。在课堂展开富有人性色彩的美育和情感教育，让阅读和写作都散发出日常理性的光亮，这显然是一种最好的营救。
小妮的诗风始终简单质朴，她的随笔亦是如此。没有奢华的语词，没有夸张的铺叙，也没有常见的道德煽情，整部《上课记》犹如一个简单的速写本，线描了一个普通教师的细腻感受。她在课堂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发现了人性、诗意、情趣和生活的痒点，但反射在文本里的，只是一种恬淡而简洁的日记体回响。我想，海南大学的电影电视文学专业的学生有福了。跟她相比，我不是合格的学生，更不是合格的老师。
蓝蓝：一个时代真实的映像
在这本书中，她记录了从2006年到2010年五年间和学生们相处的故事，记录了来自中国各个省份、城市、乡村孩子们的言行，记录了她对于教育的严肃思考。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学生，不是抽象的数字，那是一个个有感受有喜怒哀乐的生命，一张张青春的脸后面是一个个组成社会的众多家庭。王小妮以她深切的爱，自觉负担起在这些年轻人心中点燃理想主义之火的责任。
这是一本令人心惊的书，也是一部沉痛的书。它记载了一个时代在年轻人心中留下的恐惧、迷茫、贫乏、冷漠，也记载了一息尚存的希望、温暖和抗争。它以最敏锐的触角，触及了社会各个层面最深处的暗潮涌动和它们对年轻人心智的影响，也袒露了一个教师秉持良知和责任倾尽心力热爱和引导下一代人的赤子之心。——这甚至不是一本关于教育的书，甚至不仅仅是一个教师和学生们交往的故事，它是一个时代真实的映像，关乎到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未来。
申霞艳：一本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
王老师一再谦虚地强调《上课记》是任何一个老师都能写的。其实能写和能做、能想是两回事，记录本身是容易的，一时的慷慨激昂、愤世嫉俗、忧国忧民是容易的，难的是始终如一的坚持，无论路上碰到什么打击、障碍乃至侮辱，仍然沿着理想行进。她在课堂的努力虽然只是面对她教的那群孩子，但我相信，这群孩子同样会影响她周围的朋友、她未来的下一代，所以，教育的深远影响和精神意义绝不是一双世俗的眼睛可以随意评估的。
《上课记》不仅是本个性化的写作教材，也是一本社会学的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王小妮从不高高在上，对学生凌空蹈虚地指手画脚，对于学生的兼职、舞弊、缺勤均持理解之心。她对学生的痛苦感同身受，将自己对学生的误解坦白招来。她并不美化学生，她们的点名诡计、对老师的奉迎讨好、助学金的分配不均等都从实记载。《上课记》没有经过科学的问卷设计，却相当散淡而人性地录下了当代大学生的困境；虽然各年体例不统一、显得没有规划，但却相当性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