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困境及其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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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困境及其可能性
——霍俊明访谈录
徐志伟


   
                                 
霍俊明，1970年代出生于河北丰润农村，诗人、评论家。现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香港和台湾两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被称为1990年代后期以来诗人批评家和自由批评家的代表之一。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诗歌写作，已经在《诗刊》等发表诗歌几百首，入选几十种诗歌选本。现在主要从事新诗理论与批评以及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等发表专业论文和随笔50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较为广泛地转载。出版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当代诗歌史写作问题研究》、《诗人批评家的诗》等。曾获得“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新锐批评家奖等。任《星星》、《诗歌月刊》、《延河》等杂志的编委和栏目主持，参与多个机构的当代诗歌导读、当代诗歌年选等工作。任“汉江·安康诗歌奖”评委会主任、复旦大学光华诗歌奖、明天诗歌奖等评委。

徐志伟，1976年生，文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批评。

徐志伟：你是一位以诗歌评论见长的批评家，并且你也从事诗歌写作。从事诗歌评论对你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机遇还是一种自觉选择的行为？
霍俊明：我曾一再搪塞自己的“诗人”身份，因为我并不太看重我的诗歌写作；但是当我更为真切地意识到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之间那种“别才”和“别趣”的特殊关系时，我现在更认可诗歌写作对批评的不可替代的推动和“催化剂”作用。我是个左撇子，这正如我的写诗；而我用右手写字（我在上学的第一天就本能地用右手写字，这被严厉的乡村语文女教师“及时”制止），这正如我的批评。就这样，“左撇子”和“右手”是如此意味深长地呈现了我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之间的特殊关系。我想，从事诗歌批评对于我个人而言既是自觉选择的结果，也无形中有着难以说清的冥冥中的机遇。其间一些人给了我不无重要的影响。真正接触现代诗歌还是在1990年代初期上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当我在图书馆里突然阅读到北岛、于坚、韩东、李亚伟以及弗罗斯特、布罗茨基诗歌的时候，我是如此的惊讶和喜欢。他们的话语系统与此前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诗歌是如此的不同。它们有如巨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在此后将那些能阅读到的诗歌统统抄录在笔记本上，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只能一笔一笔的抄，所以那时候我能背诵不下300首左右的现代诗歌。对诗歌批评的热衷首先是来自于我骨子里对诗歌阅读和诗歌写作的热爱甚至迷恋。而说到机遇有两位先生不能不提。有很多人惊讶我选择了两位中国诗歌界最具重要性的诗歌批评大家，我的硕导是陈超，博导是吴思敬。这确实是我的荣幸。当初能够投到吴老师门下确实得力于陈超老师的指引。在2003年四月从北京考完试回河北的火车上，我听到了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消息，我也看到火车上有很多人已经戴上了口罩。最终我被南开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同时录取，我也在如何选择上不知所措。还是陈超在一个夜晚对我说，既然走上了诗歌的道路就接着走下去吧。我想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我也在很多文章中说过我对南开大学乔以钢先生的愧疚和感谢之情。她给与我非常大的帮助和鼓励，今天仍然如此！当我在夏天再一次与北京泡桐树的巨大的浓荫相遇，我想到了正在逝去的诗歌的日子。
徐志伟：作为一个“70后”诗评家，你的批评立场是怎样的？
霍俊明：实际上我和其他人一样对“批评家”这个称谓怀有一定的不屑和怀疑的态度，这也包括我对自身的不信任。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失去了发现和命名的能力，不是拾知识的牙秽就是充当了利益的谄媚者和撒娇者的角色。或者更为可怕的一些成名的批评家成了社会和娱乐活动的明星。很多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对诗歌的阅读能力，对诗歌的新变和复杂的诗歌现场失去了关注、观察和田野作业的能力。而之所以有媒体和评论家在我的“批评家”前面加上“诗人”、“先锋”和“个人化”正代表了他们对诗歌批评现状的认识。当然我怀有相当的惭愧，这不是谦虚，我觉得真正能够做到诗人批评家、先锋批评家和个人化批评家在这个时代包括任何时代都太困难了。中国当下的诗歌批评场域几乎关闭了很多的出口和来路，只留下充满迷津的小径。后工业时代浮躁而又糜烂的气息充斥了文坛，更多的诗歌批评面带锈色，逐渐失去活力和有效性。我们看到那么多批评者“与时俱进”地加入到娱乐时代的“笑声”和合唱中去。由此，我呼唤“纯棉”的诗歌批评。在我看来“纯棉”的诗歌批评就是首先进行祛除伪饰、肤泛，刮除工业时代的铁锈呈现出一种自然的、有效的、活力的、原创的批评空间。“纯棉”的诗歌批评需要一种深入灵魂、探询历史、叩问现场、磨砺语言、直面生存的勇气和创造诗意自由空间的努力与探寻，进行批评家与诗人、诗歌、时代和历史的直取诗歌核心的“肉贴肉”的对话、摩擦和诘问。“纯棉”的诗歌批评唤醒的是我们已经渐渐荒芜的原初的诗歌记忆和批评话语的良知，这种话语方式与任何宏大话语、集团意识、道德神话、阶级符咒、题材圭臬无关，她所寻求的是一种伟大而持久的求真意志和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纯棉”的诗歌批评需要维护的就是批评者的独立身份和知识分子立场，然而可悲的是一百年来批评者的身份一直都显得格外可疑。在政治年代，这些面孔充当的是义正严词的旗手和号角；在拨乱反正的年代，这些面孔又扮演着道德审判者和历史的受害者；而在后工业时代，这些面孔又沦落欲望和金钱的风尘，成了官僚诗人、商人诗人的抬轿者和令人肉麻的吹鼓手。由上我们可以清醒而清晰地看到我所强调的“纯棉”的诗歌批评是多么的重要，希望那些在暧昧的时代下午茶和集体休眠的躺椅上磕睡的诗歌批评者，那些在题材道德幻觉的刺激下在“中产阶级写作”和“底层写作”的泥淖中撕咬的诗歌批评者洗净双手和灵魂，从工商业的铁锈中抽身出来，从事干净的“纯棉”的批评。重拾知识分子的自由情怀、独立立场和社会担当。无限加速的疯狂行进的时代生活和诗歌生态，需要的是一脚刹车！
徐志伟：你通常在什么情形下开始写一篇评论？促使你写一篇评论的动机是什么？你认为诗歌和批评有可能达成一种健康的关系吗？你如何看待当下消费、娱乐主义文化以及新媒体对诗歌的冲击？
霍俊明：我的写作速度可能比一般人要快，每天大体能够写五千至一万字左右。我把文学评论尤其是诗歌评论看作“对话”和“盘诘”前提下的“创作”。基于此，我把评论看成了种植，我就像一个农民不断把那些文字培植成有生命力的植物。我可能属于思路比较活泛又敢于说话的批评者吧，我写文章几乎都是在晚上。深夜里的安静和心无旁骛让我找到了面对文字“故乡”的感觉，找到了返回“故乡”的林中路。纸上书写甚至成了多年来我最大的快乐和安慰。我也深知我的很多文章属于应时应景和随感之作，很多说辞也不够周全，但是我想我在文字和写作中找到了我精神上最大的慰藉。这就足够了。诗歌和批评是否达成一种健康的关系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关键在我看来是诗歌和诗歌批评可能较之其他文体在任何时代都显得问题更为“显豁”和复杂罢了。我的疑虑是在全媒体时代，在消费和娱乐文化的背景下，诗歌写作和批评之间确实出现了新的问题。当然我也并不悲观地认为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一定程度上全媒时代在改变了诗歌话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批评话语。与网络和链接、点击尤其是与快速功利性的阅读和消费心理紧密联系甚至胶着在一起的诗歌成了全媒时代取悦受众的“读图”、“读屏”法则的参与者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共谋者”。这甚至已经成为一种“隐性”的文学政治。电子阅读成了文学时尚，这是全媒时代的消费法则、娱乐精神和市场文化的必然趋向。显然后社会主义的全媒时代成了新一轮的话语景观和权力图腾。如果说最初网络时期为数不少的诗歌论坛似乎还多少能够让批评家们在迅捷的电子媒介链接法则和共享原则中了解诗坛的现状、走向和某些变化，还能够通过回帖和邮件的方式及时接受到来自各种诗坛的最新讯息，那么从2005年左右开始的博客诗歌写作似乎已经改变了这种现状。面对着各种铺天盖地并且每天都在成倍增长的博客群体，批评家们真正“失语”甚至“失态”了。作为个体的批评家已经无力对这些博客诗人和博客文本进行全面的甄别、臧否和分析，这使得诗歌批评不得不远离了诗歌现场，也使得传统诗歌批评话语方式式微。这不能不是全媒时代的一种诗学的悖论。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更为及时的回到或追近到诗歌现场，但是当新媒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和阶段（比如当下的博客、微博）却反而使得我们远离了现场。然而更为值得关注与反思的还在于中国的诗歌批评生态在不断的恶性循环而又不自知的自我迷恋的境遇下制造了大量的面对诗坛和诗歌现状的无力的失语者。诗歌批评已经进入了一个妄谈诗歌美学的暧昧而“自由”的时代。换言之当下更多的诗歌批评者所扮演的角色是从各种名目纷繁的诗学概念出发圈定自己的领地，再加之沿袭已久的中国诗坛的圈子和山头的江湖气的排队占座的习气，诗歌批评在更多的时候成了个某种利益的美学借口。面对着同样的一个诗人和一首诗作，不同的批评者却会产生大相径庭的阅读和阐释，而这背后的黑暗法则显然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反省。
徐志伟：你觉得较之于小说、戏剧、散文等，诗歌的文体特殊性体现在哪里？诗和非诗的界限是什么？诗歌应该为人们提供一种什么性质的知识？
霍俊明：较之其他文体，诗歌的特殊性已然成了人们的共识。但是说到诗歌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又确实是我难以回答的。因为关于诗歌的界定古今中外经典的说法已不下三四十种，而每一种说法都会有差异，甚至有历史的局限性。当然诗歌话语的特殊性是存在的，比如语言、构架、肌质、想象力、特殊的修辞等等。而有时候诗与非诗的标准又不单是一个单纯的美学、语言方式或修辞、技艺问题，而往往会涉及到诗歌之外的时代场域、文学趣味、主流形态等诸多问题的纠缠。但我想说诗歌的特殊性恰恰体现为人们对诗歌重要性的反复陈述。正如奥希普·曼德尔斯塔姆所说——“人们需要诗歌/它将成为他们自身的秘密/令他们永远清醒/并让他们沐浴在它呼吸之中的闪亮波浪里”。诗歌作为一种语言、思与存在的最为凝聚的体现形态，更像一束时代黑夜中凝结的火焰。我似乎看到辽阔喑哑、暗流汹涌的时间河流上，作为时代印记和灵魂探险的孤独而无畏的水手——诗人们——扔下的漂流瓶，我们需要倾听这遥远而本真的灵魂独语的神秘召唤。布罗茨基曾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而从“诗”的造字含义上就含有有记忆和“怀抱”的精神维度。正是在此意义上诗歌的漂流瓶盛满了人类的记忆积淀，而那明灭闪烁的火光中本真的宁静与自足闪现就是必须的。我个人认为诗歌就是一种不断深入的“挖掘”，挖掘内心、生命、当下和历史。同时诗歌更为独特之处在于他的非“常识”性，它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常识”和“现实”的特殊场域。同时这个场域是无限打开的，既指向过去和未来，又指向当下和内心；既有生存的观照，又有类似于宗教的情怀。
徐志伟：你如何评价“十七年”时期的诗歌创作以及文学史对这一时期诗歌写作和现象的叙述？
霍俊明：历史不是一个预设和封闭的一个历时性系统，而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搜集史料并对以往的历史叙述松动甚至颠覆的过程。对于“十七年”诗歌的评价，确实赞誉者有之，毁贬者也不乏其人。对于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看法，分歧向来是比较大的。肯定的时候过于肯定，否定的时候又过于否定，而这肯定和否定又往往只是简单地从政治偏见出发和脱离时代语境的美学观念。对“十七年”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歌史“事实”如何进行客观公正的叙述与评价确实成了问题。在新诗史叙事中，随着时代语境的转换、史料的挖掘和史观的变化，在文学史的“加法”与“减法”规则中总会有一些新诗史事实被不断地挖掘并不断在此后的新诗史的反复强调中逐渐由历史叙述的“边缘”而成为“中心”与经典（典律，canon）。与此同时，也总有一部分新诗史实被不断地忽略直至遗忘。那么在这种不断的彰显与遮蔽中，同一个历史“事实”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叙述中就会从大至整体面貌、小至某个细节都会出现差异甚至大的变动。而当代新诗史叙事中“十七年”诗歌认识和评价的这种变动情况加之政治文化的长期影响更是相对明显。而如何评价“十七年”诗歌实际上涉及到对这一特殊时期诗歌的“重叙”问题，或者说牵涉到如何再次进行“文学史”叙述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关于十七年诗歌的历史叙事中大体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是完全否定的虚无主义立场，一是过度赞誉的肯定性态度，显然这两种极端化的态度都是有失公允的，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这两种带有二元对立性质的认知态度和文学观念仍然在时下的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成了常态性的存在。我们也只能是在“十七年”诗歌的具体历史场阈中来进行叙述和评价，而不是看似合理的用美学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美学的方法将之从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更非以拙劣的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赞颂手段为之涂脂抹粉。当然也非像特定时期港台历史学者那样完全站在政治立场和二元对立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大陆当代诗人横加指责。对于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在不同历史语境的叙述和评价中是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的，而这种差异性则恰恰呈现了当代诗歌生态和场域的频繁的变动性和复杂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节点上，包括新诗在内的历史体认与叙事的知识型构也随着这种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发生迁移，甚至会出现对同一个诗人、同一个诗歌流派在不同的语境中前后抵牾的矛盾叙述。例如在1990年代后期以前的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写作中郭小川和贺敬之作为“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人物其地位是并驾齐驱的，但是在近些年的相关研究中则出现了“褒郭抑贺”的现象（类似的还有臧克家、郭沫若、冯至等）。而其原因则在于这既是在社会历史转型时期发生的借助于社会政治变动、评价体系变化而实现的一种文学批评活动，同时又是来自研究者学术思路调整，通过“重读”对既有的文学观念进行必要的“清理”。以“十七年”诗歌为例，“文革”前出版的当代新诗史中的叙述与评价与“文革”结束后在新的当代新诗史系统中相关评价有着相当大的变动。那些曾经在以往新诗史叙事中受到肯定的诗人、流派、现象和文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评和指责，有的甚至成为对历史进行拨乱反正的主要清理对象和典型个案。1990年代以来的新诗史叙事与研究普遍显现出对以往主流文学尤其是“十七年”诗歌历史叙述和“经典化”构造的颠覆和质疑取向，以期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重新确立多元形态的新诗史和新诗史经典的崭新面目，充分张扬出文学史家的主体意识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和重构。在强调诗歌写作的文体意识和美学风格重要性的同时，那些强调“社会政治生活内容”、“向社会性倾斜”的诗歌文本自然就受到了贬抑和否定。我想强调的是应该注意到“十七年”诗歌作为历史现象的多重性构造，我们应该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对待这段特殊的诗歌现象。
徐志伟：在你看来，从80年代到90年代，诗歌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就此你如何看待诗歌与自我、历史、现实、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霍俊明：诗歌由80年代向90年代的诗歌转型是在整体语境中诗歌自身的合理发展与反思，即由诗歌运动向“个人”写作的转变以及诗人在此剧烈变动的环境中随之调整并做出的回应。一个理想主义的诗歌时代已经结束了，“非诗”的时代已经降临。而在“非诗”的时代如何进行诗歌写作，完成对个人和生存甚至时代的多重命名就不能不是艰难的。一些诗人没有在一个陌生时代到来的时候抽身而退，没有规避诗人作为个体对时代承担的责任，而是决绝地用词语、想象和灵魂担当起内心、生命和时代的多重压力。在理想主义结束和精神贫血的工业时代降临的背景之下，一个时代的开始是以难以言说的尴尬和沉重为代价的，而这一时期的诗人是在阵痛、“不解”和迷茫中逐渐找回了诗歌和人的双重尊严。这些诗人勇敢地担当了个人、生活和时代多重的难以想象的重压，这从而使的知识分子的优异灵魂和个性化的写作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写作的强大、低沉而又持久的发声。“9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考验所有中国诗人的一个特殊时期，压抑、迷茫、困惑、沉痛、放逐成为诗人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写作的主题。而如何以诗歌来完成由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诗歌写作语境和诗人心态的暴戾转换就成了90年代诗人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正如一个诗人所说“是到了在风中坚持 / 或彻底放弃的时候了”（王家新：《转变》）。这一特殊时期的诗歌充满了个性化的内省式的知性写作，冷峻的、自审的知性因素在诗中得以不同程度的强化。这种知性的有效性使诗歌获得了某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无形当中又提升了诗歌文本的难度和深度。而这种发现与命名却是在寒冷的时代转型语境下完成的。换言之从发生学的角度考量这些诗作在内的诗歌写作总是在显豁或晦暗的写作情境中持续地楔入个体生命体验和时代噬心主题的最为本质的部分，在与生存和语言的反复摩擦中以个性化的叙述彰显出时代和内心幽微的闪电与惊悸。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印证了诗人和自我、命运和时代境遇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些诗人也成为转型期游动悬崖上的一个先锋的守望者和质疑者的形象。由于特殊的历史语境，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和寓言特征。他们在对话和盘诘中完成了一个中国本土化的诗歌寓言和个体写作与精神生活的强大象征。我们可以粗略统计一下在这个转折点上的核心诗歌意象谱系：风雪、血、黑色的泥泞、墓地、弥撒曲、死亡、黑色的大地、乌托邦等等。我们发现似乎词语和修辞甚至已经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诗人内心的沉重和时代的沉重。但也应该注意这一转折阶段的诗歌问题。例如新诗戏剧化和叙事性成为了“90年代” 诗歌的又一个重要的诗学特征，甚至这种诗学特征带有明显的时间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色调和道德尺度。在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以及批评中，诗歌的“叙事性”以及其对“抒情性”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反拨“意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诗歌区别于以往时代诗歌的重要标志和显著性成果。这一时期的诗人有力地回答了在一个能够按照内心生活的时代诗人必须听从内心的召唤、遵从内心的律令，维护个体真实内心写作的道义与情怀。我想诗歌（诗人）与自我、历史、现实以及民族国家之间，诗人应该时刻维持诗歌的本体性和诗人的个体主体性。这实际上涉及到自古至今诗歌写作的斯芬克斯之谜，即在自由写作与时代担当之间，在个性情怀和公共道德之间诗人该如何完成一种平衡的艺术。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汉语诗歌进程中，一些特殊时期被狭隘和庸俗化的“诗言志”传统和社会、革命、政治、国家的道德话语权剥夺了诗人的自由写作的权利。而不管诗歌是涉及自身还是更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首先是诗歌自身在言说，而不是意识形态或娱乐、消费在指挥。因为诗歌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是文学中的文学，所以时刻都有一个艺术的底线在衡量着每一个诗人和每一首诗。而诗人能够在维持诗歌话语的前提下，既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来检视历史，又能够深入“当代”的“噬心”主题就是最为完美的了。
徐志伟：你认为新世纪是诗歌的一个转折点吗？为什么?
霍俊明：对于正在进行当中的“新世纪”诗歌，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想“新世纪”这一说法仍然带有明显和惯性的“进化论”，仍然是“时间神话”在作祟。实际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诗歌问题，只是程度和路向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言。我不是一个时间进化论者，当然更非保守主义者。我想“时间”和“写作”之间不是进化或退化的关系，而是互动甚至相互龃龉的过程。我不认为新世纪是诗歌的一个转折点，我更想“中性”地来对待这个问题。我想“新世纪”是一个以加速度“前进”的时代。2000年以来的十年，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新媒体力量的崛起，全球化和消费化的浪潮。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似乎更为自由、开放和“个人”，尤其是网络平台和博客（微博）的发展，诗歌写作已经达到了空前的个人化、自由化和技术化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各种诗歌活动、诗歌奖、办刊办报似乎都空前活跃和繁荣。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十年来的诗歌写作一定程度上带有显豁的以消费和娱乐为主导精神倾向，这也随之产生了不小的问题。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在看似自由、多元的写作路径上仍然难以摆脱国家话语、主流诗歌导向以及诗歌伦理的规范，比如新乡土诗歌（新农村诗歌）、打工诗歌、底层写作、抗震诗潮等等。在新世纪以来，打工和底层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上越来越主流的词汇。当这种写作路径越来越成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所谓的民间不约而同摇旗呐喊的大旗的时候，我想这种写作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文学本身的除了一部分有意义之外，更多的却是需要重新的反思和检视。我想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无论是在优美的抒情上，还是在伦理的深度上都已经不成问题。问题恰恰是普遍缺乏从稀松平常的日常生存场景中带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复活和提升能力，更多的诗人沉浸于虚幻的个人化和时代伦理的双重泥淖之中。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徐志伟：在当下，“新诗”的概念似乎正逐渐被“汉语诗歌”的概念所取代。你认为这样的名称变化的背后是否隐藏了某种时代精神变化的秘密？你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哪里？你如何评价王家新和孙文波等人提出的“中国话语场”、“中国经验”等概念？你对中国新诗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霍俊明：由“新诗”、“汉语诗歌”这两个具有差异性的命名以及转换过程，我看到的正是现代诗歌的自身“传统”不无复杂甚至艰难的构建过程。当然这种“传统”也自然会涉及与古典诗学的关系。“新诗”这一命名显然带有时间进化论的倾向，尤其是早期的“新诗”（白话诗）则体现了对古典诗学和古代语言体系的近乎完全的否定与颠覆。当然这一有别于古典诗歌的文学形态以及有些激进的命名会有其不可避免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其诗学价值和文学史重要性也是自不待言的。而至于晚近时期提出的“汉语诗歌”以及王家新等诗人提出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场”首先回应甚至反拨了一定时期内现代诗歌自身由于心态、时代语境、意识形态、文化焦虑、诗人身份、翻译和急于“表达”的综合因素而带有明显的“非本土化”和“去中国化”的缺陷与“时代病”。而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现代诗歌由于多年的发展和积淀已经形成了属于自身的话语方式和机制，同时由于更为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语境的转捩就对诗歌和诗人的“本土化”问题提出了必然的要求。这就生动地呈现了诗歌语言和“现实”的互动关系，体现了“本土化”、“母语”和更为复杂的现代性的诗人“经验”的合力作用。我个人认为汉语诗歌的传统或曰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探索、建构和创设自身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具有自由、活力面向未来，持有延续性和可供传承性的诗歌样式、诗学形态、语言问题、言说方式的动态型的诗学范畴。这一具有现代性的特质的现代汉语诗歌体式，它的想象力、形式观念、语言态度和指涉视域都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构成了一种变构，除了感情和智性因素外，直觉、幻觉、集体无意识、个体主体性、现代生存的焦虑感和生存困境的无边的挑战也得以充分的释放和体现。汉语新诗适应了时代的嬗变轨迹和现代人情感、思想、生命体验的巨大变化。
至于对中国新诗未来的期待，我不是庸俗的乐观主义者，也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当年诗人所吁求的“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在今天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想象。我想不管时间如何推进，诗歌在每一个时代尤其是节点上其问题都是存在的。我相信未来，我又赞美已经出现的伟大诗人和诗歌。也许，未来的诗歌问题不会比现在少，而现在的诗歌也未必比历史走向中的诗歌更重要。

                              
201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