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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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2011年2月26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筹）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2011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来自京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多位专家学者和部分在京高校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光明日报》理论部记者也应邀到会。    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协办。会议主题为科技时代的未来状况。分议题为：当代未来的特点、走势与动力；当代未来变化的文化与社会影响；未来研究的观念与方法论；区域未来发展及案例研究；古今中外未来比较研究。会议主要围绕未来研究与现代科技及风险观念、未来研究与思维方法的变革、未来研究与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变化、未来研究的观念、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等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和争论。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筹）理事长刘孝廷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朱红文教授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致辞。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未来研究与现代科技及风险观念    与会多位学者认为，未来研究唤起了当代社会的危机意识，对于改进当代社会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朱红文教授认为，“未来”是个时间概念，更是个空间概念，它根源于人类的记忆、反思等理性能力，它意味着人类对行动的筹划，因此其根本意义是一种反思批判和价值选择。    刘孝廷教授在发言中肯定了“未来”的价值观意义，突出强调了“未来”观念的时代性，阐发了“未来”哲学的时代意境，凸显了人类发展的时代困境，即发展的风险与危机。他认为，现在人类所处的科技时代较之于古代和古典时代，提高了效率，膨胀了自我，丧失了智慧和包容能力，终结了传统和过去的联系，遭逢到空前的危机，因此“未来”观念是高科技时代不可避免的思维选择。他主张，为了“未来”必须改造思维，变过去的构成论思维为生成论思维；必须改造哲学，在科学时代重建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理想；必须改造学习，把宽容、谦虚、对话式学习作为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把握人类命运的新的实践形态。    李建会教授从未来学的视角分析了当代生物技术带来的风险，认为随着生物技术的日益强大，人类在当代面临着社会、安全、健康等全方位的风险，风险的根源在于生物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生物技术效用的延缓性、生物技术应用的实验性、复杂性、功利性。生物技术带来的严峻风险要求我们提升普世价值观念，深化责任意识，使企业、政府、媒体各尽其责。    张成岗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风险表现为现代技术世界局部秩序的增长所伴随的全局秩序的丧失，物质财富的增长所伴随的垃圾的制造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区域性解决。    彭劲松教授立足于未来学的人性意义和社会需要的张力结构，阐释了社会静力学理论对于应对技术社会的发展风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崔伟奇教授则从后现代理论的视角，阐释了传统的“未来”观念在当代风险社会所遭遇的困境，他认为风险观念作为后现代理论对现代理论的挑战，要求对传统的未来观念进行调整，在进行风险预判时从未来角度往回看，规约当下行为，变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为“创造性创造”。他认为，在风险观念中，未来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努力从复杂性中找到依据，才能积极应对风险的到来。二、未来研究与哲学观念及思维方法的变革    晏辉教授认为，从哲学层面研究未来，就是研究“关于未来”的哲学问题，并且把“未来”的哲学问题归结为面向未来的哲学问题。资本的运行导致心灵秩序和世界秩序的混乱，个体与社会的纠结，自然、实践与意义三种本体的变奏、财富与幸福的背离等十个重要方面。因此，应立足价值哲学的视角，揭示人类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如资本的逻辑所导致的欲望对意义的僭越，秩序的丧失导致的有价值无意义的后果，利益需要的平面化所导致的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个体的紧张状态。    王天民博士认为哲学层面的“未来”概念作为价值观念，意味着人们对美善生活的诠释和向往，其真实意义生发于人们的生存境况之中。在由自然等级、伦理等级和精神信仰等级交感而成的生存境况之中，“未来”概念超越了时间意义的“未来”幻像，获致了真实的“美善”意蕴。时间维度的一维生活向纵深多维生活的转化是使“未来”获致“美善”意义的关键。    张秀华教授立足于工程与未来的关系阐释了工程与未来的人性意义。她认为，人是面向未来的能在，工程是人类最切近的生存模式，工程活动必然是植根于未来的，工程是人类谋划着去存在的方式，人应当面向未来“去工程”，从而超越技术时代的工程理念和工程模式。    朱红文教授立足于广义设计论，认为未来哲学是设计哲学，哲学层面的“未来”概念应“动名词化”，他通过辨析“创新”与“创造”、“发明”与“发现”与“未来”紧密关联的概念，阐明了“未来”哲学的设计论属性，同时批判了认识论主义哲学对“设计”、“未来” 等概念的意义遮蔽。    贾弘教授认为，“未来”哲学对变革和改造思维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认为技术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善恶，技术的不当运用才导致了各种恶果，技术运用本身是减熵过程，权利的混乱导致了技术运用的熵增。“未来”哲学的发展对于改变人们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具有重要作用。面向未来，确立科学的思维方法，正确的价值立场，限制商业利益，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权利运作和社会秩序，就一定能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现代文明之列。三、未来研究与社会经济、政治及生态变化    从未来哲学的角度探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亮点，多位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见解。张爱军教授结合当前国际局势的激烈震荡，阐述了网络技术对国内外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他认为，网络技术所开启的虚拟生活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密切相关，一定国家现实政治体制、制度模式，对公民的网络活动模式具有重要影响制约作用，而网络世界的活动状况和内容又会对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严重冲击。他认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推动信息自由流动是推进网络自由的基本途径。    张苏教授通过分析近代以来社会分工的脉络和高等教育的主题转换，从未来学的视角探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趋势和教育事业的重大变革。他认为，面向未来高等教育要从重点解决人类经济增长的问题转为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两个主要矛盾，即现代技术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矛盾，物质欲望的过度膨胀造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    计彤博士从未来学的视角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突出问题和基本规律。她认为，城市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途程，城市化是消解城乡二元体制的必然路径，对土地资源的粗放利用是城市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由物缘心理向心缘心理，再向随缘心理的变迁是城市化过程中聚居心态变化的基本逻辑。    王书明教授从未来学的角度探讨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他指出，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恶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地域疾病、职业疾病发病率不断攀升，而这又与社会分层紧密相关，不改变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层，就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生态恶化。加强企业和政府的生态建设责任，使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同步推进，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四、未来研究的观念、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与会学者认为未来研究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的未来学，也不同于宗教文化中的未来情结，它是当代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前瞻审视和人文反思。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未来哲学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新学说、新理念，并对其研究观念、研究方法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徐治立教授认为，未来研究的核心是研究人们生存状态的变化及其价值问题，未来研究作为一种综合研究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领域、哲学与科学两个视角，未来研究的特点是预测与不确定的二重性，未来研究的方法趋势是复杂性方法、人文方法日益增强。未来哲学应当成为哲学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未来哲学的研究应当与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相互依托，未来哲学的发展要自觉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哲学研究为指导。    董春雨教授认同以复杂性方法作为未来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他进一步提出科技时代的未来研究要坚持把科学作为复杂系统中的主导性序参量。他立足于未来视角和复杂性方法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认为传统文化虽然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具有超稳定性，但是传统文化的发展变迁是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当代科技与传统文化不是绝对的外在对立关系，而是触动传统文化嬗变传承的路径介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传统文化是具有多重变量的复杂系统，单纯强调一种因素对其未来发展的决定意义是不恰当的，探析传统文化的未来趋势需要坚持表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理性与情感、普适性与地方性等一系列辩证原则。    刘孝廷教授充分肯定了此前关于未来研究的学理性梳理，并就未来研究的文本依据进行了展开性的说明。他认为，奈斯比特和托夫勒等人的著作对于未来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今天的研究要走出新路，探索新途径。他赞同把科学作为社会复杂系统运行的主导序参量，但认为文化与文明具有一体性，反对把一种要素单独抽取出来并以此否定要素所在文明系统的做法。他呼吁当代中国人要有国人意识，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传承中华文明的精神。    会议最后时段，刘孝廷教授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筹）回顾总结了五年多来的工作和经验，通报和部署了今后一年的工作计划和方案，主持了专业委员会理事会、秘书处的换届改选工作。选举扩大了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的地域范围和学科门类，加强了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的职责功能。经过与会代表表决，一致通过了新一届理事会人选（名单附后）。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处对此次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大力支持。会议经过整整一天的热烈研讨和论辩，有力地推进了对于当代中国未来的学术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上达成了许多共识，也在现实层面上透析了时代困境及破解路径，并在学术团队和学术机构建设方面汇集了许多积极措施，对于规范和深化未来研究，推动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服务于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会议在紧张热烈、友好欢快和满载收获的依依不舍中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