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晓眉：周宁和他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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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晓眉：周宁和他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
时间:2012年4月27日 作者：丛晓眉 来源:中华读书报

7年前不经意错过《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以下简称《天朝遥远》），以后就一直守候周宁下一部原创性书稿。《人间草木》即将完成的时候，我建议他将跨文化形象学的几篇长文整理出版，系统探讨在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下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问题。于是就有了眼下这本《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

《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是在反思《天朝遥远》基础上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的第一章“乌托邦与意识形态：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中国形象”是《天朝遥远》的理论概说，试图清理这部皇皇巨著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在观点与立场上做了适当补充说明。有时候大部头的著作的确需要一个概说，一是因为篇幅巨大难以卒读；二是因为理论复杂不易理解却易于误解。犹如当年《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理解者少误解者多，康德感到有必要为这部深奥庞大的著作出一个缩写本，那就是《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周宁用“乌托邦与意识形态：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中国形象”作为本书的第一章，大概有此用意。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中国形象”既是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与总结，又是为进一步研究的奠基，因为整个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在《天朝遥远》中已经出现了，进一步的研究只是在问题与对象范围上有所拓展。在为“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写的导论“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中，周宁对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领域做过整体规划，其中有关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包括“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域外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的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问题。周宁是一位有着严格理论训练的学者，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具有明确系统的理论框架。《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以周边大国的中国形象，诸如俄罗斯、印度、日本的中国形象为研究对象，关注这些国家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及其跨文化流动的方式。问题更有现实关怀，毕竟这些国家的中国形象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关系更为密切，研究也更为迫切。正如作者分析：“这些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与他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他们的中国形象，构成他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

学术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问题就是中国的“文化自觉”。如何在现代性话语中重塑中国的文化主体？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是如何建构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何从西方现代性话语中拯救中国主体？这是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的问题语境。人们很容易看到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对象，却未必看明白其研究的问题。相关的评论，要么多为无的放矢，要么就是盲人摸象。2008年冬在武夷山的比较文学会议上跟周宁聊天，他也无奈地谈到这个问题，并引用过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学者以专业的方式介入时代的重大问题。书中各章的引言，均从文化自觉问题角度设问，发人深省。当今世界的文化问题，均以一定程度的“西化”为前提。西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不仅表现在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联上，还表现在中国与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关系上。《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关注第二组课题：核心问题是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展示的西方话语霸权。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全面渗透，其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也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想扩张，或多或少地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或文化区的中国叙事。

有人关注世界的现实秩序，分析权力是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实现的；有人关注现实秩序背后的观念秩序，分析观念是如何支配现实权力的。跨文化形象学属于观念史研究，以跨文化研究为方法，以中国形象为个案，从一个侧面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性自我构建的问题。在这部书中，周宁有意对跨文化形象学及其“中国问题”的研究进行观念与方法上的反思，思考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问题，最终的问题还是指向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以及该体系建构的中国国际文化环境或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环境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关注的是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学者来说，尤为重要。奥运会以后短短3年，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环境就发生了重要改变，或者说是“恶化”，美国重回亚洲，搅动整个南中国海乃至印度洋周边国家遏制中国。问题不在美国的动机与作为，而在美国的方法与效率。为什么那些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联、现实利益相关、中国努力亲善的周边国家，纷纷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敌意？除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和军事基地外，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可能更有效率，西方文化植入这些国家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为他们的政治行为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亨廷顿曾断言，冷战结束是西方内战结束，后冷战时代西方将再度续起20世纪一度中断的世界霸权，新世纪西方在全球化世界体系中拥有的现实与观念的霸权，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面对时局，我们满怀忧虑。尽管《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以专业的方式，守住跨文化研究的底线，分析形象学的问题，但我们时时刻刻感到隐藏在观念史研究之下的地缘政治关怀。所有的研究都是隐喻，意识到研究的问题，才能看到隐喻的意义，正所谓“得预于此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