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小说也有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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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小说也有春天2012年02月07日

来源：新京报 作者：姜妍



春节前后，“短经典”丛书第三辑7种作品开始陆续上市，而就在这之前，前两辑共计13本，早已在2011年以浩荡之势陆续与读者见面。无独有偶，作家出版社近期也出版了一套包括贾平凹、刘醒龙、张炜在内的短篇小说集。
早在两年前，迟子建短篇小说《解冻》获得第二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时，她曾有言：“在短篇小说不受重视的文学时代，有民间人士却在默默关注和鼎力支持这样的一种文体发展，令人感动。我对这个奖项最好的答谢，就是‘将短篇进行到底’，每年都能给自己的粮仓，增添点这样的收成。”
当时短篇小说的冷和当下出版界的短潮流相互映照，让人难免感叹：短小说的春天来了。
短潮流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
——王安忆
“短经典”来了
“短经典”系列丛书从两年多之前开始策划，动用了九久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各自的大半个编辑部。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最先出版的几套丛书都是外国的作家短篇作品。所选的作家大部分都健在，国家跨度很大，欧美、阿拉伯、印度、日本都在列其中。
丛书的主要编辑彭伦说，中国出版和外国常有时间差，许多在国外非常有名的作家没有在中国出过书，这些年偶尔他讲到国外作家聊起来，对方会觉得很惊讶，这也成了最初策划这套书的缘起。九久读书人的总经理黄育海坚信，短篇小说独特艺术魅力会重新获得读者的喜爱。
在“短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师级作家的作品，比如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代表作《法官与刽子手》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短篇作品就没有出版过，所以也被“短经典”收了进来。“他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虽然他的作品过去像《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出过，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在中国正式地出过短篇小说集，因为这样一些空白，我们想到了做这样一套书。”
去年4月，这套丛书正式开始出版，出版方也陆续邀请了其中一部分作家来到中国，比如像英国的年轻作家西蒙·范·布伊和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彭伦说这个项目野心勃勃，目前确定的选题超过50本，长期看会有100本甚至更多，只要有合适的项目都会纳入。他也透露，今年许多出版社都会加入短篇小说出版中来，最近有几个他们相中的短篇小说版权就被其他出版社先下手了，“竞争我们并不怕，这个市场还是需要整个出版行业一起来做的，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短篇小说‘短经典’的丛书，可以带起中国读者对短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热爱。”
与此同时，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包括贾平凹、刘醒龙、张炜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责编黎云秀坦言短篇小说市场在国内一直不好，出一本赔一本，但是对于这三位国内顶尖的作家，这几年的短篇又一直没有成规模正式向读者推荐，“我也是考虑市场是没有大的问题，但是能不能挣钱不知道，但至少不会赔钱吧，最重要的是正式把这三个人先推出来，起一个引领作用，在文学界，为短篇做点贡献，不是喊口号，是真的想起一个呼吁典范式的作用。”
对于这几年的卡佛热，黎云秀表示应该是时间久了、东西少了、市场缺了，所以出版人也会想做些什么填补空白，而读者也刚好有期待。她引用张炜对短篇的说法“不抛弃不放弃”，说自己也不能太悲观了。
一直坚持读短篇的徐则臣对“短经典”系列很有期待，前苏联的巴比尔、契诃夫等都是他很喜欢的短篇作家。当年国内莫言写的《枯河》，韩少宫的《北门口预言》，毕飞宇的《谁在黑夜里说话》，迟子建的《朋友来看雪》都是好短篇。“我有一个奇怪的问号，就是一个悖论，大家都说没时间，在地铁上或者在家里短频快地看一个东西，10分钟，20分钟，但为什么市场对于长篇小说的需求量巨大？我一直弄不懂，都说没时间，但一买全买大部头，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对短篇小说，徐则臣有很大的期待，“我觉得一个国家整个的文化艺术水平，整个国民的文化艺术素质越高，才能发现短篇小说的价值。它的阅读量及市场可能会更大一些。”大概就像王安忆在为“短经典”作序里写的那样，“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希望这些精灵能找到喜爱它们的读者。
曾经的卡佛热
而早在“短经典”丛书之前，卡佛热就曾给短篇小说带来生机。
卡佛热具体的形成时间似乎很难确定，或许《大教堂》的出版是个引子。其实早在1992年花城出版社就推出过卡佛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早期的译本影响过一代作家，苏童便是其中一位。苏童曾说自己的英文并不好，却生生啃下了卡佛的全部原版书。后来苏童在《一生的文学珍藏》一书里提到了卡佛，而小二就是这样与卡佛结缘，并成为了继此波卡佛热的译者肖铁后的又一位卡佛译者。于是有了2009年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和2010年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短篇小说在中国，当然也肯定不是因为卡佛才被认可和认知。我们把时间往前推，早在《左传》和《史记》中就已经大量运用了短篇小说体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是这样认为的。陆建德说，千万别以为司马迁写的秦始皇历史上就是这样，实际上司马迁对现实和虚构的东西没有清楚界限，所以司马迁是个短篇小说作家。不过对于他认为说书人所讲的故事就是个短篇小说的说法，还有待商榷。毕竟小说不仅仅是在讲故事。
陆建德还记得，改革开放后，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被介绍到中国，其短篇小说一度在这里很流行，且对一代作家产生影响。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一大批在今天已经成名的作家正在写作短篇小说，一流的作家几乎都在这个擂台上。王蒙、余华、苏童、王安忆、莫言、张贤亮、贾平凹……他们的作品名称或许今天也还有许多人记得。
让我们暂且把记忆放空一段时间，不去想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这个世纪初的20几年时光里，短篇小说在中国的命运，直接跳到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塞林格的《九故事》，这是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的第二本书，这部可被划归为经典的短篇小说之作，在出版5年后的今天，依然有许多人渴望阅读，在豆瓣网上，这本书曾经被打分的纪录是3744人。当然在塞林格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卡佛。卡佛之后我们又有了一套短经典丛书，托宾、向田邦子、科塔萨尔……来自世界各地的短篇小说一下子来到我们的视线内，我们尚且不知这次会被启蒙的是什么人，他们又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但一股伴着塞林格和卡佛的短篇小说潮流正在兴起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叫它短潮流。
短写作
大家一提起外国作家，总是先列出他们的各种长篇，但事实上，有太多长篇好手从未忘记过写短篇小说。博尔赫斯有《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奈保尔有《米格尔大街》，还有我们都很熟悉的村上春树，他多年来都是在交替写作长短篇小说，从未断过。
“短写作”曾经式微
其实在塞林格、卡佛刚在国内火起来的那两三年，国内作家也有人在悄悄出版自己的短篇小说，2008年苏童曾经出版了五卷本短篇小说集，当然大都是老作品了。那次出书苏童接受采访时，把短篇小说称为奢侈的题材。但他也说，写短篇写得他差点揭不开锅。苏童算过一笔账，一个短篇得花半个月完成，一年顶多写10篇，稿费是一次性的，通常一篇只有500块，跟上世纪80年代比根本没有涨多少，如果一年只赚5000块，那的确揭不开锅。90年代中期，苏童还在坚持写短篇，可总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东西了，在很多人眼中，只有中长篇才是拿得出手的作品。
当年热爱短篇写作的作家们纷纷义无反顾地转入长篇阵营，一次某文学杂志向一位曾经写过许多短篇小说的著名作家约短篇小说的稿子，作家反问一句“你看我还写短篇吗？”一直坚持中短篇创作的迟子建倒是曾经出版了同样是五卷本的中短篇集结作品，但出版社并不会对这套作品的销路有太多期待，他们其实更寄望于可以签到迟子建的新长篇。
张炜将这种短篇小说的远离总结为，当年大家都在安心读书可以阅读语言，但是后来社会逐渐浮躁，读者急于看一个人物的命运，所以从看语言转为看故事情节，而短篇无法满足读者的此番需求。
短篇小说的式微，出版方自然也是重要一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回忆，90年代后半期开始，国内文学界、出版社只追逐长篇，不管好或者不好，大家都只争着出长篇。“我自己做书也知道，一年安排的选题里面，出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非常少。”潘凯雄将此总结为经济驱动因素和观念因素。
所谓的经济因素，不说别的，光是长篇小说如果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后的改编费就远比卖书赚得容易，如果作家本人愿意充当编剧的话，收入更可观。影视改编的驱动，也让许多作家在写作时已经先考虑剧本和改编的效果问题，忽略了小说文学性的部分。而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短篇小说的重要性也在长篇之下，做理论评论的人常说：“诗歌是皇冠，长篇小说是重器。”言下之意，短篇小说就是轻武器了。
短写作的困境与尴尬
大概也是因为与九久读书人合作出版“短经典”系列之故，潘凯雄思考了短篇小说现象，短篇和长篇的差别不仅仅是字数之限，如果只是把短篇字数放大的长篇，还远不如几千字的短篇带给人们的震撼，他读契诃夫的作品，就有这样的感受。
刚刚来过中国的日本作家阿刀田高就以写短篇小说在日本著名，他比苏童幸运，一直写短篇也买了房子。至今已经写过800多篇短篇小说的阿刀田高喜欢短篇小说的一个特质，就是可以在谎言不被看穿前就结束。他形容短篇小说是很礼貌的作品，如果不合胃口只是打扰很短的时间，虽然现今长篇小说是主流，但是作为爱读书的人，短篇小说的魅力也不容忽视。
短篇小说的魅力，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举了例子来说明。巴尔扎克一生写了许多长篇，许多主题分散，作品也常常重复，其中在陈众议看来最精彩的是属于“人间喜剧”系列之一的《高老头》。“高老头去世之前，说把金子银子全都搬回来，堆在桌子上，他要看着它们走。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家里面灯火辉煌，他喊着把灯都给我关掉。这是非常精彩的，是画龙点睛的。短篇小说就是靠这些精彩的段落来完成的，这个难度会倒置。小说拉长了写可以了如指掌，但想把短篇小说写好是非常艰难的。”张炜曾经跟陈众议感慨，长篇写惯了以后，再回头写短篇是何其艰难。陈众议认为，这句话恰恰体现了短篇要凝练表现的困难。
年轻的书写者徐则臣也会被长短篇的问题困扰，许多人会对他说，70年代出生的人怎么没有像样的长篇，大家总是拿长篇去评价作家。他将此称为长篇崇拜和长篇意识形态的问题，比起国外，这一点在中国更严重。徐则臣认为短篇小说极其重要，“你看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好多人总是拿国外的大师来举例，他的著名作品有什么，举一堆长篇，好像人家就不写中短篇似的，但事实上，你要了解他，你会发现他们也写很多中短篇，而且写得非常好。”
人们的这种传统重视长篇的观念似乎也影响到了评奖的设定，在国内的各种文学评奖中，许多重要奖项都只评给长篇小说，而在对岸的台湾则是相反，一年到头的文学奖项里，颁给中短篇的远远多于长篇。经济和名誉以及人们观念的影响，都让短篇小说在红火过后转向下跌，从创作者到出版者再到读者，似乎都忘记了80年代中期的辉煌，也可能是假装忘记。
短小说也有春天
就像徐则臣所言，大家一提起外国作家，总是先列出他们的各种长篇，似乎只有这些才是他们的代表作，但事实上，有太多长篇好手从未忘记过写短篇小说。博尔赫斯有《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福楼拜有《三故事》、菲斯杰拉德有《疯狂的星期日》、黑塞有《婚约》、萨特有《墙》、奈保尔有《米格尔大街》，还有我们都很熟悉的村上春树，他多年来都是在交替写作长短篇小说，从未断过。
当然不是说我们的作家也要像村上一样都必须长短兼备，可一股脑的名作家们都远离短篇小说，我们难道不该找找原因吗？苏童说得没错，钱是太少了。而且恐怕也没有人要读？好在塞林格和卡佛的出现告诉我们，短篇小说也是有春天的。
采写/本报记者姜妍 实习生 方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