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羚羊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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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羚羊木雕》

张之路

   
    我的短篇小说《羚羊木雕》写于1984年，发表在同年第10期的《东方少年》上。作品发表时的名称叫做“反悔”，选编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一课本时被改名叫“羚羊木雕”。
    有一天，一位在中学教语文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她正在教学生学习“我的课文”，我很惊讶！她说课文的署名就是我，又说说故事大概，我确信那就是我的文章《反悔》。我问清了这篇课文是选在初一语文的第一册上后，来到出版社。我对一位编辑说，听说我的文章被编在初一课本上，我想看看！他说他这里没有这个课本。我有些失望的看着他身背后的书柜，透过玻璃，我看见一本书的书脊上清楚的写着《九年制教育语文课本第一册》的字样！我请他让我看看。打开课本，果然看到了我的文章《羚羊木雕》和我的署名。我问这位编辑能不能给本书当纪念，他说没有书！然后把我的联系电话用铅笔写在台历上，说以后和我联系……我只好来到位于北京东单的课本门市部，买了一本“我的课本”，后来我那位当中学老师的朋友又送给我一本她用过的课本。于是，在我的书架上至今放这一新一旧的两本初一语文课本，留作纪念。
    《羚羊木雕》被选编在中学课本里已经20多年了。想想第一届读过这篇作品的学生如今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再想想有多少学生曾经读过这篇文章，那何止是成千上万啊！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已经在电影制片厂当编辑。可是十多年教师生涯中和同学们同事们的友情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在我的书架上摆着一个比我的手掌稍大一些的羚羊造型的木雕，黝黑的木质焕发着柔和的光泽。这个羚羊木雕线条简练而传神，腿长身短，显得矫健有力，两只犄角并不是写实的浑圆，而是写意的棱角分明，高高竖立在头的上方，神采飞扬。
    这是一位教英语的姓李的老师送给我的礼物。有一天我到她的家里做客，看到这只木雕，我说好！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她把木雕放到我的桌上说，送给你吧！我很惊讶说，这怎么好呢？她说，有什么不好呢，喜欢就送给你吧！说完她转身走了，并不觉得送给了我什么珍贵的东西。我很感动。如果说我的写作有什么动机的话，这个羚羊木雕无疑是最初创作的诱因和灵感。
    送给别人礼物是孩子们当然也是成人之间经常发生的事情，它是人们表达友情的一种方式。送给别人礼物后又把礼物要回来的事情也是有的，尤其在孩子们之间，大部分是因为彼此闹了别扭，要回礼物似乎表达了“绝交”的态度，对于“香三臭四”的孩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当然这也是件挺没脸挺幼稚的事情！还有些时候就是我在文章里写到的——家长认为礼物的“价值”过高。孩子不懂事，然后让孩子要回来的。
    我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送礼物的事情可以写成一篇小说，礼物就是眼前这只比较贵重的羚羊木雕。至于是不是告诉孩子要讲信用？是不是表现家长不理解孩子？以至于是不是批评家长重财轻义？说实话，在写作的时候还来不及想，要想的就是写出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以及他们的矛盾心理！争取做到每个人的行为和语言站在他的角度上似乎都是和合理的。文章写得有意思了，意义可能就在其中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同情孩子一方的！
    编入课本的时候，编者对文章作了比较大的改动，除了题目之外，首先改动的是主人公的性别，我的朋友万方原来是个男生，现在改称万芳，被称为“她”，这样一改，“我”在书中也被理解为女生了。由于这样的改动，我和万芳在课文里的表现就不是那么准确和顺畅了。比如万芳和我换礼物的时候，从兜里掏出一把弯弯的小藏刀送给我，女孩子玩小藏刀让人感到稍稍有些别扭。课文中的另外一个细节就是我和万芳在体育课换裤子，虽然课文中已经删掉了“忽然，他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这样的句子，把地点移到树底下，换好了拍拍屁股，还嘿嘿的笑，读起来还是让人有一种生硬的感觉！
    我在网上看到的《羚羊木雕》的教案中有的称我是女作家，是不是受到课本中女生的暗示？
    第二，删去了前面的五个小小的自然段落。在结尾的部分也作了较大的改动。文章原来的结尾是：
    我慢慢地从楼梯上走下来。外面的雪已经下得很大了，雪花落在羚羊的身上，又滑了下去。我突然觉得羚羊变得那么重，以至于我不得不用双手托着它。我在雪地里慢慢地走着，忽然，我听见后面传来万方的声音。我惊奇地回过头。万方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眼前，他既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棉衣。他把手里拿的玻璃罩子盖在我的羚羊上，又把小刀塞到我的手里说：“拿着，没有礼物，咱俩也是好朋友！”
    “你妈妈会说你的！”我看着他的眼睛。
    “没事儿，凡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东西，不管我给谁他们都没说的……”他十分爽朗地微笑着，露出那像白雪一样的牙齿。
    “明天打雪仗，来早点！”万方跑了，还不时地扬起手臂向我打招呼。渐渐的，他消失在雪花飞舞的世界里面了。
    我哭了，我真的嚎啕大哭起来。雪花和泪水一起落在玻璃罩上。我从来没有这样伤心过。
    而改动后的结尾是：
    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路上。月亮出来了，冷冷的，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路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忽然，我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回过头，只见万芳跑了过来。她把小刀塞到我的手里说：“你拿着，咱俩还是好朋友……"
    我呆呆地望着她，止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因为我对朋友反悔了。我做了一件多么不光彩的事呀！
    可是，这能全怪我吗？
    最后加上的这句话，我以为有些直露了。
    还有对于文章中几个不太重要的人物“台词”的改动，比如我的奶奶，万方的妈妈，她们在文章里只有一两句台词。正是这一两句台词被改变了，缩减了，使她们的人物性格发生了变化。
    比如“我”到万芳家要羚羊木雕，万芳妈妈知道后——原来文章中说：“你怎么能要人家这么贵重的东西呢？” ，“好好拿着，我呆会儿说他！”改动以后说“你怎么能拿人家这么贵重的东西呢？！”，“好好拿着，我呆会儿揍他！”
再比如奶奶在原文是小声说：“算了吧，下次记住就行啦，孩子们也要讲个信用……送给别人的东西怎么好再要回来呢！”而在课文中却被简化为，“算了吧，这样多不好。”
    对于这些改动，我理解课本编者的苦心和课本作为范本必须体现教学目的的意图。但这些改动有成功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在这期间许多杂志的编辑希望我讲讲写这篇作品的背景和动机。我没有动笔，总觉得写作是件很“偶然”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书写在作者，而理解在读者！于是一直搁置到现在。
    及至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大量的关于这篇文章的教案。有些老师还把我当成女作家，我感到又热闹又奇怪！于是我想写写有关的情况，希望能给教学这篇课文的老师和同学提供点微小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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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羚羊带来的思考

孙  戈

    张之路先生原题为“反悔”，后经教材编者改编并改题的《羚羊木雕》，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已经二十余年了。本期“课文作者”栏目，我们约到了张之路先生谈自己的这篇文章。张先生重点谈的是课本编者对文章的改动。他将改动前后的文字展示了出来，使我们对改动处一目了然。对于这样的改动，张先生表示他“理解课本编者的苦心和课本作为范本必须体现教学目的的意图”，但同时他也认为，“这些改动有成功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无独有偶，本期“案例”中董水龙老师的文章，也同时涉及了对以羚羊（斑羚）为描写对象的文本（《斑羚飞渡》）被课本编者加以删节的主题（《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有了问题反而没问题》）。董老师在文中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教科书编者在对《斑羚飞渡》进行大量文字删改后再选入语文教科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让学生学会阅读，而是为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化’和‘义理阐释’”，但以确定无疑的价值观要求对教科书中的课文持肯定态度，则“很难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判断和独立文本解读能力的现代公民”，这样的语文教学注定会“误尽苍生”。
    在这里，张之路先生和董水龙老师同时涉及了入选教材文本的处理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语文课程的功能角度来看。语文课对学生进行的母语教育，“语”与“文”均不能偏废。语言方面，当然要学习纯正、规范的民族共通语，因此，任何入选教材的文本，都要先经过语言方面的加工，经专家确认过关后方能放行。“文”的方面则包含比较广泛，文学的熏陶，素质的养成，人文的浸润，无不在其中，就这个角度而言，语文教材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引导，不仅可以，而且还非常必要。现行教材中存在的“语”和“文”的诸多问题，提醒我们完善教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绝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对文本进行处理的佐证。
    其次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即以《羚羊木雕》和《斑羚飞渡》两个文本来看，入选教材的文本与改编前的原本都有较大的出入；从改动的效果看，虽说差强人意，但显然都有欠考虑的地方。如果从文学作品接受的角度看，严格说来，改动后的两个文本基本上已经和张之路、沈石溪二位先生没什么关系了——两个文本中的羚羊，都已经不是原来的羚羊了。这里，就又涉及对原作者负责与否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尽量忠实，还是我行我素？或者另外遴选更符合课程内容和编写意图的文本？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但给作者一个满意的说法，似乎更为妥当。
    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以董水龙老师为代表的一批教师处理教材的方式。董老师将删节前后的两个《斑羚飞渡》文本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看到了羚羊的原貌，并最终解决了学生初读教材时产生的疑问。这是比较可行的。不过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