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进入教材的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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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进入教材的文化反思

苏州大学附中  王呈伟

    关于“北京语文课本改版，部分名篇被删”的争论已告一段落。我们暂且不来评定鲁迅和金庸两位大家作品的优劣，先直面现实中回避不了的问题：教材选用鲁迅的作品已经几十年了，语文教育是否已达成预期目标———是培养出了具有鲁迅精神的一代文化学人，还是引领出了冷静思考、严于解剖现实问题的一代学风，抑或只是把鲁迅先生当作一个闪光的符号而已？当鲁迅先生的作品从教材中被换下，再生发小弗郎士“最后一课”似的悲凉，不也太晚了吗！而这恰恰暴露出现行语文教育制度中教学模式和考试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倘若不从此方面入手解决，而只是更换一两篇作品，那么欲使整个语文教育现状有所改观的目标是很难达成的。
    教材改版了，接踵而来的问题肯定不会少。我们不禁要问：为上好这些篇目，相关部门做了多少思想上的准备和教学上的衔接，对教师又进行了多少必要的培训和研讨？倘若施教者的思维惯性还是停留在以往的文科教学理科化的解题层面，把血肉丰满的作品肢解成干巴巴的题目，师生搅在分数圈里分析来分析去，那么让鲁迅的作品淡出教材也许不是件值得悲哀的事，而接下来恐怕就要轮到金庸先生一声叹息了。我们必须清楚：教材改版之后必须是语文教师的迅速成长，是教育资源的进一步优化整合，是营造学生读书氛围的刻不容缓，是考试制度的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如果教材编写者仅停留在选文的快意上，最后真是连学生都要齿冷了。
    话又说回来，在很多领域都无法规避金庸元素的今天，让金庸作品进教材，除了激发学生读书的热情外，至少传递出语文教育体现多元文化的讯号，显示出教材编者可贵的活力和气度。没有必要对鲁迅和金庸的作品进行雅与俗、经典与娱乐的区分，文学本身就不存在什么水火不容的矛盾。在社会心态日趋平和的今天，我们的语文教育应显示出包容的胸怀和生机勃勃的文学气象。
    要呈现这种文学气象，教材编写者必须达成一种共识：教材中可以减少鲁迅作品的权重，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淡化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文学面貌。反思过去仅就鲁迅而学习鲁迅的狭隘，对于鲁迅同时代的胡适和梁实秋则视而不见，直接影响了学生对鲁迅作品更深刻的解读。笔者担心对于新作品的引入如不能克服以往思维的局限，还是不可能有学生语文能力的大幅度提升。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次教材的更换都有其局限性，应允许尝试，这既是对改革者的激励，也是对新举措存有缺憾的宽容。而须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偏重对感性表达的青睐，而一味迎合学生的趣味，导致那些长于思辨和注重理性分析的文章收录不足。一个民族要培养能思考的读书种子，一定要提供适合这些人才成长需要的环境和土壤；毕竟时代的文化走向是需要新一代人的坚守来应对各种流行因素的碰撞。
    最后要补充一点，倘若我们没有准备充分就对《雪山飞狐》进行老一套的人物分析，恐怕也只能就环境描写衬托人物的英雄形象总结出几个要点；如果再追问“胡斐是否应当通过暴力手段解决个人矛盾”的问题，真还不如回到《三国演义》中去温习“关羽温酒斩华雄”一段来得畅快淋漓：“（云长）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短短三十几个字就写尽了关羽的神勇和打斗场面的激烈。要知道真正的艺术审美也不都是通过更换读本来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