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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退步的中国中小学教育 徐建新 摘要：本文通过对科学创造所必须具备的基础的重新考察，论定：科学研究教育是创新教育的重要部分，即必须在科学研究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与科学鉴别力，并阐述了它们的重要，在科学研究教育的基础上还能够通过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史事例的结合讲述，培养学生的科学鉴别力。本文还讨论了中国中小学教育大退步的原因与改进办法。 关键词：创新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研究素养，科学鉴别力 一、引言 在人口太多，人均资源低下的中国，教育与科学技术的重要是谁都清楚的，它是我们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国有全世界最重视教育的几千年的传统和与此有关的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也有最关心、重视教育的民众，中国的父母都会尽一切可能来让自己的子女受最高最好的教育。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也前所未有地重视教育与科学技术，要“科教兴国”。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本来就是不够合格的教育和水平较低的科学技术，却还大幅度滑坡，而且出现了教育的下滑降低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下滑降低教育水平这样一种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中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全面大退步，已经使中国又一次陷入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只不过现在是在经济上落后挨打而已。 虽然中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全面大退步，理应导致中国的经济退步落后，但中国的经济仍在高速增长，原因何在？与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有关。全国人大环保委员会主任曲格平指出［1］：中国的情况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就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动力。这种单纯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发展最终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在现行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中，既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这两种重要价值的丧失程度，也没有揭示一个国家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相反，环境越是污染，资源消耗得越快，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也就愈加迅速。” 本人将在文中讨论中国教育与科学技术落后的真正关键原因，并将指出：中国教育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方面极差，这个巨大缺陷，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教育几乎是空白；中国教育与科学技术比起八十年代全面大退步的重要原因在于使用了不恰当的方式砸教师、科研人员的铁饭碗和引入了降低中国科技、教育水平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 在中国的有识之士的眼中，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多，如素质教育不足，创新教育不足，如人文教育，如公民教育，等等，本人并非人文、公民教育等方面的行家，因此主要讨论科学教育问题，讨论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也主要讨论中国中小学教育在培育学生科学研究素养方面的巨大教育缺陷。 二、中国教育存在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创新精神极差的巨大缺陷，其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教育几乎是空白 中国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的巨大缺陷，大多数论者（最著名的是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大同小异，词语不同而已，以为我国的教育普遍存在着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重视现有知识传授和积累，缺乏创造性的培养，这是由在中小学盛行的应试教育和大学狭隘的专业教育造成的。提倡死记硬背，实行题海战术，使用标准答案，压制学生的个性发展，把教学过程单纯理解为对现有知识的传授和积累，在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上也是重继承轻创新、重灌输轻发现等等，这是当前我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流弊。中国的学生知识基础扎实，但缺乏创造力，如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考试都是很好、最好的，但做创造性的研究却不如美国的学生。学生之所以创造力匮乏，原因主要在于我国教育长期忽视学生创造精神、创造性的培养，始终无法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徘徊于知识型教育模式之中。学生作业负担、考试负担过重，中国的教育成了考试地狱。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论者都认为：中国的教育的巨大缺陷是只教已有的知识，不教学生创新。因此，现在中国在创新教育（创造教育）方面的研究与尝试，一般围绕着教学生进行创造的各个方面进行：进行创造工程教育，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创新精神，保护、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主动性，进行启发式教学，让学生多思考，等等。 但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此。本人从多年研究创造性心理学的结果出发，既不相信创造力能够被教师教育出来，也不相信“智力开发”等模糊的想法和办法。本人认为创造性成就是科学家等人经过长期、艰辛的研究后自然而然的突破（部分内容请看我的《论科学创造（全文）》），如何产生这样的突破也就是如何创造，不是教师能够教会学生的。教育能够做好的只是为学生的未来的创造打好基础。 朱清时院士在《研究生教育要上质量，出精品》［2］中说：“国外一流大学都在着重培养人、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的直觉或者洞察力，厉以宁教授讲得很好，他讲：‘学生入学时的成绩都相差很少，但毕业之后或若干年以后相差很远’，我想补充一点，厉先生讲了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这个学生培养出洞察力和对科学直觉，他就可以寻找好的方向，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他今后就有后劲；如果学生没有培养出洞察力和直觉，他对科学没有感觉，只能老师教他什么他学什么，这样的学生今后就没有多少后劲。什么是直觉和洞察力呢？它的含义非常难解释，杨振宁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讲过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学好别人已经消化好的知识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要使研究工作真正成功，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把当时一流的知识和自己的见解跟自己的品味、直觉和洞察力结合起来，冒出新的方向，这才是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一点。’一个人的洞察力和直觉是如何形成的呢？杨振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又说：‘同时都走到一类道路上的人，后来所做出的结果往往又很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分析出其基本原因，我觉得就是刚才所讲的直觉和洞察力，而这个直觉和洞察力的成长基本上是在早年和学生时代，我认为这个人幼年或青年时代，他所接触到的学科、学到的知识和他的环境跟培养他洞察能力和直觉很有关系。’这件事情杨振宁先生这样解释还需进一步理解，就是国外非常强调培养学生的直觉和洞察力，他们的办法是在学校营造一种浓厚的研究气氛，周围都在做研究，学生处在研究气氛中，去看老师如何分析事情、洞察事情、提出新思想，从中悟出一种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洞察力或直觉，这个‘悟’就是中国传统话顿悟。洞察力和直觉不可能由老师在课堂上写在书上或黑板上。如果培养一步一步行走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飞跃，那种飞跃只能在很浓厚的研究气氛中才能顿悟培养出来。国外的一流大学都努力做到学校营造出一种很浓厚的研究气氛，具体说像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都在做研究计划让学生从大学阶段就开始有时间接触到科研，让研究生与大学生一起经常有机会接触到科研人员，一起讨论，一起体会他们的环境，这样从学生时代就培养出他们的直觉和洞察力。由此，一个学校要把研究生的直觉和洞察力培养好，需要在学校营造一种很好的研究气氛，这种研究气氛有两类，一类是科学研究基地，一类是好的教学实验室，让学生有新思想可以随时都能在实验室动手做。” 笔者之所以大段摘引朱清时的话，因为这是本人所见过的国内讨论创新教育的文章中水平最高的内容，模糊地判断、猜测到了创新教育的关键：在进行研究、参与研究中培养洞察力、直觉、品味。但由于杨振宁、朱清时缺乏对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没能够全面、仔细阐述什么是洞察力、直觉和品味，为什么对科学创新如此重要，而且没有区别两种性质的直觉，错误地认为这些要顿悟出来。其实，洞察力、直觉性的评价判断力和品味都是由科学鉴别力决定的，良好的科学鉴别力即对自己和他人的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直觉常常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直觉性的创造，一种是直觉性的评价判断）。直觉性的创造我认为是不能够培养出来的，但创造性心理学的争论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不打算把本文的基础建立在一个有争议的论点上，宁愿从共同认可的基础出发进行讨论。 毋庸置疑，任何创造都是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的，创造者必须具备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还要懂得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并进行钻研才能够作出创造。没有这些，不可能作出创新。如果把教育学生具备必要的知识与技能，使学生懂得如何做研究，喜爱（至少不厌恶）钻研，为他们未来的创造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不是让学生厌恶这些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并把这样的教育称为创新教育（广义的创新教育）的话，下面的分析将说明，中国的教育在广义的创新教育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 以科学创新为例，如果对科学创造进行仔细的分析，中国教育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连现有的存量知识都没有教好，科学研究教育方面几乎是空白或有很大问题。客观地说，中国教育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必须对学生进行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教育，并让学生了解科学家如何做科学研究，而且引进了西方的研究性教学，但既没有意识到它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的极其重要，也没有扎扎实实、循序渐进地安排让学生学会做科学研究的步骤，更没有对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性教学进行全面系统的安排协调。 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创新，在实验方面的创新就要完成从查阅资料、占有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科学研究程序，在理论方面的创新就要完成从查阅资料、占有资料、研究、讨论有关理论、实验、经验材料，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科学研究程序，这些科学研究程序是任何受大学教育的人都应该清楚或者了解的简单的常识。但如果仔细分析其中的步骤，在任何一个步骤出错误就会导致科学家的研究失败或成效不大，因此，要让学生能够进行创造，学生必须具备必不可少的科学知识，懂得什么是科学和如何进行科学研究，还要知道许多相关的知识和技巧，也就需要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科学知识教育、训练和科学研究教育、训练。 在科学研究教育的基础上，学生懂得了如何做科学研究，就能够在随后或同时逐步培养学生的科学鉴别力。品味自然是运用高水平科学鉴别力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而表现出来的。从事多年的科学研究后，有些科学家就能够迅速地对自己和他人的研究成果产生直接的总体性的评价判断，这就是直觉性的评价判断。科学家具备高水平科学鉴别力，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作出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就能够更清楚现有研究的成功与不足，也就能够更准确地预见未来的研究方向，这样，成功了就是科学家具有洞察力，失败了也很少有人苛求，因为科学研究必定会有失败。因此，学生具备了高水平科学鉴别力，就意味着具备了品味，良好的评价判断力和洞察力。 科学鉴别力的重要，本人在另一篇论文《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3］也有阐述，而且，科学鉴别力也能够通过运用科学研究标准而表现出来。科学界是存在科学研究标准的，科学史上有许多科学家运用科学研究标准对理论与实验研究进行鉴别取舍的事例，因此，除了在科学研究中让学生看教师如何分析各种实验、论文、专著，如何洞察这些、如何提出新思想，如何论证，如何做实验验证等办法培养学生的科学鉴别力外，还能够通过在科学研究中以及在讲授科学知识的过程中，结合科学史的分析讨论而培养科学鉴别力。相对说来，由于科学研究的专业化，在本专业的科学研究教育中培养学生在本专业的科学鉴别力是更好的办法，非本专业的科学鉴别力教育会有两个缺陷，一是在本专业运用需要进行额外的思考，二是科学史上的事例往往是杰出科学家们所作出的，大多数人恐怕成不了杰出科学家，难于达到那种境界。而且，这样的科学鉴别力教育，做得好是能够让学生境界高，做得不好，学生容易眼高手低。 所以，仅从科学教育来看，科学知识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鉴别力教育都应该进行。中小学教育起码应该是：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并且逐步学会科学研究基本功：如查阅、掌握资料，理解知识，学会做科学实验，并且学会讨论实验结果，初步学会写实验报告、研究报告，并初步了解如何应用所学到的知识，初步了解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和适应这个世界。到了大学阶段，就要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全面掌握科学基本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应用所学到的知识，能够独立、客观地看待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并适应这个世界。到了研究生（主要是博士）阶段，就要学到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如：高水平的学术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怀疑，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例如只要自己的研究是从实际情况或科学实验出发，又是严密的理论逻辑推理得到结果，就应该对自己的成果具有充分的自信），能够独立完成科学技术的创新，而且能够自己寻找研究方向。当然，自己寻找研究方向往往是博士后时期的训练。 这样的教育能使学生与毕业后的学者能够在必须共同遵守的科学研究方法、程序与学术规范上达成共识，而且对于已经获得的知识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评价态度。 但从这样一个明显的、应该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教育目标出发，中国的教育，不管是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基本上都是很不合格的教育。这样的广义的创新教育，它的目标：教育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能够主动地进行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能够客观地进行评价、讨论，进行钻研、喜爱（至少不厌恶）钻研，直至能够进行创新，也应该是普通的知识技能教育的要求。因此，如果中国现行的教育在广义的创新教育方面连必要的要求都达不到，存在着巨大的缺陷，那也就是中国教育连必要的要求都达不到，存在着巨大缺陷。 众所周知，中国的教育除了研究生教育外，根本不在意这些科学研究教育、科学鉴别力教育，并且，真正的科学研究教育必须是让学生自己动手参与一整套科学研究的过程，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一直到自己撰写论文。但中国的中小学几乎不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训练，中国的中小学最多还看重什么奥林匹克竞赛，而中国的大学，一般是在大学本科毕业做毕业论文才开始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教育，这样太迟的训练还常常因为学生要找工作而收效甚少。 所以，不足为怪，中国的学生掌握了很多的已有知识，但不知道这些已有知识是按什么途径、方法产生的以及具体地是怎样产生的，科学家是如何作出良好的评价判断的，学生们更没有科学鉴别力，那么，学生成了研究者，在需要自己独立、主动地去创新（创造新知识）时，自然就不能够（至少不熟悉）如何按照科学研究正常的途径、方法去做研究、创新，更不知道如何对已有的成果作出客观、良好的评价判断，就不能够发现已有成果真正的不足。创造常常是从发现真正的不足开始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在研究中无从下手，无法开始创造；而且，研究者不能够对自己的研究结果作出客观、良好的评价判断，也就不能够客观地评价判断自己偶然产生的新设想（也有一些创造是从偶然产生的新设想开始的）、所作出的研究的意义如何、缺陷何在，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创新的水平如何、是否具有重大的进一步研究发展的潜力等等问题。这样，研究者就无法将一个有缺陷的设想或研究结果，通过不断的努力变成扎扎实实的真正的创新，也不能够尽早放弃毫无意义、错误的设想。这一切的情况，就是研究者创造力低下的表现。 结论：科学研究教育是培养科学研究素养、科学鉴别力最重要的办法。不进行科学研究教育，学生就不具备必要的科学研究素养、科学鉴别力，学生和研究者必定创造力低下。 三、科学鉴别力低下导致创造力低下的实证研究 学生的科学基础肯定包括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素养。准确地说，中国的教育连现有的存量知识都没有教好。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到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也就是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的训练、教育。而据黄全愈说，还有其他的资料说，美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很强，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而且非常看重，一直进行到博士后阶段。美国还制定了高水平、严密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 笔者认为：中国必须在中小学就开始进行科学研究教育，培养科学研究素养。中国条件好、应试压力不大的北京、上海等地的中小学，应该能够做到接近美国那样的科学研究教育，因为能够有充足的财力支持，而且中小学教育只要做到初步的要求就够了。如科学基本功教育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学习如何查阅资料，掌握资料，并且学习如何写文章、论文，以及资料引用，小学五六年级和中学，逐步学习从查阅资料、占有资料、讨论、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这些简单的科学研究基本功和应用知识的教育，对教师的要求基本上是：小学教师受过专科或本科教育，中学教师受过本科或硕士教育。 但目前中国的中小学中，这些教育几乎全部都没有。目前中国的中小学，小学教师与初中教师的水准与所受过的训练，也达不到要求。但学生所受到的教育的缺陷是会起作用的。 到了高级层次的硕士、博士等级，这些经过长期训练能够转变成高水平科学研究素养（科学鉴别力）的科学研究的基本功就很重要。在科学上，只有新想法，而没有扎扎实实的根据，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计算，是不能够被接受为创新的。创造是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的积累的突破，需要非常扎实的科学知识、科学研究素养的基础。中国的教育是在大学本科毕业时、硕士、博士等级才开始进行美国从小学就开始了而且连续进行的科学研究基本功教育。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几乎是重新打科学研究基础。这样，美国杰出学生的科学研究基本功基础扎实，中国杰出学生的科学基础却缺少了重要部分，美国的杰出学生的科学知识基础与中国的杰出学生相比应该是相差不多的。但科学研究素养方面，如基本科学方法，科学研究基本功等，美国的杰出学生远远超过中国的杰出学生，而且科学研究素养达到高水平能够转化为在科学创造中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 中国学生进入硕士、博士等级，开始进行创造性研究了，却缺乏科学鉴别力，必须重新打科学研究基本功方面的基础（恐怕中国文科的相当多的导师和研究生还没有去做），科学的创造是需要科学知识与科学研究素养基础的，这样，中国杰出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科学研究的基础有重大缺失，在科学研究上的创造力怎么能够与美国的杰出学生相比？因此，中国的教育越到高等级，越没办法和美国比，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小学教育上吝啬下来的每一元钱，没有进行的每一项必要的科学研究训练，都会在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阶段、毕业后的工作阶段需要加倍补偿。 目前中国的中学受美国影响而开始进行的研究性学习，笔者看了一些资料，发现现有的研究性学习，其它不说，在科学基本功的查阅资料、占有资料、资料引用这方面的教育做得很不够，几乎没有，在科学研究方面，读文献、讨论文献是很重要的，这样的研究性学习本身就没有遵循科学研究的程序。但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当然，从社会接受并鼓励创造的环境这个角度来说，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是非常不利于创新的，虽然口头上都在大叫鼓励创新。但从个人而不是从社会接受并鼓励的环境的角度来说，中国人首先还不是缺乏创新精神，而是缺乏科学研究素养甚至科学研究的基本功，科学素养达到高水平后的科学鉴别力更是欠缺。象中国所独有的“业余科学家”们就是这样。为什么只有中国独有“业余科学家”这种现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热爱科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创新精神，但中国的科学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起码的科学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导致他们没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不过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鉴别不了自己的错误，却自以为是创新或者是重大创新，这是中国科学教育悲哀的集中体现，而且还在延续。 西方发达国家的业余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较好的科学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的“业余科学家”们，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努力研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他们有“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新”见解，但略为一看他们的文章，连现有的知识都没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学方法、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基本功，有逻辑错误、基本常识错误等业余水平的错误比比皆是，这样，不过是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 （方舟子在《从“民间科学家”到科学爱好者》中说，“中国之所以盛产这类‘民间科学家’，我觉得跟三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传统，只有技术传统，而技术问题有时候是靠经验积累和灵机一动就能解决的，让一些国人也觉得科学研究就这么简单。二是中国历来就没有专业性的概念（甚至连英文的professional一词都没有完全对应的翻译），欣赏全才、通才，而不重视乃至鄙视专业人才。三是大跃进、文革时对专家、学术权威的蔑视达到了顶峰，无限夸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至今流毒不浅。”方舟子的看法很有道理，但没有说到关键原因。） 例如：《发明与革新》2002年第6期第36页发表了郝建宇的《评〈再谈“同时性的相对性”〉》，作者犯了没有理解掌握现有知识，不知道实验是科学理论依据的常识性错误，他否定的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文章中根据大家熟知的爱因斯坦火车路基模型，却首先给出了这样的公式：t1＝L／（c＋v），和 t2＝L／（c－v），他给出的公式中的光的速度（c＋v）、（c－v）已经违反了通过实验确定的光速不变原理，作者提出了这样的公式，光速不变原理已经被作者在没有实验依据的情况下否定了。通过毫无必要的推理讨论后，郝建宇还自以为正确地得到结论：“爱因斯坦的同时性思维实验‘恰好’证明‘光速不变原理’不成立。”［4］ 但更糟糕的是，虽然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也有一些“业余科学家”以自己的错误为正确，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标志、狂妄自大地抨击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以及坚持科学原则的中国科学家。而且，由于中国的理工科、文科分开的高考的影响，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国文科水平低，加上一流学生学理工，二流学生学文科，因此训练出来的大学文科生特别缺乏科学素养，更不要说科学鉴别力，偏偏中国的报纸杂志，除科技方面的专业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担任编辑、记者，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善于吹嘘、唬人的“业余科学家”迷惑，而且或许因为容易炒作，便进一步推波助澜，而且，有些官员、有些非本专业的科学界人士也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或者缺乏必要的谨慎而被鼓动、影响，支持了这一切。结果，中国出名些的或有名的“业余科学家”，不是妄人，就是骗子。例如著名的王洪成的“水变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产生根瘤，而且具备共生固氮的能力的所谓“发现”，被中科院院士李庆奎教授和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他们，等等。 无独有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韩德强，在他的经济学研究本行里面一样犯了这种太业余的错误。 韩德强在《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5］中说：“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本人是读了程晓农的文章才知道韩德强的文章的，什么叫“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以我非常业余的经济学知识，我都知道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知识分子的的收入是劳动应该获得的报酬，根据西方经济学，劳动参与创造财富，知识分子的的收入也是劳动应该获得的报酬，还有，知识分子应该在求真的基础上尽自己应尽的批评义务，韩德强的这个错误太业余，被人家指出后不但不收回自己的错误还狡辩。中国如果再出几个韩德强这样的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博士这块金字招牌会被他们自己砸得臭不可闻的。笔者非常担心韩德强这样的情况是中国硕士、博士中出现“业余科学家”现象的开始。 与此有点类似，中国的一些职业学者，没有充分查阅资料、占有资料就进行研究，拿出来的不过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性的“研究成果”，不足为奇。 研究者缺乏科学研究素养，连必要的、起码的科学鉴别力都没有，自己的研究结果有常识性错误都鉴别不出来，这样的“新思想”、“新理论”能够说是创新吗？当然不可能是创新，而且这样也不可能做出真正的创新。 中国的研究生包括在美国的留学生，公认的评价是做创造性的研究不如美国的学生，创新精神不如美国的学生，原因何在？中国的研究生包括在美国的留学生谁不想作出创造？中国学生不是没有创新精神，但创造不是想做出来就真能够做出来的，有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后，不能够作出创造的关键常常就是个人的科学研究基础缺乏导致的科学鉴别力低。具体地以经济学为例：钱颖一描述过中国经济学留学生进行研究的情况：贪大和无从下手并存，也提到中国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生做创造性的研究不如美国的学生的原因是美国的研究生在大学生时就做研究，而且是高水平教授带领着做，中国、俄罗斯的大学却不进行这些教育［6］。但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原因远不止如此，美国学生在研究方面的优势是从小学就开始了，而且中国学生在经济学知识方面的优势又不存在，中国学生可能只拥有高考和留学考试筛选出来、万里挑一的智力优势而已。 创造常常是从发现不足、错误开始的，这就需要较高的甚至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来发现真正的不足，针对真正的不足之处进行创新，并运用鉴别力评价判断自己的研究结果。但中国的留学生到了美国，由于缺乏从小学到大学打下的科学研究基本功的基础，在美国开始初步打好科学研究基础了，一般也就只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估计除极少数留学生外不会有高水平的鉴别力，这样，要么发现不了真正的不足，做研究就感到无从下手，或许就会被认为缺乏创新精神；要么是雄心超越了科学鉴别力带来的谨慎，还没真正掌握如何做科学研究就想开创一个体系，没走稳就开始跑，结果是难于步入经济学研究正轨。女留学生则先天地习惯从小问题开始，反而易于进入研究状态并获得成果。 至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生和经济学家，既无一流教授为他们补打科学研究基础，又无严厉的学术批评，经济学在中国又是显学，有充足的条件让他们出洋相，有的人也就尽情地丢乖现丑，而且有时候还出业余爱好者都能够发现的错误。结果不过是让理工科的研究生看不起文科的研究生。需要经济学素养、科学鉴别力高才能够发现的错误不算在内的情况下，仅我所知道出错误的就有：刘伟，盛洪，汪丁丁，不过还好，他们还没有犯韩德强那种太业余的错误。当然，人免不了犯错误，其中盛洪的表现最不错，有错就改。 四、欺骗社会的素质教育口号与逼迫教师搞分数教育的中小学教育 众所周知，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考试负担、作业负担极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就成了政府到教师一致赞成的口号，出版了很多论文、著作，但少有真知灼见。与此同时，众所周知，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学生天天忙于做作业、应付考试，学生负担（作业负担、考试负担）太重，教师与学生都没有时间也无法自觉主动地让学生自学扩展知识面，提高素质，提高动手能力等等，在中国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满堂灌的情况下，学生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知识面等等是极其重要的素质，但现在的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根本不让或者没有时间让学生自我发展这些素质，学生的素质比起八十年代是大退步了。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7］：素质教育是目的，应试教育是选拔手段，两者并不是矛盾的。中国的高考压力并不是应试教育带来的坏处，而是争取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所必定导致的竞争压力。解决办法是开放民办教育，还是要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最不坏的办法），等等。本人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对立是教育界和媒体发明的能够大肆炒作的假问题。应试教育是一个含义混乱、不正确的概念，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最不坏的考试选拔办法，准确地说：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一切为了分数的教育，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一切为了分数。 秦晖的看法确实是真知灼见，但他也没有看出前面已经提及的中国中小学教育最大的问题：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缺乏创新教育，而在于非常缺乏对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的培育，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科学研究素养的核心（或者说是狭义的科学素养）当然是科学研究程序、方法和科学精神，还包括具体化的科学研究的技能，科学的批判思维方式，科学的态度以及科学的价值观等等。有一句话说：当学生把学校里面学到的知识忘记后，剩下的就是教育。有很多的科学知识肯定会被学生忘记，学生学到的技能也会生疏，唯有学生学到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如何主动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等还会是学生受到的教育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科学研究素养也是公民素质的一部分，中小学教育必须培养这些素养。 虽然本人在中小学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的阐述看上去有些理想化，但美国能够在小学就已经开始进行科学研究教育，中国也应该做到。 而且，中国现在由于高校大扩招，高中毕业生平均50％以上的升学率，可供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加，已经使得高考不再是“一考定终生”，与以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相比压力不大了，应该能够全面进行科学研究教育了。 但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学，让学生受到这样的合格的科学教育是几乎不可能的。它首先需要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实验设备，也就是更多的资金，国家要加大对中小学教育的投入。谁都知道：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至少有九年是义务教育，一些论者指出，《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是政府的义务，政府至少要做到免收学生学费，但在这一点上，在很多地方中小学学费、杂费越来越高，义务教育却变成了家长的义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应尽的的义务都没有做到，地方上的党和政府组织却有逼迫家长以及他人的交费的权力（一些地方乱收费，变成了天经地义的权利）。这样，在资金上能够做到对学生进行合格的科学教育吗？ 其次，中国现在的一些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量化考评制度、砸教师铁饭碗的弱智改革，把中小学教师都变成了一年或几年任期的临时工，教师们比拼学生成绩如平均分等等，成绩下降就要被学校或主管上级解聘或者低聘，哪个教师敢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在这样的逼迫下，考评标准所要求的考试成绩对教师的压迫空前残酷，有些地方的中小学教育甚至变成了对普通教师良知的拷问。量化考评制度对教师的压迫必定会转移到学生。教师学生都是不得不为了考试成绩教和学，教师上课就是满堂灌：讲课，做练习，讲练习，考试，讲试卷，这样学生的考试成绩高，但这样肯定是比八十年代还不如的不合格的教育。在八十年代，教师拿的是铁饭碗，没有这样的负担，而且高考是尖子生的竞争，而现在，高校扩招，中等的学生加入竞争，独生子女政策使家长别无选择，加上教师的决定性影响，所以现在学生负担与竞争空前残酷，远远超过八十年代，教育水平相应地也比八十年代大幅度下降。 所以，在中国，素质教育只是欺骗人的口号，素质教育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的时候，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却最为低下。再举个简单例子就够了：八十年代哪个教师会不顾师道尊严去教学生作弊？但现在本人和同事在外县监考高考以及通过教师之间的交谈，已经听到了某些班主任教学生在高考中作弊的事情。八十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再有问题也没有教师在课堂上公然叫学生作弊的。所以，那时的学生作弊情况等远比现在为少。教师的职业道德已经开始了大滑坡，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面临崩溃。 本人一九八二年通过全国统一的高考进入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学习，一九八六年起担任中学教师至今，作为一个既经历过高考又已经从教十六年的教师，本人坚决反对社会上和教师中的流行观点，即认为全国的统一的高考是目前分数教育的原因，是使得素质教育成为空谈，是考试地狱、分数挂帅、题海战术等等的原因。这观点似是而非，完全错误，因为八十年代的高考对中学生、学校的压力远比现在大：录取机会比现在少，在高考获得好成绩的利益比现在强很多，高考考试失败后的就业机会比现在少，那时上级主管机关、社会、学生对高考情况作出评价比现在更容易、压力更大，但那时的高考对教师学生的压迫程度、考试地狱程度以及追求分数的程度却远不如现在。 八十年代的高考比现在更加“一考定终生”，机会更少，高中毕业生录取率不到20％，甚至更低，而且是尖子生之间的竞争，一旦在高考中出现失误就非常残酷，理科生复读很少能够比应届考试正常发挥的情况考得更好，文科复读略有优势；但现在高中毕业生的录取率大约是50％甚至更高，学生复读往往能够考到更好的学校。那时的高考获得好成绩的学生比现在要获得更多的利益：国家包办一切包括分配，不交学费住宿费等等，还有助学金，农村孩子能够跳出农门，成为国家干部；现在学生要交高额的学费住宿费等等，不包分配，有可能毕业即失业。那时高考不被高校录取的话高中毕业生就业门路少，而现在就业门路更多。那时和现在的中国的每一位学生、教师、校长、教育主管机关、家长都十分清楚，学生在高考中的成绩，是学校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志，八十年代的高考招生数量相对稳定得多，一旦学校高考成绩进步或者退步，教育主管机关、学生、家长对中学作出评价很容易，评价影响大，压力极大。但这几年高校大扩招使得高中毕业生考取高校的人数连续大幅度增加，教育主管机关、学生、家长对中学的评价不断面对重新定位，较难作出准确评价，社会、主管机关评价的压力大大降低。 因此，与八十年代相比，高考的压力已经大幅度下降，高考获得好成绩的获利剧烈降低，但同时中小学生的负担大幅度提高，考试地狱空前残酷，把中国的分数教育、不能够实行素质教育等等的原因归咎于高考，岂不是咄咄怪事？！难道中国只有高考压力、考试压力不存在才能够进行素质教育？但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高考或考试的压力必定会存在的，就算高中毕业生能够象美国那样百分之百升入大学，也必定会有进入一流大学等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教育早就进行了良好的科学研究教育，所以，高考、考试压力肯定不是中国中小学教育不能够进行科学研究教育或者素质教育的理由。 与八十年代相比较，现在中国的中小学唯一的大变化是：不知道哪些自以为是的官员发明并执行了砸教师的铁饭碗和量化考评制度，教师受到过分而且不应该的巨大压力，这才是中国中小学教育是分数教育、考试地狱、不能够实行素质教育并且全面大退步的真正原因。 平心而论，如果不考虑至关重要、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教育或素质教育，也不考虑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主动性、积极性，不考虑增进学生对知识的真正理解，则量化考评制度是有道理的，一般说来，学生的成绩好，标志着教师的教学情况良好，对学生的学习抓得紧。这个标准客观而且公平。但那些重要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这样，目的是提高教育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成了导致中国教育水平大幅度降低的制度。 因此，作为一个从教多年的中学教师，笔者清楚丰捷等人描述的情况非常正常［8］：“据报载，武汉市某小学三年级的一名班主任，在上学期期末考试后的家长会上含泪向家长致歉，曾经使学生各科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的她，本学期因为按照上级规定的素质教育的要求，减少了学生的课业负担，而使班级综合成绩滑至年级倒数第二名。痛定思痛，她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减负了’。一位民办学校的校长也明确表示，他们万万不会‘减负’，因为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减负’就意味着吞食‘双输’的苦果。尽管素质教育的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在仍以考试、升学论成败的今天，素质教育的推进何其艰难。” 因此，徐友渔以下的话语更是可怕的现实［9］：“周老师的发言和《教师之友》编辑的调查向我们表明，农村地区的课堂被两大阴影笼罩，这就是：体罚与作弊。我飞快地翻阅着几十张学生对调查采访的回答，每一张都是控诉和呼吁。挨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老师布置作业有时居然会叫同学抄写同样内容达到上千遍，写不完就打。除了一般的敲脑袋，还有令人震骇的花样翻新，例如蹲马步、踩冰水，在雪中爬、睁大眼睛看太阳，等等。据周老师介绍，作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可以说高达百分之百（本人估计是以30人的考场为单位，作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徐建新注）。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师不但默许，而且公开提倡和引导。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大多数教师都没有道德感，都失去了爱心？情况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不论是打骂，还是纵容，甚至教唆作弊，目的都只有一个，提高学生的分数。这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为了学生好，而实质上，是老师们不得不为，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条鞭子在驱策：对教师业绩的考评主要以学生的成绩为准，考核的是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填鸭式、满堂灌，学生的学习方法是死记硬背，于是，考试成绩与学生花在某门功课上的时间存在着相关关系。数学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多搞数学，英语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全背英语。较为文明、心慈手软的老师就只好眼睁睁看着学生的这一科成绩上不去，等着下岗。打学生成了教师之间争夺学生投入时间，相互间竞争的手段，在分数和什么‘率’的威压下，他们把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人格尊严，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把分数和什么‘率’搞上去，最后的一着就是考试时作弊，学生会做就睁只眼闭只眼，学生不会做就暗示，甚至教导。学生要高分，老师比学生更要高分。说到底，是那个愚不可及的考核标准要高分。 在高分要求的重压下，各种匪夷所思，有悖教育宗旨，甚至伤天伤理的事都发生了。这既是当事者的素质问题，也是体制问题，来自上海的柳老师对我们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学生，学校最擅长的是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憎恶学习。’” 在这样的非常普遍的情况下，由于学生的科学研究基本功目前是几乎不能够在考试中考察并体现的，因此，即使大家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而且即使上级主管部门有明确要求，教师也不会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 中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如何做到既能够客观考察教师教学效果，让教师能上能下、有进有出、自由流动，教师有压力和动力又不至于逼迫教师到眼中只有考试分数，这非但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而且目前弱智的改革办法，量化考评制度考评教师业绩主要以学生的成绩为准，考核的是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但加上各地五花八门的砸铁饭碗的举措，而且有些地方的程序与操作都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还带来了许多更大更麻烦的问题，教师、学生、教育的状况全面恶化（大城市的情况本人不清楚，小县城、农村中小学情况大致如此）。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只会是很不合格的教育。 但是，如果北京和上海等城市通过增加资金投入、教师再培训等做到了这一切，而其它地方做不到，北京、上海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极其坚强有力的理由抵挡全国范围内高涨的呼声，即要求根据高考考分或参加高考考生的人数，在全国范围内公平分配教育部所属大学的录取名额。这又会强化不平等吗？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如果把教师和学生投入的时间计算入成本，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不仅是投资回报递减，而且越增加时间，所增加的时间得到的回报是亏空越大，是降低学生素质的。教师教、学生学所花费的时间，不过是让学生增加做习题的熟练程度，更加懂得小心地避开考题中的陷阱，更加熟练地辨析那些大多没有什么意义、陈旧的概念。学生被考试、作业压得疲于奔命，降低了对知识的兴趣、主动性、思考的积极性，甚至对知识与思考都产生厌恶感。学生和教师却没有时间去学去教非常重要的事情：主动获取信息，学会如何处理信息，学会如何客观地评价、判断并作出决断。 中国教育方面的改革，由于没有认识清楚问题之所在，污七八糟的劣化改革不少，如计算机派位等等，这些改革还不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如中学教师申报高级职称必须考英语，毫无必要和用处，不是浪费时间，就是让教师抄袭作弊。如对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和计算机培训，不是走过场，就是普遍的作弊。唯一的好处是上级教育主管机关和官员能够多收钱而已。 中国的中学教育，不可不提的是中国文科的教材太陈旧落后和谎言太多，文科教材中一些教育内容接近于教学生说谎。例如中国的中学生，学习的哲学知识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学习哲学，是一种思想格式化，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哲学或者是现代哲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而中国的中学历史教材，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有太多的谎言。因此，中国的文科教材，有太多连教师都不相信的陈腐落后的东西，有太多连教师都非常厌恶的谎言，虽然本人清楚中国的高考最好是不分文理科，因为文理科分开的结果是文科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很低下，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很有问题。但如果贻害学生的文科教材不改变，而且总有少数学生特别适合文科或者理工科，加上降低学生负担的考虑，我强烈反对高考不分文理科，认为高考还是文理科分开为好。 教育是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但中国的文科教育就是要学生做服从的政治工具和掌握死板的知识和意识形态观念，而不是首先学到真实有益的知识、能够进行客观的考察等科学基本功和科学精神，也不是学到真正有用的实用知识等等。无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但这样本已落后又大幅度退步的中小学教育，我们的国家、民族还有未来吗？因此，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必须改弦更张，乌七八糟、一塌糊涂的量化考评制度必须改变。学校教师必须定员定岗。不依据学生考试分数，无大过不得解聘、开除，而且必须通过公开、公正的程序进行。教育主管机关（学校）必须将各个学校的各种信息如以班为单位的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以及教师获奖等情况通报社会，让学生与家长获得信息，自由选择。这样，普通教师没有了学生考试成绩不高就砸饭碗的压力，却有社会与学校同事之间的压力。这样的压力适中，我预计这会是更好的办法。 中国中小学如果要进行本文所提出的科学研究教育，目前小学教师、初中教师的学历与水准基本上达不到要求，但也只能够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程序逐步进步、改变，逐步更换，以及通过再培训的办法来提高水准了。 此外，高考目前还是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因此，需要由专门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看看能否找到良好办法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并运用于高考。实实在在地说，中国各级都很不合格的教育之所以还能够选拔人才，在世界上还有声誉，除了依靠学生、教师自己的天分与努力外，就是仰仗中国的高考，是中国相对最公平、最不坏的选拔人才的办法。 结语： 中国的教育出了太大的问题了：素质教育的骗人口号叫喊得震天响的同时，中小学教师却被迫只要分数，体罚学生，在考场、课堂上默许甚至公然教学生作弊，学校成了考试地狱，却不培养学生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素养；大家却还傻乎乎地以为是中国高考压力带来的问题。大喊科教兴国的同时，高校大扩招，收费大幅度提高，学生家长都难于承受，大学里面党政机关却是更加无比重要、油水丰厚，官员能够不做任何科学研究就当教授；一些大学教师却抄来抄去拼凑毫无用处的论文、专著，有本事的教师只愿意做研究不愿意教学、应付教学；中国的大学既没能够做好精英教育，又没有做好实用教育，大学生能够学到什么？好的情况下学到一大堆理论、实验，差的情况下学习空洞的理论、甚至垃圾而已。研究生教育是培养精英的教育，官员却能够免试成为研究生，中国的研究生普遍需要补打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应该广泛向各个教授学习，博采众长，才能够配得上硕士、博士称号，中国的情况却是研究生成了导师的学徒，一个导师带几个研究生甚至二十多个，研究生大扩招，研究生素质大幅度下降，还缺乏必要的研究资金，教育水准大幅度下降，却要求研究生在缺乏科学研究基础与经验、缺乏研究资金的情况下出成绩、发表论文，否则不能毕业，其结果可想而知；而且与博士生比小学生还轻松的现象共存于中国；研究生考试不取消被人诟病的政治考试也就算了，却偏偏取消一门专业课考试；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退步成了中国教育中相对水平最低下的教育。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中国在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学生殴打教师、批判教师、毒打教师，强迫教师在地上爬、甚至把教师活活打死。中华文明的师道、尊严荡然无存。现在，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在自以为是却实在无知的官员发明并执行的量化考评制度和砸铁饭碗的威逼利诱下，一些中小学教师在考场、课堂上默许甚至公然教学生作弊，一些大学教师却抄来抄去拼凑毫无意义的论文、专著，师道、尊严又一次面临荡然无存。这一切却不能够引起教育主管机关的重视与反思，除了国际互联网以外，从媒体上看到的太多的是粉饰太平，歌舞升平。教育水平大滑坡、教师道德将要面临的大崩溃对中国教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教育即将到来的大崩溃。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的教育大崩溃，中国还有希望吗？中华文明还有明天吗？中国教育部是干什么的？据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就凭这样很不合格的中国教育，也有资格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参考文献与注释： 4、郝建宇原文的公式写法是分式，不是如此的除式。 7、秦晖：《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P469~480 编辑员：theory 主要内容刊登在《教师之友》2004年第5期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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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5 2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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