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什么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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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什么都读
文/于坚



　　在我识字到可以阅读的时代，可读的书相当少，而且越来越少，许多东西是不准阅读或者不提倡阅读的。记得１９６６年的秋天，我进入小学五年纪的下学期，老师发给的课本只有一本，那就是红壳子的《毛主席语录》。

　　另一个下午，我干的事情是跟着父亲把窗帘拉严实，在一个旧脸盆里点起火，把他青年时代的藏书全部烧掉。为什么要把这么漂亮的书籍烧掉呢？当火焰劈啪作响的时候，我少年的心中充满疑问，心灵被猛烈撞击。书成为可怕而神圣的东西，那个下午是一个藏在我内心的启示，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打开，令我成为一个作者。我后来明白，我一生的写作其实是从1966年这个阴郁秋日的午后开始的。

　　老师和大人决不告诉你他们自己真正以为有价值的读物，这些东西要么已经失踪，要么不被提起。老师、家长、大人众口一词都让孩子们阅读规定的东西，文字非常稀罕，它们大多数是反动的，阅读它们是危险的。

　　我父亲对他青年时代阅读过的东西守口如瓶，但我还是从他的只言片语听得出他阅读过许多我不知道的读物。1970年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我因此可以在家里自由地翻腾他的各种秘密，我找到一个笔记本，那是他阅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笔记，我大吃一惊，他的只言片语显示他阅读过中国古典文学，但没有任何西方文学的迹象。因为可以阅读的东西不多，所以我少年时代就养成了什么都读的习惯，报纸、油印的反右材料、从百货大楼飘下来的传单、关于缝纫机使用的说明书、赤脚医生手册、新华字典、小人书、大字报、招牌、启示、标语、通知、小字条、地下流传的禁书、领袖语录、鲁迅全集（他是唯一可以阅读的经典作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当代文学、厕所里黄色留言、某人被红卫兵抄家搜出的日记、文件、枪毙犯人的布告……

　　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看到地上有半张废纸，上面印着一段关于景泰蓝的制作的文字，朴素而具体，汉语的抒情传统中很少有这样的文字。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叶圣陶先生写的。我的阅读活动可以在任何时候，只要文字出现。那时代读书就像乞丐一样，你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碰到什么读什么。我经常以为，世界上的书只剩下最后几本，很快就要被读完了。

　　那个时代对文字的大面积封锁极大地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我被我的时代培养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读者，并产生了巨大的写作冲动，文字被时代赋予一种神圣的英雄和叛逆的气质，在别的时代，例如今天，我也许根本不会写作，因为文字的获得和产生以及发表是如此的便宜。我那时代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学青年，与文字的被囚禁有很大的关系。阅读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叛逆。

　　那时代没有书架，书藏在时代的黑暗中，藏在床底下、墙缝里、某人的隐私里，你得有更强烈的好奇心和勇气，你心中得有光，你才可以多少阅读到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说到与众不同，人们都以为是少数，其实那是汪洋大海。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读者的话，你得做一个十倍的读者。根据文学史或者导师开列的书目按序就班、由浅入深地阅读是不可能的，你只能碰到一本读一本，而且经常要力挫群雄，因为读物太少，而秘密读者太多，一本禁书偶然出现，如果你不手疾眼快抓到手，书很快就遁入黑暗里去了。

　　我十一岁的时候碰到了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当时这本书已经被拆散，被少年们叠成一种方块的玩具，我打开来看了几段，完全不知所云，只是上面的插图，那些侏儒怪人令我好奇。这是我第一次注意西方的书。几个月之后，我忽然得到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外国名字非常难读，就像西药的名称，但我最后适应了，居然读完了它，并喜欢上了外国文学，我发现外国文学有思想，而中国文学好玩，中国文学可以做小人书，例如《三国演义》，但《父与子》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一个同学的哥哥那里，我看到了郎费罗的《海华沙之歌》，这是我第一次阅读的西方诗歌，我不喜欢。忽然在另一天，斯宾诺沙的《伦理学》落到我的手中，艰深晦涩，怎么办，当然要读，我手中只有这一本书。忽然，《唐诗三百首》出现了，毫不犹豫，全部背下来。而下一本书，是《中州集》。忽然，我看的是《茶花女》。忽然，看《九三年》，忽然，《红与黑》，忽然《左传》、忽然，背诵普希金的《致大海》，忽然《十万个为什么》，忽然《草叶集》唤醒了我生命中的激情……１９７５年的夏天，我阅读的是《古文观止》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１９７６年，我阅读了《莎士比亚全集》。那时代书少，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每一本都是经典。

　　我阅读到的书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无名作者集团写下的，罗兰·巴特说“作者之死”，那时候并非什么哲学上的深刻或写作上的策略。许多书你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一本书有时候会经过千人之手，首尾署名都已经不见了，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好看的书就越传越远，不好看的书就自动消失。

　　因为传经多人之手，封面扉页早已不知去向，而且有时候也故意要掩饰书名，把《复活》换成《物理学》的封面，把《基度山恩仇记》蒙上牛皮字，另取个书目，例如准许公开阅读的《艳阳天》。作者的集体死亡令作品们享受了莫大的光荣，鲁黎、艾青、徐志摩的诗歌与李白、杜甫、莱蒙托夫的诗歌一起在无名中秘密流传。伟大的作者是不怕作古的，“作者之死”使古代的书成为当代的书，令当代的书成为古典的书。文革禁锢了文化，它也考验了文化，什么叫真金不怕火来炼，那时候就是。老天有眼，把最经典的文字留下来。许多书的文字版本消失了，却成为口头流传的故事，我记得那时候我曾经借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自己看罢还掉，又讲给工厂里同车间的人听。

　　把自己看过的书，讲给没看过的人听，是一种风气。《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是谁写的，我到今天都不知道，我是在某个下午听木匠老邱讲的。（百度了一下，是阿根廷现代著名剧作家奥古斯丁·库塞尼的作品。）那时候社会上有许多地下的故事大王，讲的都是世界名著。对书的禁锢，结果是最好的书留下来了，消失掉的反倒是平庸的东西。

　　奇怪的就是，我从来没有读过琼瑶、韩寒之类的东西，今日许多作者深受其害，那时代这一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地下流传的资格。到１９８０年我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看老师开列的经典书目，惊讶的是绝大部分我已经在地下读过了！而当年给我看这些地下经典的人，并非什么文学史方面的权威人士--例如写作《西方正典》的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谢天谢地，他开列的作家我都读过。--选择了这些经典的只是些民间社会的草根人士--店员、锻工、搬运工、司机、病退的知青、大众浴室里修指甲的、钟表匠、木匠、售票员、业余风景画爱好者、拉小提琴的、歌手、医生、会计……等等。

　　那时候读书，每一本都是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而且还要做大量的笔记，把书里面的格言抄下来，我抄在笔记本上的格言今天可以直接拿去出版。把整本书抄下来的事情也是有的。

　　１９７５年的一天，我在昆明华山西路遇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他手里拿着两本小书，吞吞吐吐地表示要卖，我要过书来看，是一个叫泰戈尔的人写的《飞鸟集》和《园丁集》。我不知道谁是泰戈尔。翻开看，里面已经画了许多红杠，读了一段，“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在当时那样的汉语环境中，读到这样的诗句真是令人血肉横飞，黄金在纸上舞蹈！定价１角５的书，他要卖三元，翻了２０倍！而我一月的工资才１５元，我买下了平生第一本最贵的书，揣到怀里骑上单车就跑，怕被人抓起来，那书上全是反动言论！自己看完，立即给朋友秘密传阅，大家都喜欢得要命，就决定复印，买蜡纸、刻蜡版、用老式的油墨滚筒油印机，秘密印了十二本。我相当幸运，当我２１岁的时候，泰戈尔来了，他是最适合这个年纪阅读的诗人。我可没有在这个年纪去读什么汪国真。

　　图书馆到我１８岁的时候才重新开放，那是１９７２年，书很少，我居然阅读了三个图书馆的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几乎全部的书。

　　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４年的很多时间，我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我那时在昆明一个工厂当工人，工厂经常停电，一停电我就跑图书馆读书。我这是受了《马克思列宁的青年时代》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影响，在７０年代我决定做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游泳、登山、步行，努力把自己锻炼成战士。冈察诺夫的《奥勃洛摩夫》令我接受了“生活在别处”的思想，奥勃洛摩夫最终与一个胖厨娘老死于“末庄”没有到巴黎去，他的懒惰生活令我深恶痛绝，我枕戈待旦地等待着我们时代的“延安”来召唤我。这种从诗人波德莱尔、兰波开始的先锋派意识形态一直贯穿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主题中，包括卡夫卡、加谬、贝克特、鲁迅和巴金的作品。

　　这种先锋派文化的根源其实依然是基督教思想，把故乡世界说成黑暗吃人、荒谬的地狱。米兰·昆德拉是这种文学主题的第一个怀疑者。我在８０年代的某个时候阅读了他的作品，当然不再是秘密的阅读。伟大的文学骨子里都是叛逆的，这是教育的一个永远的尴尬，教师们教育孩子《红楼梦》的伟大，但一旦明白了《红楼梦》，孩子们对“大观园”所象征的主流文化的反抗也是无可避免的。１９６６年的主流文化明白这个道理，它采取的办法是禁止阅读。中国今日的进步在于，它重新允许人们阅读那些伟大的经典，它当然也知道《麦田守望者》的主人公是一个正统教育的叛逆。而李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形象。

　　１９７５年我阅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书有四本，用牛皮纸包着，只给我看五天就必须归还。它对我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本书是为我写下的，我就是一个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受这书的影响很多年扮演着一个孤独、高傲的个人奋斗的英雄。“献给各国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创造，只有创造才是真正的欢乐”“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我的生命里总是响着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声音，“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一个人要成为明白何谓写作，看过这开头的一句也就够了。

　　我要提到的另一本书是在１９９０年的冬天阅读的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也许在人类思想史上并非最伟大的，但它对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进入那些更经典的思想至关重要，这是一把钥匙。

　　那时代我的阅读活动主要是读“写什么”，而不是读“如何写”，阅读“写什么”是一种在存在中的阅读，而阅读“如何写”则是局外人的阅读，已经把作品对象化了，这是批评家和大学中文系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相当功利，它其实是“读者”之死。

　　什么都读，这其实中国式的阅读，读书不求甚解，就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其实是什么都读的，读书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获取，主要是一种修养。什么都读，使我没有成为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我读了一切，成为一个文人，而不是知识分子，非常庆幸。文人与知识分子不同，前者是修养，后者是知识就是权力。

　　１９７９年，昆明出现了公开的民间书市，地下的书现在来到了地上，那是我阅读史上的辉煌节日，那些书不是买卖，而是交换，人们把自己读过的书拿来换没有读过的书。白天换书，夜晚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换到了《欧根·奥涅金》、《悲惨世界》、夏都勃里昂，他的书是令我朦胧地发现了故乡云南的自然世界。读书人的黄金时代，读书人就像圣徒一样热爱书籍，真正地、狂热地阅读它们。我经常听到悬梁刺股的故事，这一点都不希奇，许多书，我是在煤油灯和蜡烛下读完的，在我青年时代，电还是比较时髦的东西。

　　然后，功利主义的读书时代到来了，书籍成为工具。作者复活，作者的获奖与否、名气大小成为阅读的基本标准。这是读物浩如烟海的时代，也是“读者已死”的时代。

　　有句老话说，他不是在去书店的路上，就是在从书店回家的路上，哦，我正是这个人。我上周去昆明的一家书店，那里的一位老店员是熟人，她刚刚当了祖母，我当年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少女，两个人见面，还会脸红。

　　2007-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