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小说家必须确保谎言令人信服

教师之友网

付秀莹：小说家必须确保谎言令人信服
新华网


　　作家付秀莹近日就其作品创作风格，以及如何看待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她们和这个时代是什么关系等问题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
　　新华网：你的小说中有一个“芳村”，这是一片长“粮食”的精神自留地。这样的自留地许多作家都有，但各不一样，有着自己的独特属性。依据目前已有作品，向读者描绘你的“芳村”是什么样子，将来，可能“芳村”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还有其他自留地即将开辟出来？
　　这世上或许并不存在“芳村”这个地理意义上的村庄。但我可以信誓旦旦地说，芳村确实存在，它存在于我的心中，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甚或可以这样说，“芳村”，她确乎就在华北大平原的一隅，在时代的风潮中默然伫立。
　　我的家乡在北方一个偏远的乡村。我在那里出生，长大。中学到县城读书，而后省城，而后京城。以物理时间来计，我在那个小村庄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多年以后，童年记忆却如此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我的写作。在异乡的日子里，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到那个村庄的某一条小街，某一棵柳树，某一个人的名字在不经意间忽上心头。醒来后怅然不已。当我坐在电脑前的时候，我首先便身不由己地走进“芳村”，我熟悉那里的草一木。那里至今都生活着我的亲人。
　　当然，“芳村”交织着我的童年记忆和文学想象，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我试图用自己的文字，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芳村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美丽，却也有着暗藏的伤疤。芳村从历史深处走来，同样也将在时代的大潮中经受冲刷和洗礼。但无论如何，“芳村”是一个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对那里有着精深上的牵挂。如果用颜色来形容“芳村”的样子，我想，她应该是金色的。温暖而明亮，带着淡淡的光晕。我想，“芳村”应该是我的一个富矿，我会珍视她，并耐心发掘。
　　至于其他，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城市。而今算来，在城市中生活的时间早已远远超过了乡村生活。作为写作者，我得为我耳鬓厮磨、正在亲历的生活留下点什么。
　　新华网：你多写日常生活，小说大多没有壮观的场面，比较宁静。你觉得写到极致，这类小说将达到什么面貌？哪些作家的哪些好作品可以归属这个领域？
　　日常生活宽阔，丰富，表面上波澜不惊，然而却暗流涌动。我喜欢描摹日常生活中那些宁静的部分，它是生活的常态。但我更喜欢捕捉那些暗涌的激情，微风中荡起的细小涟漪。它们是日常生活中出其不意的浪花。我羡慕那些笔力雄健的作家，笔挟风雷，壮观开阔。然而，我更愿意呈现生活的常态，以及常态中那些出人意料的部分——小说是离不开偶然性的。小说便是生活本身。与一篇好的小说偶遇，犹如新生。我想这或许是小说的一种理想标高。
　　《红楼梦》写的便是日常生活。这应该是最经典的范例了。
　　新华网：你说日常生活中那些宁静的部分，它是生活的常态。很赞成。其实，很多好小说，在书写极端动荡中的社会，以至于战争中的人，依靠的都是日常生活宁静的常态，甚至熄灭动荡，着力表现这种常态，有了常态才有动荡。文学作品之所以有魅力，在于她永远是人类的安魂曲。你是否将文学看做宗教？因为宗教是安妥灵魂的，是让人宁静下来，具备宁静而坚实的力量。
　　文学能够安妥人的灵魂，令人在尘世的喧嚣中获得宁静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个人的宗教，是内心的需要，是精神的依托。在它面前，任何俗世的魅惑都犹如烟尘。写作是艰难的心灵的事业，但它慷慨的精神馈赠足以抵消其中的劳顿和困厄。
　　新华网：你的小说目前主要以女主人公出彩，选用视角也大多是女性视角。谈谈你对使用女性视角写作的体会。女性视角对你现阶段而言，有没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身为女性作家，以女性视角写作，自然首先是方便。因为是同性，对女性的生活角色、情感经验、生命体验都感同身受，心有戚戚，能够品尝笔下人物的甘苦，并对此抱有同情之心。因而更便于地走入女性人物的内心深处，触摸到她们的心灵褶皱和精神伤痛，聆听到她们内心真实的呼喊和叹息。自然，在人物身上，作家个人的生命经验会或多或少地有所投照和映射。从某种意义上，我笔下的那些女性，她们是“自我”想象的不同侧面和切面。在她们身上，有着无数“自我”重叠的影子。不能说她们就是不同的“我”，但至少，她们身上有我的血液奔流和呼吸心跳。写作的时候，我会从日常生活中脱逸而出，情不自禁地身陷其中，在她们的故事中重新活过。这是写作的迷人之处。
　　从某种程度上，写作的过程是自我寻找的过程。我愿意通过写作，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女性视角的写作，或许不失为一条更为切近的路径。
　　新华网：这么说来，你的作品，其实是一份你自己的精神自传。你笔下的女性，甚至男性，是“自我”的多种可能？
　　优秀的作品是用作家的血肉写就的。我相信这句话。我笔下的那些人物，男性或者女性，他们身上流淌着我的血液，他们眼里闪烁着我的泪光。他们的心跳连着我的心跳，他们的呼吸应着我的呼吸。他们是我的过去、现在或者将来。他们是我的梦。是“自我”的多种可能。
　　新华网：《爱情到处流传》《花好月圆》《锦绣年代》《六月半》等几个短篇中的女性，《旧院》《红颜》《秋风引》等几个中篇里面的人物，有没有一个谱系？
　　人物谱系这个问题，倒不曾认真想过。如果一定要按照谱系来划分的话，那么，《爱情到处流传》中的“妮妮”，《锦绣年代》中的“我”，《旧院》中的女人们，便是童年时代或者童年记忆中（昨天）的“她”；而《花好月圆》中的桃叶，《六月半》中的俊省，以及《秋风引》中的小桃，便是现在（今天）的“她”；至于《红颜》中的滕雨，则是“她”的前世。女性们的前世、今生与去路，都是我愿意书写并试图寻找和探究的。最近的《笑忘书》《无衣令》《旧事了》《夜妆》等新篇，依然是女性的世界。我热爱我笔下的女性。我愿意为她们穷尽笔力。
　　新华网：从前边你谈到的，写作的“精神自传”的意义来看，我理解了你关于昨天的“她”，关于前世，今生的说法。我更关注的是，在历史、文化、哲学等形态下，人物的谱系。记得有人点到过你笔下的“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谈论的。我想，其实作为当下的自传，当下的“我”，其实也是在历史之中，在未来之中的。
　　我笔下的那些女性大约都有着共同的精神文化背景。乡村的；从乡村到城市的；即便是身在城市，精神故乡依然远在乡村。从乡村到城市，从历史到现在再到未来，或许“她”是一种文化符号，或者叫作文化象征。
　　新华网：你如何看待你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她们和这个时代，是什么关系？
　　性格决定命运。这是一句经典的老话了，但似乎也可看作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物的命运走势，大多取决于她们各自各异的性格。而性格的形成，往往有一系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比如环境，比如教养，比如心性，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人性格的养成和塑就。无论身处何种命运，我对我的人物们满怀悲悯之心。我对她们有多少恨，就有多少爱。我对她们有多少轻慢，就有多少敬重。因为，我常常以为，她们就是我。是我身边无数平凡人中的一个。她们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个体，虽然普通，但却是真实而鲜活的存在。或许，他们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然而，她们身上，一定投射了这个时代的光影，濡染了这个时代的色彩。甚至，很多时候，人物的个体命运便是时代命运的一部分。即便是我的“旧院”系列，那些“旧院”里进进出出的人物，也终究同这个时代脱不了干系。我并不认为，只有书写当下的作品才是具有时代感的作品。倘如此，时代感的定义未免狭隘了。
　　新华网：是的，当下作品是当下这个时代，以前的人物，也有自己的时代。旧时代中的人，也可能具有当下参照意义。
　　这牵涉到对“时代感”的理解问题。有人以为，写过去时代的作品，就缺乏了时代感，缺乏了当下性，缺乏对文学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只有那些书写当下生活的作品，才无愧于这个时代。房价飞涨，医患纠纷，煤矿事故，食品安全……这是时代的难题，也自然需要文学去关注去表达，然而，我担心的是，这样未免有急功近利之嫌。文学处理人类内部精神事务的。文学不是新闻。文学需要经过时间的积淀，距离的暌隔，需要深沉的思索，审美的提升，独特的发现，精神的升腾，诗性的飞扬。文学首先是一门艺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当下性，而艺术上粗糙不可读的小说，我们该如何看待？如何才能以文学的方式，切入时代生活，创作出真正具有有时代感的作品？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新华网：相对于呈现女性心理的幽微、曲折的命运，你将男性往往处理成为符号，你怎样界定做为符号的男性以及对应他的女主角？
　　这个提法让我惊讶。或许，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将男性往往作了符号化处理。如果不以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想，更主要的原因，或许是源于我对笔下女性人物的珍爱和疼惜。在约定俗成的逻辑中，女性，往往作为男性的对象物而出现。视觉的对象，欲望的对象，追逐的对象，猎捕的对象以及征服的对象。即便所谓的女权主义，也不过是一种色厉内荏的自我证明。我的小说中，如你所说，男性反而成为某种符号，这恐怕是我的潜意识在起作用。表现女性命运，自然离不开男性的介入和参与。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男性的介入和参与，女性命运才更加一波三折，风诡云谲。在这里，或许男性恰是女性的对象物，是女性命运的配角，是参与者，更是旁观者。而他们对应的女主角，才是命运真正的主角，是这场大戏的主人。盛衰荣辱，系于一身。我以为，女性，堪当此大任。
　　新华网：在《火车开往C城》这篇小说中，你对“反串”书写男性主人公有什么体会？
　　我曾尝试以男性视角书写人物，在《火车开往C城》中如此，在《出走》《迟暮》中亦如此。还有《世事》中，以苏教授的视角；《当你孤单时》中，以南京的视角，等等。怎么说呢，这种“反串”，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感受，陌生的，新鲜的，富有挑战性和颠覆性，非常过瘾。我试图走入男性的心灵世界，或者极端地说，彼时彼境，我化身为一个男性，我的情感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念，以及语言、行为等方方面面，都必须符合男性特征。这是十分有趣的事情。通过这种反串，我对男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而对女性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对两性情感中微妙、幽深、曲折、婉转之处，也有了更多的洞察和发现。
　　新华网：因为我觉得你是特别女性的作家，所以，对你使用男性视角，而且如此真切，感到十分诧异。所以，才提这个问题。
　　这对我是一种挑战。但我喜欢挑战性，喜欢挑战叙事的难度。最近的两篇小说，也是男性视角。我愿意不断进行尝试。
　　新华网：你对小说中的人物是温和的，表达了对他们的理解。比如《爱情到处流传》《花好月圆》等，温和中是否有尖锐的东西包裹在里面？谈谈由生活生成小说的动力。
　　我对小说中人物的态度，源自我的人生态度，或者说，我个人的心性，决定了我对小说人物的处理方式。我总以为，这个世上，绝对好的人不多，绝对坏的人也不多。更多的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在通常的境遇中，他们身上呈现的是人性中正面的因子，循规矩，守法度，在世俗规定的框架中规行矩步。然而，在某些特殊的语境之下，他们人性中的种种弱点出人意料地暴露出来，令他们自己都猝不及防。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但我更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我愿意以最大的努力，去包容，去接纳，去善待。我以为，这是一种人生姿态。我曾听师长说过这样的话，你为别人做了一件好事，请马上忘记；别人为你做了一件好事，请永远铭记。这是金玉良言。生活中，我喜欢与人为善。我是温和的，但并不等于我没有锋芒。我欣赏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曾经在《十月》的一篇创作谈中说过，柔软和锋利，是一对悖论。我渴望在这个悖论中寻求某种奇迹，刀光闪处，一些生命疑难迎刃而解。如果寻找生成小说的动力，恐怕此为其一种。我以为，所谓的刀光剑影，并不仅仅是外部情节的激烈冲撞，赤膊相见，甚或短刃相向，更多的应该是人物内心的厮杀，那是精神的风暴，灵魂的搏斗，情感撕裂的血肉模糊的证词。《爱情到处流传》中，如果只看见了风花雪月的爱情，而没有触摸到那一种隐秘的疼痛——因为隐秘，才更加痛彻心扉，那么，实在是一种误读。《花好月圆》中，如果只见花好月圆，那么，那一对男女相拥而死的情景，大约也不会令人由震动而大恸。我想，这其中大约包含了你所说的那一种尖锐的东西。因为深藏其中，才更令人防不胜防。
　　新华网：是否可以理解为情感（感性）与现实（当下的生活）与道德（理性）扭结在一起？这个扭结、摩擦的力量，成为一种书写动力？
　　理想与现实永远无法相遇。其中的纠结、挣扎、厮杀以及对抗，它们逼仄的缝隙里，是文学生长的地方。可以说，没有这种扭结的摩擦的力量，就没有文学。
　　新华网：你喜爱书写乡村，乡村生活是慢的；你喜爱采用慢节奏书写，笔调从容；你喜欢用短句子，短句明快干净。这种内容到文字感觉综合而成的一种小说面貌，或许来自控制，你如何理解小说写作中的控制？
　　谈到控制，我以为，大约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定的控制力。诚实地说，在写作上，我并不属于技术派——这个词并不带任何贬义，技术派需要拥有精湛的技术，他们严谨，认真，理性，清醒，控制力良好。我钦佩这样的作家。因为，他们对手中的作品胸有成竹。他们深知，何处有起伏，何处有跌宕，何处高潮，何处落幕。他们对其中的起承转合了然于胸。而我，惭愧得很，却是一个感性的写作者。当我坐在电脑前的时候，当我处于写作中途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笔下会呈现什么，至少，我看不清她的全貌。我曾经深受其苦，但却以苦为乐。至少目前，我还不准备予以修正。如果说，我的小说呈现出了某种控制力，那么，我更愿意把它视为对节奏的控制。一味的快，或者一味的慢，都不是节奏的佳境。这里不仅仅涉及语言的驾驭，还有情绪的流动，感觉的渗透，意识的蔓延，以及细节的晕染……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作家是要有控制力的。从某种意义上，小说是信誓旦旦的谎言。小说家必须确保这谎言令人信服。
　　新华网：小说家是关心人物，关心人物性格、行为、命运走向之来由的，谈谈你是如何塑造人物的。
　　在小说中，小说家是上帝，他不仅创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还创造了一个个丰富的文学世界。塑造人物，就要学会角色置换，深入人物内心，体察和把握人物真实的内心逻辑。譬如，在《出走》中，我塑造了一个平庸懦弱的男人陈皮。我必须以陈皮的视角，以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男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语言和行为方式，来完成“出走”这一“壮举”，来书写这个男人人生故事中无数的片断之一。作家必须“化身”为他笔下的人物，洞察人物的内在生命逻辑，才能参与并影响人物的人生运程。因此，优秀的作家应该具有理解他人的能力，具有对世界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和把握力。
　　新华网：作家对于“故事”在小说中的态度千差万别，你怎样看待故事这种小说构成的成分？
　　“故事”确是小说构成的重要因素，但并不一定是唯一要素。我一直以为，好的小说，绝不仅仅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好看的故事，当然，故事也很重重要，然而试想，在如此资讯发达的时代，各种信息纷繁丰富，瞬息万变，网络八卦，报纸社会版新闻，几乎包罗着世间万象，我们的小说家，还能够虚构出多少比它们更精彩的故事？如果仅仅想满足看故事的愿望，似乎根本不用劳小说的大驾。更何况，生活永远走在想象力前面。面对如此浩浩荡荡，生机勃勃的生活的激流，我们的文学想象，应该从何开始？通往何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它的难度是作家们人所共知的。当然也不是说不要故事，一律地淡化故事情节。杰出的小说都是故事因素和艺术意蕴并举的。只专注于焦躁而肤浅地故事编造，而忽视了文学应该具备的内在意蕴，诗意和深邃，崇高和悲悯，典雅性和精神性，那种仰望星空般的神性，人类共通的隐秘的痛感，忽视了这些，就忽视了文学应有的艺术品质，也就失去了文学所理应具有的审美特质。文学也就不成其为文学，小说也充其量只是通俗故事会的一种翻版。
　　新华网：请谈谈从灵感得到，写作准备，直到作品问世的某个经历。我想，某部作品中，现实与虚构只有作家自己清楚，大家肯定想知道，只是缺少了解的机会。
　　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在写作时尤其如此。我非常钦羡那样的作家，他们在写作之前，构思好每一个细节。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打精确的腹稿。他清楚地知道，那一个人物在哪一段出现，在哪一章里要出现高潮。他的手写稿，几万字的篇幅，改动处一般不超过三处。更绝的例子是汪曾祺。他先把要写的小说背下来，然后，抄写。这真是让人惊叹。然而，我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往往凭着最初的创作冲动坐在电脑前，跌跌撞撞地前行。这样的旅程，一定充满了无数的坎坷曲折，仿佛一个孩子在林间奔跑，迷路是自然的。然而，也常常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我看着我的人物们在那里欢爱，争吵，哭泣，大笑。内心里充满了惊讶，还有敬畏。总以为，写作的魅力亦在于此。
　　比如《爱情到处流传》。最初，我只知道自己要写一场爱情，这场爱情，我愿意让它生长在乡村。仅此而已。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我坐在电脑，对这场爱情心怀向往。我是在慢慢敲字的过程中，才逐一地认识了我的人物，了解他们，熟悉，并且热爱。父亲，母亲，四婶子，这些可爱的人，我的亲人们，在我的笔下忽然就活了起来，他们置我于不顾，他们自行其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情感的深渊中辗转，挣扎，呼号，我泪流满面，然而，我无能为力。
　　还有《灯笼草》。说出来恐怕不可思议，仅仅是田埂上的一棵草，便触发了某种创作冲动。我试图让小灯，这个美好的女人，拥有一场爱情。她和二桩之间，那些微妙的情愫，摇曳，颤栗，荡漾，柔情暗涌。然而，我无限怅惘地看到，小灯在瞬间的眩晕之后，归于宁静。后来每一回读起，都令我感到淡淡的忧伤，当然，更多的还是安慰。就像田埂上那一棵灯笼草，开淡粉的花，“很热烈，也很寂寞。然而，终究是凋败了”。我喜欢同自己的人物较量，对峙，在他们准备为所欲为的时候，我总是试图阻止。虽然，我常常是失败的一方。比如，《花好月圆》中，我渴望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让那一对恋人花好月圆，可是，我做不到。或许，除了死亡，他们别无选择。
　　关于真实和虚构的问题，我想，或许大多数人都有纠结在两者之间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作家的白日梦。作家通常会在日常的不圆满中，寻找一种类似于梦境的真实。既然是梦，总会寄寓创作者本人的某种想象或者期待。或许可以这样说，作家在这种文字的梦呓中，获得一种想象性的满足和抚慰。现实是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现实永远走在想象力前面。小说中的虚构，不过是某些真实的艺术再现，因为有了小说这一叙事文体的伪饰，从而具有某种虚构性。
　　新华网：现在，许多中国小说家声称只读国外作品，也有不少作家写作已经欧化。请谈谈全球化背景下，纯洁的汉语小说写作还有没有可能和前途？
　　诚如你所说，现在国内很多作家，言必称国外，声称只读国外作品，把一大串国外作家挂在嘴上，仿佛亲得了大师们的真传和秘籍。凡有国外新作家作品出现，必竞相追逐先睹为快，仿佛唯如此，才可显示自身的文学眼界和创作素养。自然，国外的优秀文学经验应该拿来学习、借鉴，只有在更开阔的文学视野中，才能够更好地提升和完善自身。这是常识。然而，如果缺乏文化自觉，只是学了人家的皮毛，而不得其精髓和真义，一味地模仿，便当真是令人担忧了。中国文学传统源远流长，文学经典灿若繁星。中国汉语博大精深，汉语言所独有的丰富、幽微的风骨神韵和审美品质，是汉语写作的利器。置身于这样博大浩瀚的文学传统之中，纯洁的汉语小说写作不仅大有可为，且不可限量。
　　新华网：汉语写作者，吸纳国外优秀作品精要，还有没有必要突出小说的中国特征？如果突出中国特征，可能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首先，应该继承中国传统美学的优长之处，以汉语言的独特表达方式，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表现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和审美理想，探索和构建中国人独有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其次，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的基础之上，致力于新的民族美学的发掘和创造。时代在变化，现代中国日新月异，中国人在现代世界的经验、情感和生活，以及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和微妙变化，需要我们不断寻找有效的表达方式，探索与时代相契合的美学规范和美学理想。最后，无论如何，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对传统文学坚持继承，对国外文学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对生活有深刻理解和独特发现，唯其如此，中国小说才有可能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新华网：请谈谈使用汉语的一些体会，我想，将其作为载体的艺术家，一定有话想说。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这几乎是一个常识。然而，这个常识，大多被作家们忘记了。现在有很多小说，单从语言上判断，就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小说，更毋庸谈优秀之作。作家就像一个匠人，语言就是他的工具，是他干活的家伙，是最看家的本领。如果语言都不拿手，那更何谈其他呢？况且，小说这种艺术，有它的特殊性。写作的时候，语言，几乎就是思维方式，有怎样的语言，就有怎样的叙事策略，而叙事的成败，几乎直接决定着这部作品的成败。对语言，我有一种天然的敏感。语言的速度、色泽、质感、味道，仅凭其细微的变化，便能够衍生出不同的意味，其间的丰富、幽隐、微妙、委曲之处，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自然，我是英语专业出身。但无论如何，对于英语，技术上再娴熟，终是隔了。我想，这是文化的厉害之处——恐怕也是我热爱汉语的唯一缘由。
　　
　　人物简介付秀莹：女，北京市作协签约作家。有多部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等。作品被收入多种选刊、选本、年鉴及年度排行榜。著有中篇小说集《朱颜记》，中短篇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并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曾获首届、第四届中国作家出版优集团优秀作品奖、优秀编辑奖，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五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现供职于《小说选刊》杂志社。
　　
201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