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画眉深浅入时无——从日本的高考试卷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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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我参加高考，是一九七七年的冬天，离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当年高考的严酷感觉已经渐渐淡了，留在记忆中的，更多的倒是那个时候听说可以参加考试的兴奋，和拿到入学通知后的感慨。后来常常听到“黑七月”的议论，并没有留心，因为考试对我来说毕竟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最多，也只是看到电视里可怜天下父母在考场栅栏外一脸焦急的样子时，吐一口长气，说上两句过来人“幸免于难”的废话。

　　近来对“考试”重新产生兴趣，倒不是因为身为高校教师要去考学生，而是因为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感受到，考试作为知识的学科化制度化的关键，对后来思想与学术的巨大影响。在现代社会中，由国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包装起来的制度，使得每一个需要社会承认才能实现理想的人不得不经由考试来检验自己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常常一方面凭借这种正当性和合理性，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一方面使得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忘却他的个人主体意识，成为主流社会中一员。福柯(Michel Foucault)曾经冷冰冰地说，“学校变成了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已经不再是学生对学生的智力较量，而是个人与全体的比较，在强迫性的规训中，学生被权力纳入其许可的知识范围，而其所理解的知识也在他的心头建构了一种控制他的心灵和智慧的权力。对我来说，考试之于学术史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当这种知识通过考试和此后的教育不断在人们精神与心智上皴染积淀后，它就成了将来学术研究的基础，使得学术也纳入了统一的框架，被切得方方正正，连一点棱角和毛刺都没有。

　　于是，一张试卷背后，就潜藏了当下社会的意志，也预设了将来学术的取向。我总觉得，当考试卷子把标准答案预设在白纸的背后，当考生自觉地按照未公布的标准答案拚命发掘自己的知识记忆，当走出考场的考生喜孜孜地为自己的答案符合标准而庆幸时，一千三百多年前唐太宗当年那句“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的话，才会真正地成为现实。

　　我在日本看高考试卷，又产生了这种感觉。虽然日本的高考制度和中国不同，它虽然有一次国家统一的考试，但这一次考试之后，要进入各大学，却不是由国家统一的命题考试，于是学生可以多少解脱一些规定性的束缚，而各个学校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又使得试卷不可能像中国那样标准化，但是，即使如此，试卷中同样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我随手收集了几份日本的考试卷子，一般说来，他们的国语(相当于我们的语文)试卷已经相当地灵活了，如滋贺大学教育学部的国语试卷只是三个大题，第一个选的是《芥川龙之介赏经纬》，也就是关于第一回芥川奖评奖记录，让学生读文章后回答几个关于比较特殊的词语的汉字写法、假名写法，几个比较复杂的句子大意，撮述其中个别问题的意义，最后让学生简要回答《芥川奖》评奖的性质，第二个题目与第一个大体类似，选了一篇《花月草纸》中的散文，第三个则选了一篇中国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中的文章，让学生把一些词句译成现代语，对一些句子作出解释，把一些古汉语词句注出现代假名。从这些试题中看出，日本高考大体上比较重视的是语言与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历史试题也差不多，知识性意味似乎比国语更浓重一些。比如京都大学的日本史试题，第一大题中的第一个小题目就是一篇关于原始、古代政治与行政机构的文章，下面依次是几个问题：首先让学生从若干提供的词语中，选择出正确的“时代”、“文献”和“制度”名称来填空；其次就问文章中提到的“王墓”是“方形沟墓”还是“圆墓”，随葬品是铁制武器还是剑等青铜器。这份试卷的第一问是古代史，第二问是中世史，第三问是近世史，第四问是古代到近代的留学历史，似乎面面俱到，范围很宽；而京都大学的世界史(B)试卷也是题目相当多，从世界史中的日本，到古代世界的文化交通，从古代的货币与贸易，到世界史中的结社、组织、政党。而且每个问题中又有很多小问题，其中一题说，意大利从古代以来就是一个各种民族与文化交错的地方，希腊、罗马之外，伊斯兰文化也影响到西西里亚，使这里成为伊斯兰文化传播的一个据点，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对意大利的文化抱着一种崇敬，因此八世纪后半到十九世纪前半，有很多着名文学家都相继访问这里。下面，就提出若干问题，首先提供一幅古代意大利地图，要求考生指出在图上标出的殖民城市中，诞生过哪些着名的科学家；其次要求考生回答，在上述提到的希腊、西罗马、东罗马等等那些时代中，有哪些着名的建筑；在那些时代中有哪些曾经影响了欧洲文化的着名的伊斯兰神学家；在上面的文字中提到的十八——十九世纪中，哪些文学家曾经在意大利有什么样的文学活动。从试卷上看，日本高考涉及的范围很宽，问题也相当多，似乎更侧重于知识记忆的数量与准确。

　　似乎这种格式已经成了一个套数。当然偶尔有一些例外，像京都大学的国语试卷，没有古代汉语的试题，选的是三篇文章，一是池泽夏树《读书癖》，这是关于高田宏《木に会ぅ》的读书心得，二是大西祝的《批评心》，这是一篇社会评论文章，三是三浦梅园的《梅园拾叶》，这是一篇文学性的散文，每篇文字后面有几个问题，大凡都是词、句意思的解释，似乎并不很限制学生的思路。而京都教育大学的国语入试题，虽然大体格局与滋贺大学相当，也有一篇选自《本事诗》的文字，但多了一个六百字以内的作文《个性与协调》。京都大学的世界史(B)则除了一般的世界历史知识外，还更多了一些与地理、宗教、文学相关的历史问题，甚至还有一些运用图形测试的考题，如对古代钱币的时代和名称加以识别等等。

　　但是，就在这知识潮涌而来之中，有没有意识和观念的内容潜藏在其中？比如作文中的《个性与协调》，是否出题者的潜意识中针对的是日本年轻一代的性格变化？是否出题者不自觉地在试题中表达了社会对个性与协调之间冲突的忧虑？又比如把中国古诗文或日本汉文学作品作为日本国语试题的内容，是否有强调日本语言与古代汉语之间的关系，以及凸显古代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亲缘的意思？在外来语铺天盖地而来，日语中片假名拼音使得日语不太像日语的时代中，这种运用考试使考生记忆古代以来语言传统的做法，是否有运用权力维护传统话语的意思？特别是历史试题中，凡提到日俄战争、日清战争等等近代问题的场合，尽管问题都是知识性的，但其预设或前提却不能不涉及观念与意识，而像世界史试卷中第一问之C，关于岸信介推进由国家规划的民间经济合理化和重光葵不问是苏联强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形态还是英美民主合法制度形态，与社会主义改善关系的那个题目，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他们都曾经是东条内阁成员？在这种不免有暗示性的题目中，就不可能没有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意味在内。

　　中国的高考试卷也同样如此。我曾经反复看随身带的两份一九九七年的高考试卷，这是刊登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及七月十八日《中国青年报》上的语文试卷和历史试卷，始终觉得有些不那么好理解的问题在里面。

　　到底语文学习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也没有人真的去回答的事情，我不太愿意相信那些已经经过了种种修饰和掩饰的官样文章，倒宁可从试卷里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试卷的出题方式和给出的标准答案，不仅在回答这一问题，而且在实际地引导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日本比较，中国的高考语文试卷颇有一些不同，在选现代的文章方面，日本的试卷常常选的是文学性的散文和哲学性的论文，可中国的试卷则多是报纸上的报道、社论。语文第一卷的第一题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这个经济协作区，具有大量的科技信息，较强的工业基础……

　　今年春季，这个省的沿海地区要完成3700万土方的河堤加高和河口截流改道工程，任务重，工程难，规模大。

　　为了全面推广利用菜籽饼或棉籽饼喂猪，加速发展养猪事业。

　　储蓄所吸收储蓄额的高低对国家流动资金的增长有重要的作用……

　　这个城市交通拥挤的状况日益严重，许多人认为，采取货车在规定时间内不准进入市区的措施，未尝不是一个缓解矛盾的办法。

　　并不只是文章的有趣还是无趣，这里其实潜含了对考生的一种相当不同的预设。如果说，日本的“国语”出题者心目中，标准国语是文学散文所表现出来的美文，那么中国的 “语文”出题者心目中，标准语文是社论体或报纸体那种应用性文字。这里的合理性前提是社论或报道等报纸传媒的权威，而报纸的权威来自政治性权威。出题者心目中，似乎将来的学生要走入社会成为公职人员，期待学生从小就对社会的种种事情均有一定的知识，对社会知识有规范的表达能力，因而那种个人性的、趣味性的文学在“语文”中占的比重相对较少，而社会性的应用性的公文在“语文”中占的比重相对要大。在这样的预设中，语文不再是个人的文学体会与表现，而是一种在政治与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应用性技术。

　　历史试卷中的相当多的题目来自与现代政治相关的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而相当多的题目的问题，与可以确凿记忆的史实、年代、文献、地理、人物无关，而是与历史观念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它不重在历史的叙述，而重在历史的解释。比如这样一个问题，“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功绩在于”什么，出题者给出了四个选择，一是“确立了‘民主’与‘科学’的主导地位”，二是“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三是“揭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四是“沉重打击了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据报载，正确的选择只有最后一项，这里显然包含了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权威的解释，而解释只有拥有权威才是有排他性的，可是为什么只有“沉重打击……”一说可以成立而其他若干项都不能成立，显然这里并不是一个史实上的知识性问题而是解释上的观念性问题。此外如：“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是美国侵略中国新阶段的标志，这主要是因为该政策——有利于美国加快侵华步骤”、“甲午战争后，列强竞相对清政府贷款，是为了——扩大在华政治势力”，“日本明治维新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最突出的表现是——掌握政权的人是原属统治阶级的武士”，“下列历史事件，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是——朝鲜义兵运动”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代替学生作价值的判断和性质的解释。问题是，判断的标准和解释的依据常常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偏偏是有时间和空间局限的，当时过境迁，它就不再是知识。

　　于是，考试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很多学生告诉我说，高考之后，全部忘光，于是可以把种种在几个月前还巴不得背得滚瓜烂熟的东西一起丢在脑后。一个在日本参加了考试的中国孩子也正在兴奋地收拾滑雪板，准备到长野去渡假，而很多日本的电车上都是兴致勃勃的年轻学生在外出旅游。中国的高考生们在考试之后，无论中与不中，也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享受着难得的轻松和愉快，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紧张都成了记忆中的往事，那些并非知识的观念、解释以及规范化的答案在这里就统统烟消云散，被抛在了九霄云外。

　　可是我却明白，这种考试的影子是很难剥离于生命的。在很长时间中的学习如果都是为这一次考试而的，这个考生的知识结构就已经被缠绕在这一主干上了。他的语言风格也逐渐习惯于这种常用的语境了，甚至他的思维路数也会在这种惯性上自然运转，“久在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当他日后成为教师，他就会用这种知识、语言和思路来教育他的学生；当他是一个研究者，他就会用这种知识、语言和思路来处理他的研究对象。因为这种考试的权力既无形，又强大。唐代的一个考生朱庆余在参加考试之后，想打探一下考试的结果，就写了一首诗给主管官员张籍，诗里用刚到夫家的新媳妇来自比，说道：“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其实问的不仅仅是入时不入时，合符时尚只是在时尚潮流中得到认可而已，重要的是合不合夫婿的审美尺度，更要命的是这种化妆还要等待公婆的批准，这里的夫婿就是考试的出题者，而公婆则是出题者背后的“权力”。就算我们假定他们都很公正，他们就代表了时尚的尺度，也只是仿佛那个固执的成衣铺主人，只做一种尺码的时装却要求顾客一律高矮胖瘦。当千军万马只此一途，只能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只好卑微地问一声“画眉深浅入时无”。

　　套用福柯的术语，话语拥有了权力，就成了权力的话语。我想，更麻烦的是它在人文学术研究中经久不散的影响，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相当不同的是它的个人性质，科学要求规范而人文追求个别。如果每一个考生都必须习惯于截长续短，把自己的思想、语言、知识切割得整整齐齐，那么人文学科将成为什么样子？近来我常常批评教科书式的思路、语言与风格对学术论文的影响，其实追根到底，那个更令人不能不“学而时习之”的考试，以及考试所规定的那些刻板的答案，才是对未来的人文学术研究者的最厉害的制约，毕竟他要先经过这一次高考，才能进一步去领教那些教科书的“训导”。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当年我们的先生魏建功，他曾经在一九二○年那个新思潮的时代中，代表着被考的大学生在《北大学生周刊》(第九号第三版)上说，“考试是一种最坏的制度，等于摧花的风，噬果的虫”，可是当他也成为大学考人的先生时，却一样没有让学生不考试。

　　京都的二三月间，时晴时阴，有时虽然阳光明媚，却还飘着片片雪花，有时也会下些小雨，这时的风头如刀，仿佛能穿透大衣。我总想，如果中国的中学生将来会把黑色七月的酷热天气当做高考残酷的象征，那么，日本高校要考大学的学生，则一定把二三月的凛烈寒风和考试连在一起。寒暑不同，那么他们将来回忆起那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时，他们的记忆可能会不太一样，唯一“环球同此凉热”的，也许只有考试的同样的残酷。我来到着名的京都大学时，就正好遇到这一连串的考试，不免也发一通这种不切实际的感慨。

　　其实，我也知道，大学不能不考试，而考试又不能不如此，公平对于人是很重要的，而实现公正的衡量尺度又需要一种规范到甚至死板的标准，但是，为了人文学术的将来，我们又如何最低限度地消解这种考试的后遗症呢？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佩服陈寅恪先生，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所说的道理，和他给考生所出的“对对子”试题，也许倒真的有些预见性。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于京都

　　来源：《读书》[/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