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大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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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大学生态

刘　东

　
一、 一流大学与新思维
　　就像很难凭常识去理解，究竟为什么非要先给国民经济预设一个固定的年增长率，然后再据此施展种种宏观调控手段，迫使事实靠近自己的预言一样，同样也很难凭常识去理解，为什么非要抢先宣布哪所高等学府注定会在多少年之内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然后再打着这个既沉重又浮夸的标语，让教学和科研统统围绕着这种拍脑袋式的表态打转。照我看来，有点儿反讽的是，制定和宣扬此类非常靠不住的时间表，这本身就显得不大跟得上世界潮流，更不消说还想进入世界一流了。它的架式怎么看怎么像当年那种大呼隆地搞运动。
　　同样，就像一旦动用行政手段来完成预设的经济指标，即使不再在数字上玩什么花样，也很可能导致正常的经济秩序变形并留下潜在的后遗症一样，一旦提出了原本就很难凭理性论证清楚的学校建设目标，那么即使只是为了让该计划稍微显得可行一点儿，也就只有采取以往那种“动态平衡”的老办法，没有条件也要千方百计拼死拼活创造条件，提出所谓“跨越式发展”的口号来。我不知道，如果把“跨越式发展”这个口号对译成英文，会不会碰巧跟“大跃进”的固定译法Great Leap Forward一模一样？但我却笃定地知道，就我本人所从事的基础人文学科而言，即使它还确实能够谋求和指望发展——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那已是万幸了 ——那也从来都只能是按部就班的和循序渐进的，连一小步也跳跃不了。材料，从来都只能一行一行地阅读，而不能隔一行才读一行。观点，从来都只能一个一个地想清，而不能掌握一个跳过一个。更为重要的是，真正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从来都只能在苦思冥想的基础上日积月累，而不能采取任何贪图速率的手段。否则，一种本身就不正常的学术成果验收制度，就只能把那些投其所好的趋利者逼疯。难道我们在这方面的惨重教训还少吗？
　　这么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对“急起直追”的想法本身有什么迟疑。我们这个民族因为落后而挨了那么多年打，哪一个炎黄子孙不盼望着急起直追？而且在历史的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也确实像是在急起直追来着。毫无疑问，学术界不仅应当为这种急起直追而欢呼，还应做出相应的努力来配合全民族的上升，至少不要让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偏在此时此刻从我辈手里滑落成了文化小国。——我不仅时常拿这些话自警，还把它写进了许多新书的扉页。然而，就像任何一位合格的运动家都知道的那样，急起直追又是一种很有风险的竞赛策略，它要求在技巧上非常讲究的富于节奏感的步态，需要默默沉住底气的耐力和韧性，而不是好大喜功的夸示。因此，这种“急起直追”更应表现为某种咬紧牙关在肚子里默诵的念头，而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类许愿式的口号。否则，这种四处张扬的“超英赶美”的宏愿，就很有可能反而使我们欲速不达贻笑历史。
　　由于就不免感慨地想到，总有那么一帮人爱走极端——如果以前最让人受刺激的是对改革的冷漠和抵触，那么现在最让人受刺激的竟然转而变成了对于改革的太过热衷，以至于非要把表面文章做足了不可。于是乎，正因为要急起直追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改革的步子就必须超常规，必须具有轰动效应，必须有“一万年太久”的气魄。由此一来，任何心血来潮的改革，朝令夕改的改革，机械照搬的改革，都有可能被赋予某种天然的合法性，即使它们并不能被基于常识来理解，甚至正因为它们不能被基于常识来理解。比如前一阶段，似乎大家都突然认定了这么一条，只要热衷于让大学之间“大鱼吃小鱼”般地合并，就可以打造出驶向“世界一流”的超级巨轮来。我真不忍心相信，那么多长期搞教育的行家，又隔三差五就要出国考察，竟会不约而同地在如此简单的问题上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
　　由此又不免生出一点幻想：要是我们各所大学的船长们，都能既稳健又坚韧地宣布——学校的航线已经确定，学校的航船已经起锚，舵手们只能根据轮机和船体的实际条件，与所有可能遭遇到的未来天气和水文变化，去灵活机动地制定合适的航速，而把何时到达目的地的问题，留给今后的历史学家们，那么，尽管这种说法不显得那么豪迈，不那么具有新闻效果，却会让人觉得更亲切更可信甚至更鼓舞。于是，这种更平实更懂行的校园氛围，也无疑就更能吸引与之有着天然亲和性的研究家们投奔于此，乃至终老于此……
　　然而，这难道算是很大的苛求么？不都是些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么？最近在处理非典危机时所崭露出来的新思维的苗头，不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常识么？——在我看来，只有这样做才算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不管它属于第几流，总还算是入了流的。

二、母语与母文化教育
　　校园里又有一个流传广泛的笑话，同样涉及到这个倒霉的“一流”“二流”的话题，只不过它却没有那么令人振奋。据说，在我所任教的这所全国最高学府里——隔壁校园里的情况只怕也差不离——如今竟有着“一流的大学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这个笑话一直使我这个教书先生感到难堪，所以有必要进行一点辩解：即使它并非全然空穴来风，也不能全赖这帮吃粉笔灰的，因为跟它连在一起的还有另一番雅谑——据说现如今的北大和清华，不过是两所最高级别的“留美预备班”罢了。
　　这种“每况愈下”的现状跟前面那种“大干快上”的姿态，怎么说也形不成正比关系罢？所以，如果任何改革都是要应对某种危机的，那么我就很想提醒一句 ——其实这才是我们目前所遭遇到的真正的甚至最大的危机，因为教书育人毕竟是我们这个教学单位的首要职责！仅就我本人的专业领域而言，如果老是这么得意洋洋地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科状元一个都不少地囊括进来，又不声不响地不那么光荣地几乎一个不剩地全给送了出去，那么我们这所学校的地位就别提有多尴尬了：一方面，它至少在全国的中小学师生的心目中，总显得是一所高不可攀的“超级牛校”，足以权威地验收应试教育的最终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有可能在学术国际化的巨大压力下，悄然沦为基层的或地区的某种“业余体校”，无非在帮着国外同行选拔和培养一些苗子而已。
　　于是，这种“集天下英才而送走之”的窘境，就给了我们一个不言而喻的有效判断标准——任何有利于提高学生水准特别是研究生水准的改革方案（比如对研究生实行“硕博连读”的稳定学制甚至干脆取消独立的硕士阶段），肯定是切中要害的；而任何明里暗里继续把同学们往国外撵的改革方案（比如不顾国情校情地照搬凡毕业生无论优劣均不得留校的普泛规定），都属于火上浇油。
　　我首先抓住这一点，实因这方面的切肤之痛太现实太迫切了。事实上，跟寻常希望“出国镀金”的俗念刚好相反，从“百年树人”的终极教育目标出发，目前这种大面积的人才流失，别的且不说，首先就对学生的心智成长本身构成了巨大的障碍。比如，在一位本来非常有苗头的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初稿上，我就曾充满担忧地写道：“本来你应当继续在我门下深造，那样的话把握还大一些，但现在既然要走，也只好先将就对付这个阶段性成果了。如果你将来的老师不能像我这样了解你，或者你将来更主要地是需要对付陌生的环境，那么你终将明白，你这次的出国选择并非福气。”为什么要这样讲？当然不是出于个人的自负，而是基于向少被人留意的母语教学本身的特点和优长。——有必要声明一下：我是特别强调而且身体力行“拿来主义”的，以至于每年都要付出极繁重的劳动，主持译出十余种公认难啃的学术著作，所以当这次转而谈及母语和母文化的重要性时，至少还希望自己能被认真倾听一次！
　　照我看来，一副头脑发育到了研究生阶段，在它行将成熟和定型之前，其实正面临着一个相当关键的坎儿，只有想方设法在一个非常迫促的限期之内突破和超越了它，学生的思力才能获得飞跃性的提高，从而在创造性方面发展出基础人文研究所必需的超常素质。否则的话，不管此后多么忙忙叨叨庸庸碌碌，亦终不过只能人云亦云或小修小补而已。正因为这样，又鉴于语言的边界恰是思维的边界，就需要在观念上非常坚定地明确：在提高研究素质的此一紧要关头，受教育者不管可以学习和利用多少种外语，都最好不要长期远离自己存在的家园——母语。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惟有这一种不再担心出错的、口脑合一的语言，方能带给一个人彻底放松的自由感，帮助他在自信与自如的交流和谈吐中，不断反复体验到语言和思维的微妙性、闪烁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体验到被界定对象的模棱两可和稍纵即逝，从而油然生发出对于现有思想概念和程式本身的不满与变革欲望。——从这种认识出发，再转脸看看海外那些规定以英文为官方语言的华人小社会，其语言和思想是何等普遍的单调平板，大家便足以从这种现实的反例中更真切地领悟到，光靠由别人立法的外语，无论如何都不能造成酝酿未来人文大师的语境。
　　而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人们曾经希望花费多大精力和多少金钱去换取，世界上都并不存在某种抽象的理想教育环境，而一切端赖具体受教育者的特定文化背景而定。也就是说，不管一个人被命定到了何种特定的语境，即使那种文化环境曾经遭到他由衷的厌弃，其母语环境都仍是使其头脑获得发散性的最好温床。反之，如果一个人冷不丁被抛到了一个陌生的语境，那么只要他已经过了足以改换母语的年龄，其扩大思维边界的潜能就很可能被大大地压抑。他往往只能疲于应付简单的语言表达，因为那语言对他是外在的、超出个人创造能力之外的；他充其量也只能在交流的间歇，借日渐生疏的母语来孤独地反刍，靠自言自语来部分地澄清内心的想法。由此导致的恶果注定是：不管此人后来号称掌握了多少门外语，其头脑都终究会因为缺少一门内在于自己的和游刃有余的语言，而无从下潜到相应的文化深厚度，而显得苍白、干瘪和拘谨。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除了在智力成长方面所可能带来的思维缺陷之外，目前这种大面积的人才流失，还有可能在人格成长方面为一批本来最有希望的华夏后裔带来文化上的障碍；而这种制造人格残障的可能性，又势必会对我本人所从事的人文学术威胁最大，因为跟其他专业比较起来，这种基础文科更加挑剔其从业者的人格，要求他们对所属文化共同体显出更主动全面的道义承担来。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出人意表，但其中的道理却是古已有之，而且一点就透。我新近写成而尚未发表的《个人认同与人格境界》一文，就曾基于重新解读儒家学说中那个作为渐扩同心圆的“八条目”，即《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对母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这样的发挥：
　　在昂首企求向上的同时，《大学》中这种发展着的认同，在具体个体的道德养成中，又脚踏实地地有着不可僭越的梯次。由此一方面，从家国走向天下，确实会步步登高地带来闻见的优势，所以儒家不仅不会反对、而且肯定要鼓励人们渐次走出家门和国门，去认识、体会、理解、同情乃至认同本不熟悉的外在文化语境，从而把观照面和归属感日益拓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步步地走向更大的文化空间，本身的确可能蕴含着人格的优长。然而另一方面，儒家的这种修身次第，却又反过来从逻辑上意味着，从小我到大我的渐次成长，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缓慢阶梯，而非任意吹胀的短暂瞬间。所以，如果缺乏最基本的修养功夫，就以为可以凭一己之意志而升入“上下同流”的至上境界，那么反而有可能一脚踏空，在“国际人”的脆弱幌子下面，成为无所归依的文化游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许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哪怕就在传统几已破损到殆尽地步的今日之中国，相对于百年树人的至上企求而言，出国留学仍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事实上，认同从来都是双向的结缘，不可能在陌生者中一厢情愿地完成。所以，如果有谁在人格发育急需从认同范围中汲取力量的关头，突然因为无论什么原因被抛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场所，发现无论从语言和习性方面，还是从肤色和国别方面，别人都不可能真正认同自己，自己也不可能真正认同别人，那么，其个人的人格成长就有可能受到压抑和阻碍。被抛向这等尴尬的人，将不再拥有《大学》中那种正常扩展的同心圆顺序，不再拥有真正有可能从中汲取人格成长力量的本土资源，以及真正有可能操演社会关切的现实语境；于是此后，就算此人后来没有变成道德上的唯我论者，也充其量只能把视界局限于小小的家庭。——要是这样的特殊主义也能见容于我们，那么莎士比亚笔下麦克佩斯夫妇的爱情就足以让我们流泪了！
　　对于原典精义的上述阐发，并不是关在书房里偶然想到的，而是我本人到国外反复寻访、结交、参验和比较的结果。所以有意思的是：偏偏是在出访游学的过程中，我反而更加看清了本土北京大学的优势所在：不管它眼下在国际上被按照何种尺度排序以及排在何处，它的实际社会位置和文化功效都是不可比拟的，远远超过了寻常一所美国的常春藤名校；而它的这种突出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它在汉语文化圈之母语和母文化教育中的鳌头地位，有点类似于法兰西学院之“不朽四十人”在整个法语文化圈中的至尊地位。说穿了，这也正是赋予北大教授这个位置以特殊意义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也正是像我这样的学者选择来此执教的主要理据。——毫无疑问，一旦失却了这一点，那么各大学之间日渐盛行的挖角之风，肯定就会给北大惨淡经营的现有文科教师队伍带来巨大的动摇。

三、知识社群与知识集市
　　近来网上流行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讨论中的学校改革方案，或许由于是正教授起草的，就特别偏袒了正教授（包括那些不很合格的正教授）。尽管我并未因此而怀疑自己的工作资格，却仍然为此而感到羞愧：居然不知不觉地生平头一遭，被人家归并到了“既得利益者”阶层。也正是因此之故，我才决计写这篇文章，如果不能帮助廓清相关的理念，那至少也要藉此来表明，似乎还不至于发展到阿赫玛托娃当年嘲讽以赛亚·伯林的那样——“鸟儿被关进金丝笼里了。”
　　首先我想澄清的是，当总体的生存环境行将发生剧烈迁移的时候，并不可能存在任何可以置身度外的生灵。所以，就算“正教授进了保险箱”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也只是在最低限度内才可以成立，因为他们暂时还被允诺不会“下岗”。然而哭笑不得的是：这都哪儿跟那儿呀？——对别人我不敢说，至少那些作为学术中坚的同侪，是无论如何也早已超越了如此低水平的生计问题的，走到哪里也不至于再从基本谋生开始，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间其实大都受到过外来的高薪诱惑。所以，至少就这部分情况而言，其实根本谈不上他们受到了什么优待和偏袒；相反，即使将来北大的学术生态只是沦落得更加平均化，他们都还不如从现在起就干脆接受外部的诱惑。
　　那么他们为什么至少迄今为止还能够抵御外部的诱惑呢？——还不是因为我们校园里堪称例外的人文环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如果非要从纯经济的眼光看问题，那么似乎也可以说，他们其实是花费了超过其年收入数倍的重金来购买享有这种人文环境的权力！由此可见，尽管传统已然淡薄而且越变越薄，然而仍是北大传承已久的学术环境，而不是被看得如此万能的金钱，才是这所学校最为贵重的无形资产。它不仅足以使它的一位并不宽裕的文科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就会婉拒其他学校允诺提供的高达数倍以上的岗位津贴，而且还足以使它的一位并未腾达的法学教授绝非故作惊人之语地在电视节目中坦承天下所有的工作岗位包括担任共和国主席在内对自己都没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要一反俗见地进行提醒：其实比任何改革都更加要紧的是，这所学校首先需要的毋宁是保守，是对于传统学术生态的最为精心的环境保护！要知道，一旦这一方水土不再值得留恋，那就不是校方是否还愿意选择优秀学者的问题，而是优秀学者是否还愿意选择这所学校的问题。说到底，在天下的任何名校那里都是一样，有些人只因为执教于此才显得是个人物，有些人则因为本来是个人物才会执教于此，而一旦后一种教授日益稀缺，或者一旦前一种教授渐成主导，整个学校就难免要江河日下了！
　　同样，校园里尚且残存的社群文化，本来也应当不断复制出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来。它理应把弥散在这里的心气熏陶给加入这所大学的年轻学子，又理应依赖他们之间递相授受的心态来维持本身的生态循环。完全没有必要隐讳，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它就是应该让校园里的新生代获得几分自豪感，甚至优越感。正因为这种自豪和优越，年轻教师们才会在相对俭朴的生活中沉稳地安于正常的治学成熟周期，甚至不为世风所动地仍敢指望自己大器晚成。也正因为这种自豪和优越，他们才会即使从自己的企求出发，也能自觉自愿地参与校园里的公益事业和业余生活，从而映衬出整个校风的活泼、宽广和大气。这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来自深层文化的、惟北大独有的激励机制！它同样在思想上提供了既简明又有效的验证标准——不管你设计什么样的改革措施，都万万不可逼迫得校园里充溢着急功近利之风，让年轻学子龟缩到跟北大精神彻底相悖的“小我”之中。年轻人既已来到了这所学府，就理应有闲暇去关心一些跟饭碗扯不上关系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就理应有资格去心胸开阔地显示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书生意气。否则，他们的学术视野就会狭隘，治学冲动就会单薄；他们的内心就会只有“课题意识”而无“问题意识”，做出的学问也难有大手笔。——如果连堂堂北大都沦落如此，今后中国的良心更将安在何处？
　　经济学家总有一种自大的幻觉，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最精明地理解激励机制的问题。然而，事实上有许多疑难偏偏是单以经济眼光根本无从回答的，比如德莱克·帕非特（Derek Parfit）在《理性与个人》（Reason and Person）一书中所提出来的所谓“贡献者困境”（Contributor's Dilemma）。此种困境大致说来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人为集体做出了贡献，当然会增加集体收益的总量，但他由此分享的增加份额，却由于存在长长的分配名单，而不足以偿还他本人的贡献，甚至接近于看不见的无穷小；于是，很可能就有人想搭便车，但这种精明之举的前提却是，其他人并未动同样的脑筋，否则一旦很少有人或者干脆无人再做贡献，结果就将对任何个人都更糟。在我看来，这种两难困境的本质，在于它充分显示了“精明”与“傻笨”之间的辩证关系——当人人都显得太过精明的时候，作为系统的总体就被愚弄了，所以个人作为总体的组成分子最终个个都成了傻瓜；相反，当人人都安于木讷的时候，作为系统的总体就受益了，所以个人作为总体的组成分子最终个个都显得聪明。
　　正因此人类才需要文化！正因此其实任何正常社群文化之最基本的潜在用心——无论它是以传统习俗、道德规劝还是制度规定的面目出现——才会是去鼓励大家保有和安于这股“傻劲”，而不是弄巧成拙地激发他们竞赛经济头脑的“精明”。否则，一旦人们的公心已失，不再被人们认同的社群本身就难以再保持以往的向心力，就难以再借人们不假思索的、表现为心灵习性（罗伯特·贝拉）的自动奉献而得到维护，此正合庄子当年对于机心的警觉——七窍成而混沌死。在这方面，我们的大学当然不会例外，因为它也是一种特定的社群，所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回应性社群主义者的宣言》——“我们都属于各种相互依存的重叠的社群。如果置身这些社群之外，人类就不能长久生存，个人自由也不能长久维护。不论哪个社群，假如它的成员不关注并将精力和资源奉献给共同的事业，它亦不能长久生存下去。单纯追求私利会腐蚀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体系，并将破坏我们共同进行的民主自治实验。”
　　上述道理教训了我们，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和系统的工程，其间所蕴含的规律绝非仅靠经济学家的简单成本核算就能廓清。如果改革的进路果真是如此单向度的，那么即使它按照自己的预期而获得了成功，也很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糟糕和被动的局面：以后凡是能在大学里站住脚的个人，都可以算是在激烈竞争中成功了，而唯独作为这些个体之集合的学校，其本身反而在相互厮杀中失败了。因为这里将只表现为一个熙熙攘攘的知识集市，而不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知识社群，充斥在这里的也将只是知识摊位之间的尖利叫卖声，而不再是研究过程中无功利的共享快乐。
　　所以，真正伟大的和卓有成就的教育家，是绝对不会遵循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我们在这里不妨重温一遍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所讲的三个要点：
　　……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共之。……　
    千万不要误以为，蔡先生这番话似乎无甚高论。其实，他的过人之处恰在于低调地坚持这种老生常谈，因为这位《中国伦理学史》的作者深知，人类共同体总要靠某种恒常的或底线的东西来支撑。正是因此，他绝不会在这个引导青年自我超越的思想摇篮里，反而把学子们推回杨朱的利己主义起点，他也绝不会在培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尚情感的文化重镇里，反而迫使大家非得“先自己之忧而忧”不可。

四、改革与保守
　　不知道是否有人考证过，在蔡元培校长主政的那个年代，我们学校究竟有没有加入过国际排名？但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肯定有它的世界地位，也肯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无可替代的辐射。
　　正是靠北大先贤创下的那点基业，才使我得以在前面讲出这样一层意思——其实北大当前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千方百计去改革，倒不如说是千方百计去保守！这种对保守的重视，并非针对任何时弊的即兴说法，或者反映出思想的暮气，而是出于我本人一贯坚持的学理主张。比如，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在《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一文中申说了这样的理由：“在中国，由于《天演论》的恶性刺激，同时也由于人们对于‘进步’概念未能进行理性清洗，所以人人都对‘保守’这个字眼儿避之犹恐不及，故而要敢于标明自己‘保守’就非大智大勇者不办。但实际上，不管文明进程是赓续绵延还是突变断裂，人们总是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总是历史过站中的过客，故此真正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创新行为，由于种种前定条件的有形无形的制约，也由于此后富于惯性的历史环境的筛选，就反而只有通过对于旧有传统的有效激活和改造方能完成。”
　　保守这种历史行为何以如此重要？——盖因为只有维护住大学的基本生态，才能维持住我们现在的教育活动与蔡元培等人当年的教育活动之间的历史延续性，才能信守住我们从内心向北大先贤做出的郑重承诺！因此在这方面，我们绝对值得重温柏克在《法国革命感言》中的名言：“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我们必须以格外的敬意来看待它，因为它不是那些仅仅服务于短暂粗俗的、易于损毁的物质性存在的伙伴关系；它是所有科学、艺术、道德和完美性的伙伴关系。由于这种伙伴关系的目标不可能在许多代人之内就能达到，它就不仅是生者之间的，而且是生者、死者和将生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每一个个别国家的契约都只不过是永恒社会的伟大的原始契约的一个片段而已。它将低级的与高级的事物、可见与无形的世界联系起来。与这一掌握着所有物质和精神的，由牢不可破的誓言所批准的契约相契合，一切事物各得其所。”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意识到，只有在对于传统的此种敬重之中，内在于社群框架中的文明接力活动才能不断延续，个人的有限生命才能以类似的形式超越和保留下来。
　　这种对于保守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要跟真正的改革唱什么反调，相反倒恰恰构成了合理改革的必要前提。此间的复杂辩证关系，也正如柏克在同一本书中所指出的：“一个不具有进行某些变迁的手段的国家，也就不具有保守自己的手段。而没有这种手段，它甚至可能要冒丧失那部分自己最虔诚地希望保有的制度的危险。”职是之故，我们万不可因循以往那种简单化思维，把改革与保守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并且不加分析地对之一褒一贬。相反倒要相当警觉地认清：凡是不善于进行保守的人，凡是不尊重自家传统的人，也许他还可以进行彻底推倒重来的革命，却绝对没有资格奢谈什么改革。我们必须沉痛地从历史教训中记取：任何具体时空中的具体历史主体，都必须首先抓住真正值得保守的东西，再顺势开敞其中原已蕴涵的方向，而这种历史行为本身已经包孕着改革；反之，一个完全不懂得保守的人，他所提倡的改革就不可能意味着改良，倒有可能把人类社群的自身连续性切断，让历史成为断了线的风筝。
　　如果对上面的观念并无疑问，那么容我接着讲一句不怕得罪的大实话——其实根本用不着论证，因为就连三尺小童都能知道，北京大学最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它最抢眼的亮点是什么，从而它最值得保守的强项是什么！早从蔡元培的时代开始，几乎所有让这所学校引为骄傲的学术重镇和文化名流，就全都出自同一个人文学科。而直到我书写这篇文章的此刻，这所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最让别人瞠乎其后的，同时也是最让举国青年为之神往的，也仍然要数它的人文学科。正因为如此，真难以相信这样一个张口闭口拿自己跟哈佛相提并论的学校，反而能忘记了人家剑桥那边的一个基本事实——不会赚钱的文史哲各系，全都可以登堂入室地建立在哈佛院内，唯独那所教人发财致富的商学院，却只有资格远远地建在查尔斯河对岸！
　　就此而论，既然北大的基本特色和主要优势，首先在于它的人文研究，那么在制定学校的改革方案之初，偏偏没有吸纳文史哲各系的人员参与其中，就显得不可思议和不太正常了。对此无论在事后怎样安抚和修补，全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真正有意义和有水平的对于本校传统的尊重，决不应表现在先根据某种抽象的经济定势去制定一个普遍的规则，再照顾性地给予传统优势系科一些特殊政策恩惠，而应表现在从一开始就潜入这些系科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祈求之中，从而更加深入和全面地领会这所大学的历史特色与学术风格，乃至水到渠成地为它找到当今的定位和未来的使命。因此，任何有资格短期执掌北大的人，都应首先敬畏这所学校的辉煌历史，或者说，都应当记住当年竟能拆了城墙修二环的惨痛教训——一旦把赓续上百年的治学传统给草率地抹平了，那么就算所设想的改革措施全都如愿以偿，北大也仍然有可能沦为一所在美国到处都是的，介于二、三流之间的平庸大学。果真如此，它可就真的在整个世界上什么地位都没有了！
　　还有一句不怕得罪的大实话——既然谁都知道这所学校的主要优势来自何处，从而它的辉煌名声主要来自何处，那么就谁都没有理由一边沾着北大传统的光，一边却漫不经心地出手磨灭这个传统！前些时在网上看到校方的一个讲话，坦率地承认在拿到那笔众所周知的巨额拨款以后，首先盘算的竟是基础文科用不着照顾，觉得反正我们的文史哲本来就通吃天下。如果这条消息并非误传，那么此中的决策偏向简直匪夷所思！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轮到市文管会得到了额外拨款，如果它的领导人还是热爱文物的，他们会觉得正由于故宫博物院的东西太好，哪怕再破败点儿别人也赶不上，所以就完全不必花钱保护它呢，还是会觉得正由于这是传统优势，万一自毁了长城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必须首先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呢？
　　再接着这个“博物馆之喻”往下联想：法国人会因为卢浮宫已经太精美了，就拒绝再向它追加所需的投资吗？会因为卢浮宫总要耗费资金，就以成本核算的思路逼良为娼，不惜把它改造成五星级宾馆吗？——当然都不会。只怕连那边最利欲熏心的商人也会反驳说：没有卢浮宫的巴黎还像巴黎吗？没有巴黎的法国还像法国吗？换句话讲，恰是因为有了这些镇国之宝，巴黎的风情才有它的文化韵味，巴黎才会成为世界文化之都，甚至巴黎本身才会有它的巨大商业旅游价值。事实上，处于任何国家文化顶尖上的人文学术，也都正是这样的镇国之宝，它的潜在价值根本就不能从任何一个局部（包括从一所学校内部）去理解，正如对于一头青丝的合目的性，也只能基于担心秃顶的整个人体系统去理解，而不能斤斤计较地去追问每一根头发。循着这种逻辑，真正到位的问题毋宁是这样的：如果北大没有了它所擅长的人文研究，那么我们整个学校会不会变成秃顶？如果北京乃至全国没有了北大，那么我们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会不会变成秃顶？
　　当然，打这种比方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眼下已经真有资格跟人家塞纳河畔相提并论了。相反，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包括由于我们的政府不像法国政府那样热心文化，北大的人文研究如今同样是问题多多，有时简直是破落得惨不忍睹。可也因为这样，这种传统优势的系科就不仅不应再遭冷落，使之只能继续抱残守缺下去，反而应当受到最精心的照顾和催生，以期焕发为一个重要的知识增长点。当代中国之迫在眉睫的发展困境，并不是只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就可以摆脱的，而需要更大的手笔从基本理念方面进行突破，这就给了酝酿“大智慧”的基础人文学科以巨大的用武之地。因此，我们倘能促成这种传统优势的现代转化，则不仅会重新奠定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基础，而且会帮助在整个北京逐渐保养出一种类乎塞纳河畔的精神氛围，从而以中国学术之逐渐加强的创造力，以及这种学术文化之逐渐增长的向心力，来同步地伴随和推动中国国运的上升。我认为，这样一种对于自身传统的有效激活，远比跟在别人后面步步被动拾人牙慧地追逐什么“一流”“二流”，要更加符合北大的实际条件，更加富于深沉的历史感，也更加具有本土的主体性与主动性。——由此北大才能不辜负它自己的辉煌历史，不辜负国人对它的厚爱甚至偏爱，也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著名大学之林。

2003年7月1日于京北弘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