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北树：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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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北树：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作者:姜北树  2012-04-20



　　真的很糟糕，网络上的作家们又吵起来了，脸红脖子粗如悍妇一般。
　　仿佛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懂得快乐是什么，永远一张呆板的脸。即便能够轻松下笔写下唯美的叙述，也不能掩饰其素材的沉重。于这片土地上的知识分子来说，整个近现代的时代际遇和命运都是非常哀痛的，要么背负家国命运的沉重使命，要么投身救亡图存的宏伟命题，更孤苦无助的是遭遇文革的时代洪流与歧途。鲜有人能在这股迷狂地洪流中独善其身，纵然他满腹才情，学富五车，又或者是造诣多么的深重。那些年，我们一起在语文课本中读到的佳作，他们的作者却都自杀了。正是在那个年代自杀了。这些人包括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的邓/拓、我们熟悉的老/舍先生、主演黄梅戏《天仙配》的严凤英、学贯中西的傅雷等著名文学和艺术大师。
　　我在想，这些数以百位计的文学大家倘若没有活在那个年代，没有因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那我们这片土地的文学土壤是不是要肥沃无比呢?他们几乎构成了中国近当代文学支柱的这种当量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像我这样的80后，或者90后，或者00后而言，历史的记忆是非常碎片和模糊的。一是没有非常清晰的历史印记来承载我们关于它的完整叙述，二是通常我们获得八卦娱乐和政治演讲的机率要远远大过知悉过去的机会。更多东西不仅无法显现，更无从直面，就像很多无从直面的现实一般。无法通过主流的信息渠道来了解历史并捍卫记忆，更多的时候仅仅是来自少许有心人和缝隙处的视角。尽管人们常说过于依赖或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相比于看起来非常不错的经济成就，中国知识分子的最近三十年并不是一个可以称道的时段。这种文化现状并不能通过作家的数量来解读，比如现在出书的作家比看书的人还多。如果说上世纪的知识分子是非常专一和专情的，那么当下的知识分子可能呈现更脆弱，更浮华，也更多元的一面。网络传播方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平民化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跟文学的质量的没有绝对的关系。那时候陈寅恪只做学问，鲁迅专注于文学创作，没有几个作家是身带副业的。而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网络媒介降低了创作与传播的门槛，同时也带来了快餐式的文学与现象，但凡能顺利写上几篇，都有可能被广泛阅读甚至出版。草根作家、网站作家的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更多的作家并不专情于文学，有的本身是开饭店的，有的是玩赛车的，还有的本职做着记者或者家庭主妇。体制内的余秋雨，他本身是上海徐家汇商城的老板，身价亿万。体制外的冯唐，他其实是个副科医生。这是多元文化的必然，本身无可厚非，令人不解的是数量的膨胀并没有带来文学实质的建树。前者只量产体制化的文学范本，后者却以业余的身份干了主力部队应该做的事儿。更严重的问题是：何来文学上的主力出现?
　　知识分子就某一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的积极性愈来愈高了，同时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掐架的现象更是愈演愈烈。仅仅是意见不合，观点相左便鸡血般仇视调侃的例子频出。“公职”在当下的语境中已经成了烫手的山芋，可没人愿意碰他了，甚至被贬义化，成为互相讥讽和揶揄的符号。老一点的迂腐陈规，年轻一点的不可一世。韩寒硬是叛逆到了骨子里，他说“公知”这两个字越来越臭，还株连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自己就要做个臭公知。熊培元说：公共知识分子死了。汉语被新话与脏话统治，任何美好东西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甚至连我平素尊重的一些知识分子、媒体评论员也满嘴“公知”以嘲讽他们反对的人。这个自甘堕落、无善不摧的社会，又在自毁长城。有时我真觉得这是个文化无望的国家。建设一点消灭一点。大家永远比坏，却只在麦比乌斯环上转圈。
　　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从不缺少知识分子，不缺少公知，更不缺少观点和个性。有用液体写作的，有痞性十足范儿的，也有胸型毕露的。总之比表演家还炫目，文学从没如此在意表现形式。可是，知识分子的初衷却没落般迷失了，知识分子的诚意和人品却脆弱不堪。美好怎么可能在讥讽中出现，智慧怎么可能在互掐中体现，思想怎么可能在鸿沟中碰撞，启蒙怎么可能在吵杂不堪中进行?当我们看到俄国的土地固然冰冷，那个时代的作家更不失痛苦，可这些并不能阻碍俄国文学变得伟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单单指责文学创作生态是多么恶劣是没有意义的，知识分子自身必定表现出浓重的硬伤。现在既不能回到春秋百家争鸣的景象，又无从谈及古希腊三贤时的创世哲思，大多数时候我们仅仅还停留在人性边界的摸爬滚打。什么要记住历史，什么要做自己，什么要敢爱敢恨，什么要为了和平等等。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你们在亢奋什么呢?